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东渐”与中国文学的生态自觉
“生态东渐”与中国文学的生态自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既涉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又关系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具有开阔的言说空间。所谓“生态东渐”，是指西学生态文化与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领域内的一种思想文化传播、交流和碰撞的文化现象。对于西方生态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和比较意识，使他们得以借助他者观照自身，同时又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过程中，用新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的传统与价值。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著作被引入国内后，激活了中国作家对于自然生态所蕴涵的伦理、审美意义的认识，直接催生了当代作家的生态意识和危机感，刺激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生态思想的发掘。因此，面对西方生态文化的事实性影响，我们应该“在时代理性强光下作出合理分析，方能避短扬长，与时俱进。夜郎自大而作茧自缚，或奴颜婢膝而自我作践的态度，都是不足取的。我们需要的是站直腰杆的、放开眼界的自我分析，而不是排外的昏庸和媚外的怯懦”[1]。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吸收与借鉴，形成了一场丰富多彩的中西文化的对话。
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交流，从来就不是对等的、均质的，而是一个此消彼长、相互激荡的过程。当代中国文学对于西方生态文化的吸收，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生态智慧的抉择，也不是对等的状态。追溯中国生态文学的肇始可以发现，中西生态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在当代中国主要是以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生态文化、文学对于中国作家的辐射开始的。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渗透，或曰中国文学向西方寻找生态精神资源，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中西生态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它反映出中国作家对于先发的西方生态文化、文学的强烈认可和趋同倾向。中国当代作家因西方生态文化的“心理经验和审美经验而引发的内心世界的激荡，并因此而对人、人生以及人的现实行为产生相关联想，并将这些联想用诗文的方式表达出来”[2]。进入新时期，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和文学界对于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著作的译介工作一直未曾间断，反而呈现出愈加热烈的趋向。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作家和社会对于自然环境与生态问题的关注，他们将目光从社会内部移向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在略带惊奇的眼光中发现了生态危机的普遍性，他们的创作范畴中增添了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生态文学具有巨大的文化穿透力，它超越了宗教、世俗观念的差异，直接成为沟通中西文学的重要途径，使东方文化的感悟性和西方文化的分析性找到了对话的平台，在互释互补中建构起具有普范意义的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生态文学、生态理论著作将自然的历史和中西文学自然地整合起来，传达了以植根民族传统、融汇中西的文化眼界，重新书写中西文学交流历史的意图。一些作家在融汇中西的生态文学思维方式的启迪下，吸收传统思维与西方学术成果的文化新质，以此来驱除为习惯认知所笼罩的文化碎片，重新认识已渐扭曲的文学面目，通过再现时代语境中的生态文学，揭示自然观念谬误产生和长期盘桓的文化、心理、政治、风俗等复杂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多的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著作被翻译进来，加快了生态文化在中国的普及与影响。这一时期，爱默生的《自然沉思录》、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狄特富尔特等编著的《人与自然》、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安居》、拉夫尔的《我们的家园——地球》、卢岑贝格的《自然不可改良：经济全球化与环境科学》、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萨克塞的《生态哲学》、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史怀泽的《敬畏生命》、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辛格的《动物的解放》、劳伦斯的《影朦胧——劳伦斯诗选》、巴赞的《绿色教会》、阿特伍德的《假象》、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随笔选》、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阿斯塔菲耶夫的《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选》、罗曼·加里的《天根》、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莫厄特的《与狼共度》《鹿之民》《被捕杀的困鲸》、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拉斯普京的《别马焦拉》等作品被陆续翻译过来，它们以不同维度的生态价值诉求、文化理念，大大加深了国内读者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此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逐渐升温，不断有作家加入到这一阵营之中。进入2000年，国人的生态意识和自然观念得到了较大提高，对于生态文化表现出更为自觉的追求，于是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著作以空前的力量被译介进中国，同时一些经典著作也不断再版，甚至出现了众多出版社争相出版《瓦尔登湖》等情形。正是这种集束性的介绍、翻译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持续努力，使生态文化氛围迅速在国内得到普及和发扬，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转向生态文学创作，它改变了中国作家将生态文化仅仅归入自然科学范畴的认识，使生态文化在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戏剧、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领域呈现出普泛化、纵深化发展的特点。
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聚焦工业社会的人类处境与自然关系问题，启迪了处在现代转型期的中国作家的精神思索，激发了他们对于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内容由社会向自然的转变揭示，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长期译介在其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当代的很多生态作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他们汲取思想和艺术的养料，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质。诗人华海的诗歌生态意识鲜明、艺术个性独特，他对于所从事的生态诗歌创作有着自己的定位和认识：“当代生态诗歌，作为现代社会孕育但又批判、反思工业文明积习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与通常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人的利益为唯一价值取向的诗歌有本质的不同。它把人与自然放在统一的位置，从‘生命共同体’互为依存和影响的整体角度来体验和感受，并以对灵魂的反思和生命的体验来调整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抗衡心灵日益物化的精神病象。”[3]在他的生态诗歌创作观念形成过程中，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为他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思想、艺术资源。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华海对于西方歌咏自然的浪漫派、现代派诗人有着浓烈的兴趣。不仅如此，华海对于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著作更是广吸博收，一些翻译进来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他都曾涉猎，如《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西方的没落》《天地历书》等。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著作中的生态意识和回归自然的情趣，促使中国作家形成了看待自然生态的新视野，强化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吸收，激活了其中潜藏的生态思想。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普遍带有补课的色彩和迫切心理，因而比较注重那些切实可学、具有操作性的方面，而对于其精神实质和思想特质则难以有更为深入的吸收。但是，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学与文化作品的翻译、吸收和借鉴则是一个例外。中国当代生态作家吸收西方生态文化和文学的精髓，是注重其精神性而非实用性的，他们看重的是异域生态文化与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启发而非文学形式、表达技巧，恰如作家苇岸所说，由于西方生态文学著作的启迪，“我觉得我获得了一次新生。它给我带来的精神喜悦和灵魂颤动，是我读过的其他书所不能比拟的”，“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4]。其中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作家对于其他外国文学思潮的吸收多带有后发文化的渴求状态，追赶角色的定位使二者缺乏平等交流的基础；而生态文化思潮则不同，中西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潜藏着许多生态因素和智慧，这使处于生存忧患状态的当代作家们拥有了与西方生态文化、文学共同的对话背景和文化基础。侯良学是一位主要创作生态诗歌的新锐诗人，他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具有生态文化性质的欧美诗歌作品，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以及之后转向生态诗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欧美诗歌在侯良学的诗歌创作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大为激赏，艾略特、波德莱尔、劳伦斯的作品都是侯良学阅读的对象。西方诗歌的积累对于侯良学最大的影响是使他具备了开阔的人类学意识，他开始思考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还形成了创作的末日情结，以诗歌的方式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毁灭问题。
由于西方生态文化与理论的烛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逐渐被激活，重新进入中国当代作家的视线，给予他们以艺术和思想的滋补；同时，他们吸收传统生态文化之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与西方生态文化、文学作品进行双向考察，在此基础上获得一种全新的思想认识与艺术启迪。
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固然是重要的影响之源，但文化输入的需求、民族接受的基础、理论与艺术转换的方式以及作家个体的审美创造等都是文化传播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一方面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没有传播，便无从接受，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传播主体翻译什么、介绍什么，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而是要看受传对象能够接受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有如剧院演戏，既要受演员表演水平、上演剧目制约，又要随观众的兴趣和需要而转移”[5]。
西方生态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和博爱意识、伦理观念加强了中国作家的认知能力，构建了其内在价值标准，激活了他们文化深处潜藏的自然情结；同时，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国作家的文化精神内核，并与老庄思想和神巫传统以及民族神话、民间传说等一起，形成了他们潜在的精神面貌，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民间与主流这些相互碰撞的文化品质，对于作家们价值结构的形成和审美标准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作家中，不少人既对西方生态理论谙熟于心，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异域的作品，又栖身民间、立足地域，对传统文化有着本能的亲近。这种杂交形成的生态文化精神，构成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精神格局，也形成了其生态文本中中西对话的紧张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汲取多种精神文化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生态作家虽然积极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经典生态作家作品的养分，但他们并不拘泥于单一生态文化与文学著作，而是对古今中外的经典生态作品有着广泛的吸收，这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生态作家创作面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著名生态诗人华海的思想历程中，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甚至激进地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看法：“30岁前，我也十分信奉鲁迅不读中国古书的观点，尽管我少时饶有兴趣地读过一点古籍，但仍以十分激烈、反叛的态度对待‘国学’。”[6]让人饶有兴味的是，华海的态度近来骤然有了转变：“我去年教6岁的儿子读王维的诗歌，一边念一边体会到与少年时不一样的意味，那神韵、趣味暗合于心，似乎看到了另一个王维。这几年，我也写了些拟旧体的诗歌，可算古笛新声，那是自然而然写起来的，人到中年审美的态度潜移默化中已有改变，那种格式、韵律变得亲近起来。”[7]华海生态诗歌的这种转型，与其说是一种偶发因素的刺激与个别现象，倒不如说是中国生态作家在思想资源的构成方面天然具有民族化、本土化倾向，使华海在建构生态价值观念时获得了一种超越性视野，汲取古今中外文学与生态文化的思想、艺术和技巧，兼容并蓄，进而锻造形成独具个性的写作方式。中国当代生态作家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力图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普泛主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借助西方生态文化的视野激活民族文化中的自然意识，并从中吸收民族、历史、地理、风俗等方面的特点，通过作品提出独具特色的生态思想观念，这也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不时流露出与西方生态文化精神、文学气息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文化整合，都是以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华文化为主体，兼容并蓄地吸纳异质文化。而到了近现代，虽然中国文化又一次走进整合的磁场，但这一次却是以弱势身份、后发地位进行整合，作家们的心理态度尤其耐人寻味。事实上，面对西方生态文化的强势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由顽拒、试探、西化而后趋于理性、主张中西和璧的运行轨迹。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当代生态作家在面对西方生态文化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抵触、逃避、改写乃至拒绝的态度。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大量渗透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强势文化的优越感，这种情形决定了作为接受者的中国当代生态作家既不可能放弃对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吸收，也不可能在感情上完完全全地接受。这就导致了一些作家在创作中既对西方经典生态作家作品有着较大的认同，但同时也不免抱有一种对于异质文化的犹疑，因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尽可能地转化、改写，以消除他们对于外来文化的焦虑；同时，从中国生态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的吸收来看，他们常常经历过年轻时对于西方文化的热衷到中年之后的传统转向。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影响的衰退、转译以及与本土文化的融合都将在此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既表现出对于西方生态文化吸收的开放姿态，又从精神世界的本能出发对其抱有犹疑的心态，是中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整合过程中的基本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