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列女传〉研究》序
《刘向〈列女传〉研究》凝聚了作者数年来的的心血，也记录了她人生道路上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很值得珍惜。
作者于2005年秋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从事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尽快转换思维方式，从单纯的古典文学转入文献学的学习。可以说，这是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青年学者都要面临的问题。这种转换并不容易，因为习惯于古典文学的思考，注重于美文的欣赏，而古典文献学，主要涉及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代职官、历史地理等知识，初学者不仅常常感到枯燥乏味，而且泛滥无归，不得要领。对此，我深有体会，也曾困惑很长时间。根据个人的经验，我建议她从书目文献入手，逐步扩大阅读范围，由此进入古典文献学领域。为此，作者广泛涉猎汉魏六朝传世文献，以及后代研究成果，包括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研究，也包括新近出土文献以及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实现了学术转身的目标，逐渐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当初商定这个题目，我个人的想法是通过《列女传》看作者刘向，再由刘向透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具体做法就是，先从基本文献入手，调查《列女传》的版本，从收藏地点、封面题签，扉页情况，行款版式乃至藏章题跋等内容，比较各本的异同，选择一个最接近原貌本子展开自己的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列女图》《列女颂》的形成、流传及其作者情况，深入分析了《列女颂》产生的具体情况，以及在汉代的文体学意义等。
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作者对于《列女传》文献的收集整理，只是她研究的一个起点。而刘向的家族背景及其仕宦轨迹，《列女传》产生的时代症结与社会环境，刘向校书、著述的心态，还有《列女传》出现的意义等问题，更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特别指出，“刘向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时刻提醒自己是‘刘氏’的一员，是皇室利益当仁不让的捍卫者”。这样，就从维护皇权、抑制外戚的考虑出发，为《列女传》的编纂找到了一个充分的历史理由。作者深入分析了这种认同感缘由。刘向的祖上被重用，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同时代很多皇室，譬如与楚王齐名的齐王，当初多么强大，后来似乎也就悄无声息了。他们的后人，对于历史的兴衰似乎表现得并不那么热衷，这是为什么？在西汉后期，持有这种心态的皇室还有多少？这样的追问和比较，才能凸显出刘向撰述的意义。为此，作者从梳理刘向的家族发展演变与文化传统入手，着重考察了刘向在不同政治时期的际遇，力求从中找寻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动因。作者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汉成帝朝的“汉德末世说”与“阴阳灾异学说”上，探讨汉成帝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揭示出当时在政治及学术领域的复古思潮兴起的缘由。在此基础上，作者又特别注意到刘向《列女传》在编撰目的、编撰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从作者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刘向从青年的时候起，就对于历代典籍充满探索的兴趣，而历史也给了他一个整理历史文献的机会，让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历史、探寻兴旺的际遇。而这，又赋予了《列女传》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意蕴。
这种历史意蕴，首先就体现在《列女传》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方面。汉代精英阶层对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调整，汉代女性与政治关系观念的演变、汉代贞节观念的演变等，无不与《列女传》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譬如，刘向《列女传》对女性道德、女性价值观方面所作的定位，改变了先秦以来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相对自由、宽松的局面，出于改革现实政治问题的目的，在恢复先秦古礼的名义下，《列女传》中树立了一批尊崇古礼的典范女性，宣扬了一套女性的道德价值观念。然而，刘向所宣扬的“古礼”，是经刘向改造的，并不是先秦的礼制，这里暂称其为“新礼制”，这新的礼制里包括新的“贞节”观，新的女性价值观。这些新的礼制因素，在东汉《白虎通义》里面得到固定，又被班昭推广到广大的家庭教育中去，在东汉渐渐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列女传》所蕴含的女性与政治关系的因素，对于女子败政的“红颜祸水”论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从选题到文献的收集整理，作者步步为营，层层深入，表现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研究的深度。对此，多数专家评委给予较高的评价。
当然，作者还是应当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刘向及其《列女传》，涉及的问题殊多，历代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我主张别人论述已经很详尽的，就将结论性的东西或者最重要的资料提炼出来即可，不必展开。这方面，也许还有精炼的余地。从这个角度看，我希望作者把专家评委的鼓励，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动力，再由《列女传》扩大开来，把学问做得更扎实，更有气象，书写更精彩的人生乐章。
（《刘向〈列女传〉研究》，陈丽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