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播与对话：生态话语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是在西方生态文化思潮和生态运动的实践及其影响下产生、发展的，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实践和变革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学价值观念、叙事形式、艺术追求乃至思维方式的生态转化。以西方生态文化思潮进入中国的时间与影响为线索，我们可以历时性地回顾西方生态思潮及作为其载体的文学作品与生态理论进入中国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并不断发展的历史事实，从宏观上探索西方生态思潮之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生与流变的客观情形。
在对中西生态文学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研究之前，我们应该对于相关研究有大致的了解，以便客观勾勒出西方生态文化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生与流变的可能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西方生态著作的译介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生、演变的关系的勾勒是一种历时性的客观勾勒，在这种描述的过程中二者并不一定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描述的中西生态著作中，同时或紧接着出现的著作之间并不必然呈现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或者这种影响关系十分微弱，以至于我们现在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发生学研究。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这种历时性的客观勾勒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西生态文学的思想、艺术和内容的比较，因此我们从宏观上掌握西方生态著作的译介、传播，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所受外来影响的途径、可能性与具体表现是有所助益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宏观描绘西方生态文化之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影响时，注重勾勒的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中西生态文学交杂、融合共处的文化氛围与文学整合的多元层次，而不在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师承、变异关系。其次，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迄今不过十余年。在这么一个较为短暂的时期内，一些作家受西方生态文学与理论著作影响的事实与因素尚未被发掘出来。加之应立足文学民族化、本土化的思想观念，使得许多作家对于西方文学影响存在的事实有着或明或隐的焦虑心理，从而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种中西生态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关系，这也成为我们梳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生与流变过程中的西方因素时面临的一大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中西生态文化交流事实的认定，因为就中西文学的交流、影响而言，最关键之处在于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只有对于文学见解的转变，才可能促进不同文学层面的深刻变化。这一情形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生、流变过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由于西方生态文化的引入，中国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具有鲜明生态意识的作品，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新质产生的又一有力例证。
严格意义上的世界生态文学创作兴起于二战之后，生态文学研究则从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在20世纪90年代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批评热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在西方社会激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与议论时，中国则正处于极“左”思潮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之争中。曲格平曾经回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时中国的生态环境意识：“那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1]由于这个原因，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于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之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与其在西方社会引发的思想风暴存在着剧烈的反差。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我国虽然摆脱了极‘左’政策的影响，但是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始终是勉强的、肤浅的，摆在第一位的始终是所谓发展现代化，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西方生态文化思潮及其主要载体生态文学作品与生态理论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是文化环境、时代语境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不同的时代语境和文化氛围，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同一部文学作品会产生明显的不同理解，从而引发迥异的文学与文化效应。
在新时期以来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国内作家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普遍带有补课的色彩，因而比较注重那些切实可学、具有可操作性的方面，而对于其精神实质和思想特质则难以有更为深入的吸收，但对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作品的翻译、吸收和借鉴则是一个例外。考究此间原因，至关重要的一点便在于这一时期中国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吸收多带有重新面向世界时的文化饥渴状态，强烈的追赶趋向使二者缺乏平等交流及灵魂对话的时空基础。而生态思潮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世界性思潮，其在中西文学中的渗透与发展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处于生存忧患状态的当代作家们拥有了共同的对话背景和文化基础。1982年，徐迟翻译的梭罗《瓦尔登湖》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艾特玛托夫小说集》翻译出版。1983年，米都斯等的《增长的极限》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1984年，舒马赫的《小的就是美好的》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和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翻译出版。1986年，《华兹华斯抒情诗选》和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翻译出版，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年，徐崇温的《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与活动》出版，对于人们了解同时期的世界生态思想与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帮助作用。1987年，艾特玛托夫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品《断头台》（又译作《死刑台》）被引进中国，10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李桅翻译），这是该小说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两个月之后，外国文学出版社紧接着出版了由冯加翻译的《断头台》，同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永全、张泰康、李之基、沈灿星、关引光集体翻译的《死刑台》，惠特曼的《草叶集》亦在此时出版；同年，池田大作、贝恰的《21世纪的警钟》、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劳伦斯诗选》等纷纷发表、出版。1989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由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翻译出版，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文献。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开始接触、了解生态文学，甚至一些较早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作家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宣告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时代的来临，但个体的、零星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此时文学创作的大局，更多的作家仍然沉浸在建设现代化的宏伟憧憬之中，对于自然环境与精神生态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
从总体上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翻译引进梭罗的《瓦尔登湖》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杰出作品，并影响了之后苇岸、张炜、韩少功等作家的生态散文创作，但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作品的影响似乎并不显著。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作品进入中国之初，因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氛围并不吻合，因此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被忽视或误读的情况。
“中国20世纪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与西方不同，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转型期的文学，而且是在各方面都直接受外国（主要指西方）文化思潮冲击和影响下的文学”，“在文学发展中，常常在并没有相应的文学创作实践作为基础，甚至文化阻力相当大的情况下，作为理论观念的意识首先进入了文学，继而才引起了创作上的变化和反响。所以，中国20世纪文学总是先有了‘主义’的理论（虽然并非是完备和完善的理论）和提法（虽然并非是准确的提法），然后才有了这方面的创作；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和所谓‘真’‘伪’或者‘是否合乎同情’之类争论搅和在一起”[3]。具体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生与流变，虽不能简单地说是先有了理论与主义的倡导然后才有了文学创作的普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方生态理论的译介对于推动生态意识的传播、强化文学中的自然意识是有推动作用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现代化步伐急剧加快，中国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对于环境问题逐渐重视起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西方的生态理论与文学著作被翻译进来，极大地促进了生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与影响。在这一时期内，爱默生的《自然沉思录》、狄特富尔特等编著的《人与自然》、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安居》、拉夫尔的《我们的家园——地球》、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史怀泽的《敬畏生命》、辛格的《动物的解放》等理论著作大大拓展了国内读者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深度，生态学逐渐升温。从1997年开始，吴国盛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陆续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其中包括一批影响深远的文学与理论著作，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米都斯等的《增长的极限》、沃德等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等获得广泛好评的著作，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与西方生态思想和文学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生态文化和文学作品的输入开拓了中国生态作家的视野，对于他们建构起生态文学的思维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众多西方生态文学与理论著作的引入，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作家对于自然生态的伦理价值、审美意义的认识。在这些作品中，梭罗的《瓦尔登湖》无疑是最受追捧的作品。事实上，除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外，1993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就收录了徐迟先生翻译的《瓦尔登湖》。此书受到读者和市场的欢迎之后，更多的出版社和译者投入到对《瓦尔登湖》的译介、出版之中：1996年，由陈凯等翻译的《梭罗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间即收录了梭罗的名作《瓦尔登湖》，同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将刘绯翻译的《瓦尔登湖》纳入“外国游记书丛”中加以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拉尔夫·安德里斯特（RalPh．KAndrist）改写，罗少茜、王遵仲译的《林中生活》；1998年，王光林翻译的《湖滨散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人们对于梭罗作品的热爱和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生态文学与文化氛围的总体提升。
对于中国生态作家而言，西方生态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宗教精神和博爱意识、伦理观念加强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其文化心理中的自然基因得以激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构成了作家们文化精神的内核，同时老庄思想和神巫传统、民族神话和民间传说又形成了其潜在的精神面貌，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不经意间散发出瑰奇的魅力。中西文化的激荡与整合，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却巨大的影响。于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的翻译界、出版界和学术界加大了对于生态文化、文学著作的关注力度。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曹国维、徐振亚、吴健平合译的《断头台》。同时，河北教育出版社在编选“世界文学博览丛书”时，也由单继达选编了一部《艾特玛托夫作品精粹》，其中就收录了《断头台》的节选。与此同时，一大批的生态文学作品被翻译进国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作家和读者对于世界生态文学创作的认识。劳伦斯的《影朦胧——劳伦斯诗选》、巴赞的《绿色教会》、阿特伍德的《假象》、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随笔选》、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阿斯塔菲耶夫的《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选》、罗曼·加里的《天根》、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莫厄特的《与狼共度》《鹿之民》《被捕杀的困鲸》、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拉斯普京的《别马焦拉》等即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视野。西方生态理论与文学著作的引介，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对于自然生态的认识深度，艺术感觉敏锐的作家们更早地发现了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之情。如果说1990—1993年，还只是零星地出现了于坚的《避雨的鸟》（1990年）、哲夫的《毒吻》（1991年）、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1991年）、王治安的《国土的忧思》（1992年）、张抗抗的《沙暴》（1993年）等生态作品的话，那么在中国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之后的两年，生态文学的创作逐渐繁荣起来。光是在1994年，就出现了哲夫的《天猎》《地猎》、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翟永明的《拿什么来关爱婴儿？》等一批生态意识鲜明、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佳作。其后，更多的生态文学作品陆续出版，1995—1999年短短数年间创作和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就包括：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苇岸的《大地上的事》、于坚的《棕榈之死》《哀滇池》、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李松涛的《拒绝末日》、王治安的《靠谁养活中国》《悲壮的森林》、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胡发云的《老海失踪》、方敏的《大绝唱》，等等。西方生态文化思潮进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是与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等社会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非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学、文化思潮被接受。
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民间与主流这些相互碰撞的文化品质，对于作家们价值结构的形成和审美标准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家中，不少人既对西方生态理论谙熟于心，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异域的作品，同时又栖身民间、立足地域，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本能的亲近。这种杂交形成的生态文化精神，构成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精神格局，也形成了其生态文本中中西对话的紧张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汲取多种精神文化的可能。新世纪之后，西方生态文学与理论著作继续被大量译介进中国，一些经典著作也不断再版。一方面，西方经典的生态著作或最新的生态作品几乎同时被引进，切·米沃什的《切·米沃什诗选》、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哲学走向荒野》、麦克基本的《自然的终结》、庞廷的《绿色世界史》、拉德卡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莫斯科维奇的《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等纷纷翻译出版；另一方面则是经典生态文学作品的重新再版。这其中，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梭罗的《瓦尔登湖》可以作为代表。例如，《瓦尔登湖》在中国的译介如火如荼，此中情形正如作家苇岸所说：梭罗“在中国仿佛忽然复活了，《瓦尔登湖》一出再出，且在各地学人书店持续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大约鲜有任何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或诗人的著作出现过这种情况，显现了梭罗的超时代意义和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应有的力量”[4]。
在西方生态文学与理论著作的不断输入下，中国文学的生态维度与环境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涌现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生态文学佳作。在这些轰动一时的作品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徐刚的《长江传》、苇岸的《太阳升起以后》、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郭雪波的《大漠狼孩》、林宋瑜的《蓝思想》、沈河的《相遇》、华海的《华海生态诗抄》、李存葆的《大河遗梦》、沉河编著的《贰零壹零：本草集》、古岳的《谁为人类忏悔：嗡嘛呢叭咪哞》等。生态诗人华海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从华海受到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历程来看，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其后读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而“近几年读了不少生态著作，对我影响较大的有：《西方的没落》《天地历书》《人与自然》《环境伦理学》《人与生态学》《人类生存困境》《善待家园》《自然与人文》《生态文艺学》《欧美生态文学》《寻找荒野》《环境文学研究》等等”[5]。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的熏陶，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富于鲜明的生态色彩，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思想内涵、艺术追求，都较此前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赋予了文学创作以艺术活力与思想动力，这种相互交流、撞击与整合的过程丰富了文学创作的世界性因素。中国当代生态作家一方面受到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力图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普泛主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借助西方生态文化的视野激活民族文化中的自然意识，并从中吸收民族、历史、地理、风俗等方面的特点，通过作品提出独具特色的生态思想观念。
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生态文化思潮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它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虽有许多西方生态文学、文化作品被引进中国，但由于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启蒙与面向世界的文化热潮中，对于理想与未来的期望使人们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而不太愿意回过头来反思文明的功过与现代化的道路。因此，与社会主流需求的隔膜使得西方生态文学与理论译介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和误读。这个阶段，西方生态文化思潮更主要地是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它的生态话语并不令人瞩目，也没有作家、学者的着意追捧，因而在哄闹的20世纪80年代未免显示出一丝落寞。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潜隐译介的文化传播，使生态思想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中逐渐扎下根来，只待时机一到，便可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经历了80年代的孤寂之后，西方生态文化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获得了彰显自我的机会。1992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步骤迅速加快，过去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自然环境与精神生态问题旋即凸显出来，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劣与人们精神世界的迷惘、委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症结。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作品中洋溢着的自然气息与精神抚慰无疑给中国作家打开了一扇窗户。在生态恶化和精神危机的转型年代里，以返归自然的文学追求慰藉人们精神的焦虑，力图在人们心灵空虚彷徨之际重新寻找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成为探索精神出路的中国作家们不约而同的追求。于是，他们在生态文学的书写中营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迥异的自然乐园，试图借此唤醒人们久已麻木的自然触觉，弥合陷入混乱、贫乏状态的心灵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作品中的自然意识、浪漫色彩吸引了许多中国作家和读者，他们的自然精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唤醒。于是，生态文学、文化重视自然环境和精神追求的作品，与市场时代以来注重物质、张扬世俗意识的文学形成了潜隐和明晰的两条线索，前者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之后终于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形成一股清新、靓丽的自然生态风气。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生态文化思潮在向中国当代文学的渗透过程中事实上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异。从华兹华斯的诗歌、梭罗的《瓦尔登湖》到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米沃什的诗歌，其中始终充盈着一股浪漫主义的清丽之气，这些作品虽然也书写了现实生态的严峻危机，但在面对大地与自然时始终充满了虔诚、敬畏之心，在一片朦胧、浪漫色泽中倾注了作家的生态意识。但西方生态文学这种清丽、浪漫的色泽，在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时显然遭遇了某种扭曲和变异。回顾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历程可以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生态文学所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环境问题，作家们忧心忡忡地描写着现实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的场景，控诉之声不绝于耳。西方生态文学注重现实生态问题与精神世界中的浪漫色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被作家们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筛选与过滤，从而剩下了近乎单一的忧时患世之作。中国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的文化惯性，促使作家们在面对自然生态问题时更喜欢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指向，在贴近现实的过程中展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生态保护意识。在赵林先生看来，中西文化在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中国文化形成了关注现世道德修养、协调现实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则形成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就是在‘轴心时代’中西文化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一个是向内敛聚的，一个是向外超越的，从而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6]正是由于缺乏西方文化的超越精神，中国文化和文学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道德修养和现实问题上。也就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中，西方生态文学作品中的真、善、美被稀释掉了“美”的成分，并导致中国作家对于真实性的高度关注，使得西方生态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发生了微妙的流变。中国文学中始终保持着关注现世、注重当下的书写倾向，作家们的写作总是习惯与社会理想、现实问题结合，而对浪漫的艺术理想、个人的自然之思关注不够。于是中国文学在接受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时，也在不经意间对其进行了符合自身文化习惯的改造。这种流变固然稀释了西方生态文学原有的丰富内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生态文学创作吻合了中国社会和读者的阅读兴趣，加快了生态文学门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为其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曲格平：《序》，芭芭拉·沃德等：《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 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3] 殷国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4] 苇岸：《太阳升起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0页。
[5] 华海：《生态诗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6] 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