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世纪初女性小说
Early Twentieth-Century Women' s Fiction
美国社会与经济在19世纪后半叶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商品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大量移民的涌入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至1900年，美国已经拥有六个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其中有三个城市人口甚至超过了一百万。[1]1869年建成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东部经济发达的各州与西部蛮荒之地连接了起来。各大财团在对于财富的竞争和瓜分中获取了垄断地位，控制了经济的命脉。大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国家财富及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这一时期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帝国主义的狂热也是这一时期美国的明显特征，领土扩张被视为美国人的神圣使命。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参加美国哥伦布世界博览会时，宣称美国边疆的开拓已经终结。在疆界的边线达到太平洋之后，美国开始把触角伸往国外，并在1912年将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纳入自己的疆土版图。
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妇女带来了机遇。在19世纪的美国，女性身份几乎完全是由家庭关系来定义的。在传统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里，任何与妻子、母亲和女儿角色相违背的女性行为都因为不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别模式而被视为离经叛道，凯特·肖班在世纪末发表小说《觉醒》之后所遭受的挞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时代的新潮流已经不可阻挡。在19世纪末期，已有大批中产阶级年轻女性跨入高等学府的大门，进入传统上为男性一统天下的职场。城市服务行业的建立与不断改善、食品和衣物加工的商品化、缝纫机和洗衣机的出现又在相当程度上把中产阶级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给予她们更多的自由和空闲，使她们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家庭之外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中来。可以说，这一时期女性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各种政治与社会改革，劳动市场的日益扩大为有职业抱负的女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诚然，由于不享有投票权，妇女在政治和经济上还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但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
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成为针对急剧发展的工业化和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由中产阶级女性组成的俱乐部大批涌现，为妇女参政和参加改革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中产阶级妇女开始作为一支聚集的力量参与各种改革运动，对各级政府施加影响，主要关注禁酒、废除童工制度，以及针对穷人、残疾人和孤儿的各种社会福利的机构化。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女性改革者们把妇女参政权视为治愈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对美国女性来说是斗争和变革的时期。书籍杂志上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铺天盖地，从服装改革到女性参政权应有尽有。与白人女性相比，为温饱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及移民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更多。至1900年，美国女性已经占整个劳动大军的20%，但因性别而产生的工资差异以及歧视性的雇用和升职机制仍然存在。女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挣到的薪水仅占从事同样工种的男工工资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女工们逐渐组织起来，参加了争取正当权利和改善生存环境的工会斗争，出现在罢工的行列里。她们的斗争也赢得了中产阶级女性改革者的支持。对于许多职业女性来说，家庭不再是她们生活的中心。[2]至20世纪初，愈来愈多的女性冲破了长期以来公共与家庭两个分开的领域的羁绊。工作开阔了她们的视野，给予她们一种崭新的独立意识。
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在新世纪初进入高潮。美国妇女有组织的斗争始于19世纪中叶。1848年7月，200多名妇女代表和支持女性斗争的40名男性代表聚集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的一个教堂内，召开了美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的发言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女性与男性生而平等，因而有权利和责任参与一切正当事业，享有包括在公共场合演讲、教学、写作，以及参与商业和政治活动的各项权利。大会通过的《观点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宣称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男性压迫女性的历史，公开提出了女性的参政权问题。女性获得参政权的道路漫长而且艰难，当时参会的女性当中只有一人活着看到了美国女性最终获得参政权。但重要的是，这次大会使妇女学会了如何为女性的利益而斗争、如何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如何争取男性和议会的支持以及在舆论和公众的谩骂面前毫不畏惧与退缩。[3]自此以后，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成为愈来愈多的女性的共识。1890年美国妇女参政协会和全国妇女参政协会合并成为美国全国妇女参政协会之后，美国女性的参政运动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胜利，在一个时期内把不同阶层的女性都团结在同一目标的旗帜之下。但女性通往获得参政权的道路困难重重。当美国踏入20世纪时，只有西部的四个州通过了这一法案，而最早提出这个提案的东部反而因为保守势力的顽固阻挠未能获得通过。畏惧女性参政的保守派人士意识到这一政治运动不仅是女性为了赢得法律和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它会带来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更大关注，更会影响到女性的生活模式和社会期望，进而延伸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只“摇动摇篮的手”，一旦赢得参政权，将会“震撼整条大船”。[4]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女性进入工业和其他社会领域的速度，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利的舆论氛围。在这种政治气候之下，要求通过给予女性参政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呼声日益高涨，终于在1920年获得了国会批准，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斗争取得了法律上的胜利。但令人遗憾的是，参政权的获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妇女自身的地位，美国女性当时赢得的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美国妇女地位的较大改善有待于近半个世纪后的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
世纪之交的著名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第一位指出赢得参政权并不能为女性带来真正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她认为，女性参政权的获得标志着女性前进的一大步，但家庭、性道德和社会的变化对于女性地位的改变才是更为重要的。她在1923年曾说道，“只要一个性别还要依靠另一性别获取食物、衣物和住所，那就没有自由可言”[5]。她发表于1898年的《女性与经济》被誉为自米尔斯的《论女性压迫》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宣言，直至今日仍然是关于美国女性状况最为重要的女权主义评价之一。[6]吉尔曼分析了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指出男人有多条获取社会承认的道路，他们可以寻求职业成功、进入政界、参加兄弟会，而女性只能通过结婚生子而得到社会认可。因此，一个女性的生存依赖于她的丈夫。男性为了活着而工作，女性为了活着而寻求配偶。男性以各种方式征服世界，而女性只有一种选择。她们的财富、权力、地位、名誉都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戒指获取。吉尔曼承认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但她指出这种差异并不代表优劣之分。社会的发展依赖于所有公民都充分发挥其潜能，由于传统社会认定人类的一半只能操劳家务，而压制了女性的智力发展、限制了女性的视野，也剥夺了社会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机会。家庭成为桎梏女性的牢笼，女性发展和创造的才能受到压抑，男性也因此无法获得真正的伴侣。吉尔曼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男性分享工作过程才能获得自由，也只有获得与男性在经济上的平等时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女性最需要的是独立的头脑和养活自己的手段，而社会应该为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提供机会。[7]
世纪之交美国女性所取得的成就充分显示了政治运动与艺术创造之间的联系。美国妇女运动的高潮与女性文学在世纪初的蓬勃发展出现于同一时间绝非偶然。如果说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一次广泛开展与19世纪中期女性文学的兴起同步的话，那么20世纪初女性文学的繁荣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得益于当时那种普遍的女权主义政治气候。这种政治气候起到了开阔女性眼界、赋予女性以力量的积极作用。[8]
20世纪初的女性作品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延续了19世纪特点鲜明的女性文学传统，但在思想意识和艺术创作上都更加成熟，已经被公众视为美国文学中的佳品。按照评论界的流行看法，美国文学在20世纪初进入成年期。女性文学是这一时期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由于年龄、种族、阶级、宗教和区域的诸多不同造成了在教育、经济、特权和机遇方面的极大差异，因此她们所创作的不是同一类故事、同一种小说。但这些作家又被性别、历史背景和自我定义联系到一起，表现出一种对于自身艺术创作能力的自信。她们公开宣称要与女性传统决裂，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她们19世纪的女性文学前辈们把创作视为职业而不是艺术，视创作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不是自我抱负的实现。但新世纪的女性作家决心进军在西方传统中一向被认为是白人男性所拥有的特权领地。[9]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女性不再通过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定义自己，而面临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女性参政权运动的强势发展，随着像薇拉·凯瑟和伊迪丝·华顿这些作家在文坛的成功，美国女性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20世纪初的作家比起早期女性作家在许多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但这些作家也意识到她们正在深层次上陷入不同的情感世界。她们游离于一个逝去的过去和尚未获得的未来的中间地带。她们既不是母辈世界的成员，也不属于享有特权的男性艺术家世界。而且，由于“标准”的艺术创作方式和风格是由男性定义的，它们与女性作家想要表达的生活和感受并不完全相同。于是，在女性作家希望进入的正统文学传统和她们作为女性所希望描绘的生活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对许多世纪之初的女性作家来说，成功就意味着成为艺术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是，成为艺术家就是成为享有特权的白人男性。那么，作为成功的、严肃的作家就意味着她不能是女性作家或有色作家，因为性别与种族的社会规范并不能为她提供身份认同。[10]在这种局势下，无论是在现代主义运动还是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女性作家都仍然沦为被边缘化的境地。
世纪初的女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主题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与她们的文学前辈相比，她们在作品中更多地融进了社会大背景，逐步把侧重点转移到日益商品化的社会里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著名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在创作中强调了“性别的权术”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华顿出生于名门贵族，婚后也一直生活在上层社会，长期以来以精确再现纽约上流社会的风貌而驰名文坛，被认为是亨利·詹姆斯的“女继承人”。华顿在主题和表现手法上与詹姆斯确有相似之处，但她的艺术自有其独到魅力，比詹姆斯对于社会和时代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习俗和弊端的批评更加深刻、手法上也更加细腻。当詹姆斯刻意描绘美国人的天真时，华顿则以敏锐的目光透过上层阶级的珠光宝气揭露了其虚伪堕落的本质，而且对社会流行的传统女性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华顿对于女性文学传统也有突破。19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品以生儿育女或者母性作为女性世界的情感与精神中心，但这些内容在华顿的作品中已经不是主导旋律。而且她笔下的女性不像19世纪女性小说的女主人公那样最终获得独立或取得成功，而是处处受挫。[11]华顿以女性特有的审美经验刻画了20世纪初美国妇女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意识，人物塑造更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她同样注重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其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无论是《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1905）里作为社会牺牲品的莉莉·巴特还是《纯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1925）中更加具有独立精神的埃伦·奥莱斯卡，华顿笔下的女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903年发表《少雨的土地》（Land of Little Rain）系列小说，记录了生活于自然之中的土著美国人的生活。她最著名的作品聚焦于美国西南部，强调了土地与居民的关系，她因此被归于自然作家和美国西部作家之列。玛丽·安廷（Mary Antin）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1912）反映了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的生活，展现了美国为移民家庭带来的希望和自由。作为犹太人，安廷集中描述了欧洲犹太移民的经历。埃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上层社会，在20世纪最初40年中以小说形式再现了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变革中的南方社会秩序、中产阶级势力的出现成为她在小说中探索的主题。她的作品是福克纳之前对于南方社会的生动刻画。20世纪初的另外一位杰出作家是薇拉·凯瑟。她被称为伟大的区域作家和历史小说家，也是一位现代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她以年轻时代在内布拉斯加的经历为素材一共创作了五部小说，其中《啊，拓荒者！》（O Pioneers！，1913）和《我的安东尼亚》（My Antonia，1918）叙述了西部拓荒者的经历，塑造了令人难忘的拓荒者形象。这些作品追溯了欧洲移民进入美国中部草原的经历，以及移民过程所带来的文化传播。凯瑟是第一个以小说形式建构了女性化的美国自然的女性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被称为“生态诗学”，也就是（女性）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依赖。凯瑟在作品中把女性置于关于一个定居点的叙事的中心，她塑造的女性拓荒者的巨大活力与生存的成功经历使这些女性人物成为持久和丰饶的象征。[12]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德裔犹太富商家庭。她在现代文坛上享有独特的地位，被誉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前驱。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医学和科学之后于1902年移居到巴黎，结识了包括毕加索、马蒂斯、塞尚在内的画坛大师，其文学作品反映出她所受到的绘画创作影响。斯泰因在巴黎找到一种更加宽松的创作环境，她的住宅也成为移居海外的作家的文艺沙龙，为美国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斯泰因本人对文学语言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她以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反映了三位下层社会女性生活经历的作品《三个女人》（Three Lives，1909）最具影响力，而她对于叙事形式本身的标新立异的试验使得她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内战之后出生的非裔女性作家也从这一时期女性享有的教育机遇和职业化之中受益，成为一个新的职业妇女阶层。她们所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困难也更大。当时几乎所有的编辑和评论家都是白人，就连购买图书的读者也是如此。她们一方面要得到这个权力集团的认可，同时又要保持自己族群的根，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视野，这对于她们的艺术创作无疑是极大的挑战。对她们来说，没有什么女性写作传统可以继承，也没有一个适合于她们的写作环境。此外，她们与生存状况更为优越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作家也有区别，遭受着种族和性别两个层面的双重压迫。她们一方面必须对付美国黑人文学群体的性别歧视——这个群体更愿意视她们为黑人男性作品的支持者，而不是女性文学作品的作者；另一方面她们也必须和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抗争——这个社会一向只把黑人女性作为保姆、妓女或女佣，而不是自我定义的艺术家。[13]保琳娜·霍普金斯（Pauline Hopkins）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在世时即获得社会认可的非裔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对于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她最为著名的小说《对立的力量》（Contending Forces，1900）是一部关于19世纪美国黑人生活的重要作品，也是关于美国内战前后黑人生活的重要社会评论。霍普金斯在作品中抨击了奴隶制给奴隶造成的种种伤害和摧残，谴责了奴隶制度下白人奴隶主对女奴的性侵犯，再现了这一时期因此而出现的人数众多的混血儿这一独特社会现象。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把当时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为美国黑人带来的不良影响称为“对立的力量”。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组出色的女性角色，她们智力超群、独立性强，讲究实际，为争取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而努力工作，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华裔美国文学始于两位欧亚混血姊妹。[14]作为移民人口，华人在19世纪中叶经由西海岸大批到达美国，基本都是男性。尽管他们与其他移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淘金热吸引到美国，但当时中国动荡的局势、骚乱的社会以及连年战乱也迫使许多华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最初的华人移民基本是以开矿为生，但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已经被白人业主赶出矿区。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到达美国的移民逐渐转向了农业和工业劳动力市场，而之后在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修建中华工占据了90%的劳动力。当时中国的习俗是妇女留在家里，而男人移民到美国，到“金山”去发财，所以在美国的华人女性寥寥无几。185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11，794位华人中，只有7人是女性。至19世纪80年代，男女之间的比例已经达到20比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在美国和加拿大被称为“黄祸”时期，反华情绪达到高潮。例如在1877年，加利福尼亚参议院发布了一份关于华人的报告，其中这样描绘华人：“从道德上说华人是地球上最堕落的人。在其他国家几乎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罪恶，在中国是如此普遍……为了我们的种族，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安居。”[15]1882年美国制定了排华法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禁止华人女性移民到美国。这一歧视性法案直到1934年才被废止。[16]作为最早的华裔美国女性作家，伊顿两姊妹开创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先河，通过不同方式在写作中对于种族歧视做出了回应。姐姐伊迪斯与自己母亲的祖先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她开始创作为华人呼吁的文章和故事，还取了一个极有中国味道的“水仙花”的笔名来强调自己的血统。在她的写作生涯中，水仙花利用手中的笔反抗了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和不公正。除了为华人呼吁，她也为妇女而战，尤其是劳动妇女。她的勇气令人钦佩，她也因此在去世时受到美国华人社团的致敬。妹妹温妮弗莱德·伊顿（Winnifred Eaton）则选择了另外一种写作策略，她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化的笔名，以一种虚构的文学身份进行创作，作品发行数量大大超过了仅出版了一部作品的姐姐。20世纪初的华裔作家在极其不利的社会和创作环境下进行写作，华裔文学发展的高潮还有待于时日。
20世纪初的女性作品从一定意义上延伸了19世纪的女性文学传统，歌颂了女性作为家庭和社会栋梁的力量。但与之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品在艺术上更加臻于成熟，在创作风格上更加敢于创新，逐步跻身于美国文学经典的行列。在思想意识上，女性作家们更多地融进了社会大背景，逐步把侧重点转移到新时代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立足于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于个性自由的追求，从而吹响了女性自身解放斗争的号角，为半个世纪之后的美国女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