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中的“智者”
Edith Wharton: The Wise in The House of Mirth
伊迪丝·华顿（1862—1937）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上流社会，描写了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的遭遇，被称为美国文学里“最好的社会历史学家之一”[17]。在她去世后的近四十年里，华顿却被排挤出美国主流文坛，被讥为在审美品味上与现代主义背道而驰的“垂死僵化的贵族阶层的回忆录作家”，“社交场上的玩偶”，“在美国文学的伟大试验中不足挂齿”[18]。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和女权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华顿再次崛起，被誉为“美国最杰出的世俗风情作家”、“美国心理小说的教母”[19]，“美国最聪明的妇女之一”[20]。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在小说和诗歌方面，她同时代的美国人根本不能望其项背”[21]。不过，华顿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作家，其作品得到了迥然不同的解读。当代评论家正在从不同角度发掘华顿作品里的女性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后殖民主义、战争小说、哥特小说等特色。可见华顿作品涉及范围之广泛、内涵之丰富。
伊迪丝·华顿于1862年1月24日出生于纽约的名门望族。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使幼年的伊迪丝在家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1866年到1872年间随父母先后旅居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1885年，华顿和比她年长13岁的波士顿银行家爱德华·华顿结婚。他们的婚姻并不美满，婚后无嗣也进一步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后来爱德华又患了精神病。华顿卖掉了马萨诸塞州的住房，1913年与丈夫离婚，定居巴黎直到1937年8月11日去世。华顿出身豪门，得以结识许多美国及欧洲望族。她本人也非常喜欢交际，其在法国的住宅成了当时各国艺术家云集的地方。在亨利·詹姆斯生命的最后12年，华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这段友情对华顿的创作风格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她没有盲目模仿詹姆斯的风格，而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对詹姆斯晚年过于注重纯粹的艺术技巧表示了不同看法。她说：“那些认为我是詹姆斯先生的随声附和者的批评和认为我写的人物不‘真实’的看法真是让我无奈（我已经有十年没读他的书了）。我写的是我所看见的、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22]
华顿早年熟读父亲书架上的古典名著，深受欧洲文化的濡染，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在16岁时就写过诗集，但直到婚后几年才真正开始创作，目的是为了排遣上流社会家庭生活的苦闷。1899年，37岁的华顿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高尚的嗜好》（The Greater Inclination），次年中篇小说《试金石》（The Touchstone）问世。从此她进入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在此后的二十年中相继出版了小说集《重要时刻》（Crucial Instances，1901），第一部长篇小说《抉择之谷》（The Valley of Decision，1902）以及为后来的一系列纽约小说打下了基调的成名作《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1905）。《特莱梅夫人》（Madame de Treymes，1907）、《暗礁》（The Reef，1912）和《乡村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1913）则把背景转到了法国，表现婚嫁法国的美国女性在两种文化与伦理传统冲突中所经历的矛盾与痛苦。在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1911）中，华顿一反小说创作中采用上流社会背景的惯例，第一次直接描绘了下层社会的生活与复杂的感情世界。中篇小说《班纳姐妹》（The Banner Sisters）则以一种悲凉又不乏温情的写实主义手法书写了纽约下层人的生活。[23]无论是上流社会风俗画，还是下层人物辛酸史，华顿的创作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论家海德格尔·胡勒说：“由于华顿非常了解她的阶层，所以她才是个现实主义者。”撒拉·赖特也评论说：“华顿熟知她所描写的世界的所有细微之处。”[2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住在巴黎的华顿积极参与社会救济活动，并因此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她亲眼目睹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也见证了在战火洗礼中人类灵魂的反应。受某种“现实责任”的激发[25]，华顿创作了许多战争作品。除了散文之外，还包括短篇小说集《兴古河和其他故事》（Xingu and Other Stories，1916）、小说《创作一个战争故事》（Writing a War Story，1919）和《难民》（The Refugees，1919）等等。华顿的战争小说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它们虽然都和战争有关，但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远离正在进行的战斗场面；第二，提出了妇女地位和现状问题，以小说为掩体揭示了男性试图把女性看作第二性的做法。正是以战争故事为契机，华顿表现了战争时期女性的命运。她往往通过“看似男性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但是故事的情节却颠覆了男性的权威，赋予故事以一种反讽的滑稽”[26]。
20年代以后，华顿进入创作后期。尽管这一时期她继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游记等作品的创作，但从整体上来说作品质量下降。这时期较重要的有长篇小说《月亮的隐现》（The Glimpses of the Moon，1922）、反映19世纪40—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生活的中篇小说集《老纽约》（Old New York，1924）、文学论集《小说创作》（The Writing of Fiction，1925）、长篇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1925）等。《朦胧入睡》（Twilight Sleep，1927）和《孩子们》（The Children，1928）表达了对物质主义的追求、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离婚父母对孩子的忽视等主题。华顿最后两部完整的小说《夹在中间的哈德孙河》（Hudon Rivers Bracketed，1929）及其姊妹篇《诸神到了》（The Gods Arrive，1932）的人物范斯·威斯顿其实是华顿作为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表达了她在小说写作中逐渐形成的创作理论。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海盗》（The Buccaneers）于1938年出版。
1923年，华顿成为第一个获得耶鲁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头衔的女性，她在1924年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学院金质奖章，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诺奖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也反映了她的作品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华顿的自传《回顾》（A Backward Glance，1934）为她带来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未曾收录的评论作品》（The Uncollected Critical Writings）在1996年发表，其小说《伊坦·弗洛美》和《纯真年代》在1993年被搬上大银幕，掀起了一股“华顿热”。
华顿是位高产作家，在长达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创作了19部中长篇小说、11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包括小说、诗歌、自传、文学批评在内的四十余部非小说作品，其中的“鬼故事”尤其值得一提。华顿八岁时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幸亏一位著名的俄国医生救了她的命。这场大病使鬼怪和奇异可怕的幻想带来的恐惧在她心头挥之不去，以致后来创作了多篇她自己称之为“鬼故事”的作品。从《藏有一只死手的屋子》（“The House of the Dead Hand"，1898）开始到《鬼节》（“All Souls"，1937），大批的鬼故事有助于她作为“美国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的名望，[27]使她在“这个相对较小的文学类型中称雄”[28]。《鬼故事集》（Ghosts，1937）在华顿逝世后两个月出版。
作为女性作家，华顿忠实地记录了其所处时代的男性和女性在男权传统社会中的遭遇和地位，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先知”[29]。同时，其小说带有明显的悲观宿命的色彩，体现了自然主义的特征。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力量面前，华顿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被环境中的“风俗、礼仪、文化”等个人所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所缠绕，显得处处被动。他们或无力抗争，或徒劳拼搏，统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遗传因素、生活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决定人物命运的自然主义观点在华顿的笔下多处出现。通过自然主义观点和女性意识的结合，华顿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的命运、尤其是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突出了人在强悍无比的现实环境面前的软弱性、受控性和悲剧性。
华顿的大部分作品都描写了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异化，书写她们既抗争又妥协的心理历程，揭露男权意识形态摧残女性的本质。华顿的小说揭示了不同类型女性的行为和价值观，“巧妙地把传统女性和挑战社会习俗的女性并置在一起”[30]，从19世纪70年代冥顽不灵的贵族，到20世纪20、30年代的摩登女郎，到独自拼搏以求生存的妇女，从女性的视角探索了女性所遭遇的婚姻、离异、婚外恋情、寡居以及老处女等各种现象，涉及了女性面临的堕胎、未婚生子、经济依赖以及性道德的双重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华顿笔下的女性形象从完全的自我迷失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再到反抗，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最终走向了幻灭、妥协和绝望，这些主题在不同作品中的重复再现表明了作者的无奈。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纽约上流社会中，婚姻是妇女存在的全部意义。她们自幼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完成婚姻的使命，除此之外女性没有任何生存能力。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决定了女性之间的关系，因为“男权体制就是要使女性之间为金钱和男人的青睐而相互竞争，她们被禁止争斗或冒犯男人，女人互相争斗——盗取名声、机会和男性倾慕者——都是为了保持在由男人安排的社会中的地位和经济安全”[31]。女人们为了得到男人的金钱和宠爱而处于不和的状态与无情的竞争中。于是，华顿笔下的女人们“像她们在华尔街的丈夫做生意时一样冷酷地相互利用、敲诈和欺骗”[32]。短篇小说《罗马热病》（“Roman Fever”，1934）生动地描写了女性之间在婚姻和爱情中的这种明争暗斗，阐释了两个迷失了自我的女性人物的幻灭。25年前，当阿丽达得知格瑞丝爱上了自己的未婚夫德尔菲时，她以未婚夫的名义写信约格瑞丝去罗马圆形大剧场约会，希望晚上出没的蚊子能够将致命的罗马疟疾传染给情敌。不久格瑞丝匆匆结婚生下女儿芭芭拉。阿丽达确信自己在这场三角恋爱中胜出。在两人丈夫相继去世之后的一次故地重游中，阿丽达道出了情书的真相并得知格瑞丝与德尔菲当年的确曾经约会。阿丽达一直认为自己与德尔菲的婚姻是战胜情敌的有力证明，婚姻已经成为阿丽达用来炫耀的资本，丈夫即是她的依靠和生活的意义。但格瑞斯随后披露其女儿实际上是她和德尔菲的孩子。格瑞斯同样因为知道德尔菲并未写过情书的真相而备受打击。爱情的回忆是两人生活的精神支柱，但事情的真相为她们带来的都是幻灭。二者都是男权意识的内化者，以不同方式做了男权意识的附庸者和牺牲品，完全迷失了自我。通过这个故事，华顿深刻批判了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女性之间竞争的残酷。
在小说《暗礁》中，华顿讲的是由于自我迷失和女性之间的对立而带来的无奈和无助。女主人公安娜自小就向往浪漫的婚姻，把找到一个博学多识的丈夫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但她的第一次婚姻带来的只是理想的破灭。丈夫去世后，安娜与外交官乔治·代柔重叙旧情，计划结婚。安娜在思想上对婚姻和爱情的依赖使得她无形中遵从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判断标准，努力地使自己具备“规范”的女性特质：“无私、善良、慷慨、谦卑、圣人品质、高贵、同情。”[33]安娜原本期待着通过这次新的婚姻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她的理想再次破灭，因为女儿的家庭教师索菲曾经和代柔有过一段浪漫史。这部作品体现了上层社会的女性要寻觅到真正的自我、做到精神独立是多么的困难。缺乏独立性是安娜实现自我的暗礁，这一无形又无处不在的暗礁时刻阻挠着她。
《纯真年代》代表了华顿创作的巅峰，使她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荣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女作家。在小说中，华顿又一次塑造了为了婚姻而完全交出了自我的女性形象。年轻的律师纽兰·阿切尔就要与门当户对的梅·韦兰结合的前夕，在剧院里见到了梅的表姐埃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并爱上了她，打算与她私奔。但是梅把纽兰留在了身边。表面上，梅是一个成功的妻子。她敏感地发现纽兰的感情变化，很有心计地阻止了纽兰与埃伦的爱情发展，从而维护了家庭的体面。然而，她的心里很清楚，她留住的只是丈夫的身体，丈夫的心始终徘徊在遥远的埃伦的窗前。梅是时代的产物，一个天真无瑕的处女，她“美丽、纯真，永远说着得体的话”，是纽约上流社会公认的好姑娘。[34]她把社会规范作为行为准则，视婚姻为幸福生活的惟一选择。即使是倍感传统婚姻束缚的纽兰也明白，梅是在早已交出了自己那份自由之后才获得了留住丈夫的自由，终至“把彼此的棱角完全磨去”。[35]男权社会为女性规定的传统角色和行为准则使女性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空间，没有自我追求，完全丧失了主体价值。女性对这个社会有着一种内在的认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社会规范准则，对事件的见解始终与舆论保持一致。梅把自己作为人的自由完全献在了妇道的祭坛上，以至于让纽兰觉得企图解放一位丝毫没有自由感的妻子是毫无意义的。
在华顿的笔下，对社会行为准则进行反抗是无益的。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主人公埃伦经历了从反叛到妥协的心路历程。埃伦漂亮性感，充满热情，具有艺术气质和叛逆精神。她刚从欧洲回来，正准备与丈夫离婚。贵族女人离婚在当时的纽约是一种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所以整个纽约的上流社会都在议论着她的绯闻。但埃伦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获得了身为律师的纽兰的理解和爱慕。她勇敢地向男权社会的世俗观念挑战，渴求“获得自由”，“彻底摆脱过去的生活”，“清除过去的一切”[36]。但当纽兰决定放弃婚约和家庭同埃伦一道离开美国的时候，梅却告诉埃伦自己已经有了身孕。埃伦主动离开阿切尔，独自回了欧洲，回到了从前的孤独。爱情是激励人的强大动力，但对男权社会中的妇女来说，爱情带来的更多的是自我牺牲而非自我实现。埃伦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所谓的“集体利益”使她无法追求自己的自由。
生于纽约“四百大家族”之一的华顿清楚地看到，上层阶级的未婚女子不仅受到畸形教育模式的危害，还要顺应“整个社交圈对于外在美貌近乎狂热的膜拜情绪”[37]。女人千方百计地梳妆打扮以赢得男人的青睐，为“幸福”婚姻增加砝码。“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38]华顿虽然意识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她看到的是女性觉醒后的悲剧。以《欢乐之家》中的莉莉·巴特为代表的早期女性意识觉醒者所认识到的只是她不是什么，但不知道她们要成为什么。正如华顿在自传《回顾》中写的那样：“一个轻佻的社会只有通过它害人之处才能表现出戏剧意味。这悲剧含义就在于它使人堕落，使理想泯灭。我的女主人公莉莉·巴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39]
《欢乐之家》是华顿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首先连载于《斯科利伯纳》（Scribner's）杂志，后出版成书，三个月内连续印刷四次，达140，000册，几次列畅销书榜首。华顿自称这部小说使她“由漫无目的的业余爱好者变成为一个专业作家”[40]。《欢乐之家》的出版“使她成了本世纪前20年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41]。这部小说为华顿的“纽约小说”打下了基础。纽约小说系列常常表达“老纽约”社会对人性的束缚，这种情感态度几乎成就了她所有成功的作品（《伊坦·弗洛美》除外）[42]。在《欢乐之家》中，华顿描写了一个觉醒者在无奈中的自我毁灭。百乐山庄是纽约上流社会人们的聚集地，也是女主人公莉莉最初心中向往的伊甸园和“欢乐之家”。莉莉出身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经济原因迫使她只能通过自己的美貌和智慧换取婚姻。只有通过与富有的上层贵族联姻，她才能在“欢乐之家”中牢固地占据一席之地。莉莉的美貌使她成为上层社会一个美丽的装饰品，也给了她成为欢乐之家永久成员的机会。然而，她被穷律师塞尔登的“精神共和国”所吸引。为了追求自由，莉莉一次次逃离虚伪的婚姻。尽管莉莉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社会对男女两性的不同标准，但是她是这个社会的产物，离开这个社会她无法生存，更无法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能力参与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周围的环境和多年受到的教育使得莉莉根本无法独立生活，她的身份完全建立在商品的基础上，除了以他者的眼光，她无法定义自己的身份。[43]女主人公莉莉要逃离以“欢乐之家”为代表的父权制，又无法与现实环境彻底决裂去寻找真正的“精神共和国”，最终被无情的社会所吞噬。莉莉不是在故事结束时才意识到自己人生的悲剧，她的故事是一个觉醒者更为深刻的无奈和绝望。
在小说《夏季》中，华顿表现了一个反叛者的妥协和绝望。查莉蒂·罗约尔是一个充满反抗精神、不轻易妥协的人，但最终还是被纳入了北达莫的世俗之中。查莉蒂由养父母劳耶·罗约尔夫妇抚养成人。养母去世后，罗约尔先生试图诱奸她并两次向她求婚。查莉蒂有一种要去做大事情的冲动，可是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哈尼的出现使她意识到自己的梦想是嫁给像哈尼这样的城里人，做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娘。但是最终当她被哈尼引诱而抛弃时，这种渴望被残酷地扼杀了。查莉蒂不顾传统礼教的束缚，追寻与自己心灵契合的生活，大胆表露内心对爱情和情欲的渴望，充分说明了一个自由女性的觉醒。怀孕后，查瑞蒂不顾周围环境的压力，勇敢地接受了母亲的身份和角色。不幸的是，查莉蒂最终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养父，接受社会给她安排的既定命运，放弃了自由和渴望。对社会地位和命运的屈服表现了一种绝望和无奈。这个女人最终没能实现她的理想去决定自己的身份和命运，被改造成了一个顺从周围环境的妥协者。
《伊坦·弗洛美》被公认为是华顿创作的最好的、最重要的悲剧故事，刻画了另一个反抗世俗者的悲惨命运。故事通过一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工程师“我”的口述，记述了生活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小镇斯塔克菲尔德的伊坦·弗洛美以及妻子齐娜和情人马蒂的悲惨命运。年轻时的伊坦由于要照顾生病的母亲而放弃学业，回到贫瘠的农场上。母亲去世后，伊坦与一直照顾母亲的表姐齐娜结婚。伊坦对婚后生活失望却无奈。马蒂是齐娜的表妹，她从外地来照顾生病的齐娜。马蒂的到来使伊坦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为了拆散伊坦和马蒂，齐娜要赶走马蒂。在驾车送别马蒂时，两人恋恋不舍，马蒂提议两人死在一起，于是伊坦驾雪橇撞向大榆树。最终的结局是马蒂终生与轮椅为伴，伊坦面目全毁，终身残疾。三个人从此生活在一起，统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和追求幸福的自由。20年后的“今天”，“我”在伊坦家中看到，齐娜照顾着瘫在沙发上的马蒂。先前活泼可爱的马蒂变得性情乖张，牢骚满腹，完全是一副传统的坏脾气女人的形象。华顿似乎在告诫人们，马蒂的这种违背世俗的反抗只能以害人害己的悲剧收场。
波伏娃说过，在男权社会中，“若是女人达到了反抗的终点，那么只有一条出路还在向她开放——这就是自杀”[44]。华顿的主人公反抗后的结局或是生命的结束，或是精神的自杀。从女性人格这个角度出发，华顿笔下的女性展现了迷失、觉醒、反抗的不同形象。虽然华顿无力给出有价值的解决办法——其主人公都以悲剧收场——却并没有完全悲观，在作品中还是给予了些许希望，尽管这份希望未能成为一股明显的力量。华顿在1913年结束了长达28年的婚姻，感受到冲出牢笼后的轻松和自由，《乡村风俗》便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华顿这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无限活力的女性形象，年轻美丽却又野心十足的安丁。她凭借执着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逐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先是踏进“老纽约”社会坚固的大门，跻身贵妇行列，接着又跨越大西洋闯入法国贵族的社交圈。嫁给法国人后，她以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与法国社会的大男子主义相抗衡。她意识到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是这里的风俗，因此她不懈地抗击这一陋俗。经历四次婚姻，安丁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尽管安丁与莉莉一样，同样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都把婚姻作为惟一的经济来源，但她目标明确、行动果断。她非同寻常的勇气与执着显示出女性在性别抗争过程中日益增强的自我意识和获得成功的希望。
华顿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对男性面临的困境同样给予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同情。除了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之外，她还描写了形形色色的“边缘男性”形象，他们或为男性主宰的社会的牺牲品，或为女性人物眼中被物化了的商品。在父权制社会里，婚姻也被物化，被当做赤裸裸的买卖，也同样物化了拥有操纵妻儿命运的男人们。华顿在自传《回顾》中谈到《欢乐之家》的男主人公赛尔登时说：“虽然方式不同，但他和莉莉一样，都是环境的牺牲品。”[45]在上流社会中，男性享受父权制的种种特权，也带给他们无法摆脱的束缚和羁绊。最终，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里，男性和女性都成了牺牲品。
《欢乐之家》中，华顿塑造了几种典型的“边缘男性”形象。莉莉的父亲是适者生存社会的失败者，从家庭生活中的“中心”变成了无声的“他者”。而“在称之为家的这个乱哄哄的地方，主宰者是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母亲”[46]。金钱对人性的扭曲以及道德价值观的虚伪不仅使女人成了受害者，也使她们成了这些社会理念的内化者，以同样的规则衡量着男人们的价值，物化着她们身边的男性。与其说巴特先生最后是因破产郁郁而终，毋宁说是因丧失财富而被抛弃，因为“对他的妻子来说，他或生或死已无足轻重，因他一旦不能对这个家庭履行应尽的职责，实际上他就等于不存在了”[47]。失去挣钱能力的他在妻子眼中成了可有可无的负担，在女儿的记忆中也只是一个可怜虫。淹没于商品社会大潮中的巴特先生失去了话语权，成了小说中最为模糊的形象。经济上的失败者巴特先生如此，成功者泰纳先生也未能摆脱这样的命运。泰纳事业有成，过着随心所欲的奢华生活。可是，妻子爱的是他的金钱和金钱所赋予她的上流社会生活，内心的情感天平上却根本没有他的位置。她表面上唯命是从，暗地里却和别人风流不断。泰纳以为自己可以凭借手中的财富“购买”女人的感情，自作多情地企图用金钱博得莉莉的欢心和感情，试图把莉莉变为任他摆布、利用的对象。莉莉最终决定以自己继承的微薄遗产偿还债务，用无声的语言表明了这个所谓成功男人在她的生命中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丑。阔家少爷珀西·格雷斯也是金钱的受害者。这位羞涩、富有的大男孩是个典型的“妈妈的乖宝宝”形象。一心试图用金钱换取欢乐之家地位的莉莉为了解决自己的窘境决心用美貌引诱他。他的金钱使他成了莉莉虚荣心的牺牲品。在莉莉的眼中，这位阔少爷就是金钱的代名词，是她可利用的一个有价值的物品而已。珀西和莉莉的关系，一方面揭示了莉莉面临即将成为老处女时的无奈和窘境，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侧面。男权社会所推崇的拜金主义不仅酿造了无数女人的婚姻悲剧，同时也会使男人成为内化了这种社会道德准则的女人的欺骗对象，带来婚姻的不幸。塞尔登是华顿小说中塑造的典型男性形象。塞尔登是一位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人，和莉莉一样年轻、富有魅力但并不富有。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他的矛盾性格。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上流生活有着一种潜在的、无法抗拒的向往，渴望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他的良知和情感告诉他莉莉的纯洁和高雅，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对莉莉的好感和爱慕，然而，他不敢正视自己性格中的这一面，惧怕被上流社会抛弃的结局。于是，他生活在矛盾之中。在他和莉莉的最后一次会面中，莉莉倾诉了对他的爱，然后回到住处自杀。在塞尔登终于认识到莉莉的清纯与高贵时，这朵美丽的小花已经因为不堪生活的风吹雨打而枯萎凋零了。这一无情的事实也同时宣告了塞尔登试图成为一位“新男性”的失败。表面看来，他比同样单身而贫困的莉莉有更多的自由，可以随意和女性交往，悠然自如地享受生活。事实上，他和莉莉同样缺乏自由。小说中最可悲的人也就是这位梦想建立“理想共和国”的律师了。明明不想为却又为之，厌恶却又不去反抗，有爱却不能给予，甚至不敢向自己承认，这种人比莉莉更为可怜，同样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华顿在抨击旧纽约的道德堕落和那些腐败新贵们的同时也表现了当时社会中男人们的可悲一面。
在《纯真年代》中，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也是老纽约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却与之格格不入。他热爱艺术，喜欢读书，追求自由。他所读过的人类学的书籍使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观察社会。他试图反抗传统习俗的束缚与压抑，对墨守成规的枯燥生活时有不满，从心底厌恶这些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和虚伪无知。在对于女性的问题上，他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女人应当有自由——跟我们一样地自由”[48]。在面对埃伦离婚这件事情上，他坚持说不能因为她不幸结下了倒霉的婚姻，就得像罪犯一样躲起来。纽兰对女性的态度体现了他内心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他同情埃伦，支持埃伦与放荡的丈夫离婚。但这样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在男权社会的强大势力面前也是无能为力。放弃了爱情的纽兰和他并不爱的妻子厮守一生，最终也没有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其实，让纽兰厮守一辈子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妻子背后的那个强大的父权制度。男性对于家庭的责任扼杀了他争取自由的思想萌芽。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就像寄主和寄生虫的关系，“寄主喂养寄生虫，让它活下来，但是寄主同时会被寄生虫杀死”[49]。男性没有意识到在给女性戴上枷锁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锁链。
在《伊坦·弗洛美》中，伊坦是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伦理道德的彻头彻尾的牺牲品，正如同村人哈蒙·高伍所说的那样：“伊坦的一生，从开始就像一杯充满了病魔和不幸的苦酒。”[50]伊坦自始至终都想离开贫穷落后的家乡去寻求自己的理想，但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在青年时期的短暂求学期间，伊坦梦想着能到城市里做工程师体面地生活。然而他没能实现理想就不得不回到家中照顾母亲。结婚之后，贫穷再次摧毁了他离开家乡的梦想。妻子齐娜变得抑郁寡言，但她却懂得利用自己的病痛通过社会舆论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丈夫。马蒂是伊坦实现理想的希望。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两人的伤残和心里的创伤。伊坦和玛蒂想以死来保有这份情感。但他们遭到了无情的惩罚，强大的社会伦理道德彻底压垮了他们。
正像华顿在自传《回顾》中所描述的，为了能够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自由选择角色和生活方式，她进行了长久的抗争与努力，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后才最终得以成功。在华顿的生活和写作生涯中，她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传统的抗争，一直都在追寻自己创作的梦想，追寻作为女性和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作为一位收入丰厚的职业女性，华顿基本上做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完全独立。卡罗尔·辛格指出：“伊迪丝·华顿的生活预示着20世纪才普遍存在的现代女性生活的样式。”[51]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52]在《欢乐之家》中，莉莉在普通女工内蒂身上看到了女性如何面对生活的真谛。内蒂出身贫寒，历经坎坷，体弱多病，但她面对生活从未放弃过信心和勇气。正是这种不向命运低头妥协的精神让她找到了足以避风挡雨的家园。莉莉意识到，“那个巢是靠两个人共同营造的，靠男人的信心，也靠女人的勇气”[53]。
在学界，华顿仍然是一位引起颇多争议的作家。有人认为她有矛盾的女性主义思想，有的则认为，“虽然华顿无论在理论和实际创作上都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但是她的主要小说总的说来也许是这个世纪以来所有小说家中对于‘女性’的建构所作的最深刻——也是情感最强烈的女性主义分析。”[54]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华顿体现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纽约上流社会女性的喜怒哀乐，同时表达了对男性命运的关注。《旧约·传道书》说，“智者之心属于悲伤之家，而愚者之心属于欢乐之家”[55]。而身处“老纽约”上层社会的华顿却以局内人的眷恋和局外人的无情针砭而成为“欢乐之家”的智者。
华顿的主要作品：
小说作品：
The Greater Inclination, 1899.
The Touchstone, 1900.
Crucial Instances, 1901.
The Valley of Decision, 1902.
House of Mirth, 1905.
Madame de Treymes, 1907.
Tales of Men and Ghosts, 1910.
Ethan Frome, 1911.
The Reef, 1912.
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1913.
Xingu and Other Stories, 1916.
Summer, 1917.
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
The Glimpses of the Moon, 1922.
Old New York, 1924.
Twilight Sleep, 1927.
The Children, 1928.
Hudon Rivers Bracketed, 1929.
The Gods Arrive, 1932.
Ghosts, 1937.
The Buccaneers, 1938．
其他作品：
The Decoration of Houses, 1897.
A Backward Glance, 1934.
The Uncollected Critical Writings, 1996.
The Letters of Edith Wharton,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