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碑刻》序
当年读贾谊《过秦论》和杜牧的《阿房宫赋》，秦人的雄浑质直，咸阳的宏伟壮丽，还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悲剧结局，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想象中，秦人好大喜功，功利性强，缺乏精致的情趣。通过阅读存留下来的文学艺术作品，越发印证这种感觉。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秦简，但主要还是以法律应用条文为主，文学艺术史资料少而又少。秦人少文，大约是历史事实。记得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过：“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可得而记。降于魏晋，代不乏贤。”汉代画像之妙是不必说的，早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就有记录：“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画面之丰富多彩，依稀可以想见。北宋末年赵明诚《金石录》也著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榜题。南宋洪适《隶释》还收录武氏祠部分图像摹本。令人惊奇的是，宋人所见的武氏祠，今天依然保留着，给人以千年历史不过一瞬的强烈感触。
可是，秦代的画像究竟如何呢？宋人似乎已邈不可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当然更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幸运的是，咸阳秦代梁山宫遗址踏步空心砖画像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解读这个谜团的一扇窗户。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拥有众多宫殿，梁山宫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宫妃云集，是秦始皇寻欢作乐的场所。空心砖画像所描绘的正是这种龙璧环绕的欢乐画面：龙头高昂，不时回首翘望，不可一世；玉璧洁白，时时展露风姿。柔情似水，布局讲究。优美线条，传神写照，尽在不言之中。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龙”往往象征着阳刚之气，而“璧”则表示阴柔之美。由此推想，画中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宫廷男欢女爱的场景。这是以往的文献资料所不曾展现过的内容，表现了秦人浪漫精致的生活情趣，给人以意外的惊喜。
咸阳因秦人而著名，更因其悠悠不断的历史文化传承而为世人瞩目。唯其如此，当李慧、曹发展合编的《咸阳碑刻》摆在面前时，浓厚的阅读兴趣便油然而生。与此同时，上述那幅《龙璧图》也随之展现在眼前。图文并茂，展现了两千年来咸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若干侧面，让人真切地触摸到咸阳历史的脉搏跳动。
这是一本关于咸阳地区石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著作。全书收录石刻321方，以墓碑和墓志为主。除十余通石刻过去有所著录外，其余均为首次著录。其中135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咸阳地区陆续发掘出土的历代墓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譬如70年代在唐高宗乾陵发掘的崔融撰写的《薛元超墓志》就很值得注意。根据这方墓志，我们知道，在唐高宗仪凤二年（677）时年55岁的薛元超知内外百官考，举荐了杨炯、崔融等十人为崇文馆学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位著名的文学家属于薛元超的故吏门生。薛元超死后，崔融和杨炯分别撰写了墓志铭和祭文、行状。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他们的记载较之两《唐书》当然更为准确，可信度更高。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新、旧《唐书》均未记载薛元超本名。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四《唐薛收碑》跋云：“（薛）收之子元超，据唐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杨炯《盈川集》载炯所为《元超行状》乃云名振字元超，盖唐初人多以字为名耳。”赵明诚的判断是对的。杨炯所撰《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称“河东郡汾阴县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崔融所撰碑也称“公讳震，字元超”。振、震同音，根据崔融碑文，应以“震”为是。薛元超所荐崇文馆学士，各书记载不一。《旧唐书·薛收传》附《元超传》云：“元超既擅文辞，兼好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十余人，由是时论称美。”《新唐书·薛收传》则云：“所荐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郑祖玄、邓玄捷、崔融等，皆以才自名于时。”较《旧唐书》多出邓玄捷、崔融二人。而崔融所撰《墓志》作：“疏荐郑祖玄、贺觊、沈伯仪、邓玄挺、颜强学、杨炯、崔融等十人为崇文学士。”杨炯《元超行状》作：“黄门侍郎上疏荐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义方、顾彻、孟利贞等，后皆有重名，历登清贵。及兼左庶子，又表郑祖玄、沈伯仪、贺觊、邓玄捷、颜强学、崔融等十人为学士，天下服其知人。”综上所述，薛元超前后所荐凡十三人：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郑祖玄、邓玄捷、崔融、贺觊、沈伯仪、颜强学、杨炯、顾彻。根据崔融和杨炯文，荐举崇文馆学士确切为十人。显然，《旧唐书》作元超荐举“十余人”是将薛元超的两次荐举混为一谈，应当有所甄别。另外，薛元超高祖，崔融文作“聪”，《隋书·薛道衡传》也作“聪”，而杨炯文作“德”，似不确。薛元超祖薛道衡，杨炯文作“上开府仪同三司、陵、卭、潘、襄四州刺史、襄州总管”。而崔文作“上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陵、邛、番、襄四州诸军事，四州刺史，襄州总管”。显然“潘”字误。潘州乃唐太宗贞观八年（634）以南宕改名。当从崔文作“番”。《隋书·薛道衡传》：“炀帝嗣位，转番州刺史。”检《隋书·地理志》，番州乃隋文帝杨坚仁寿元年（601）置。类似这样的例子，《王恭墓志》《刘孝节墓志》以及《曹钦墓志》等还可以举出许多。其详细内容，本书编者在前言及相关考跋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述，值得参看。
就我个人的专业兴趣而言，更关注的是这部书的文学史价值。以往，对新近出土的石刻文献，通常是考古学界和史学界捷足先登。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界相对滞后。除了做一些文献考订之外，似乎很难从文本上加以探讨，总是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其实，就这些优秀的墓志而言，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两方面的借鉴意义。第一，就文体本身而言，墓志从其产生到唐代的高度发达，其间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赵翼《陔余丛考》“碑表”条认为始于秦汉。汉代碑碣，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发端起例，辑录考释，清人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踵武前贤，集其大成。近世发现的碑碣文献，又有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高文《汉碑集释》等，将汉碑文献网罗殆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读过之后，发现汉碑大多有这样几个相近的特点：第一，叙事简略；第二，文字古朴；第三，格式定型。这也难怪，倘若碑版文字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势必给镌刻者带来难度。故文字尚简，是其基本要求。然而，时易世移，东汉后期，碑文开始发生变化。魏晋以后更是雕丽为文，浮华相尚，在行文中注重隶事用典，遣词造句追求工丽华美。南北朝时代的碑版文字，尤其是南朝，大多风云气少，柔靡不振。但是，他们所开创的四六文体，却为唐代的碑版文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阅读唐碑，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气势的强盛，一洗六朝以来柔弱萎靡之风。其所以如此，或是篇幅的加长，或是文字的考究。他们注意吸收前代精华，推陈出新。譬如《曹钦墓志》：“春蹊萎绝，事隔而哀深；大树飘零，人亡而仍在。”就借鉴了庾信的《哀江南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薛元超墓志》“鲁国来朝，滕侯共薛侯争长；魏君请见，薛公与毛公并游”显然又从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化出，并变其本而加其厉，句式抑扬顿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第二个借鉴意义，是这些碑版文字往往能提供一些有趣的文学史料。譬如《薛元超墓志》记载薛元超八岁作《咏竹诗》：“别有邻人笛，偏伤怀旧情。”这与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人们对于杜审言这首诗的起句颇为欣赏，认为“起独有力”。殊不知，这种独特的起句，薛元超已开风气在前。杜审言这首诗在《全唐诗》又重收在中唐韦应物名下，但不论是杜审言还是韦应物，都在薛元超之后。杜审言约生于公元646年，卒于708年。韦应物更远在其后。而薛元超写作此诗时乃在贞观四年（630），其时杜审言尚未出生。当然，仅仅根据这方墓志，还不能确定杜审言这首诗的创作就一定受到薛元超的影响，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照。
《咸阳碑刻》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还有待于广大专家读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掩卷沉思，我却想到了另外两个萦绕于怀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文学研究界对于考古学界的成果，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隔膜，人为地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不仅如此，就连文学史本身的研究，也日益狭窄。我们往往恪守舶来的文学观念，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史机械地划分为小说、戏曲、诗歌、散文四大块。如果说前两项对于传统文学有所拓展的话，而后两项尤其是散文一项，画地为牢，限于一隅，无端地放弃了许多至可宝贵的领地，结果呢？路是越走越窄。痛感于此，我与同门江林昌教授曾就此一问题访问了有关专家（参见《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呼吁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跳出狭窄的范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近年，我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参见《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3月版）、《走出散文史研究的困境》（《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徘徊与突破——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韩国中国语文学会编《中国文学》第38辑，2002年11月版）等长篇论文中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人微言轻，但是我想强调说明，研究文学必须跳出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道理很简单，出乎其外，故能见其大；入乎其中，才能见其细。一言以蔽之，“功夫在诗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咸阳碑刻》这类珍贵资料理应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另外一个问题与此相关，即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该如何增强起码的历史感。某年秋天，夕阳西下，我徘徊在秦代咸阳宫的遗址上，抚摸着残垣断壁，透视着历史尘埃，无尽苍茫之感从心底涌出。那种独特的感受，那种历史的启迪，远非一般的教科书所能给予的。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总是在两个极端徘徊，要么远离文学史实际，凭空高论；要么纠缠于枝微节末的问题。许多论文，初读似乎有道理，推敲起来就觉得隔了一层。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起码的历史感。局限于狭隘的学术领域是很难产生这种历史感的。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需要综合的学术涵养，更需要走出书斋，去实地触摸历史的遗迹，去原野吸收历史的气息。近些年来，有机会到各地寻访文人踪迹，感受异常强烈。过去只是书本上读到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身边，就发生在昨天。确实，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寻访咸阳故地，阅读《咸阳碑刻》，这种感触似乎愈加强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此文的原因所在吧。
（《咸阳碑刻》，李慧、曹发展注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