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序
中国古代向来崇尚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无论哪一种功名，都应有口述、图像，或者文字记述下来，才会更有意义。在简帛、纸张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文字载体是金石。金，是指金文，铸在钟鼎上的文字；石，是石刻，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在中国，上自殷商，下至现代，碑刻文字一直是纪念功业的重要载体。西晋名将杜预就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太康元年（280），他率军南下，平定江南，“以功进爵当阳县侯”。杜预又是著名史学家，自称有“《左传》癖”，所注《左传》至今流传，是研究《左传》的必读著作。所以，他在立功、立言方面，可谓功垂青史。《南部新书》载，杜预刻石为二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在他看来，无论天地发生怎样的变化，名声可以不朽。
在国外，从古埃及到两河流域，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还有昌盛一时的古印度以及神秘的玛雅文明，都留下大量的碑刻文字、图形，说明人类很想通过碑刻去强化历史记忆，幻想永垂不朽。2012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约翰·戴维斯教授和伦敦大学约翰·威尔克斯教授共同主编的《碑文与历史科学》，透过碑文重构人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理解，强调碑文不仅是古代智慧与艺术的结晶，同时也是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与社会生活痕迹的文字折射，具有特殊且珍贵的研究价值。那些碑刻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场景，通过研究者的解读，再次进入世人视野。
古代石刻文献、简帛文献与纸本文献共同构成我国历史文献的三大主干。自殷商到清末，我国石刻文献的制作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这些碑刻原生态地承载着每一个特定时代的丰富信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法制、吏治、宗教、历史、语言、文学、艺术、教育、科举、地理、建筑、水利、水文、天文、历法、民族关系、宗室家族、环境保护、名胜古迹、民风民俗等方方面面，堪称石质载体的百科全书。从宋代开始，历史学家就利用石刻文献辑佚、校订、补充着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今，碑刻文献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显学之一。李慧教授主持编纂的《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是近年碑刻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推荐。
首先，作者详细梳理了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概况，并就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志的文体、文风及其总体走向进行深入研讨，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传世及新发现的历代石刻文献，汉魏六朝有两千种左右，隋代八百余种，唐代石刻文献多达一万五千余种。在近年出土墓志中，仅关中地区的弘农杨氏家族墓志就有一百多方，长安韦氏家族墓志也有六十多方。此外，新出土墓志还涉及到很多文学、艺术家，如上官婉儿、李邕、王之涣、严识玄、蔡希寂、赵冬曦、韦应物、窦牟、宋若昭、卢载、元稹、谢观、裴夷直等人的墓志，增添了墓主人的新资料；至于由著名文学家撰写的墓志，出土量更为丰富，像吴少微、富嘉谟、崔融、贺知章、卢藏用、李邕、张九龄、崔颢、颜真卿、李华、萧颖士、韦应物、权德舆、裴度、张籍、王建、韩愈、柳宗元、柳公权、元稹、李商隐等人撰写的墓志，有助于人们对这些文学家的创作业绩有新的认识。
在描述这些石刻文献历史价值的同时，作者不忘专业立场，比较注意这些碑刻文献的文学价值，认为先秦的《石鼓文》有刻意模仿《雅》《颂》，对汉晋碑铭有一定影响。秦刻石是西周《雅》《颂》传统的继承者，这与西秦地处西周旧地、受其熏染较重有关。汉碑行文组织严密，注重精心描绘，语言风格明显受到汉代辞赋和散文的影响，繁富缛丽而又多凝练。从碑刻文字的写手来说，能够将辞赋风格较完美地运用于碑文撰写者，首推蔡邕，实开一代风气。对此，我曾撰写论文（参见《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多所论列，此不赘述。自汉讫晋，虽然时有禁碑之令，但撰作碑志的文人，不绝如缕。甚至，皇帝本人也参与到石刻文字的写作中，事实上消解了碑禁的强制性。晋宋以降，文人撰作碑志蔚然成风，推动了传统碑志文创作的繁荣，使碑志文呈现出趋近彼时美文的发展状态。作为东晋撰碑大家，孙绰具有深厚的家学传统，还广泛继承蔡邕碑刻写作的范式，并加以敷演，扩大碑文容量。在语言使用上，他善于熔铸经典，臻于雅驯，为南北朝碑文的发展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也为后来碑文写作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可以说，孙绰是继蔡邕之后对碑刻文字写作颇具推动作用的一代名家。
南朝碑志偏重纪德，北朝碑志以叙述事功为主，更接近于碑志文体的应用功能。职此之故，北朝碑志往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质实简练，与南方的绮丽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温子升、邢邵、魏收为代表的“北地三才”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南北碑志风尚相埒格局的形成。随着庾信的北上，南北碑志的风格日渐融合。与此前诸多碑志埋圹后便无所觅其踪迹的情况不同，庾信撰写的碑志文能集众家之长，有意识地在审美追求方面，凸显个性，后世广为流布，并最终完成了始于孙绰的碑志文定型化进程。
隋代碑志文的风格有融合南北的倾向，事实上充当了从南北朝到唐代碑刻文字发展的桥梁作用。唐朝兴盛之初，出现了张说、苏颋等处在转型时期的碑志文高手，他们上承庾信骈体为主的碑志文风格，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对碑志文进行变革。降及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以古文相号召，变骈为散，改变了碑志文的发展方向，使得本为应用文的碑志文名正言顺地进入文学苑囿。书中这些描述，援据精博，要言不烦，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
其次，作者充分利用新出土碑刻文献，对相关文学家进行个案研究，对以往的研究提出新见解，补充新材料。
对待古人、古代作家及其作品，陈寅恪先生倡导一种“了解之同情”的读书态度，通过这样的阅读，更便捷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处世原则，更清晰地辨析他们的创作动机，更多元地解读他们的文学作品。譬如关于韦应物的研究，文学史大都是把他放在社会或家族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这固然不错，但依然缺少叫人感动的细节。韦氏家族墓志的出土，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把握韦氏不同人生阶段的创作情感及其作品所蕴含的深邃内容。由墓志可以推知，韦应物的生活与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自从妻子元苹去世后，他的生活一直笼罩在浓郁的悲剧色彩中，创作上也相应进入新的阶段。国难家悲，是造成韦应物前后诗风明显不同的主要原因。
又譬如，关于上官婉儿的研究，也由于新墓志的发现，让我们有可能更多地了解她在初盛唐文坛的作用。上官婉儿身处宫闱斗争的漩涡，历经波澜，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过重要作用；她文采斐然，继承祖上开创之功，以“上官体”为典范进行诗歌创作实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为务求典雅的宫廷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她的影响下，景龙文坛为之新变。从此，律诗逐渐趋于定型，走向成熟。
再如张九龄，他受张说知遇之恩，特撰《张说墓志》，叙述生平，饱含深情，娓娓到来的叙述，给人从容不迫之感，其所表达的敬仰之情和永诀之痛，自在不言之中。张九龄特别推崇张说在“风雅陵夷”数百年之际，专事“懿文”以“激仰后来”的贡献，持论公允，有理有据。他本人就是“后来”者之一，继张说之后，执文坛牛耳，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从根本上扭转了六朝以来的柔靡之风，为唐代文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李商隐不仅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在书法方面亦有很深造诣。他所撰写的《王翊元夫妇墓志铭》是目前仅见的书法真迹，也是其存世不多的以古文写就的墓志，不用典、不征事，直截了当，情事分明，简洁明快，如风行水上。由此可以看到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其后文坛的影响，又能体现晚唐的文章风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这些论述，是基于新发现的碑刻文献多所发明，为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作家作品，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视角。
在充分占有资料、深入细致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丝路碑刻”概念，举凡“在地域上属丝绸之路境域而碑文内容与丝路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外交、民族、宗教等相关的碑刻”，都可以纳入这个范畴。这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
丝路碑刻融物质性、精神性、审美性于一体，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更是道器的统一，呈现出一种崇高与阔大的气象。
就“器”的形态而言，《张骞题碑》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见证界碑，《曹全碑》是丝绸之路上的书法艺术神碑，《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是丝绸之路上的纪录战功大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巨碑，《唐蕃会盟碑》是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融合丰碑……这些碑刻，形制威严，厚重高大，有一种雄浑阔大的震撼力量，充分体现出古人“观物取象”的思维特点，让观者在崇敬中“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语言上说，《曹全碑》是闻名海内外的“三绝碑”，不仅书法是汉隶旗帜，碑文的语言也简洁有力，形象传神。号称“燕许大手笔”的文学家张说撰写的《监牧颂德碑》《郭知运碑》《杨执一碑》《拨川郡王碑》《王方翼碑》《裴行俭碑》《冉实碑》《王君㚟碑》《安忠敬碑》等，苏颋撰写的《唐璇碑》等，语言俊丽精密，典正文雅，文质并行，蕴含着庄严伟大、慷慨激昂的气度，体现出“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的文学观念。
再就“道”的层面而言，丝路碑刻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无不指向崇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崇高往往与“大”相互关联。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充实为大，充实为美，充实为崇高。萧何修筑未央宫，历时两年，高大壮丽，彰显“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唐丝路碑刻也以大为美，展示墓主的精神气质和不世之功。“张骞凿空”，无论从战事、外交，还是从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看，都是功垂千古的重大历史事件。清人徐松撰《西域水道记》、王树柟等编《新疆图志·金石志》、赵钧彤《西行日记》等文献，都记载了他们所见到的《张骞题碑》，凡24字：“去青冥而七（一作尺）五，远华西以八千，南通火藏，北接大宛。汉张骞题。”这方碑，系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所刻，矗立在大宛边界的高山上。我们知道，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扣留，长达十一年之久，经过千辛万苦，他才得以逃脱，却没有退回长安，而是继续前行，就是为了完成汉武帝交付的使命。这种选择，展现出炎黄子孙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民族毅力和拓展精神。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美。此外，《霍去病墓石刻题字》《敦煌长史武斑碑》《豆卢恩碑》《李绩碑》《冯师训碑》《李晟碑》《张公德政碑》《姜行本记功碑》《郭知运碑》《王忠嗣碑》《王君㚟碑》等，无不凸显这种崇高美。
所谓碑者，悲也，抒发悲伤的情怀自是题中之义，但丝路碑刻有所不同。《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特别指出，丝绸之路上的碑刻文字，在记述这些历史人物功业的同时，更是传递一种精神，一种信念。读者透过这些碑文，唤醒了崇高的历史记忆，读出了奋进的精神力量。这或许就是丝路碑刻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值得发扬光大。
2003年，李慧教授与曹发展研究员共同编纂《咸阳碑刻》一书，收录石刻321方，以墓碑和墓志为主。我受邀作序，以《咸阳石刻的启示》为题，具体论列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此后十五年，李慧教授依然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她的研究，已从最初的碑刻文献整理转向对碑刻文化价值的探讨，关注当下社会，关注文化发展，视野更加开阔，思路也愈发缜密。作者知道我对碑刻文献素有兴趣，引为同道，希望我能为她的新著发表意见。我自知读书不多，所见有限，只能掇取大旨，论其精华，平面描述如上，藉以抛砖引玉。
（《汉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献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李慧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