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转型与对话：生态经典的跨文化传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步入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创作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当下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与之伴随出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生态关系的迅速转变。当生产力水平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逐步摆脱了对于自然的敬畏与依赖，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由传统向现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场转型的辐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古代社会曾为无数文人骚客提供精神资源的自然山水，面对工业社会对利润的无限追求，面对工具理性的膨胀，其生态价值在遭受不堪入目的蚕食。一座座工厂挺立在绿色原野，浓黑的烟雾不断地从高大烟囱中冒向蓝色天宇，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了沉寂的群山。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驱动下，向大自然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类的工业文明达到一个高峰。然而，这种以损害自然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在给人类带来丰饶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带来了工业化和经济主义贪婪无度的掠夺，地球上的自然生态遭到惨痛的破坏：森林被砍伐、淡水紧缺、土壤重金属超标、河水变质、沙尘暴频发、PM2.5爆表、镉大米毒蔬菜瓜果涌现……生态环境危机正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
正是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急速迈进、民族复兴伟业渐露曙光的时刻，环境压力及其负面效应不断凸显，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发展与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今天中国的持续发展而言，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号问题”[1]，“‘中国一号问题’，意味着威胁中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2]。生态中国的提出及实践，是时代呼唤与历史必然合力作用的结果，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提炼与浓缩，而且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调整。201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美丽中国”首次作为一个宏伟目标被写进了发展规划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被放在了民族发展的蓝图上：“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污染问题，有关方面修订和出台了数十项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努力深化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发展目标中的重要内容。生态中国的理念迅速赢得了中国民众的认可与拥护，全国各地纷纷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与步伐，努力将生态文明放到重要位置。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一项草案，决定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的理念，这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生态中国由一个党和政府倡导的社会发展目标，渐渐辐射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与政府从实践层面推动生态环境改善不同，生态理论家与生态作家则是持续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二者虽出发点各有不同，却殊途同归。事实上，在提出生态中国的理念并在全社会普及之前，中国作家就通过生态文学作品不断地表达着生态中国的理念。20世纪90年代初，王蒙在《海的颜色》中描述着他所看见的草绿色、灰色的渤海湾，并且憧憬着海水变蓝的生态梦：“在渤海湾，我就没有获得过蓝海的感受。不论在大连、秦皇岛（北戴河）还是烟台，我看到的海基本上是草绿色的。阴雨天，海还是灰蒙蒙的。阴雨天，天与海的色彩最为接近，互相‘认同’，难分难解。”[3]陈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对淮河的水质污染忧心忡忡，但忧虑的同时仍然有着期待：“淮河的污染已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但造成严重污染的那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道德的积弊，是否也引起了最充分的注意，并有效地予以解决？”[4]生态文学的出现和兴盛，促进了中国文学精神面貌的巨变，关注生态、重回大地与荒野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容。于是在中国文学转型的氛围中，当代生态文学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这一崭新的文学类型试图进行两方面的开拓：一是唤醒人们对于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重视，宣传生态文化；一是在此基础上激活中国文学的自然情结，建构起充满生态意识的文学类型，创造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和领域。
素来富于忧患意识、担当精神的中国作家们，面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精神世界中的新问题、新情况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类崭新的文学创作潮流的兴起：从宋学武的《干草》、丁小琦的《红崖羊》、张长的《希望的绿叶》、孔捷生的《大林莽》、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一直绵延至新世纪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银狐》、雪漠的《狼祸》、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空山》、杨志军的《藏獒》、陈应松的“神农架生态小说系列”（主要包括《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刘庆邦的《喜鹊的悲剧》、张炜的《鱼的故事》《赶走灰喜鹊》、叶广芩的《狗熊淑娟》《老虎大福》、甫谰涛的《紫山岚峡谷》、沈石溪的《刀疤豺母》、金曾豪的《绝谷猞猁》、饶远的《水妈妈的美梦》、李子玉的《鲤鱼宝贝》等）、阿来的“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现实和人类危机，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和精神追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嬗变？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又对以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进行了怎样的继承与突破？他们对生态问题的揭示以及思考过程，又能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产生怎样的情感谐振抑或为我们反思传统文化提供怎样的视角？而从世界范围看，于上世纪中期开始，生态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学思潮开始发展起来，各类揭示生态危机、反思生态失衡原因以及倡导生态人文关怀的文学创作逐渐丰富起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正是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关注与理性思考。
[1] 程伟礼、马庆等：《中国一号问题：当代中国生态文明问题研究》，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 同上书，第18页。
[3] 王蒙：《海的颜色》，见张力军主编：《愿地球无恙》，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4] 陈桂棣：《淮河的警告》，见张力军主编：《地球·人·警钟》，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