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走向译者

无论对中国近现代语言转型还是文学发展，域外文学的翻译与输入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贡献。对此，任何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予以否认。然而在学术话语中，尽管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具有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认可，但作为个体的译者却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如果说翻译的非原创本质总是遮盖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并因此使许多译者及他们的成绩被普通读者所忽略，那么包括比较学者在内的文学研究者却不应忘却或无视他们的存在。

随着翻译研究这一学科在国内学术界的日益发展壮大，十几年来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了“译者”这一文学史上独特的群体。如王友贵先后出版的《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六位翻译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及《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等著作，代表了关注作家翻译活动的努力；白立平的《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与翻译——梁实秋翻译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4）、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马红军著《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许渊冲的译学理论与实践》（译文出版社，2006）、商瑞芹著《诗魂的再生——查良铮英诗汉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严晓江著《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等著作则或从宏观或从微观的角度对某些译者的理论及实践进行了探讨；近几年又涌现出顾钧著《鲁迅翻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肖曼琼《翻译家卞之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刘云雁《朱生豪莎剧翻译——影响与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1）等新的译者研究成果。不过，考虑到一百多年来灿若星辰的众多翻译家的贡献，目前的研究与译者这一群体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实际价值仍是不相称的。

有论者提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基本要素：作家（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实践，还有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事件）”^[1]，笔者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对译者具体翻译实践、翻译理念、翻译策略与其影响的考察构成了书写翻译文学史的基础。译者是建构翻译史的主体性因素。文学作品跨文化的传递与传播，异国语言模式、文化因素在译语中的移植，都有赖于译者去实现，而其具体的实现方式又取决于译者所处历史环境与个性化的主观选择。对那些在翻译史上辛勤耕耘过的译者做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个案考察无疑会使翻译史的书写一步步丰满起来。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学界对个别翻译文本和翻译现象的探讨能够拓展我们对涉及其中的译者的认识^[2]，但对译者的整体研究，仍集中于数量相对有限的某些翻译大家，在范围上有极大的扩展空间。同时，和鲁迅、梁实秋、徐志摩、穆旦等这些著译者的创作所受到的深入关注和研究相比，对他们的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待进一步的扩展。

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1942—1991）在其《走向翻译批评：约翰·邓恩》一书中指出，“走向译者”是一种根本的方法论的转向，他认为：“翻译阐释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将翻译主体纳入研究的视野。因此，‘谁是译者’（原文为斜体——笔者注）这个问题是我们在面对翻译时必须坚定地提出来的问题。”^[3]

正如作家研究是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译者研究也理应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严格说来，完整的译者研究应该包含两个部分：对作为狭义的“翻译主体”的译者与作为“历史存在”的译者的研究。在此，我们所说的对“翻译主体”的探讨主要关注译者生命中与翻译转换活动直接相关的维度：包括其语言水平、翻译观念、具体翻译策略以及在其主体性关照之下其翻译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具体面貌。而对作为“历史存在”的译者的考察则宜将视野从具体的翻译作品和翻译活动中转向译者更为完整的人生与文化历程：包括其生平经历、其他文化活动以及整体性的文学与文化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译者的关注以传记式探讨与写作为主^[4]，勾勒译者生平、人生经历，梳理其翻译成绩及影响，为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译者的翻译活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然而，这种局限于对作为历史存在的译者的关注却往往无法对译者具体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文本提供更为充分的描述与解释。它只在具体翻译实践的外围探测，往往因缺少对具体文本的考量而无法深入译者研究的腹地。

贝尔曼提出，“译者是谁”这个问题与“作者是谁”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目标。“作者是谁的问题指向被认为是启发了其作品的传记、心理和生平因素。”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译者的生活及其心灵状态与翻译批评则不甚相关。在此，我们很难完全认同贝尔曼对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绝对区分。我们当然承认，要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与作品提供充分的阐释，不能满足于各种生平“信息”与翻译“史实”的梳理，“而应该向前一步，确定他的翻译立场、翻译规划以及他的翻译视野。”^[5]也就是说，需要对作为狭义的“翻译主体”的译者给予集中的探究。这种探究的基础必定是以从原文到译文的对比分析为基础的。研究者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判断译者的翻译立场、翻译规划以及翻译视野出发点可以是译者本人的理论言说与阐述，但必须不止于此，而需从对译文的具体考察中得出结论。毕竟，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是在翻译作品中容纳和呈现自身的。

但反过来说，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又是在其“历史存在”的基础上生成的。正是为了对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转向其在历史中的存在。译者的翻译立场、规划和翻译视野都与其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其个体的人生经历与其他文化活动产生或明或暗的联系。另一方面，译者与外国文化的接触以及大量的翻译实践又会对其历史中的存在进行深刻的文化塑造，对此的探究会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翻译行为对个体文化选择、立场之影响。

当然，我们对所谓“翻译主体”和“历史存在”的区分是在方法论的阐述下作出的，在现实中这两个维度则交融在每一个个体的翻译者之中。这种区分旨在提醒我们，对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全面认识与阐释需要研究者对这两个维度给予综合的、会通性的考察。而探索译文的具体面貌、译者的翻译立场、翻译视野与译者历史存在之间的双向影响与联结，也自然成为翻译研究最富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本书的研究对象曾朴（1872—1935）是一位跨越晚清与五四，同时兼具作者—译者—出版者三重身份的文学活动家，因此，要探讨其作为译者的文化实践，尤其需要这样一种会通性的考察。

二、作为译者的曾朴

曾朴登上文坛，最初以其创作的小说《孽海花》名世，但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翻译活动亦占有相当分量。曾朴从1895年起即在同文馆特班开始法文学习，随后通过自学和在法居留多年的陈季同的启蒙，逐渐研读了法国及至欧洲他国的文学。1904年，曾朴与同乡诸人创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小说出版机构——小说林社，他的《孽海花》也于次年在该社出版；由小说林社出版的《小说林》杂志，被认为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当时亦获得广泛传播。在创办小说林社时期，曾朴不仅因《孽海花》的创作获得了文学上的声誉，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外语能力开始了译介实践，成为清末民初不多见的直接从原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者。1908年，曾朴进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小说林社也于同年停办。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曾朴始终活跃于江苏省政坛，历任省议员、省财务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但在宦海生涯中，他仍坚持研读与翻译法国文学，曾译雨果（译名“嚣俄”）小说《九十三年》（Quatrevingt-treize）及两部戏剧作品就发表于这一时期。1926年，曾朴因与时任江苏省长的陈陶遗合力反对军阀孙传芳加收亩捐未果，愤而辞职，最终离开了仕途。1927年，他与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创办真美善书店并出版《真美善》文学杂志，重返文坛。他在杂志创刊号上声明，《真美善》“是主张改革文学的，不是替旧文学操选政或传宣的”^[6]，表达了自己接近并贡献于新文学的愿望。曾朴一生先后译介了大仲马、雨果、左拉、莫里哀、皮埃尔·路易等十几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雨果作品的持续译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中国读者了解雨果作品的主要资源之一。他所创办的两家出版机构——小说林社和真美善书店，其出版物中的文学翻译作品也占有极大比重。在1927至1931年开办真美善书店期间，曾朴除了翻译古典及当代法国作品外，还同时撰写和翻译了有关法国文学史及法国当代文坛状况的文章；这一时期，他更有意识地把系统译介外国文学作为滋养本民族文学创造的源泉，辛勤著译，其所发表的译介法国文学的文字，数量上远超过他所发表的创作文字。因此，无论从对翻译活动的执著努力还是从其翻译成绩看，曾朴这位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都值得我们给予关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和鲁迅、周作人、巴金、冰心、李健吾、穆旦（查良铮）等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曾朴也在特定时代为传播与输入异国文学发出了他独特的声音。学界对上述作家—译者的研究侧重最能凸显其对“译者”的忽视。虽然作为其整体文学生涯的一部分，这些作家—译者的翻译活动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论者述及，但这种关注主要是作为作家生平研究的一部分，对其作为译者的文学实践本身，只是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的视野之中才获得了比较集中和深入的关注^[7]。就曾朴而言，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虽然得到认可，但其翻译活动及其成绩则未能获得普遍了解。因此，本书希望集中考察作为翻译家的曾朴，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其在特定时代的翻译实践，认识他在近现代文学史上作为译者的独特价值。曾朴身具译者—作者—出版者三重身份，其文学活动涉及文学的创作、输入、传播等各个环节，而他本人对异国文学的直接研读以及对译介活动的投入则保证了他的跨文化视野，并辐射到其文学活动的多重领域，使上述环节都带有与异域文化交流、对话的痕迹。在翻译活动这一最为核心的跨文化对话中，曾朴为自己确立了怎样的翻译目标？在不同时代，作为译者，他采用哪些策略在他者文化与本民族文化间进行沟通？他对域外文学资源的掌握如何影响到其创作和出版活动等等问题，都足以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趣。

另一方面，由于曾朴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界已具有的稳定地位与译介成绩，他在二三十年代加入新文学阵营的经历就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清末民初时就已享有文学声名的其他小说家，有的由于年寿所限，并未经历新文化运动后剧烈的语言与文化转型，有的则在新文化运动后成为与新文学阵营相对立的通俗文学作家，而曾朴却通过个人的选择与行动，最终被新文坛接纳。曾朴努力适应和参与文化转型的心态，与他本人对外国文学的直接接触和相对深入的理解有何关系？在其跨越晚清与五四的译介活动中又有怎样的表现？曾朴这种特殊的文化经历向我们提出了文化转型与跨文化对话的一系列问题。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曾朴去世后以“新旧文学交替时代这一道大桥梁”^[8]来评价他，显示出对曾朴独特的文坛位置的把握。曾朴的译介活动长达二十多年，表现出跟随时代不断调整与行进的特征，正因如此，通过自己的创作与翻译活动，曾朴经历并参与了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以此在这一历程中留下了独特的贡献与印记。他的文学活动折射出“近代传统文学与新文学运动之间错综复杂的焊接关系”^[9]，同时也多层次地反映出在跨文化交流的大语境中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轨迹。作为译者，曾朴长时间的翻译实践能够帮助我们透视文化转型时期译者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了解身处其中的译者逐渐接受异国文化的心路历程，也为我们理解清末民初直至新文化运动后蔚为大观的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因此，本书选择曾朴为研究对象，不仅希望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译者—出版者的法国文学译介活动及其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而且希望借此辐射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跨文化交流问题。

三、关于曾朴研究的课题史及本书的研究方法

由于曾朴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涉及曾朴文学活动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数集中于对其生平及创作的探讨。

知识界对曾朴的最初关注无疑缘于《孽海花》的成功。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了《孽海花》前二十回。次年，林纾就在其译著《红礁画桨录》的序言中对《孽海花》大加赞赏，并深以不知作者何人为憾。此后，曾朴这部作品吸引了批评者的持续关注，并最终奠定了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使任何近代文学史的写作者都无法忽视曾朴的名字。^[10]因此，学界对于曾朴的关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其小说创作《孽海花》，从小说出版至今的百十年来，它给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宽阔的阐释空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7）直至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曾朴的研究，研究者不断尝试发现其未被发掘的内涵，使我们对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及文化批判与反思立场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11]。

由于曾朴作为晚清著名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对于曾朴的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的总体研究也是学界的关注重点。1935年曾朴去世后，其子曾虚白在《宇宙风》杂志第1-2期上发表了《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虽然由于写作时间仓促，年谱中有不少材料方面的错误，但年谱对曾朴一生的主要活动进行了总结，且由于写作者提供了关于曾朴生活的诸多细节，所以仍是后来的研究者在考察曾朴生平时必须参考的第一手资料。此外，由《宇宙风》杂志社刊行的《曾公孟朴纪念特辑》以及为追悼会而刊行的《曾公孟朴讣告》，不仅集合了曾朴的亲友以及政治、文艺界人士所写的纪念文字，而且辑入了曾朴本人的某些诗文，为我们多方面了解曾朴的人生经历，认识时人对曾朴的评价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

197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李培德以曾朴文学活动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这就是《曾孟朴的文学旅程》一书^[12]。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曾朴的文学传记，除曾朴创作活动外，还挖掘了其出版和翻译活动，并尝试通过理解曾朴的整个人格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来把握其文学生活。可惜，由于学术交流的闭塞，此书当时未能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注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文艺思想的解放和文艺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学界对《孽海花》和曾朴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魏绍昌的《孽海花资料》（增订本）和时萌的《曾朴研究》，后者向学界提供的“曾朴生平系年”使人们对曾朴的生平有了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认识，其中的“曾朴与法国文学”一章专门总结曾朴对法国文学的译介活动，更是“文革”后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首次努力。^[13]

在上述对作家和作品的探讨中，以李培德和时萌的两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为代表，曾朴文学活动的另一面——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曾朴翻译活动的基础，但对曾朴翻译活动的梳理，对曾朴译介法国文学总体成绩的描述，从性质上仍类似于作家研究，是一种对创作者曾朴知人论世的尝试，是为解释创作者曾朴服务的，因为他们用以分析及探讨曾朴翻译活动的材料，仍然是曾朴的创作、言说而并非其翻译文本，对翻译活动的核心——从原作到译本的转换则缺乏关注。

近年来，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相当一批以曾朴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与接受为论题的研究成果发表，如李广利的硕士论文《曾朴与法国文学：翻译，研究，接受》（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5），不仅在材料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和挖掘^[14]，而且还探索了曾朴的翻译思想；钱林森的文章《“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一道大桥梁”——曾朴与法国文学》（《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夏之卷）则从曾朴迈向法国文学的历程，他的翻译观念和翻译实践，他所受到的法国文学影响等方面总结了曾朴与法国文学的关系^[15]。

此外，某些专题研究，如Heinrich Otmar Fruehauf博士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异国情调1910—1933》（Urban Exotic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10—1933,Ph.D.diss.,The University of Chigago,1993）、陕西师范大学王西强的博士论文《曾朴、曾虚白父子与“真美善”作家群研究》（2012）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探讨了曾朴对法国文学、文化的接受和翻译。

然而这些论文或受篇幅、或受研究主题所限，对曾朴的翻译活动多作概括性论述，缺少细致的文本分析，且仍更多地借助于曾朴本人的言说而非译作本身来概括和评价曾朴的翻译活动，未充分关注到译作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可能揭示的东西。^[16]如果说对作家创作的理解和评价离不开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那么要理解和认识译者的翻译活动，不经过对由原文到译作转化过程的分析同样难以深入。

有鉴于此，本书将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作为译者的曾朴为考察对象，并希望从史料发掘研究视角与方法上对现有的曾朴研究及译者研究有所拓展：

1.虽然对曾朴及其作品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不过，仍然有珍贵的史料有待发掘。1931年，曾朴在其所著的《雪昙梦院本》卷前编印过一篇《曾朴所叙全目》，其中所列著作有相当一部分并未问世。这些著作有些未完成，有些则完成后并未刊行。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曾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查阅了曾朴在创办真美善时期的日记手稿两册，其中包含的史料对于深入我们对曾朴文学活动的认识颇有帮助^[17]。而就在此书结稿前夕，笔者与曾朴之孙曾壎先生取得了联系，得知他至今保存着曾朴编译的《法兰西文学史》手稿三册。从总目的拟定看，既可见出曾朴研读法国文学的投入程度，又清晰地显示出他自觉进行中西比较与参照的视角。可以说，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进一步研究需要学界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2.如前所述，曾朴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均持续相当长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他仍在借助真美善书店和杂志发表其新旧著译。在以往对曾朴的研究中，多数论者只提供一种笼统的勾勒，而对其译介活动中的时代转变并未给予充分重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曾朴翻译实践的历史性。在如此长时段的译介活动中，曾朴如何在源文本、个人的文学理想以及时代的需求与翻译趋向间进行协调，并以此在翻译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独特声音？在他长期的译介实践中，反映出哪些时代环境与个人心态的变化？作为译者，他如何理解、接受并通过个人译介活动传播异国文学？外国文学的影响又对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活动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本书显在或潜在的研究视角。因此，笔者将把在时代语境变化下曾朴翻译活动的内在演变作为线索，对曾朴这位在新旧文化交替时代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家和翻译家的活动做出更具历史性的描述，不仅以此考察曾朴为本土文学输入外来养分的贡献，而且希望借这一个案来讨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其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著译并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这些作者—译者的创作与翻译在精神上、题材上是否有内在的关联？又表现为怎样的差异？兼有作者—译者双重身份的人在不同身份的活动间是否有目标和策略上的调整？鉴于以往的曾朴研究中均未关注此类问题，本书将在这一方向上做某些探讨。而对所有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如前文所述，需同时关注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与“历史存在”的双重维度，并努力寻求二者间的关联与沟通。

3.本书所希望完成的，是以原文到译作的文本分析为基础，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的译者研究。而这一研究目标的确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对译者的传记式研究的确有利于我们把握翻译家的整体思想、翻译成绩和社会影响，但由于这些研究往往缺乏对翻译文本本身的具体分析与整体考察，往往难于深入理解译者的诸多翻译选择，揭示翻译文本与时代语境、译者自身经历及文学观念等因素的关系。上文提到，王友贵先后出版的几部研究论著充分关注到译文本身，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探讨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译者的文学活动及其参与新文学建设的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研究路径，确实非常可贵。不过，其完全以译作为中心，而不进行原文与译作间文本对比的研究方法^[18]，忽略了对翻译过程中的“意义转换”这一跨文化对话过程中最核心环节的考察，因而对于全面认识译者的翻译活动并定位他在文学交流中的作用，仍留下了某些缺憾。

翻译活动毕竟不同于创作，即使我们充分认可译者的主体性，认可译作植根于本民族和译者本人的接受需求且在目的语文化内具有独立的生命，但无可否认的是，译本是将外国文本植入本民族文化语境的结果，它既是本土文化场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译者身处两种文化和语言之间，来回往还并进行协调而创造的文化产品。如果不对翻译文本，特别是从原作到译作的语言及文化转换加以考察，也就忽视了翻译有别于创作的独特性质。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以曾朴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为研究核心，不仅关注研究对象多层次的文学活动、他所处的文化文学环境，还特别以从原作到译本转换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加深对曾朴翻译及创作活动的理解，在这一基础上考察曾朴作为译者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同时在比较文学视野中思考晚清及现代文学翻译领域的某些跨文化交流问题。

本书的研究方法深受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的启发：即兼顾翻译行为本身的社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在这两者之间呈现出翻译活动本身的复杂面貌。他认为，译者的“翻译立场”可以说是“某种折中和妥协，其一端是译者作为被翻译冲动（pulsion de traduire）所激励的主体如何感知和理解翻译任务，另一端则是他如何将围绕翻译的话语（规约）内在化”^[19]。也就是说，在翻译批评中既要看到译者调整自身以呼应时代与读者需要的过程；又要看到译者出于自身文化背景及经历与原作进行对话，在译入语中对原作进行独特“演奏”的过程。

当然，就比较文学的视角而言，从译文到原作的对比分析并非为了指摘差异、总结翻译的规约性原则，而是希望由此探究其中呈现的文化沟通、移植与变异。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文化对话与沟通的原型。而翻译文学对建构民族文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了认可。无论在研究实践中是否真的重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我们都无法否认翻译对于近现代文学发展和转型的价值与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若忽视了“翻译文学”这一异常壮观和丰富的“图景”，就难于获得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更为立体的认识。因此，对活跃于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译者及其活动的理解与考察，也应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不该忽略的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对笔者来说，以曾朴的译介实践为核心，在跨文化交流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下来理解和定位他的文学活动，并努力呈现出一种能够把社会语境、译者主体及翻译文本几个方面沟通起来的译者研究，是本书试图接近的理想。

[1]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2页 。

[2] 如王克非：《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和宋学智：《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等研究无疑深化了我们对译者的认识 。

[3]Antoine Berman,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Paris:Gallimard,1995,p.73,本文采用袁筱一、邹东来译文，见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2页 。

[4] 此类写作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高惠群、乌传衮：《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金梅：《译坛巨匠——傅雷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等 。

[5]Antoine Berman,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Paris:Gallimard,1995,p.73-74.译文为笔者提供 。

[6] 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1卷1号，1927年11月 。

[7] 宋炳辉的《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作家翻译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可视为集中关注作家翻译的尝试 。

[8] 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载《曾公孟朴纪念特辑》（该特辑是曾朴去世时印行的纪念文字合集，未署出版信息，应出版于1935年 ）。

[9] 时萌：《在文化嬗变中行进的曾朴》，载时萌编著：《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15页 。

[10] 据阿英所言，文学史著作谈及晚清小说未提到《孽海花》的，只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8页）。胡适在这部著作中未论《孽海花》，主要缘于其对《孽海花》的偏见。关于胡适对《孽海花》的批评及曾朴对胡适批评《孽海花》的应答，请参阅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28-138页 。

[11]如：哈佛大学叶恺蒂的博士论文《作为政治小说的孽海花——一种世界文类的中国形态》（Yeh,Catherine Vance,Zeng Pu’s’Niehai Hua’as a political novel:a world genre in a Chinese form,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0）着重分析了《孽海花》不同版本的演进变化，并将其置于世界文学政治小说这一体裁发展的背景之下，探索晚清新小说生产的社会和政治语境，凸现了《孽海花》一书在转换和改造传统文学主题层面的尝试；2000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篇以《孽海花》为题的博士论文《想象中国：〈孽海花〉作为民族叙事》（Zhuang Guo-ou,Imaging China:Niehei Hua as a National Narrative,Ph.D.diss.,University of SouthernCalifornia,2000），利用后殖民理论将《孽海花》解读为一种民族叙事，认为作品体现了中国与西方的隐喻性关系以及在对他者的想象中构建民族身份的努力；林薇《〈孽海花〉的三重意蕴及其艺术审美情趣》（《清代小说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则从总体上探讨了《孽海花》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Hu Ying的专著Tales of Translation: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1899—191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2000）中关于《孽海花》的一章以及王德威的论文《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演变》（《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2003）等则讨论了《孽海花》中傅彩云形象的独创性。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则讨论了曾朴《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

[12]中译本《曾孟朴的文学旅程》由陈孟坚翻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这本论文英文本亦曾出版（Tseng P’u,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0）。

[13] 1959年8月14日，《羊城晚报》曾发表耿夫的文章《努力译介法国文学的曾孟朴》，其中总结了曾朴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的努力 。

[14] 该文附录部分分别整理了《真美善》杂志上的法国文学译介作品以及曾朴的著译目录，但仍有缺漏和错误 。

[15] 此外还可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中讨论伍光建及曾朴对法国文学翻译的一章；袁荻涌：《曾朴对法国文学的接受与翻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胡蓉：《论曾朴对雨果作品的译介和接受》（《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第4卷第5期）等论文 。

[16] 2011年有两篇关于曾朴的硕士论文答辩，一是《从曾朴看翻译文学的创作和影响》（杨胜强，中国海洋大学，法语写作），这篇论文对曾朴的个别翻译作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文本分析，但在考察曾朴的翻译活动时未充分注意其在历史情境中的独特性与发展轨迹。另一篇硕士论文《论曾朴文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张正，扬州大学）则存在不少史料错误 。

[17] 参见本书附录三“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曾朴日记手稿中的文学史料 ”。

[18] 作者在对周作人的研究中强调，“常规的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原文同译文之间的信息转换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不是本书的研究兴趣所在”（《翻译家周作人》，第17页），而在对鲁迅的研究中则强调鲁迅翻译实践中大面积“转译”现象的存在，“用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所能探究空间，可能比较仄狭”（《翻译家鲁迅》，第2页）。2007年4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一部涉及译者周作人的研究专著《翻译家周作人论》（刘全福著），与王友贵的著作类似，该书也并不关注从原文到译作的文本分析 。

[19]Antoine Berman,Pour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