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文学的起源

第二节 生态文学的起源

追溯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文学与哲学同样来源于生活,文学作品的精华在于其所体现的哲学观点,哲学是文学作品的精神支柱。文学与哲学有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文学研究的特有视角,在作者关注的视野之内,自有其独特的表述风格。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反映,使人们能够在文学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中获得精神的引领和启发。生态文学首先是反映、考察和表述人和自然的关系现状的文学;其次,生态文学的核心是“生态”,不仅把生态作为描写与考察的对象,而且是作为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生态。生态文学作品融汇了大量生态思想、生态理念、生态情感,生态文学由此成为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而生发出的文学作品;第三,生态文学不仅反映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切关注,也是基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途、命运的高度负责,最终体现为强烈的社会、政治生活介入的要求,是渗透了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有历史担当的文学。

生态文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正如乔纳森·莱文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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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起源于西方国家,它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人类在面临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情景下,对自然、生态现实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自身生存、发展的前途与命运的高度关注。生态文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于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的现实和未来可能引发生态灾难的严峻困境。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表达了深切的生态忧患意识和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强烈愿望。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其所著的《方法:天然之天性》一书中对唯发展论和技术至上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在他看来,人类必须“与发展决裂”,“因为技术经济的发展牺牲一切其他的发展,让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恶化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反馈的作用下,让人类也面临死亡”。这些警示令人振聋发聩,涤荡着长期以来人们陶醉于技术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表象的膜拜心理。

生态文学作家从不囿于社会世俗的局限,从不局限于个人物质利益的满足,也不甘心受制于个人思想、情感乃至身心健康状况的束缚,他们具有宽阔的胸怀和博大深邃的研究视野,始终把目光投注到对人类生存环境———自然以及人类自身未来前景的关注。他们是令人敬畏、令人尊重的前行者。生态文学作家大都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始终怀着敏感、细腻而柔弱的心去悉心体悟大自然。他们大多以“一个科学家观察细节的技艺和诗人对语言的运用”,将二者完美结合起来。善于捕捉的眼睛,从不会对自然界心生厌恶,这往往是那些由于生活的压力,脚步匆匆的人无暇顾及的,更是那些自大狂妄地以征服者自居,粗暴而残酷地践踏自然、破坏环境的人根本无缘、无心去领悟的。正是在对生态环境无情破坏的过程中,人们的内心由此被磨砺得粗糙、鄙陋,进而闭锁、麻木,直接导致感官功能的退化、麻木。蕾切尔·卡森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指出“永葆对自然的好奇和惊讶是人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美学动力”。只有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人们才能不断地延伸感觉潜能,忘我地感受自然、陶醉于自然的美景,才会发掘到比比皆是、越来越多的自然盛宴。人类对自然的好奇,发自内心真诚的热爱,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力量本源。卡森“在生命的大部分时光里关注地球的美丽和神秘,关注地球上生命的神奇”。她经常伫立在海边、林中,最大限度地开放她的感官,去感受自然。她长时间地站在没膝的海水里,注视着小鱼在她的腿边掠过,那些银色的小生命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曾经在缅因州,冒着酷寒长时间地观察海鸟,被冻得全身麻木,最后被人背离海边。她经常要用显微镜观察海洋微生物,工作结束之后,哪怕是在深夜,她也要拎起小桶,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走过遮满藤壶的礁石,把那些小生灵送回家。带前来拜访的朋友一起去看海,是卡森最喜欢的款待朋友的方式。她经常与多萝西一起,在退潮后钻进海边岩洞探访生命的奥秘,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也是如此。

生态文学作家除了对大自然的强烈兴趣之外,还特别强调准确细腻的描写,他们大多具有丰厚的博物学基础和独具审美意识的写作功底。亨利·戴维·梭罗在 1849 年发表的《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显示出他一以贯之的精确和严谨的观察风格,“关于真理最独特最美丽的陈述一定来自于数学的形式”。而约翰·巴勒斯对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中涉及的植物、动物的谬误逐一进行核实确认,以鸟类为例,无论是名称、飞行动作、喂养习惯、生活习性一一进行准确地描写和核实。他尖锐地提出,“我们期待通过他们的想象看到事实,但那一定要还是事实才可以”“任何文学手段都不应该将事实扭曲成谎言”。在生态文学作家看来,那种惯于伪饰、浮夸的文学手段与生态文学的创作是格格不入的。

生态文学作者有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善于用细腻笔触描摹出观察,具有极强的文学感染力。约翰·巴克斯写道:“比如獐耳细辛,它那害羞的树林习性、婴儿般纯静的表情、偶尔发出的淡淡的芳香;或者像茜草那样‘清白’———斑斑点点地洒在春天寒冷的大地上,像一道闪烁着小星星的银河;还有藤地梅,比英国紫罗兰还要芳香很多,其美丽的色彩胜过了维纳斯或任何其他女神脸上的光辉。”这种建立在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又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表现力,感染力极强,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多数生态作家都具有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他们的研究视野并不局限在对自然景物简单的描摹上,而是将批判反生态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将艺术为自然代言和传达生态思想作为自己崇高的使命。生态文学作家难以避免会得罪那些庞大的利益集团,也不乏担忧公众是否会给予应有的关注。“已经到了必须写这本书的时刻。在摧残这个星球的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既然我已经了解了这些事实,不将其揭示出来引起公众的注意我就不能停歇。”“知道了我该做什么却保持沉默,那我的心将会永无安宁。从最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对千千万万人讲出如此生死攸关的重大事情,既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卡森拖着重病的身躯四处奔走,多方呼号,把生命的最后几年全部献给了生态危机的揭示和生态思想的传播。从不习惯在媒体抛头露面的她四处奔走演讲、听证,接受电视媒体专访,勇敢地站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全面、深入地介入社会,提醒民众和政府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推动生态保护向前发展。在人们陶醉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景象诱导下,在一浪高过一浪鼓吹发展的巨大声浪中,她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理智的发展观,“卡森绝不同意这样一种假设,即毁坏自然是‘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卡森“提出了一个经过修正的发展观”,她“并没有要求她的读者拒绝发展,而是多角度、系统地重新界定发展”。她认为发展并非一个“经济学术语”,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及其解决之道。卡森思想的杰出继承者爱德华·艾比用一句话概括了生态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重要性:“感受而没有行动,是对心灵的摧残。”爱德华·艾比显然深得卡森的真传,他在自己的小说和散文里对唯发展主义、反生态的现代文明发起了激烈的批判,呼吁每一个生态作家都要为生态防卫(eco⁃defense)而战。艾比振聋发聩地指出:“为发展而发展(the growth for the sake of growth)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激情或欲望,却没有人看出这种唯发展主义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等高校为先导,美国很多高校陆续开设生态文学或生态批评的课程。1992年成立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推进了生态批评的发展。2005 年,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中指出了生态文学不仅包括对生态理想的表达,还包括了对未来生态灾难的预想和预警这一重要的思想。他认为生态批评应该建立在自然与文化的基础上,把文化纳入整个生态系统去考察。正如乔纳森·列文所说:“生态批评就是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的。”从而使生态批评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使得当代文学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 PMLA 114. 5 (Oct. 1999) p. 1098.

注:〔法〕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1页。

注:〔美〕亨利·戴维·梭罗:《种子的信仰》,何广军、焦晓菊、宫小林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注:王诺:《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题———南非生态批评给我们的启示》,载《鄱阳湖学刊》2010 年第 6 期,第 40 页。

注:王诺等:《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 5 月,第 19 页。

注:〔美〕约翰·巴勒斯:《河上漂流记》,马永波、石蕾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年版,第 75 页。

注:〔美〕约翰·巴勒斯:《河上漂流记》,马永波、石蕾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年版,第 74 页。

注:Lear L. Carson R. Witness for Nature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7,p. 228.

注: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 (A Letter) [J] . PMLA, 1999, p.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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