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研究》序
年前，启才先生《〈吕氏春秋〉研究》成稿，嘱我作序。我既感且愧，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所“感”者，自然有感激的成分在。近十年来，我醉心于秦汉文学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研读之余，时有小文发表，这便引起了远在南方的王启才先生的注意。他从复旦大学蒋凡先生问学，其博士论文即以秦汉奏议作为研究对象，看到我的成果，便引以为同道。任教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之后，我们便有了联系。他早就想到北京深造，于是申请到文学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希望我作为合作导师。由于种种原因，直至去年才如愿以偿。由于这样一种因缘际遇，我有机会对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多所了解。我早就知道他近来一直潜心于《吕氏春秋》研究，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拿出成果，我为此而感到高兴。因此，当他提出让我作序时，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在学术的征程中，我不过是众多跋涉者当中的普通一员，本无资格为他人作序。但是承蒙启才不弃，小文得以冠诸篇首，在我当然十分荣幸。
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启才先生的大著就要付印，而我的序却只字未成。这时我才感到贸然承诺的风险和压力。
这篇序之所以不好写，主要原因是我对于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没有深入研究，因此很少自己的见解，也很难对于同行成果作出准确的判断。虽然，吕不韦其人其书，我上中学时就有所了解。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评法批儒”之风，甚嚣尘上。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吕不韦，一时成为当时追捧的对象。《吕氏春秋》中的一些寓言故事和脍炙人口的成语，也就这样深深地印在了我年幼无知的脑海中。上大学之后，我才发现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这么重要的一部书，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系统的论述。想当初，吕不韦和他的《吕氏春秋》是多么的显赫啊！书成之后，他把书悬诸咸阳城头，“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予千金”。由此可见，吕不韦对于自己主编的这部大书该是多么的自信和自负。这也难怪，《吕氏春秋》确实经过精心的编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类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而今保存下来的恰好是二十六卷，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八览》下另设子目六十三个，《六论》下另设子目三十六个，《十二纪》下另设子六十一个，总计一百六十篇，各篇字数也大体相同。可见，其书编排非常整齐，且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几乎没有佚失，这在中国先秦典籍流传史上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确实，在先秦两汉所有传世子书中，没有一部像《吕氏春秋》那样，作者及成书年代非常明晰，很少异议；也没有一部著作像《吕氏春秋》那样，章节安排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更没有一部著作能像《吕氏春秋》那样，在辨伪成风的学术环境中还能岿然不动。可惜的是，这部经历如此奇特的大书，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今天，却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了。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史不重视它，因为它的文学价值并不突出；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不重视它，因为它的史料价值十分有限；哲学系的古代哲学史也不重视它，因为它的思想庞杂，难以系统归纳。因此，谁都知道这部著作有着较高的可信度，但是，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享有短暂荣华外，多数情况下是遭遇冷落。真是时移物换，今非昔比！倘若吕不韦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1997年，我与业师曹道衡先生合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有机会重读《吕氏春秋》，很想就上述问题，略作探讨。清人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他说：“《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而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艺文志》言刘向校书，别得《乐记》二十三篇。今《乐记》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载在《别录》者，惟见于《正义》所引。按本书《适音篇》，《乐记》载之。疑刘向所得，亦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者。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辩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清人徐时栋《吕氏春秋杂记序》也有类似的论述：“考其征引神农之教，黄帝之诲，尧之戒，舜之诗，后稷之书，伊尹之说，夏之鼎，商、周之箴，三代以来，礼乐刑政，以至春秋、战国之法令，《易》《书》《诗》《礼》《孝经》、周公、孔子、曾子、子贡、子思之言，以及夫关、列、老、庄、文子、子华子、季子、魏公子牟、惠施、慎到、宁越、陈骈、孙膑、墨翟、公孙龙之书，上志故记，歌诵谣谚，其捃摭也博，故其言也杂，然而其说多醇而少疵。”按照他们的解说，《史记·吕不韦世家》所谓“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实际上就是汇集群籍，比类成编，客观上起到学术思想史资料类编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称其为“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几乎涉及到《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绝大部分内容。而《汉书·艺文志》乃集当时及先秦学术之大成，将其分为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这样广泛的内容，自然远远超出了我的学识范围，常常有望洋兴叹之感。因此，我在撰写《两汉文学史料》时，也只能就《吕氏春秋》与诸子略中的各家之说略作排比而已。
事实上，《吕氏春秋》的价值远远不限于诸子范围，它更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诚如启才先生概括的那样，涉及政治、哲学、史学、法学、伦理、教育、逻辑、语言、心理、音乐、艺术、军事、科技、情报、农业、体育、养生、生态环境、社会管理、商业观、人学等内容，以及《吕氏春秋》与儒家（孔子、荀子）、道家（老子、庄子）、名家、阴阳家、墨家（《墨子》）、法家（《韩非子》）和《周易》《管子》《淮南子》《史记》《文心雕龙》等学派或书的关系，等等。启才先生的《〈吕氏春秋〉研究》，开阔视野，几乎注意到上述众多问题，并加以梳理论证，给读者展示出《吕氏春秋》所蕴涵的广博丰富的内容。当然，在一部篇幅有限的著作中，不可能涉猎所有的问题。哪些更重要？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哪些问题基本解决，就需要做一些探究家底的工作。为此，作者首先回顾了20世纪有关吕不韦及《吕氏春秋》的研究历程，分析了《吕氏春秋》的编辑特点，移步换形，由文学价值到心理思想，最后集中到《吕氏春秋》的传播论、生态观、丧葬观，以及饮食文化观等专门问题，掇取大旨，语玄析理。虽然所涉及的内容我多所不知，而所展现的盛景，却如同山阴道上行，目不暇接。至于这些论析是否合理，材料是否精准，远非浅薄如我者所能评判。职是之由，这篇序便拖延至今。开篇所说既感且愧的“愧”字，殆缘于此。
但是既然已经答应的事，又不能不兑现。因此，这篇序，我也只能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启才先生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吕氏春秋〉文献研究》能做得更加精彩，更加厚重，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向学界同仁展示自己的研究实力。
（《〈吕氏春秋〉研究》，王启才著，学苑出版社2007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