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道德、真实、神学：厄普代克小说中的宗教(1)
在当代美国作家中，厄普代克以出色地描写中产阶级生活而闻名。而就主题来说，宗教则是其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之一，从1958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民院义卖》到几十年后的1997年问世的第十九部小说《走向时间的结束》，几乎大多数重要的作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宗教，具体地说是基督教。这当然与他的生活背景，信仰和作为一个作家对世界的看法有关。厄普代克曾多次提到宗教与他出身背景的关系。他祖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牧师，他自己早年的宗教背景是新教中的路德教派，晚年改为圣公会教派。教堂在他记忆中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一直到晚年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他本人也多次声称是一个基督徒，经常提到自己作品中的宗教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属于基督教艺术范围。在1976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他的写作与基督教艺术的关系时，他这样说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的作品看成是基督教艺术。我的作品有基督教因素，仅仅是因为我的信仰促使我说出真实的东西，不管这有多么痛苦，多么不便，同时这也让我坚信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真实——现实——是好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只有真实才是有用的。”(2)
这段话说出了厄普代克作为一个作家对写作的看法，可以说是他的创作观的体现。在长达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曾尝试过各种写作手法，但总的来说，厄普代克仍属于现实主义作家。需要指出的是，厄普代克的现实观与其宗教信仰有很深的关系，可以说他对现实的看法是建立在其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就像他在上诉引文中说的那样，如果说他的作品讲述了真实的东西，那是因为他的信仰促使他去这么做。在1978年进行的一次访谈中，他重申了他眼中作家的“道德观”与表现现实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道德观是尽量要写得确切，要讲述你所知道的真实，而不是像牧师在教坛上布道那样。”(3)这可以看成是他对那种充满“道德教义”的作品的反感。之所以会引出“道德观”的话题是因为厄普代克的小说往往充满很多性场面的描写，有些描述非常详尽，以致招来了色情描写的嫌疑。自然，在一些读者和评论者看来，这似乎是有悖于一个作家的社会道德责任。但在厄普代克看来，他只是在讲述真实而已，同样，这样的讲述是其信仰驱使的结果，这当然应是“道德”的。实际上，这里涉及的问题的本质是，“道德观”和“真实观”在厄普代克笔下是如何共生共在，相互依存，甚至是合二为一的。而这同样源于厄普代克的宗教观念。
宗教观念形成自然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对神学理论的兴趣和有意识地吸收。厄普代克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在创作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同时，他还写了大量的评论、书评、杂记等。他的创作不仅基于他对生活的观察、思考，而且还来源于大量的阅读引发的灵感。对于神学著作的兴趣和阅读则对其宗教观念的形成以及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厄普代克影响最大的是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特的新正统主义神学思想。厄普代克曾一再提到巴特对他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宗教观念而且也可以从他笔下人物的言行中看到巴特的影子。巴特给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可以说没有巴特的影响，他的作品也许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厄普代克开始大量阅读巴特的神学著作。在1989年出版的自传体散文著作《自我意识》一书中，他讲述了倾心巴特的缘由。他是在1960年写作《兔子，跑吧》时接触到巴特的。那个时候，他被诊断出可能患有肺气肿，尽管后来再次诊断表明情况良好，但这次小小的身体不适却让他感到了身体中“死亡”阴影的存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情绪也变得郁闷、压抑起来，阅读巴特给他“带来了清新空气”，(4)让他看到了“光明”。换句话说，他从巴特那里看到了“被拯救的”希望。在一次访谈中，他这么提到巴特给他的感觉：“巴特的思想非常确定，很有学识，说了我需要听的东西，确实如此，那就是，我们中有些东西是不会死的，我们是靠信仰活着，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唯一依赖——或多或少是这样的，他当然不光是说了这些东西，但是他提到的与我的路德教背景是相应的，他让我继续往前走。”(5)巴特从精神上给予了厄普代克克服“死亡”阴影的勇气。厄普代克尽管不像那些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笃信死后进天堂，但是，人生的意义，尤其是人的一生不管怎样，不管做什么，最终是以死亡结束，这样一种人的“必死性”（mortality）的人生逻辑在于他是不能接受的。要超越“必死性”就需要一种信仰，能够指向生活的终极意义。这也正是宗教能够提供的一个基本内容。厄普代克从巴特的神学中找到了这样的信仰。巴特“信仰是生活唯一依赖”的神学观念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深刻地影响了厄普代克的宗教观、世界观以及创作观，在一段时间里，巴特似乎成为了他写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也成为了“巴特式的人物”。
巴特的神学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厄普代克又从巴特的思想里吸收了哪些有用的东西？卡尔·巴特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巴特1886年出生在瑞士西北部城市巴塞尔，父亲是牧师和神学教授。巴特年轻时曾在伯尔尼、柏林、图宾根等地学习神学，后在歌廷根、波恩等处当神学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因反对纳粹、拒绝向希特勒效忠被驱逐出德国回到瑞士老家。此后一直在那儿教书、写作，1968年逝世。巴特的神学被称为新正统主义神学。其主要指向是恢复神学中的圣保罗和路德的虔信传统。在巴特看来，自十九世纪以来，神学已脱离了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中心，变成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人类学成为了神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主要内容，其结果是神学成为了像哲学一样的学科而已。巴特反对的是自然神学和自由主义神学，前者宣称的是人与上帝结合的教义(6)，后者宣扬的是依赖于哲学、科学和文化的神学。(7)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用人的作用来替代上帝的作用，在讲述上帝的同时更多的是在讲述人自己。用巴特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能只是通过大声地宣扬人自己而讲述上帝”。(8)巴特着重强调的是向着人类自我启示的、给予人恩典的、但同时不为人所接近的、不可知的上帝，这也就是很多学者所说的巴特的“辩证神学”。厄普代克在1962年为巴特的一本神学著作写的书评中也谈到了这种“辩证神学”：
他的神学有两种面孔——“不”和“是”两个部分。“不”部分于1919年为世人所知，其时，巴特那本充满激情的关于《圣经》中“罗马人书”的著作刚刚出版，“不”部分的思想针对的是基督教中那些自然的、人文主义的、去神话的和伦理为主的内容，这些都是德国新教从十九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在巴特看来，自由派的教会笃信的是“我们试图通过在绝望和自大中树立起通天塔以便能够接近的上帝，是那个充斥了人的正当性，道德，国家，文明，或者个人的或非个人的、神秘的、哲学的上帝，一个起着天真背景作用的、如圣人般帮助人的上帝……但是，这样的上帝完全是一个非正当的上帝，对我们而言，现在正是揭开我们的真实面貌的时候了，我们其实完完全全是一些怀疑者，不确定者，嘲讽者以及无神论者。”真正的上帝，那个不是由人所发明的上帝，是一个他者——完全的他者。我们不能够及到他，只有他能够及到我们。通过《圣经》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做到了这一点。巴特的“是”部分思想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充分肯定，有时甚至是以非常激进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他的唯信仰论中的无所不包的关于上帝恩典的教义）。(9)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厄普代克对巴特的研究还是很深的，得出的结论也与很多学者的理解是一致的，尽管他的表述有点过于简单化。我们现在要说明的是巴特的“辩证神学”究竟给了厄普代克什么样的影响？诚然，正如厄普代克自己所言，巴特的思想与他自己路德教的宗教背景有相应的地方。从本质上说，巴特的“上帝是完全的他者”的信条是路德虔信原则的延续，是唯信仰论在现代条件下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厄普代克对巴特一见倾心也是自然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让厄普代克对巴特爱不释手的一个原因更在于他认为巴特的“辩证哲学”使人们（至少他自己）获得了一种自由的感觉。
这需要从巴特神学与社会伦理准则的关系谈起。正如上述提到的，巴特反对的是自然神学和自由主义神学，而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出于神学研究的不同态度和取向，更是针对社会现实的有感而发。宗教是道德的基石，基督教更是与西方道德的建立与维持息息相关。但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宗教教义与道德达到了一致，道德又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宗教的精神？从一个神学家的角度，巴特看到了道德的虚为以及宗教的无能。他发出了这样的感言：“这个世界充满了道德，但是我们从它那儿到底得到了什么？……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最大的罪行——我是说资本主义的秩序和这场战争——却可以在纯粹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难道不是值得关注的事情吗？”(10)巴特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人类残杀，在巴特看来正是在维护人类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样的道德事实上是对宗教精神的极大讽刺。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宗教包括神学远离了上帝及其旨意，不是人听从上帝的话，顺从上帝旨意，而是利用上帝的话为自己说话，为自己树立权威，这种情况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只是为着人自己的目的，与上帝的旨意有很多出入，甚至格格不入。有鉴于此，巴特提出了上帝是“完全的他者”的概念，目的是把上帝与人自己区分开来，“上帝就是上帝”，(11)上帝并不是人想象中的上帝，也不是人可以想象的，更不是人可以够及到的。上帝向人启示自己，而不是反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上帝是不可理喻的，是极其严厉的，也就是厄普代克所说的一个说“不”的上帝。巴特提出这个概念是想要确立上帝的独立性和唯一性，确定人类世界以外的上帝的世界，改变人的狂妄自大，恢复其在上帝面前的卑微和谦恭，重新确立上帝和人自己的关系。巴特这个概念的一个实际效果则是唯信论的重新确定，即信仰高于一切，唯有信仰才支撑我们的生活。唯信论出自基督教早期保罗宣扬的信仰高于律法的教义，(12)后在宗教改革中得到路德的再次肯定和张扬，路德所谓的信仰高于善事与保罗的思想是一致的。(13)巴特的上帝是“完全的他者”的提法在很多人看来显得更为激进，这当然也是因为他面临的宗教的困境以及与道德的矛盾更为突出。对巴特而言，道德问题的实质是人的永生问题。道德仅仅是人自己制定的涉及人的存在的东西，其起始点是人，终极点仍是人。他指出：“当道德问题面临时，我们开始觉察到完善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我们而言，除了死亡以外，这又能指什么？我们开始营造那种生活，但是最终的结果除了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又会是什么？”(14)在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可以给予的只是指向人的生活的“不可能”，用巴特自己的话说就是：“道德问题包含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人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只是一种不可能。在上帝的眼里，人最终要灭亡。”(15)巴特讲的当然不只是人的物质身体的灭亡，而是人生意义的虚幻和短暂。要超越生命意义的虚幻唯有信仰，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信仰只涉及与上帝的关系，而非其他，包括道德。在谈到信仰是什么时，巴特引用《圣经》中使徒们经常说的话加以说明：“‘主啊，我相信，请助我相信’”。(16)简而言之，信仰就是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自我启示，相信耶稣的复活。信仰帮助信仰的人获得永生。
与此同时，巴特并不是说人因此不会死亡，恰恰相反，只有在死亡中人才能看到永生，看到上帝的恩典，(17)而这同样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达到。由此，我们涉及到了巴特辩证神学的另一面，即上帝的“人性”，(18)用厄普代克的话说就是巴特神学中上帝说“是”的那一部分思想。巴特讨论其神学的一个出发点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上帝的自我启示给人类带来福音。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如前所述，上帝的启示是自我启示，不由人的意志所支配，这种启示是上帝向着人类，而不是反之，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人类有了这个欲望，于是就有了上帝。这也是上帝是“完全的他者”的意思，另一方面，上帝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上帝给予人无限的爱，上帝并不会因为人有这样那样的在上帝眼中是罪的行为就抛弃人，相反，只要有信仰，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拯救。这就是巴特神学中上帝显示的“人性”，它尤其体现在巴特对耶稣的推崇上。在巴特看来，没有耶稣上帝就无法理解，而如果没有耶稣的人性，耶稣也就无法理解。巴特所说的耶稣的人性主要是指上帝让耶稣通过自己的死亡而肩负人类的罪恶从而使人类获得拯救的希望，从中得出的一个“好的消息”便是“上帝是和人在一起的”。(19)有些学者认为巴特神学实际上就是激进的耶稣中心主义，这在晚期巴特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这是因为巴特要在早期上帝的“他性”的基础上做一个侧重点的转移，但其辩证统一的精神并没有改变。
那么，巴特的“辩证神学”又是如何给予人们一种自由的感觉呢？换言之，我们如何能够把巴特的神学思想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巴特的“辩证”思想可以如何影响我们对周围世界和生活的看法（至少从厄普代克的角度来看）？首先，巴特关于上帝的“他性”的陈述以及由此引出的唯信论使个人获得了行动自由的可能。一方面，上帝不为人所接近，另一方面，只要有信仰就能得救，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思想却隐含着一种内在逻辑，那就是，在信仰的前提下，人是自由的，人的行为是自己选择的，同时，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上帝并不为其行为负责；而另一方面，信仰的基础是对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相信，是来源于上帝对人的无限热爱，这种“上帝之爱”或者说“恩典”更是给予了人自由行动的信心。尽管上帝并不为人的行为负责，但因为有信仰，不管其行为如何，人不会被上帝所抛弃。因此，信仰不仅确认了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且也提升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从与现实的关系来说，这种自由意志和自主意识成为了个人在与现实的冲突中认识并维持自我身份意识的一种重要后盾。
厄普代克在谈到巴特与其自己的宗教观念的关系时说过一段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的宗教情感主要建立在上帝是造物主这个层面上，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真切的，其次就是人的自我身份，那种神秘的不能被抹却的感觉，与之同时害怕成为虚幻或者是被压制。”(20)显然，厄普代克是在套用巴特的“不”和“是”的神学思想来说明他的宗教观念。如果说对上帝是造物主的相信让他获得了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这种信仰的一个落脚点则是在于对自我的关注。信仰使得自我获得了存在的可能和意义。
信仰与自我存在的关系是厄普代克从巴特神学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如果说这种启示涉及的是人与上帝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厄普代克获得的另一个启示则是表现在对这个世界的接受上。巴特的唯信论，尤其是他对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阐释，在阐明人与上帝关系的同时，也表明了对周围世界的一种看法，一种乐观的、积极的、肯定的世界观。对厄普代克而言，这样的信仰观也是对上帝的感恩，表明我们对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接受。他曾多次表示过“生命是一种赐福”、“活着是多么美好”、“世界多么美好”这样的具有强烈宗教情绪的感言。(21)
当然，接受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并不表明这个世界就完美无缺。“接受”不仅是指接受上帝的恩典，也指接受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产生的邪恶。这就是厄普代克从巴特那儿得到的又一个启示，关于邪恶或者用巴特的话就是“虚无”（nothingness）的概念。巴特在强调上帝用爱创造世界的同时也指出“虚无”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虚无”的存在并不是上帝的意愿，也不是由上帝造出（就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但它确实存在，“虚无”是上帝的对立面，是对恩典的否定，因此也就是邪恶。厄普代克曾在一篇题为“崇拜撒旦的声音”的评论中讨论过巴特的“虚无”概念，尽管言简意赅，但足以说明其宗教观念的一个部分。“虚无”是随着上帝创造世界的同时产生的，这样的同时性也说明了人选择邪恶的潜在可能。这一点对厄普代克而言尤其敏感，他援引巴特的原话加以说明：
没有这种缺陷或者邪恶的可能，世界的创造在于上帝就不会那么显然，也就不会是真正的他的创造。人会离开上帝并且会最终灭亡这个事实并不说明造物主的不完善……一个人如果没有会离开上帝的可能，那这个人也就不会成其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只可能会是第二个上帝——但因为不存在第二个上帝，因此只能是上帝本身。(22)
厄普代克引用巴特这些话的目的是要说明人和这个世界的两重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作为一种形而上的魔鬼（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一种必要性的话。”(23)他自问道：“在我们的个人心理中，难道没有肯定这些说法的倾向存在？在我们的心中，难道不存在一种肯定贪欲和仇恨的心理？……哪个孩子不着迷于折磨他人？在表现纯粹的性爱激情和骑士风度的同时，哪个男人没有摧毁鲜花的冲动……”(24)“虚无”或邪恶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厄普代克看来，我们不能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尽善尽美的，因而就对邪恶的存在视而不见。接受上帝，接受这个世界的存在同时也需接受与此同在的“虚无”，因为只有通过“恶”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厄普代克从巴特这里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恶”与“善”共存这种基督教的传统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家，他从中获得了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帮助他全面地、复杂地表现周围的人物和场景。这也成为了他看待世界的现实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创作观。如果说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表述这个世界，那么这种表述本身也是表明对这个世界的接受，而这种接受则应是全面的，它本身就是感恩。这种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天真的观念在于厄普代克而言却是真诚的，因为整个世界在他眼里其实都是神圣的，(25)即使有“虚无”的存在也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减少世界的神圣性，这也是为什么他会由衷地说出这样的感言：“模仿就是赞扬”，(26)“模仿”指的就是对世界的表述，赞扬当然说的是上帝的赞扬和感恩。模仿是按照世界本来样子的表述，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唯有真实才能不至于欺骗上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这样的写作真实观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必然遵循的，另一方面，就厄普代克而言，这又与其宗教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上文分析了巴特对厄普代克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于厄普代克的小说创造中，尽管他提到过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他已不再读巴特了，但巴特的影响显然是潜移默化地融合在他本人的宗教观念中了。另一方面，就像有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不能将巴特对厄普代克的影响扩大化。毕竟，厄普代克是小说家，不是神学家，他对巴特神学的吸收是有限的，更主要的是，这种吸收是基于“有用”的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故事情节的构造，完善人物的塑造，当然也为了表达他对现实的理解。厄普代克自己也曾说过，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巴特者，他只是从巴特那儿汲取他觉得有用的东西。(27)这种多少有点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我们理解厄普代克与巴特间的关系的一把钥匙。
如果我们把巴特对厄普代克的影响放在美国文化和当代美国社会特征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或许能看到这种影响背后的真正成因。厄普代克对巴特的接受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知识背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其所处的文化因素使然。从厄普代克关于巴特的表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美国文化的核心的影子。这可以从他所理解的巴特神学和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对比中管窥一斑。从巴特的视角出发，厄普代克发现一方面上帝不是依据我们的想象而存在的，另一方面上帝存在于他所创造的事物中。(28)“上帝是透射到现实中的自我”，“有自我出现的时候，上帝的概念就会出现。”(29)显然，这里表述的是上帝与个人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近乎于爱默生提倡的个人与上帝同在的关系。厄普代克在他做的一篇题为“爱默生主义”的长篇演讲中把爱默生主义总结为上帝与自我的统一体：“爱默生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上帝与自我是统一体”。(30)如果说超验主义强调人性中的神性，人与上帝的同在，其结果是极大地提升了个人意识，那么就像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巴特神学的核心——唯信论——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确认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存在。厄普代克那篇长篇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要说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文化中的个体主义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个体主义也正是他从巴特的神学中体察到的主要内容之一。巴特神学在个人与上帝关系这个层面上与美国文化中的传统的契合可以说是厄普代克接近巴特的一个文化背景成因。
但是，另一方面，厄普代克所理解的个体主义，或者说通过他的人物表达的与自我意识有关的故事与超验主义所指向的个体主义的不同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是在这种不同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厄普代克对巴特的取舍，另一方面是他对当代美国文化特征的洞察。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不仅赋予了人神性，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人的人性，是“对受到上帝激励的人的信仰”，以及对“人的无限性”的认定，(31)而这样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完全道德的人，是道德和信仰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巴特，我们发现尽管其唯信论建立在上帝是“完全的他者”的基础上，尽管信仰是可以超越现实道德的，但拥有信仰的人本身也拥有道德，因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爱默生和巴特所说的“道德”都是指超验意义上的道德，也就是从上帝的神学角度来厘定的道德；但这并不等于说与现实道德没有关系，建立在上帝神性基础上的超验的“道德”更应是现实道德的范式。换言之，个人与上帝同在的前提是个人朝向上帝，而不是反之。
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从厄普代克的作品中看到了不同的表述。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如《兔子四部曲》中的“兔子”哈里，“《红字》三部曲”中的各个主要人物，《夫妇们》中的皮特等）演绎的故事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他们都与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发生冲撞或背离，另一方面他们都是信仰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似乎都不会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他们也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自我甚至超越了信仰，尽管信仰并没有离开。我们可以用厄普代克曾经提到过的“正当的自私”(32)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状况。如果说传统的道德教义是“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那么现在变成了“爱你自己”。(33)在爱默生眼中，这是个体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与爱上帝并不对立，但在厄普代克笔下，“爱你自己”成为了上帝不在场（区别于上帝不存在）的情况下的“爱我自己”，是自我的极端凸现。用一位厄普代克评论者的话说，这里体现的是关于上帝问题的不同问法，传统的问法：“上帝存在吗？”现在的问法：“我相信上帝存在吗？”(34)如果在前一个问题中，上帝是放在中心位置，那么在后一个问题中，处在中心位置的是“我”，上帝的存在与否在于我的体验，这种体验有可能成为信仰，但依旧是“我”的信仰，换个角度说，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因为我要相信，我需要相信，我需要被拯救，而不是因为上帝的确切存在与否。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自由的，是个体的独裁者。同时，因为信仰始终不离自我，所以自我的极端凸现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显然，这与巴特的上帝是“完全的他者”是背道而驰的，用文学批评术语来说是一种对巴特的反讽。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写作时间跨越了三十年的《兔子四部曲》中“兔子”哈里的形象。在第一部作品《兔子，跑吧》中，哈里是一个不负责任，只顾自己感受的丈夫和父亲，因为不能忍受家里乱糟糟的样子而离开怀孕的妻子离家出走。他给自己这种行为找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他要去寻找自我和自由，家庭和社会在他眼里都成为了他自我寻找过程中的障碍，而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一个重要内因是他心中怀有的一种憧憬，一种对生活之意义的憧憬。他始终认为生活不应该就那么平平静静地过去，在生活的表象背后应该有一种意义存在，这种对意义的憧憬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兔子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在小说中他是一个为数不多的虔诚的信仰者之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是太关注信仰的仪式，而是意义，用他的话说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的背后，因此去教堂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信仰成为他挣脱社会道德规范约束的理由和工具，给予了他找寻自我和自由的内在动力，换言之，这种信仰为他显然是有违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披上了正当理由的外套。从厄普代克的角度来看，兔子的信仰是真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宗教的精神（在小说中，通过路德教会的老牧师克伦本巴赫与圣公会年轻牧师埃克斯形象的对比，厄普代克道明了宗教精神的内核，即对耶稣基督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信仰和感恩）。但不能否认的是，兔子的行为给社会和家庭都造成了损害，根本原因就在于自我的极端凸现，他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这种状况下，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对意义的憧憬往往会变样，成为一种虚幻，从而也丢失了真正的宗教精神。厄普代克在谈到这部发表在1960年的小说的意义时指出：“《兔子，跑吧》有意试图从神学的角度来审察人的困境……”(35)这样一种矛盾或多或少也出现在日后每隔大约十年出版的四部曲的其他三部作品中。在《兔子归来》（1971）里，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中的兔子已没有了十年前曾经有过的寻求意义的虔诚，他仍旧会向上帝祈祷，但只是为了现实生活中非常实际的目的，缺少了形而上的对意义的憧憬。这种信仰的式微延续到了《兔子富了》（1981）中，在这本充满日常生活细节和弥漫金钱和性的氤氲的小说中，厄普代克用了一种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兔子在寻找自我的名义下追求物质和身体欲望的同时在潜意识中感到的意义的缺失和死亡的临近。在《兔子安息》（1990）这部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自我的极端凸现与信仰的矛盾则通过兔子与儿媳普鲁间的一夜风流以一种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现了出来，在与普鲁的身体接触中，因家庭经济危机和自己心脏病发作的身体而处于焦头烂额状态的兔子又一次体会到了自我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几近乱伦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自然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热爱的表现（兔子虽没有直接表示过这个意思，但我们可以从厄普代克通过兔子的视角对这个事件充满象征意味的描写中读出这个意义），显然，这种思想的潜台词来自巴特神学中对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信仰和接受，当然这是一种掺和过多自我意识的信仰，成为了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的手段，其结果是对巴特神学思想的反讽，同时这样一个主题也回到了《兔子，跑吧》中阐发的信仰与自我矛盾的主题。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兔子四部曲》构成了一个整体，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厄普代克对于现实和宗教的看法。
这种自我的膨胀正是当代美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当代最有名望的社会学家之一，丹尼尔·贝尔在描述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特性时用了两个颇具用意的词：“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36)和“自我满足”，（self-gratification）(37)，前者是指个人意识的充分释放，后者是个人欲望的充分实现，两者都是自我极度膨胀的表现，造成的结果是，在个人品格上，从传统的新教伦理意义上的自我抑制和延后的满足走向即时满足，在社会生活中从“工作伦理”走向“生活方式”，也即享乐主义。(38)在这种文化思潮中，上帝依然会存在，但更多的只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这正是厄普代克在诸多描写当代社会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具体地说则是从宗教情怀（religious sensibility）到欲望冲动（erotic impulse）的过程以及结合，对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而言，这两者是维护其心理平衡的要素，前者给予活着的意义，后者确保个人的存在，前者指向超验的永生的希望，后者面向生活的当下的快乐。这两者共同存在，但并不总是平衡的，在很多情况下，后者要多于前者，如果不是压倒前者的话，其原因正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即使存在，也只是形式而已，尽管这种形式本身是需要的（在这个方面，厄普代克另一系列小说“《红字》三部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显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文提到的“我们只靠信仰活着”和“虚无”与上帝同在这种巴特神学的踪影。如果说巴特的神学是辩证的，那么厄普代克对巴特神学的汲取也是辩证的，这种汲取一方面基于自己的宗教背景，另一方面是基于他所不能脱离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一方面是他的宗教观，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现实观，而两者的结合则是体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深刻思想和对生活的深邃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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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于《国外文学》2007年第1期
(2) James Plath，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104.
(3) James Plath，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120.
(4) John Updike，Self-Consciousnes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9），p.98.
(5) James Plath，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102.
(6) Karl Barth，ed. Helmut Gollwitzer，Church Dogmatics（Lousville，Kentucky，Westiminster John Knox Press，1994），p.51.
(7) Derek Michaud，“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2003）”，p.2，in Boston Collaborative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Theology，people.bu.edu/wwildman/ courses/mwt/dictionary/mwt_themes.htm-43k，2006，2，15.
(8) Karl Barth，The Worl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trans. Douglas Horto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35），p.19 ［参见 Paul E. Capetz，God：A Brief History（Minneapolis：Fortress，2003），p.136］.
(9) John Updike，“Faith in Search of Understanding”，in Assorted Prose（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5），p.274.
(10) Karl Barth，The Worl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trans. Douglas Horto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35），p.17.
(11) Karl Barth，The Worl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trans. Douglas Horto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35）（Minneapolis：Fortress，2003），pp.136，48.
(12) 见《新约》“罗马人书”（Romans）1:17（跟上帝和好的人一定藉着信仰得到真生命），参见，Wayne A. Meeks，ed. The Writings of St. Paul（New York & London：W.W. Norton & Company，1972），p.215.
(13) 见Martin Luther，“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收入 Wayne A. Meeks，ed. The Writings of St. Paul（New York & London：W.W. Norton & Company，1972），pp.119—129.
(14) Karl Barth，The Worl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trans. Douglas Horto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35）（Minneapolis：Fortress，2003），pp.139，140，179，169.
(15) Karl Barth，The Worl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trans. Douglas Horto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35）（Minneapolis：Fortress，2003），pp.139，140，179，169.
(16) Karl Barth，The Worl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trans. Douglas Horto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35）（Minneapolis：Fortress，2003），pp.139，140，179，169.
(17) Karl Barth，The Worl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trans. Douglas Horto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35）（Minneapolis：Fortress，2003），pp.139，140，179，169.
(18) Derek Michaud，“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2003）”，p.4，in Boston Collaborative Encyclopedia of Western Theology，people.bu.edu/wwildman/ courses/mwt/dictionary/mwt_themes.htm - 43k，2006，2，15.
(19) Paul E. Capetz，God：A Brief History（Minneapolis：Fortress，2003），p.137.
(20) James Plath，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103.
(21) John Updike，Self-Consciousnes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9），p.247.
(22) John Updike，“To Soundings in Satanism”，Picked-up Piece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5），pp.88—89.
(23) John Updike，“To Soundings in Satanism”，Picked-up Piece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5），pp.88—89.
(24) John Updike，“To Soundings in Satanism”，Picked-up Piece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5），pp.88—89.
(25) Darrel Jocdock，“What Is Goodness？—The Influence of Updike's Lutheran Roots”，James Yerkes，ed. John Updike and Religion：The Sense of the Sacred and the Motions of Grace（William B. Erda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99），p.133.
(26) John Updike，Self-Consciousnes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9），p.230.
(27) James Plath，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254.
(28) John Updike，“Faith in Search of Understanding”，Assorted Prose（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5），p.282.
(29) John Updike，Self-Consciousnes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9），p.231.
(30) John Updike，“Emersonism”，in Hugging the Shore：Essays and Criticism（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3），p.168.
(31) John Updike，“Emersonism”，in Hugging the Shore：Essays and Criticism（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3），pp.157，159.
(32) John Updike，“Emersonism”，in Hugging the Shore：Essays and Criticism（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3），pp.157，159.
(33) John Updike，“Emersonism”，in Hugging the Shore：Essays and Criticism（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3），p.159.
(34) Bernard A. Schopen，“Faith，Morality and the Novels of John Updike”，William R. Macnaughton，ed. Critical Essays on John Updike（Boston：G.K. Hall & Company，1982），p.196.
(35) James Plath，ed.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Updik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246.
(36) 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8），pp.xvi—xvii，xx.
(37) 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8），pp.xvi—xvii，xx.
(38) 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8），pp.xvi—xvii，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