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名字，一个剧团
1937年8月的一天，天津《庸报》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数千赤色分子逃亡来津。
荣高棠一行人，就是裹挟在这“数千赤色分子”的人流中来到天津的。
那天，火车从正阳门出城后一直走走停停，几乎每个小站都要待上一段时间，站台上人很少，只有零零落落的日本兵在巡逻。车厢里实在太挤太热了，有身手好的同学就索性从窗户钻了出去，双手抓住车顶把自己挂在外面，车开的时候迎风招展，惹得车里车外的人连连惊叹，好不羡慕。
经过了一天的颠簸，火车总算在黄昏时分到达天津，同学们急忙下车各奔东西。
按原定计划，荣高棠们要进入租界到杨易辰家去，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通往租界的路口已经被封锁，所幸他们手里有钱，租了辆汽车，绕来绕去开了进去，终于找到了杨易辰家的小洋楼。
杨易辰的父亲因为时局的变动不愿在政界做事，正赋闲在家，他把房子腾出来安顿同学们。几年前由于担心独子的安全，他曾经对杨易辰苦苦相劝严加看管，如今面对大片国土的沦陷，这位父亲已经再也无法把儿子的安危放在最前面。
杨易辰忙着在家里接待从北平出来的同学们，人越来越多，卧室，书房，连厨房都挤满了人，实在挤不下，他又找到一个同学的亲戚，动员他把小学校舍腾出来接待大家，那里后来就成了北平流亡学生的一个落脚点。
满怀爱国热情的杨易辰
在天津住了几天后，他们设法买到了四张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到上海的船票，决定荣高棠、荒煤、张楠、张瑞芳先走，杨易辰留在天津，等候剧团第二批人到达后再带人去南方会合。
他们又拎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天津的轮船码头上是另一番战斗情景，无数准备奔赴南方的学生和难民们拥挤在一起，争相登船，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吊梯也撤下来了，还有人从船头抛下很粗的绳索把人从船缘旁拉上船去。
一番拼搏后，他们总算上了船，这时候不要说船舱里面，连甲板上也没有什么空隙了。荒煤还算幸运，在一个捆锚绳的小铁柱旁站住了脚，张瑞芳就紧紧地靠着他站着，有时候，他坐在铁柱子上，瑞芳就蜷曲着身子伏在他的脚前睡一会儿。
轮船载着年轻人的梦想和希望起航了，那一刻，在遥远的海平线上，太阳正冉冉升起，迎着万顷波涛，年轻的荒煤眼眶湿润了，很多年后，荒煤在回忆时这样描述：
当轮船一旦开出港口，行进在茫茫大海时，我记得正是黎明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救亡歌声，于是整个轮船沸腾起来，在歌声不断中迎来了朝霞。
直到此刻，一个多月以来的压抑感才消逝了，仿佛重新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自由地歌唱、自由地谈论、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想象……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自由！
我也感受到大海的自由，大海浩荡，尽情地展开那雄伟无边无际的蔚蓝的胸怀，温暖了数千名热血澎湃的青年的心，让他们尽情地歌唱爱国的心声，给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祖国将如何振奋起来燃烧起抗战的烽火！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大海有这样深厚的情感。
海上的旅途同样不顺利，天气炎热，船上伙食差，经过了极度疲劳奔波的人们拥挤不堪，病号很快就越来越多。为此，在李昌等人的建议下，船上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走到哪里都很活跃的荣高棠和张楠成了同学会的骨干，负责和船长交涉改善伙食等问题。轮船行驶到烟台时，有人从对面开过的轮船上打来信号，告知上海去不成了，淞沪抗战爆发了。大海上，一船人就这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困在了那里，不知何去何从。那天，海上的夜色很深，风很凉，流亡的感觉像海风一样袭透着他们疲惫的身心，使他们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冷和悲伤。“平津流亡同学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张楠在会上提议取道青岛，她想到了在青岛铁路局机务段负责的三舅，建议向他寻求帮助，从青岛改乘火车到济南去，济南是南下学生的中转站，大家可以到那里再作打算。在她的建议下，第二天，轮船驶近青岛时，船上的多数同学分乘竹筏在青岛上岸了。
当张楠和瑞芳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她们的三舅面前时，舅舅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一把将两个外甥女搂在怀里，差点哭出声来。李昌、荣高棠等人代表同学们向三舅提出了求助的希望，三舅答应了。很快，他就帮忙找到了一节车厢，挂在开往济南的货车后面。热心的三舅还给学生们送来几大桶饼干，他们终于可以上路了。
和娘的预料一样，在做完了这一切以后，三舅把两个外甥女叫到面前，要求她们留在青岛读书，不要再走了，她们没有同意。三舅又拿出钱来要她们收下，并恳求她们把同学们送到济南后再回到青岛来，她们也没有接受，两个人昂着脸坚决地表示：我们不会当逃兵的！我们要去打日本！看着两个小难民似的外甥女，舅舅很难过，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而两个女孩儿却毫不犹豫地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向舅舅和车站的同仁们鞠躬表示感谢，然后挥手上车了。
他们又开始了旅途，火车哐哐地载着他们向前，从沦陷了的北平出发，要去的上海也面临着沦陷，现在他们改道济南，那里又将怎么样呢……车在漆黑的夜里行驶，有股风从窗外猛地刮进来，使劲地吹拂着他们，行进中，疲惫的人们不再说话，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乡，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北平呢？
北平，在遥远的黑夜里向着他们遥望……
1937年8月的济南一派忙碌不堪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平津流亡学生带着抗日救国的热情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名城。他们来不及欣赏城市的美景就立即开始找寻那些需要人的抗日团体，街道边、马路旁的电线杆子上到处张贴着各种组织的招募广告，许多人就像没头苍蝇似的瞎跑乱撞，纷纷报名参加到各个临时成立的组织中去，还有一些人要去南京，济南就成了他们南下的中转站。
“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成立起来了，荣高棠他们一到就被安排住进大明湖附近的一所中学，安顿后，立即给黄敬发信告之剧团的行踪。
同学们马上就忙了起来。荣高棠、张楠四处跑着联络关系，荒煤开始创作《打鬼子去》，张瑞芳凭着记忆把《黎明》、《放下你的鞭子》的脚本整理出来，没有桌子，他们就坐在砖头上就着长凳写作。几天后，杨易辰、方深、郭同震、庄璧华等人也从天津经烟台赶来了，人员基本凑齐后他们打算先排练一组节目。
从离开北平，他们就过起了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日子，现在总算是住下了，但生活的困窘立刻就显现了出来。他们睡在教室里，课桌就是床，没有被褥和枕头，好在正值盛夏，盖件衣服就可以睡。张楠和瑞芳两姐妹睡在一张乒乓球台上，用捡来的罐头盒当做枕头用，夜间翻身时，一不小心罐头盒滚落在地发出当啷啷的响声，惊得一屋子人都心跳不已。有时候睡不着，就不由得想起娘和北平那个温暖舒适的家……长这么大，她们还是第一次体验挨饿的滋味，每天只有两顿饭：馒头、芥菜丝、米汤。白天还好，饿了就找水喝，一到深夜肚子就咕咕叫个不停，偏偏隔墙的街上不时地传来卖烧鸡的吆喝声，这更让大伙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天，瑞芳实在忍不住了，想起临离开家时娘给的那份钱，一出发就被姐姐收走了，便悄悄向姐姐要烧鸡吃。张楠没答应。在家一向大手大脚的姐姐自从做了剧团的财务总管就变成了铁公鸡。她板着脸教训妹妹说：大家的钱都凑到一起了，到实在揭不开锅时才能用呢！瑞芳知道姐姐说得有道理，但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委屈的样子。张楠心软了，叹了口气跑了出去，回来后她把妹妹带到操场上，递给她一个纸包，里面裹着一只比鸽子还小的烧鸡。几十年后，瑞芳都记得那只自己一生中吃得最香的小烧鸡，记得大姐那半带心疼半带不满的表情，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把纸包捧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吃着，并且没有忘记让姐姐也吃一点，可姐姐拧着身子背对着她拒绝了。
为剧团改名正是这时候。一天，他们在报上看到邹韬奋发表的《战地移动剧团》，感到很受启发，原有的“农村服务旅行社”的名字已经不再适用，他们的阵地不再限于农村，而要向前线转移。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他们决定把剧团定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新改的名字使他们既自豪也很兴奋，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时期以北平大学生命名的移动剧团也只有这一个。
黄敬很快就派北京大学的江凌秘密地送来了组织关系，转给了负责接洽党员关系的任仲夷。剧团怎样尽快取得合法身份，仍然是生存下去的首要问题，黄敬带话给他们：等团员到齐后赶紧去上海。
他们不能在济南久留，必须南下。南下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找到崔嵬，让他加入剧团，这是荒煤在北平时提出来的。他坚持认为要担当抗日演剧的任务，必须有真正懂得戏剧的人参加剧团，眼前这支队伍，除了张瑞芳、郝龙以外多数都是没有什么演剧经验的大学生，他有些担心。
战时的铁路运输很不正常，等了好多天，也没有等到去上海的火车。正在这时，济南铁路局为流亡学生发了一趟去南京的专列，他们便决定到南京去。那天，南下的学生很多，荣高棠担任了大队长，他奔前跑后地指挥着同学们上了火车，却让自己的剧团发扬风格上了挂在火车最后面的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火车开了，坐在货物的缝隙中间，8月的风穿过原野吹拂着他们，开始他们还觉得挺舒服挺得意，没想到车刚过徐州就下起了大雨，他们急忙把包行李的油布解下来撑在头顶上。雨越下越大，水不停地从油布的四周流下来，很快敞篷车厢里就积满了水，行李也湿透了。正在焦急中，荣高棠忽然挥舞着手臂喊道：女同学们，别客气了，你们不能坐在水里呀，就坐在男同学的腿上来吧！哄笑中，女同学便纷纷毫不客气地坐到了男生们的腿上。雨还是下个不停，油布中间的积水越来越多越来越沉，眼看油布就撑不住了，荒煤赶紧站起来拿个棍子往中间一捅，水哗地从四周倾泻下来，洒得大家脸上身上都是，叫嚷声中，杨易辰带头诌起打油诗来：
车篷像牛肚，
老陈用棍杵，
四边直流水，
湿的是屁股。
大家又笑了，笑声在雨中显得特别清脆。
到南京后，剧团住进了设在下关八府塘中学的“平津流亡同学会”。费了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打听到黄敬介绍的五个人中只有沈钧儒在南京。商量后，决定荣高棠等人立即前往。
沈钧儒住的地方在中山陵附近，那里戒备森严，一行人刚刚走近就被岗哨拦了回来。荣高棠想起在天津闯租界的经验，没过两天就设法租了部车子开过去，居然很顺利就通过了，他们不由得暗笑，哨兵真是势利眼。
他们终于见到了沈钧儒。身为“七君子”之首的沈钧儒刚从监狱中放出来不久，身体有些虚弱，精神却没有半点颓唐，他个子不高，宽大发亮的脑门好像蕴藏着不少智慧，说话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字斟句酌。
张楠把黄敬的信交给了沈钧儒，黄敬曾在上海待过，他的化名、笔迹和口气都是沈钧儒熟悉的，读信后沈钧儒立刻表现出不同一般的热情。他很细心，考虑到自己刚刚出狱，不便出面，就决定写信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再由他把剧团介绍给适当的人。
有了沈钧儒的信，他们很快就见到了邵力子，邵力子又把他们介绍给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表示，用演剧的方式宣传抗日是好的，教育部也需要这种人才，但是他本人不懂文艺，于是介绍他们去见张道藩。
曾经西渡英国，凭着一身才气，成为伦敦大学美术部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张道藩时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在政治上他是陈立夫CC派的骨干，在文化上颇有建树，被人称为“艺术全才”，他创立的中国文艺社、国立戏剧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有陈立夫的信他不得不见，但是面对年轻的学生们，他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或许是因为明显地感觉到他所流露出的不信任，荣高棠、张楠看着他也不大顺眼，同去的瑞芳很多年后还记忆深刻地形容他，架子很大，人很讲究，头油亮得能滑倒苍蝇，像是一个花花公子。
张道藩一见面就不断地询问剧团成员的情况，包括学历、家庭状况、将来的打算等等。剧团的成员没有一个出身工人农民家庭，这似乎使张道藩稍稍地放松了一些。接着，他又询问剧团的演剧能力，这方面荣高棠早有准备，他着重介绍了张瑞芳在北平的演出，荒煤等人的戏剧创作，还有其他人的抗日演剧活动。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救亡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他们的介绍又显得颇具说服力。张道藩听了说不出什么，想想，要他们先演出一次再说。
机会总算来了，他们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沈钧儒作了汇报。沈钧儒很重视，嘱咐他们要认真准备，包括一定要租好的礼堂，印精美考究的节目单，尽可能要显得专业化，不要弄得就像个流亡学生组织等，并交给他们二百元钱作演出费用。有了沈钧儒的指点，他们心中有了底。这期间，他们只要遇到问题就找沈钧儒商量。沈钧儒告诉他们一条路线，可以避开哨兵不需要坐汽车就能进入，他们也实在没有钱可以再那样乔装打扮了。
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荒煤终于找到了崔嵬，但崔嵬却因为已经加入了演剧三队不能脱身，三队见到他们还生出想把张瑞芳也挖走的念头，瑞芳既忘不了和崔嵬在北平演戏的激情和收获，更不想离开姐姐和大家，荒煤见状，赶紧打消了拉崔嵬的念头，转而邀请姚时晓，姚时晓的到来为剧团增添了艺术骨干。
正在这时，荒煤又意外地碰到了从上海流亡出来的丽尼（郭安仁），好朋友相见格外激动，丽尼使劲地摇着荒煤的肩膀说：上海的朋友们都传说你在北平沦陷时遇难了，我们还准备给你开追悼会呢！说这话时，他的眼里噙着泪花。荒煤顾不上多说什么，立刻要求他支援剧团，荒煤的《打鬼子去》已经完成，两人又合作夜以继日地赶写出了独幕剧《北平：七二八之夜》。
1937年9月的一天，在南京国立戏剧专门学校的礼堂里，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首场演出拉开了帷幕。演出的剧目有话剧《打鬼子去》、《北平：七二八之夜》，大鼓《卢沟桥之夜》和歌咏《松花江上》、《海军歌》、《空军歌》等。
《打鬼子去》讲述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在北方一个平静的村庄里，乡亲们过着安宁的生活，然而日本鬼子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一切。他们抓走了村里的男人，留下老弱妇孺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陈老汉的儿子和邻居张大哥都被抓走了，一天，鬼子再次闯入村子强奸了张大嫂并杀死了她的孩子，张大嫂在强烈的刺激下疯了。被抓去的男人们终于逃了出来，配合中国军队打鬼子，投入了抗日的行列。
这是首场演出的重头戏，瑞芳和荒煤担任了主角张大嫂和陈老汉。瑞芳第一次扮演一个被凌辱的农村妇女形象，开始排练时还有些生疏，在荒煤的启发帮助下，她很快地把握了人物感情发展脉络。那天开场前，张瑞芳从幕布后看到场上黑压压的观众，心里还有些紧张，但戏一开始，她很快就忘了一切，沉浸在人物的悲惨遭遇中。丈夫的被抓使她陷于悲伤，被鬼子奸污使她悲愤到痛不欲生的程度，但因为有孩子，她还要挣扎着活下去。然而，孩子的被害终于使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张大嫂彻底崩溃了，她满手是血抱着死去的孩子向台下冲去。那一刻，刚刚二十岁的瑞芳把自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无助的村妇，她流着眼泪喊叫着摔倒在台上，又不由自主地像戏曲中的跪步那样，一步步连跪带爬地下了场，当她扑倒在后台盖道具的苇席上时，还浑身发抖地不能控制自己。
台上的演出还在继续，有记者出现在张瑞芳的面前，告诉她，就在刚才，当她演到张大嫂发疯的时候，台下一个维持秩序的宪兵也突然发了羊痫风，那个士兵的家乡就在卢沟桥。记者问瑞芳，是怎样演好张大嫂这个角色的，瑞芳好像没有听明白，她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打鬼子去》，荒煤饰老汉（中），张瑞芳饰村妇（左），张昕饰孙女（右）
《北平：七二八之夜》讲的是北平沦陷之夜的情景，丽尼应荒煤之邀扮演了剧中学生会负责人的角色，因为没有舞台经验，他很紧张，刚一上台就连连忘词，越急越想不起来，弄得和他配戏的瑞芳只好在一旁连连救场，总算没有影响到全剧的演出效果。从台上下来瑞芳就发了脾气：这太不像话了，连词都忘了！丽尼满脸通红，犯了大错般地站在一旁低头不响，荒煤急忙上前拉拉瑞芳：你看他多难过啊，别当着这么多人嚷嚷！瑞芳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不说话了。
那天的演出，剧团每个人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在台上他们是演员，在台下他们是化妆师、管道具的、管服装的，每个人都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马虎。荣高棠的演剧才能一开始就不被导演荒煤看好，荒煤不喜欢他一说话就爱伸出两个指头的样子，但荣高棠的大鼓书水平却是上乘的，小时候荣高棠总喜欢在街口摆把小板凳听西河大鼓，听得多了就会唱了。《卢沟桥之夜》是杨易辰创作的，写的是“七七事变”中国军人吉星文的事迹，经荣高棠一唱愈显得神龙活现，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首场演出，按照沈钧儒的嘱咐请来了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还邀请了王昆仑、曹孟君等著名人士，以及文艺界、新闻界、平津流亡文化界人士、“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很多同学。剧场里挤得满满的，正是兵临城下的时刻，演出取得了强烈的反响，从开始到结束，场上掌声不断，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演到一半时警报突然拉响，日本飞机轰炸的声音传来，演出不得不中断，张道藩表现得沉着镇定，就在现场亲自指挥维持秩序。轰炸声一过，演出接着进行，那警报就好像给演员和观众注入了兴奋剂，场上的情绪更加高涨了，大合唱就在这种情绪中进行，几乎所有人的心都被震撼了。
演出取得了成功，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挑不出什么毛病，张道藩很满意，要他们在新街口新建的大剧院再演一场。除了团员们，最高兴的还数沈钧儒了，他不仅为年轻人充满激情的演出感动，同时也为自己完成了黄敬的托付而欣慰，他有种预感，黄敬期待的结果怕是没什么问题了。
果然，不几天张道藩就通知他们，要他们留在教育部，成为教育部属下的剧团。听到这个消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们反而着急起来。他们知道，如果留在教育部势必被控制起来，这不仅对开展工作不利，对黄敬交代的要回到华北地区活动也会造成很大的阻碍。商量后，他们不得不婉言拒绝，表示希望到山东、河北一带去。理由有两点：一是同学们都是北方人留在教育部在南方宣传恐有语言障碍。二是山东、河北离家近，仗打完了好回家读书。张道藩不太高兴，觉得被驳了面子，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决定让他们到山东去，由山东省教育厅领导。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剧团终于取得了合法身份，大伙儿都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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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三妹张昕终于无法再待在北平读书，她和同学一起从烟台赶到南京，和两个姐姐在南京团聚了。姐妹相见分外亲热，张楠、瑞芳围着张昕不停地询问娘和弟弟的情况，瑞芳还急着向她描述离家后的一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张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她打断两个妹妹没完没了的话题，把张昕拉到一边问她带了多少钱，把临行前母亲给妹妹细细地缝在被子里的几百元钱全部拿出来充公了。张昕对姐姐的做法毫不反对，只是她对演戏兴趣不大，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了她另外的特长——写有一手秀丽的字体，这对剧团油印小报，制作宣传材料大有用场。张昕得意起来，她这个聪明活泼有点厉害的中学生，现在终于和一直把她当成小孩看待的大学生们在一起了，谁也不敢再小看她了。
剧团初战告捷，又增加了张昕、胡述文几个人，扩大了的队伍情绪高涨，准备再次返回济南。
离开前，荣高棠、张楠分别前去与沈钧儒、张道藩辞行。张楠见张道藩已经好几次了，一次在他家里，他正在画油画，画的尺寸和气派都很大，他就站在那里，一边随意地涂抹着油彩一边和他们说话。还有一次是“九一八”纪念日，张道藩说他要吃素。这次辞行就在张道藩的办公室里，一见面他好像不太高兴，不知是不是对他们的行为有所察觉，开始说话没一会儿，就突然骂起沈钧儒来，他说这些人很坏，他们就是听共产党的，共产党就是听苏联的，他们抗日就是要和苏联接上头……张楠坐在那里只是听没有吭声。转而，他又追问起张楠的家世背景来。
当听说张楠父亲的情况时，张道藩有些吃惊，他把身子向前倾斜着盯住张楠，用尽可能恳切的口吻说：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就应该赶紧回家继续读书啊！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还带着两个妹妹跟着这么跑，多危险！还是赶紧回家吧！张楠嘴硬地说：家已经让日本人占了，要回去，我们还出来干吗。张道藩更加不高兴了，教训地说：你打算干什么？你这样做不对！你要对你的妹妹们负责任！你们这样跑来跑去，谁知道将来会碰到什么情况！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转身又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地图越发显得激动起来，“你要知道，共产党北上抗日并不是为了打日本人，陕北离苏联很近，共产党是打算在抗日战争形势不好时，就近投靠苏联……”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红军长征如何如何的话。
张楠始终不做声地听着，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她真的不知道，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北平，那个温暖的家，在母亲身边那种平静的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着珍贵。她当然也为妹妹们的安全担心，可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并且对前途满怀着信心和希望……
张道藩讲累了，才回到正题上，他让剧团到济南找教育厅长何思源联系，并表示要给剧团派一个团长去。
离开南京时，已经有种风雨飘摇的感觉，日本人越来越逼近，政府正准备撤离，老百姓人心惶惶。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这里，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争取到了立足的机会，但离开时，心中仍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后，日本军队就开进了南京，在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还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很多年以后，正是这一段历史使剧团的所有成员都被定上了一条共同的罪状——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而他们以后的种种活动都被说成是特务活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造反派责问他们：你们去什么地方不行，为什么偏偏要去国民党统治区？他们解释，没人听，他们申辩，被呵斥为不肯认罪，只能罪加一等！面对着种种“罪证”，他们哭笑不得，只能仰天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