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在前线
9月末，天气刚刚有些凉意的时候，他们回到了济南，那个山清水秀但已被战争的烟云密密笼罩着的地方。
在教育厅，他们见到了何思源。
四十岁出头的何思源中等身材，有着几分儒雅气。他曾经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留学美国、欧洲接受过不少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1926年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立刻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见到荣高棠们的时候，他已经在山东教育厅长的位置上干了近十年了。
面对由张道藩介绍来的北平的大学生们，何思源表现出了充分的热忱。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同意把剧团收编为教育厅的下属组织。不过，他要求剧团改名为“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由张道藩派来的人任团长，原团长郝龙做副团长，荣高棠做总务干事。并承诺剧团所需经费由教育厅负责，每人每月生活费二十元，办公费实销（后改为每月二百元），剧团编制以后还可以适当扩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敬从北平到根据地去，途经济南悄悄地来到剧团驻地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得知剧团已经按照他的意思取得了合法身份，有了经济来源，他表示很满意。
见到黄敬，离开北平两个多月的张家姐妹更加想念娘和弟弟。她们围着黄敬打听消息，黄敬告诉她们，娘是坚强的，她一个人不仅支撑着家，还仍然担负着许多工作。娘的心时刻都在牵挂着外面的孩子们，有时，她会不经意地张口就叫出她们的名字，然后就“嗨”的一声，好久不再吭声……张昕听着先低下了头，这些情况两个姐姐走后她就见到过，想到现在娘在错叫名字的时候又多了一个自己的名字，她的心里酸酸的。黄敬还带来了娘为她们姐妹三人精心缝制的丝绵背心，背心的颜色不同，为了不引起矛盾，细心的娘还在每一件背心的里面绣上了她们的名字。抚摸着柔软的背心，姐妹三人的眼里都不由得浸满了眼泪，她们仿佛看到娘在灯下缝制衣服时的样子，那背心上面好像还留着娘的体温和娘身上熟悉的味道。
黄敬走了，程光烈、王拓、管平等人先后赶到剧团，至此，团体的十五个人全部到齐。
张道藩派来的团长钟志青也很快到任。钟志青，中校军衔（后来知道他是个中统特务），中等身材，相貌端正，初见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身边还带着一个专门服侍他的勤务兵，这让剧团的大学生们很有些看不惯。
为了不使钟志青一人独断专行，荣高棠们提出延用剧团成立时的领导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剧团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团员大会，由团员大会产生执委会。执行委员会（后改称干事会）由团长、副团长、总务干事三人组成。钟志青是团长，副团长郝龙虽然并不十分清楚总务干事荣高棠的身份，但也猜出十之八九，他很快就和荣高棠形成了联盟，共同对付钟志青。三个执委，在决定大的问题时，常常形成二比一的局面，钟志青反倒得听荣高棠们的指挥了。
何思源默许了大学生们的意见，他表现得比较宽容。钟志青虽然不大满意这种做法，但何思源没说什么，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们还建立了团体经济制度，财务有专人管理，每人每月只发五角钱津贴，其余的钱交由集体统一使用。
剧团内部做了分工，有对外联络、编导、通讯、壁报、服装道具管理等。荣高棠负责和兄弟团体、当地政府驻军联络，荒煤、姚时晓负责编导，杨易辰、程光烈、王拓负责发通讯、编辑移动周刊，剧团的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合唱队员、舞台工作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
剧团还规定了生活工作制度，早上按时起床、出操、练习唱歌；白天排练剧目、出壁报、到街头巷尾做宣传；晚上演出，演出后召开每日例行的工作会议，各人汇报当天工作，执委会宣布当天发生的大事，安排次日的工作。星期六召开一周总结会，他们戏称为“过星期六”。
他们开始了一种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每天，从驻地山东省民众教育馆出发到省府礼堂排戏，经过大明湖时，是他们特别高兴的时候，清晨的风吹拂着他们，鱼儿在清澈的湖底自由自在地游动，岸边垂柳掩映，珍珠泉腾起晶莹的水花，他们时而在水边奔跑跳跃，时而放开喉咙歌唱，女同学尖脆的笑声常常传得很远，眼前这美好的一切让他们暂时忘却了战争和忧愁。
然而，忘却只是暂时的，前线的风声不好，战局吃紧，一批批聚集到这里的流亡学生，开始向前线各处转移，街上防空警报时常骤然响起，压在人们头上的战争阴云越来越重，他们焦急，担心，但毫无办法，只有当他们走上舞台的时候，才能把这些积存在心里的忧愤宣泄出来。
在省民众教育馆的第一次演出就很轰动。那天，场内座无虚席，演员们感情充沛，全身心地投入演出，无论是悲伤的女孩，还是身心疲惫的老汉，或是勇猛的抗日战士、奸诈的日本兵……一个个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场上场下高潮迭起，悲情在演员和观众中传递，演到快结束时，观众中，一个人嚎啕大哭着冲出了剧场，这个人就是民众教育馆的馆长，东北人。
在省府礼堂演出的时候韩复榘来了。先是进来两个侍卫，抬着一把大太师椅放在礼堂后面紧靠墙壁的地方，接着韩复榘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坐在太师椅上，属下们都坐在他的面前，据说他喜欢这样坐，一切尽收眼底，有安全感。那天，他兴致勃勃地看过演出，立刻就下了一道命令：允许剧团在山东境内整个第三集团军巡回演出。这样，剧团在山东就畅行无阻了。
1937年移动剧团在济南慰问伤员。二排左起：郝龙、张楠、张瑞芳、胡述文、张昕、伤兵团长、郭同震、荒煤。三排左二起：荣高棠、方深、程光烈、姚时晓、王拓，右一：杨易辰
在济南，他们工作了三个月，演出数十场，还录制了抗日歌曲，通过电台播向全国。
11月，济南面临着沦陷，大学生们已经分散殆尽，许多政府机关开始迁移，尘土苍苍的路上，赶路的人越来越多，有匆匆行进的军队，有夹杂在人群中难以快速前进的汽车、马车，有背着行李扶老携幼的难民，还有刚从农村逃出来的妇孺，他们拖着肮脏的行李，睁大了眼睛望着陌生都市庞大的建筑和路灯。
剧团出发到周村、长山一带演出。这是他们真正地走进农村，走进军队，走进现实社会。
初到农村，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贫穷，很多地方都刚刚闹过饥荒，破旧的房屋，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孩子们，因为前一年地里没有什么收成，人们普遍吃不饱肚子，还有的人就因为穷当了汉奸。眼前的一切使大学生们受到很大的震动，站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说不出的沉重。
他们的出现同样给偏僻的农村带来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洋学生，更不习惯女人抛头露面，农民们像看西洋景一样尾随着他们，还有的人就傻呆呆地站在窗外张着嘴巴观望，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弄得他们哭笑不得。
面对着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怎样进行宣传呢，他们接受了动员委员会的建议，把自己打扮成难民的样子走进村子，和他们谈话，给他们演出，教他们唱歌。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人们显得比较麻木，当日本人的枪炮声在不远处响起，他们也会自动地组织起来准备保卫家园，但情况稍有好转，他们又不愿接受训练了。另一些富裕开明一点的村子，就好多了，他们组织起来欢迎剧团的到来，他们聚集在土戏台子前一遍遍地观看演出，流泪，喊口号。他们还给同学们吃面条、煎饼，端出一碗碗的茶款待同学们，虽然他们自己好像从来就没有喝过茶。当剧团告别乡亲们向另一个村子出发时，他们也尾随着前进，孩子们跟在后面奔跑着，在麦田里打着滚，大人们则一直送出几里地还依依不舍，最后就站在路边目送着他们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情景，让他们久久难忘。
除了贫穷，他们还看到了丑陋和黑暗，在不止一个地方他们遇到让人不理解和气愤的现象，那些压在农民头上的劣绅和苛捐杂税，那些为了财富之争忙着拉选票的党部官员们，光说空话不办实事的县长，还有连剧团演出用的油灯租金也要贪污的政府小夫役……他们不止一次地和县党部的人座谈，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和他们发生顶撞，却没有任何结果，贫穷和黑暗在他们心里存下的是一种伤痛和郁闷。后来他们遇到一位来自苏联的记者，还和他讨论起俄国十月革命苏联是怎样解决农村问题的……
和军队的接触也出现了一些他们想象不到的事情。
寒冬季节的山东雨雪霏霏，道路泥泞，一次演出后他们住在周村职工学校，刚好碰到一群从前线退下来的散兵也住了进来。被寒冷、饥饿、危险和疲惫困扰着的士兵们看到有女大学生顿时来了精神，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门口伺机行动。见势不好的荣高棠和杨易辰出来阻拦，没想到那些士兵反倒更来劲了，荣高棠急中生智赶紧把张家背景散布出来，才阻止了一场灾祸。还有一次，几个部队的军官索性找到剧团，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剧团的几个女学生嫁给他们，荣高棠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好还是把张家的背景亮出来，那些人一听立刻说，原来是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啊！冒犯，冒犯！再也不提此事了。事后，荣高棠惟妙惟肖地学着那些人的样子在女同学们面前表演一番，弄得张家姐妹哭笑不得。
到鲁西南一带演出时，当地驻扎的主要是刘汝明的军队，还有从前线撤下来的机关和逃难百姓。一天，刘汝明急着要见剧团，见面后人还没坐下来，就急着辩解，说自己的部队没有逃跑，报上登的消息不对。自己只是奉命调动部队，还拿出一些钱来，说给每个人买一支笔。
12月27日，济南终于沦陷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在曹县，听说沦陷前一天，日本鬼子在鹊山上安了大炮，冲着济南城整整轰了一天，整个济南陷入一片黑暗中，到了夜里，日本人的“膏药旗”就插进了济南。接着，济宁失守，泰安失守，河北、山西、察哈尔相继沦陷……他们就在这接连失守的消息中度过了1937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深夜，剧团的人都熟睡了，程光烈和张昕还在刻蜡版赶印新的剧本和宣传小报，他们一字字地认真撰写、校对，然后打开油印机，铺上蜡版，调墨、印刷，油灯映着他们疲惫的脸颊，两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了血丝，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弄点凉水在额头上敷一下接着再干，当一张张散着油墨味道的小报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东方微现的晨曦正从窗棂间照射进来——1938年到了！他们在战争中迎来了中华民族浴血的一年！
济南沦陷后，山东省教育厅随政府撤退到徐州办公。剧团离开曹县步行出山东进入河南柳河，南下开封，又西行到兰封、考城（两县合并后成为兰考县）、民权、商丘后到达徐州。徐州是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是军事要地，全国学联、平津流亡同学会和许多革命团体都聚集在这里。战火中的相逢，大家备感亲切，纷纷交流经验，畅谈撤出平津以后的经历，举行了联合公演。李宗仁、白崇禧观看了演出并讲话。
徐州的伤兵越来越多，移动剧团除了演戏，还忙着慰问伤兵。一次，在医院慰问，伤兵们见到比自己小的学生们来演出、代写家信，都不由得想起了家中的老人和姐妹们，他们落泪了，有人还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表示，伤好了以后一定要再上前线杀敌。有两个女伤员，她们躺在病床上，身上裹着绷带，伤口上的纱布浸着血迹，苍白的脸上勉强浮着虚弱的微笑，这让剧团的同学们看了心里更加难过，女生们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眼泪流过后是再次送同胞们走上战场。一次，他们在徐州车站上等待出发，正好一列火车满载着孙连仲的27师即将北上，几个宣传团体立刻在站台上排开队伍，向着一节节的车厢敬礼、高喊口号、唱歌，车厢里的士兵们，热烈地回应着他们，一时间，那个平时寂静的小站沸腾起来了，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剧团的同学们高呼着“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士兵们高喊“打到东京去！”“杀尽小日本！”，人们的声音嘶哑了，但没有一个人肯停止呼喊，直到火车蜿蜒着如长蛇般开出站台，歌声口号声还在苍茫的夜色里回响。
最让他们难忘的是遇到了张自忠将军。
59军驻扎在徐州附近时，张自忠就邀请剧团到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剧团还没有去，部队就转移了。后来剧团到驻马店时再次遇到59军，张自忠便把移动剧团接到军部驻地，专门搭了一个演出用的土台子，把一支支部队调上来看戏。他们在驻马店工作了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演出一场。
与张自忠将军在一起的情景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照片前排左四为张将军，虽然岁月已使图像变得十分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前排右二为张昕，后排右二为荒煤
他们亲眼看到演出前张自忠给自己的部队训话，将军站在部队前面，用洪亮的嗓音大声地向官兵们询问：参加过第几次第几次战役的请把头低下，只见唰的一下队伍里许多人的头都低下了，他又接着问：参加过某地战役的把头低下，队伍中又是一批年轻战士的头低下了，几次询问的结果是，这支部队里的军官士兵没有哪个人是不曾打过仗的流过血的！张自忠挺着胸膛骄傲地挥舞着拳头：“你们都是好兵！为国出力了！”官兵们高呼着口号，群情激昂地回应着将军的鼓励。每当看到这种情况，移动剧团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感到热血沸腾。
有一部戏叫《反正》，描写沦陷区的士兵不甘受日伪汉奸的压迫，齐心铲除不愿抗日的军官，一起离开沦陷区。第一次在部队演出这个剧目时，军方有些不安，演出一结束，一位副军长立刻跳上台向士兵讲话，说剧中的长官不见得是不愿意抗日的，官兵一心都是为了打鬼子。以后每演出一场，长官必定上台演说一遍。
演出《烙痕》时，张自忠哭了，大滴的眼泪从这个倔犟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了下来。
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雨，剧团住的后台漏雨无法睡觉，大家就把行李搬到前台，坐在行李上唱起歌来。正在这时，张自忠披着雨衣，打着赤脚来看望他们，身后跟着参谋长和副师长等人。他逐个询问同学们家里情况，当听说张家三姐妹父亲的名字时，随同的参谋长惊喜地插嘴说，我是你们父亲的学生啊！接着感叹道：你看你们，本来是可以在家里享福的，结果出来受罪！张自忠又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北平的大学生，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
后来，张自忠还带同学们去看黄河，看着黄河滔天浊浪翻卷而来，大家在巨大的浪涛声中都感受到一种力量的震撼。
连续不断的频繁演出，使剧团面临新的问题，表现在台柱子张瑞芳身上更为明显。最初，她所扮演的角色多是靠着自身充沛的感情，但时间长了，就不可能总像第一场演出那样保持忘我的状态，而且无节制的感情宣泄也常常会影响下一场的演出效果。与荒煤姚时晓讨论后，她开始寻找可以激发情绪，使人物性格自然地推向高潮的兴奋点。在扮演《打鬼子去》中的大嫂时，她发现这个兴奋点是孩子的死亡，而更具体的刺激点是当人物伸手去摸孩子的刹那间，为了加强这个关键点，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在道具上下了功夫：把红墨水和糖拌在一起，使墨水变成了黏稠的汁液，然后用一块棉花将液体浸透，放在香烟罐里塞进孩子的襁褓中。当衣衫凌乱的张大嫂抱着孩子踉踉跄跄上台，一边拍打和呼唤着孩子的时候，她很自然地顺手摸到了香烟罐里吸满“血”的棉花，定睛一看，满手是血，那是孩子的血啊！张大嫂“啊”的一声大叫，人就进入了癫狂状态！瑞芳把这一抓设定为调动情绪控制情绪的关键点，借助这一外部刺激，比较准确地、有层次地把握了人物情绪的变化，成功地把人物的感情一步步推向顶峰，也调动了观众的情绪。
《林中口哨》是姚时晓创作的独幕剧，情节简单却冲突尖锐，富有戏剧性，且成功地展示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使现实题材中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东北沦陷区，日本人为了抓捕游击队长李海把老弱病残的村民们集中起来一一进行拷问，村民们与日本人展开了反抗和周旋，戏的结尾树林里传来熟悉的口哨声，日本人心惊胆战，乡亲们的眼里露出得救的惊喜，李海带着游击队回来了……
这是一台展示了剧团全体人员才华的戏，姚时晓扮演李海的驼背哥哥，他在假驼背上包了一层干牛皮，当弯腰驼背的他被日本鬼子吊起来抽打的时候，鞭子打在牛皮上发出“啪啪”的声音，好像真的打在人的皮肉上，那一声声痛苦的惨叫，让在场的每个人都难以忍受。荒煤扮演老大爷，见到驼背被打，忍不住大骂一声，“有种自己去找游击队”，被鬼子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这位平素在村里有着很高声望的老爷爷，站在那里气得浑身发颤，连嘴唇都在颤抖。荣高棠扮演一个哑巴，平日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没想到鬼子审他的时候，他竟一反常态“咿咿呀呀”地跟鬼子理论起来，结果被鬼子一枪托砸到一边。在这场戏中，瑞芳扮演一个丈夫已被日本人杀害了的年轻寡妇，她和乡亲们一起被赶到大树下，日本人一个个逼问拷打大家，最后问到她：“你丈夫到哪里去了？”她愤怒地大声喊道：“让你们打死了，还来问我！”紧接着就破口大骂起来……开始时，导演姚时晓要求瑞芳一开口就要出其不意地把对手吓得后退几步，瑞芳总达不到这个要求，由于情绪准备过火，大吼一声非但没有达到吓退鬼子的效果，声音反而憋住了。后来，她不仅在角色的装扮上下了一番功夫，而且尽可能地体会现场的效果，接受周围事物的刺激，让感情随着其他人的变化逐渐达到高潮，到了剧情发展到日本人审问村妇时，她的情绪已经酝酿到了憋不住的地步，喊叫声冲口而出，那声音和气势直逼扮演日本军官的方深，方深是一个很有演剧才华的人，他总是非常容易就进入角色，那吼声把他镇住了，本能地身体向后一倾，脚跟也向后退了两步……整场演出，人物间彼此成功的配合推动剧情跌宕起伏，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
随着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瑞芳对表演越来越有把握了，在台上她不再感到孤立无援，她体验到戏是在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刺激中产生的，演戏不能老是牵着自己的一根弦，必须把自己放到整场戏中间去，在对手身上抓东西，才能更好地完成人物的性格塑造。移动剧团的演出实践，为她以后的表演生涯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剧团的演出成绩让何思源感到满意。钟志青也很以剧团的成绩为自豪，只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时常和荣高棠有摩擦，比如，他喜欢把自己的一点烟酒钱放到剧团的账目上，报账时就总是受到荣高棠的坚决反对，有时候两人还会吵起来，弄得满脸通红。钟还喜欢吹牛，每次演出前，要到台前去讲话，内容多是带点自我吹嘘的介绍：我们这个剧团可不一般，都是些清一色的北平大学生，我们的演出水平可是很高的……每当这时，荣高棠就会在一旁叫他：过来过来，快开演了！把他拉回后台。大学生们还是看不起钟，觉得他没有什么能力，有时还嘲笑他衣服虽然不错，但人却邋邋遢遢，表面看似大大咧咧的钟也并不生气。钟志青怕吃苦，有时候剧团到艰苦的地方去，他就借口要向上级汇报工作逃避了，荣高棠们也正好乐得躲开他的视线。
然而，钟志青对上峰的精神却是心领神会的。在济南时他听到韩复榘对演出的好评，喜出望外地跑来向剧团贺喜。不久，他又拿来一批张道藩的剧本，希望剧团安排上演，这显然是张道藩的意思。荒煤和姚时晓都不同意，商量后便以剧中人物太多，需要较好的布景，而剧团不具备这些条件拒绝了。
钟志青也会在关键时候向大家显示自己的能力。剧团经常出入部队驻地，时常会受到哨兵的阻拦。一次，钟志青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拿出一些空白胸章，颇为得意地说，这是他费了很大劲从上面弄到的，每个胸章上的军衔可以填写少校、上尉，有了它就等于有了通行证。他还有些炫耀地说：这就是资历呵，以后还可以填进履历表，放入档案呢！大学生们都觉得有些好笑，快嘴的张昕不以为然地说：那就把它刻在墓志铭上吧！胡述文拉长了嗓音说：那就把它贴在脑门上吧！一屋子的人都大笑起来，谁也没有理会钟志青尴尬的脸色。哄笑声中，写得一笔好字的程光烈自告奋勇地填写胸章上的姓名和军衔，他原想把郝龙、荣高棠、荒煤三人填上少校，其他人填上尉，不知怎么的，一不小心就把荒煤写成了少尉，大家又是哄笑一番……
事情在当时看来很简单，他们在哄笑后把写好的胸章戴在胸前，果然进城出城时不再受阻拦，行动起来自由多了，特别是女同学们，还有机会进城到澡堂去洗澡，这可是她们最盼望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件事情到后来竟成了他们无法说清的罪证，“文革”中，造反派们知道了这一细节，于是就有了“第三集团军分别授予团员军衔”一说，他们投靠国民党加入特务组织的事实变得更加确凿无疑，对他们的追查和批斗也因此加大了力度，一时间，他们真是有口难辩！
剧团在战火中移动，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冲破险阻努力向前。他们行进在满目疮痍的祖国大地上，敌人的轰炸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在夜里，有时候就在身边，他们已经练就了以最快的速度钻防空洞的本领，但也有的时候，他们匍匐在可以隐蔽的地方，咬着牙，愤怒地注视着天空，一架一架地数着敌人的飞机，眼看着飞机投下来的炸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起火，那熊熊的火焰好像就焚烧着自己仇恨的心。一次，夜行车，他们坐在车顶上，火车穿过敌机刚刚轰炸的地区，阴森森的，一连几里地都是废墟，那次轰炸死了两千多人，夜风里弥漫着烧焦的味道，好像包裹着无数死去人们的冤魂。
他们都变得粗犷和坚强起来，可以吃得好，也可以吃不饱，可以住好房子，也可以在漏着雨又湿又臭的茅屋里与牲口和苍蝇蚊子为伍。移动中，闷罐车、敞篷车和火车车顶是他们最经常待的地方。一次，在敞篷车上，下起了大雨，粗大的雨点从天上倾泻下来，他们无处躲藏，每个人都在瞬间湿透了衣裳，病倒了的同伴就躺在临时搭起的铺板上，身上盖的大衣无力地承接着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怎么办？他们高声地唱，大声地笑，雨水从头发上流下来，雨珠跳进张大的嘴里，雨丝的细沫迷蒙了眼睛，他们还是唱、跳、笑，他们的情绪感染着同敞篷车里的军人们，但当火车到站时，他们几乎支持不住了。后来他们换了车，仍旧是敞篷车，把四十八件行李重新搬到车上，雨已经停了，他们把车厢里的水擦干，拴上根绳子，晾上湿的被褥，把湿衣服换下来堆在一起，就那样倒在一旁沉沉地睡了……
从1937到1938年的日子里，他们就这样辗转于山东、河南、安徽数地，行程几万里，演出二十几个剧目，百余场戏，几乎每一场演出观众都挤得满满的。
他们忘不了那一次次的开幕闭幕，一次次地装台卸台，更忘不了寒冷的冬天里台下那些哭泣、吼叫的军人和民众。有很多次，台下和台上一起歌唱。有很多次，从观众中冲出怒不可遏的人奔上台去要打“鬼子”！他们鼓舞着观众，也被观众鼓舞着，并在这中间一次次地燃烧着热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抗战初期速胜的心理渐渐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抗战前途如何，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困惑，眼见着队伍不断地撤退转移，他们的宣传、讲演也不得不针对这些问题，在内部他们也在不断地讨论着争论着……悲观的情绪渐渐地弥漫开来，这种伤感越来越多地袭击着他们，使他们逐渐感到难以自拔。
每天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回到可爱的故乡，可是，这个日子究竟有多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