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序
2004年，罗军凤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时，考虑到她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曾参与《十三经辞典》中《左传辞典》的编纂工作，对《左传》文本相对熟悉，就建议她以《左传》作为研究对象；又考虑到清代《左传》学研究在整个《左传》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且已有研究成果还不系统，又建议她将研究范围集中在清代。按照惯例，我主张先从目录做起，选读重要论著，比类编排，归纳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她的博士论文《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的文本阅读基础上完成的，有四十多万字。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我在序言中不无期待地写到，作者“认真查阅了清代现存的两百多部《左传》学论著，对于重点著作，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最终形成十多万字的论著提要稿，并加以编年排列。这样，据此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清代《左传》研究的基本脉络。可以说，《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就是在这些读书笔记基础上完成的。很可惜，限于篇幅，《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未能将这部分论著提要收录。其实，对于读者来说，这部分内容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读，作者终于推出了让人期待已久的《清代春秋左传学目录提要》。
我们知道，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前清代春秋学著作29种，并有专门提要。此外还另设春秋类“存目”，保存清代“春秋学”著作59种，《四库全书》虽不收其书，但亦为其作《提要》。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直至晚清的“春秋学”著作，兼收《四库全书》存目所收书，凡八十余种。两者相加，书目提要已有一百七十余种。可以说，重要著作，基本收录。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让她完成清代“春秋左传学”目录提要工作呢？
首先，两个大型丛书虽命名“全书”，但并不能将清代“春秋学”著作尽收无遗。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左传研究文献辑刊》收录的姚东升《读左一隅》、朱亦栋《左传札记》，皆为现今不知名著述。《左传札记》从属于《十三经札记》，通过搜索工具，未必能钩沉索隐。姚东升《读左一隅》则罕见于各种目录。另外，某些名家著述亦多被忽视。如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不分卷）系作者1867—1870年间旅居英格兰期间，为辅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布翻译《中国经典》而作，手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著录外，前所提及的各种图书目录均未收此书。《上海图书馆藏未刊古籍稿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收录明清重要稿本，其“春秋学”著作收录了金奉尧《春秋氏族汇考》四卷，但未收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王韬是晚清重要的学者，国内对王韬《春秋左氏传集释》的研究仍然是空白。
其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出大家专家之手，历来奉为楷模。但也不可否认，其对经学著作多有学派门户成见，不无偏颇。如宋代《春秋》经学“贬天子”之说，在清初一再被否定抨击，孔子被大肆宣扬为“素臣”，而非“素王”，并无褒贬政治的权力。四库馆臣扶持这种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清代《春秋》经学的活力。康熙、乾隆不喜《公羊》《穀梁》义理，清代学者利用汉代旧注解经，却对汉儒《公羊》灾异说经的方法避之如水火，惠士奇《春秋说》较早地引用汉儒灾异之说，被四库馆臣称为“物而不化”，庄存与《春秋正辞》大量征引汉儒天人感应、灾异之说，藉灾异之说直指权臣，恐怕有其政治目的。一般认为，清代政治的高压促使读书人埋头故纸堆，实际上，清代政治的高压确实存在，而读书人在此高压之下的反应，则有些出人意外。清初钱谦益等人授意读书人抹煞华夷之辨、王霸之争，《四库全书》编者标举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秀才、举人，讲论孔子为臣，无讥贬天子之理。《左传》评点消解霸主的含义，将霸主“攘夷”的一面删去，而单讲“尊王”，这样的历史观获得史学家如钱大昕等人的称赞。雍正年间，孙嘉淦以犯颜直谏著称，其《春秋义》伤天王不能救天下于水火，指出霸主尊王，颇改《春秋》“尊王黜霸”“尊君抑臣”的倾向，但是他后来却“自毁其版”。近三十年之后，乾隆十九年（1754）杨方达《春秋义补注》出，删去了孙嘉淦《春秋义》的大胆新意，一切回归平庸。学者郝懿行著《春秋说略》，曾经在13年间三改其稿，于嘉庆十年（1805）成书，但差强人意。《清儒学案新编》称“微言大义，非其所长”，但纪昀却称其“刬尽千秋藤葛”，无非是郝著不敢褒贬天子的态度，这些足可见清代儒生的识见。学者著作尚且如此，评点学著作皆仰官方鼻息。乾隆二十三年（1758）敕编的《春秋直解》，以华夏正统自居，尊王贬霸，将“春秋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的手里。乾隆五十七年（1792）科举考试废胡安国《春秋传》后，《春秋直解》便成为清代评点学著作的轨范。这些内容，可谓笔底春秋，以往的提要著述，多所忽略。
嘉庆以后，乾嘉汉学的代表性著作呈现井喷之势，其学术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知识，其研究对象多转向实学领域，举凡礼制、礼器、地理、职官、宗族、三传异文、《左传》古经古注，等等，一一考证，为清代《左传》学著作提要。如江永对春秋礼制的考证，实事求是，不依据文献以定礼之是非，而是根据《左传》记载的春秋礼制之实际。朱大韶考证礼制，则摆脱《公羊》《穀梁》的成见，找出其所据依，或出于《礼记·王制》，或出于纬书，皆汉代书籍，不是春秋时期的礼制。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得益于家学优势，利用汉代旧注破解经学难题，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发阐“以声训释”的方法，解释名和字的联系，皆对同类专题考证具有典范意义。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辨析孔疏抄袭隋代刘炫疏，而隐去其名，已胜义纷呈，发前人所未发。接着辨孔疏体例，孔疏原本具刘炫及前儒之名，只不过孔疏被唐人篡改，这又为孔疏挽回一些信誉。陈熙晋的《春秋规杜考信》辨刘炫规杜大抵正确，又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拾遗》，指出刘炫虽规杜，而同时申杜。刘文淇、刘寿曾《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广搜汉唐旧注以补杜注，辨析旧注，考证真伪，与此同时，揭示出汉魏以来经典文本的变化以及学术的演变。这些内容，博大精深，面面俱到，穷尽事务的多重面相。后来人撰写的提要，并没有在专书上下工夫，其质量往往参差不齐。
当然，清人考证虽勤，但所据资料往往不明底本，且繁征博引，容易出现博而不精、引而不断的弊端。看似简单的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做好，便为阅读带来难度。还有一些考证，囿于门户之见，强词夺理，有失学术之真。晚清以来，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有三传兼采之趋势，廖平《今古文考》明确指出清人崇尚的汉注实际上是古今兼采。学者逐渐走出门户之见，揭开了经学研究转入史学研究的序幕。此外，清人考证虽然征引繁多，但仍有未尽之处，有的是因为文献不足而致误，有的是因为没有实地考证，而沦为纸上谈兵。杜预谓戎狄蛮夷“皆氐羌之别种”，王夫之《春秋稗疏》否定这个意见，谓氐羌居西南，与山东悬隔，未闻氐羌东徙。王夫之论氐羌，大概依据《尚书》注疏，但未征引及《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记载：厉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邱”。据《汉书》颜师古注，犬邱汉为太邱。太邱，春秋时在鲁西境，则戎居中国，自厉王始。故《竹书纪年》可以证明杜注自有出处，不容否认。清代官修《春秋传说汇纂》流播非常广泛，其地理训释却往往直接抄袭明《一统志》，沿用明代的行政地理区分，与清代行政区划多有不符。对此，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一一辨正。地理考证，清人执念于文献考证，像顾炎武、顾栋高那样实地考察的人不多。实践与文献结合，方能提出新见。我希望作者通过这样的比对、考订，通读清人相关著作，熟悉清人治学方法，为当今学术界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参照。
第三，通过对“春秋左传学”著作的按类、按时的编排，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清代学术传承、传播，以及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历史脉络。如上海图书馆藏陈贻穀《左传嘉集》为《左绣》的成书年代提供了参考。据《左传嘉集》著者自序，《嘉集》草创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彼时，冯李骅所编《左绣》即已风靡。《左传嘉集》是目前所见最早征引《左绣》的著作，早于姜炳璋《读左补义》。因此，康熙二十八年应该是《左绣》成书年代的下限。若仅仅依据《左绣》朱轼序的撰作时间确定其著述时间，《左绣》只能系年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晚了31年。当初《左绣》风靡的时候，未必有朱轼的序。朱轼系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康熙五十九年，朱轼54岁时，因为他与张德纯是乡试的同年，所以给张德纯的学生冯李骅的书作序，较近情理。朱轼的序为《左绣》的流行提供了官方的支持，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康熙二十八年到康熙五十九年，《左绣》热度不减，此后，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前，仍有大量左传评点著作征引《左绣》。嘉庆以后，仍有著作提及《左绣》，不过已不再顶礼膜拜，而是批判加继承了。像《左绣》这样大肆流行的例子并不多见，某些学术著作的传播并未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方便。陈厚耀《春秋世族谱》是研究春秋世族的重要著作，就流传不广。惠栋《左传补注》成书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当时罕有流传，嘉庆年间，已经是70多年之后，惠栋的家乡人始在京城知惠氏大名，而在家乡竟没有听闻过惠氏。学术固然后来居上，但是囿于书籍获得途径的困难，前人著述对后人著述的影响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
基于上述认识，编纂清代“春秋左传学”目录，仍属当务之急。罗军凤研读《左传》20年，在出版《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后，终于完成了这部耗时费力的著作。全书收录相关著作二百七十多种，以清代为断代，除个别学术领域（如天文学）外，凡标题有“春秋”“左传”字样、属于“春秋左传学”的著作，悉为著录。每部著作，注明其卷数、版式，每位著者，介绍其生卒年、籍贯、功名、仕宦及学术特点。某些人，没有文集传世，其生平不见于史传文献，则搜访地方志记载。某些人没有功名，地方志亦没有给这些人写传记，则依据地方志的《选举志》，确定其身份。著者的生平不能确定，便要通过各种途径推测其著作的年代。这些工作，看似琐细，却需要下实实在在的功夫。
全书不仅出色地完善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在编排方面，亦见功力。如从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起，清代对杜注提出补苴、校正的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如隐公元年庄公“寤生”一说，见仁见智，错综复杂。按照时间先后编排，可以看到学者对杜注的考证愈趋精细，对古注的利用愈趋繁复，杜注在某些文字、礼制方面的阙失亦为之补正，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当然，杜注的某些错误并未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被轻易破除。这都说明，清人著述，资料收集很勤勉，但也难免和前人劳动多所重复。类似这样的问题，恐怕非清代所独有。据我所知，作者正从清代往前推，计划对历代“春秋左传学”著作，作系统的钩沉著录。这是一项更加浩大繁难的工程，可能旷日持久。但我对此依然寄予厚望。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罗军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