《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序
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既成，索序于我。我比较了解作者为这部书稿所付出的心血和获得的成就，故乐于从命。
这个选题很难，实际牵涉到两个重大的学术领域，一是《左传》本身，包括其成书年代、作者、流传、性质等问题，是一个纵向的学术史研究；二是清代的学术背景，所涉及的问题又远远超出学术范围，学术参杂着政治，中外文化又融汇其间，是一个横向的断代学术研究。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视角偏失、方法不利，一旦涉入，恰如《左传·隐公四年》所说：“犹治丝而棼之也。”
根据刘向《别录》（《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引）、《汉书·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注解传述人》的记述，左丘明作《传》，传授给曾申，曾申又传给卫人吴起，吴起传其子吴期，吴期传楚人铎椒。铎椒作《铎氏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乃楚威王时人。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339年，末年为公元前329年，《铎氏微》当作于这11年间。《战国策·楚策四》说：“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就是《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虞卿的生活年代在公元前305至公元前235年之间，也就是说，公元前300年左右，《左传》已在世间流传。虞卿又将《左传》传授给同郡荀卿，荀卿传给张苍，张苍一直活到西汉初年。进入两汉以后，《左传》传授的线索多有文献记载，比较清晰，可以略而不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同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又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在司马迁看来，《左传》《国语》皆为左丘明所著，唐人赵匡等人否定此说。宋人以下，叶适《春秋考》卷三、郑樵《六经奥论》卷四、朱熹《朱子语类》卷八等都以左氏为六国时楚人，与孔子时代的左丘明并非一人。但诸如《左传》的作者这类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论，至清代中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书出，这一问题却被放置在风口浪尖，成了改变《左传》命运的导火索，从此，《左传》的作者、年代、真伪、性质等，都成了问题而引起轩然大波。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提出：第一，《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因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只有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的话，无所谓《左氏传》，认为“《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第二，《左传》体例与《国语》相似。第三，利用《汉书》，对《左传》的传授系统进行了辨驳：“《张苍传》曰‘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术事’而已，不闻修《左氏传》也。……《贾生传》曰‘能诵诗书属文’，颇通诸家之书而已，亦未闻其修《左氏传》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皆与《左氏》不合。……《张敞传》曰‘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其所陈说以‘《春秋》讥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则从傅母’，皆《公羊》义。……《萧望之传》曰‘治《齐诗》’，曰‘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其‘雨雹’对以‘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伐匈奴对以‘大士匄之不伐丧’，亦《公羊》义。……未闻引《左氏》也。”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赞同其说。他认为不仅《春秋左氏传》是冒名的，就是《左氏春秋》这个名称也是假的。至于和《国语》关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说：“《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
《新学伪经考》出版于1891年，当时今文经学家崔适推崇备至，以为“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崔适后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等书，继续推论康氏之说，把康有为比作阎若璩，自己则为惠栋。“古史辨”派主将则将刘逢禄比作阎若璩，把康有为、崔适比作惠栋。近人陈槃、徐仁甫、李人鉴等人仍然信从刘、康辨伪之说。陈槃有《左氏春秋义例辨》，徐氏有《〈左传〉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6期）、《论刘歆作〈左传〉》（《文史》第十一辑，1981）等，李人鉴有《太史公书校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等。如李人鉴以为：“司马迁是没有见到过今本《春秋左氏传》的，而《史记》一书里凡是照《左传》直抄的那些内容都不是司马迁原有的”；“因为我感到从这个《表》（《十二诸侯年表》）里可以看到较多的伪《左传》的材料，它有力地说明了这方面的材料决不是出自司马迁的手笔，而是后人妄加增窜的，司马迁是没有看到，也决不会运用伪《左传》里的这些材料的。”
针对刘、康辨伪诸说，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逐一辨驳。第一，关于《左传》名称问题，他认为《左氏春秋》之名，犹《毛诗》《齐诗》《鲁诗》《韩诗》《孟氏易》《费氏易》《京氏易》《欧阳尚书》《夏侯尚书》《庆氏礼》《戴氏礼》，举经以包传。第二，关于《左传》的体例问题，他认为凡言传者，有传记，有传注。同此传名，得兼传记、传注二用。第三，关于《左传》的传授问题，章氏通过例证来证明张苍、贾谊等引用过《左传》。其后，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证明，早在刘歆之前，《左传》早已行于世间，播于众口。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新月书店出版）又从文法上证明《左传》确系先秦古籍，不可能是刘歆所伪造。近人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文史》第六辑，1979）、赵光贤《〈左传〉编纂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二集，岳麓书社1980、1981）、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年代问题考辨》（《文史》第十辑，1981）等论文以及李学勤《失落的文明》、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等论著，都认为《左传》为先秦古籍。可以说，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对此，本书都有广泛涉猎，持之有故，言而有据。
至于清代的学术环境，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经今古文学的纷争，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两大派争论的焦点，也多与《左传》有关。而这，正是作者在《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中详细讨论的问题。由此来看，一部《左传》，虽然不足20万字，但所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
前些年，中华书局约曹道衡先生和我撰写《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先秦部分即由曹先生执笔，《左传》是曹先生特别用心的一章。我另一位老师沈玉成先生著有《春秋左传学史稿》，也是我的案头读本。职是之故，我虽然对《左传》素无研究，也没有发言权，但由于两位老师的影响，我对于《左传》及其研究状况比较关注，也希望自己的研读与写作，能与《左传》有些联系。正好这时，罗军凤考入文学所攻读博士学位，围绕《左传》做学术史研究便成为她的首选课题。
现在做学术史的人很多，但是很多人并没有专题研究的基础，放言空论，大而无当。在我看来，研究学术史首先要有自己的学术研究基地，也就是说，应当先做专题研究，理解学术的精蕴，体味学术的艰辛。罗军凤在硕士阶段，就做《左传》专书研究，毕业后又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辞书所承担的国家课题《十三经辞典》的编纂工作，具体参与《左传辞典》的编纂，积铢累锱，楮墨遂多，成稿30多万字，因此对《左传》文本比较熟悉。
按照她最初的设想，是就《左传》研究的基本文献问题作一学术性的清理。但稍加涉猎之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实在不易在短时间内完成。加之她的学术兴趣更注重在《左传》的义理方面，而这又是清代《左传》学研究的特色之一。于是，便将选题确定在有清一代的《左传》研究。清代的《左传》学因为贯穿今古文之争，牵涉到经学的方方面面，文献资料浩博，历来被研究者视为畏途。但这个问题无法绕开，因为近现代的《左传》学都是建立在清代研究基础之上。问题是现在很多研究《左传》的学者，常常忽略这个传统，自树新异，游离于《左传》经书、史书的基本事实之外，大讲特讲其文学、文化特色。对此，她深不以为然，试图通过《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一书的实践，努力改变此一空疏研究状况。为此，她认真查阅了清代现存的两百多部《左传》学论著，对于重点著作，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最终形成十多万字的论著提要稿，并加以编年排列。这样，据此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清代《左传》研究的基本脉络。可以说，《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就是在这些读书笔记基础上完成的。很可惜，限于篇幅，《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未能将这部分论著提要收录。其实，对于读者来说，这部分内容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清初经学的复兴与《左传》经学的建立”，描述了清代经学复兴的背景以及对《左传》作注解的各家学说。第二、三两章，“《左传》古文经学”，以惠栋、戴震和刘文淇为中心，深入探讨了古文经学在追求孔孟儒学义理的背景下逐渐兴盛的缘由以及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客观地总结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第四章，“《春秋》经学的转型及《左传》学研究新趋向”，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中心，将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视为整个学术转型的一个新阶段，具体到《春秋》经学，主阵地也由《左传》学转向《公羊》学，治学方法的转变及《公羊》学的兴起，也引发了《左传》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方法的出现。第五章，“《左传》古文经学的结局与出路”，重点论述了刘师培、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研究，并分析其历史贡献与未来影响。第六章，“《左传》评点学——清代《左传》文学研究的范式”，指出清代的《左传》评点学从来不是清代《左传》学研究的主流，他们着意探讨《左传》的篇章结构、人物形象等因素，与《左传》的经学研究相悖，却伴随《左传》经学研究的始终。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第七章，“回归原典——《左传》与春秋学源流”，又回到传统的焦点问题上，即对《左传》的性质进行再探讨。作者认为，《左传》产生之初本是史书，归属于古“《春秋》学”的范畴，里面有惩恶劝善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到后来演变成经学的褒贬大义。但在汉代，人们对《左传》的征引仍属于史书层面，多引用其礼制，作为现实政治的借鉴。自汉代以来，《左传》的义理虽不时受人置疑，但《左传》仍被视为圣贤经传，直至清代中叶，今文经学因《左传》的义理而入于怀疑、否定《左传》的经传身份，迫使《左传》经师涉入今古文之争。这些经师大多一方面责成于内（否定《左传》的义理，试图建立《左传》的义理体系），一方面锋芒对外，这使得晚清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应战显得乏力，这也是晚清《左传》学备受抨击、终被冷落的重要原因。
由此来看，作者研究《左传》，始终把这部著作放在比较宽广的学术背景之下，很多问题往往看得更加清楚。譬如第二章论家法师法：
学术的传承主要靠口授，难免会有分歧，汉代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公羊》《穀梁》的传授，也是一样，弟子各得其师一端而有所发展，发展到后来，必由师学发展成为家学。但家学为证明师承有自，仍要标榜师学。在没有大量简帛书籍传播知识的状况下，学术主要由师徒口授完成，弟子不可能对汉师的师法、家法全盘照搬，而丝毫无改；而谨守师法，努力保持原样，适才成为后代经生的追求目标，所以师法、家法对汉代学术而言，与其是限制，不如说是自觉的追求。师法、家法随着书籍的广泛流播，而显现出其脆弱的一面。东汉末年，郑玄已能看到多种书籍，郑玄的学识很多通过书籍获得，所以他虽曾受业于古文经学家马融，但能融贯今古文之学，别为一家之学。生在书籍大量流播于世的后代，经生是否一定要保持汉儒所谓的家法、师法，还有待商榷。西晋时，纸有替代简帛的趋向，书籍流播更为方便，杜预仍谨守所谓师法家法；孔颖达生于纸已取代简帛且大量通行的唐代，坚守“疏不破注”的原则从事《五经正义》的编纂，采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等魏晋传注，而郑学全废。唐人注疏“疏不破注”的原则，是否缘于对汉代师法家法的误读，是否应该为唐代经学的衰微负责？
这段论述比较到位。汉魏之际，今文经学逐渐式微，古文经学先后被立为官学，一跃而成为当时学术主流。经今、古文学派地位的更替，自有其学术自身发展与政治需要的原因，还与文字载体的变化密切相关。东汉末年，纸张使用的逐渐普及，有助于古文经学走出民间，引起更多关注。由此看来，文字载体的进步，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与转型，确实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另外，第四章分析今文经学的兴起的原因，作者说“前人过低地估量学术方面的原因，过多地考虑了政治的因素”。这一见解是对的。研究学术史，“学术”二字终究是我们研究的关键词。
清亡之后，经学研究曾一度消退。当时，很多学者倡导整理国故，呼吁用历史的研究法整理各门学科的学术史。本书作者的研究，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作学术史的研究。《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视野开阔，援据精博，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左传》学发展的演变轨迹，各个时段的治学特征，而且揭示了清代《左传》学研究成果对于后来《左传》研究的意义。
当然，正如开篇所述，《左传》学研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领域。尽管本书作者潜心于此至少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但仍然是初步研究，甚至可以说，只是涉猎了《左传》学冰山的一角。我相信作者一定会以此作为新的学术起点，索隐钩沉，与日俱新，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也是我为什么乐于从命作序的原因所在。
（《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罗军凤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
[1] 参见拙文《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收入《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