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伊迪丝·伊顿——种族歧视污泥中的水仙花
Edith Eaton: Narcissus Rooted in the Mir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世纪与20世纪的一些西方文学女性为了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可，往往在作品上注上笔名以掩饰自己的性别。而在“黄祸”论气焰嚣张的20世纪初，一位美国女性作家却公然以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笔名“水仙花”来表明自己的亚裔血缘，这种举动不能不令人钦佩她的勇气。伊迪丝·伊顿（1865—1914）是北美第一位华裔职业作家。[56]她与那些以笔名来掩饰自己真实身份的女性作家用意不同[57]，其笔名恰恰披露了她的异族血统，成为“一种获得种族真实性的手段，并用来支撑其以描绘种族主题为主的写作生涯”[58]。自1896年起，伊顿创作的关于华裔或欧亚混血儿经历的故事和文章陆续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杂志和报纸上。1912年，芝加哥的A.C.麦克勒格书局将她的37篇故事辑集出版，并以第一篇故事《春香夫人》（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作为故事集的题目。这是伊顿发表的唯一作品。《春香夫人》出版两年之后，伊顿去世。伊顿对于美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她对20世纪初美籍华人和欧亚混血人生活的真实刻画，她是第一位涉及这一主题的华裔作家。[59]伊顿不仅是华裔美国文学当之无愧的拓荒者，也是华裔美国女性文学的创始人。
伊迪丝·伊顿是欧亚混血儿，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世纪50年代，其经商的父亲到了中国，遇到一位温柔贤淑的中国妇女，两人结为连理。返回英国后，这对异族通婚的夫妇饱受社会歧视，于是举家移民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生于英国的伊顿在这个有14个子女的贫困但温馨的大家庭里长大。她很早就出外工作，从事过速记员、排字工、记者、秘书等工作以补贴家用，于1898年搬迁到美国。伊顿家的子女都没有学过中文，而且伊顿的相貌几乎显示不出来她的中国血统，但她逐渐对母亲的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公开了自己的亚裔血统身份，以手中之笔为亚裔社群仗义执言，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关于华裔美国人的故事和文章，赢得了华人的充分肯定。她在《叶子》一文中高兴地指出：“一天当我读到一位住在纽约的华人写的文章时，我欢欣鼓舞。他在文中称美籍华人对水仙花坚定捍卫他们利益的义举永远心怀感激。”[60]为了表达这份感激之情，蒙特利尔和波士顿的华人社区在水仙花去世后，在她位于蒙特利尔的墓前立了刻有“义不忘华”字样的碑石。
值得读者回味的是，伊迪丝有一位妹妹也是作家，却选择了与她完全相反的写作策略。温妮弗莱德·伊顿（Winnifred Eaton）按照文学市场的游戏规则行事，充分利用白种人无法区分日本人和华人这一条件假扮日本人身份从而获得美国社会认可。[61]为了修建铁路而大量输入的华人劳工在铁路完工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入劳动市场，他们因对白人形成了经济威胁而被仇恨，饱受排挤和欺压。而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4至1905年间又战胜了俄国，令美国人刮目相看。温妮弗莱德深知日本人在白人的眼中享有比起华人更高的地位，因此虚构了自己的生活。[62]她取了一个日本味道颇浓的笔名小野（Onoto Watanna），声称自己的出生地为长崎，母亲为日本贵族。在1902年出版的《紫藤之恋》（The Wooing of Wistaria）一书的封面上有她一张身着和服、把头发梳成流行日本发式的照片。与只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姐姐相比，她的成功令人瞩目：第一部小说就引起广泛的注意；第二部小说极其畅销，不仅再版好几次，还被翻译成好几种外语，并改编为百老汇舞台剧。她之后的多部作品都是由知名出版社发行的畅销书，而她的成功还使她在1924年至1931年间获得为好莱坞环球制片厂撰写电影脚本的职位。两姊妹一个表明身份、而另一位隐瞒身份的做法为我们了解当时女性的文学创作生态环境提供了有趣的例证。
伊顿创作的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经济急剧发展的时期。美国人急于将领土不断向西部推进，而华工在美国西进运动中功劳卓绝，在美国横跨大陆的铁路修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1869年铁路竣工之后，占修建铁路劳工90%的华人涌入劳动市场，在美国社会引起恐慌。[63]华人在19世纪70和80年代中在西部各州受到令人发指的恶劣待遇。美国白人畏惧华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不仅仅出于经济的考虑，一个更为深层的顾虑是基于在他们眼中属于劣等民族的华人的道德水准认识，以及华人进入美国社会后将会带来的亚洲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婚的潜在种族混杂的危险。在这种前提下，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排斥华人和禁止通婚的法案，以限制亚洲人口在美国的增长与繁衍。1882年出台的歧视性排华法案使得华人移民的数量急剧减少，直到60年之后才废除。伊顿曾经写过一篇自传文章《一位欧亚混血儿的回忆拾零》（1909），回忆了饱受歧视的自身经历。正是这种作为被歧视民族的痛苦经历，促使伊顿对于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了对种族歧视的鞭挞和种族平等的呼吁。
作为欧亚混血儿，伊顿从小就感受到自己独特文化身份给生活带来的冲击。她在自传中描述道，“每当我回忆起童年时，就想起自己四岁的那一年。我走在英国的一条林荫小道上，听到走在后面的保姆告诉另一个保姆我的母亲是中国人。‘哦，天哪！’那个保姆惊叫起来。她转向我，好奇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两个女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起来……”[64]不仅如此，伊顿还不断受到来自白人儿童的人身攻击。这种对于华人的歧视和欺辱使她逐渐从情感上与母亲的民族更加靠近，最终选择将自身命运与华人族群捆绑在一起。她将自己视为其中一分子，为这一民族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义愤填膺、摇旗呐喊。她在自传中提到，一次聚会时，主人和其他客人在不知道她身份的情况下，以极不友好的态度谈论华人。经过短暂的犹豫，她挺身而出，公开了自己的华裔身份，当面抨击了他们的反华言论。之后不久她便离开了这个城镇。
与日俱增的华人情结在伊顿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伊顿的文学抱负就是“为了揭示在美华人的真实面貌，排除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关于他们弱点的错误印象，展现他们值得夸耀的众多优秀与高贵品质”[65]。但要将华人的真实面目展现给美国社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她1903年写给《世纪杂志》的副主编罗伯特·安德伍德·约翰逊的信中谈到，“我读到过许多美国作家创作的聪明有趣的中国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些作家都离华人很远，在多数情况下华人仅被当作是个‘笑话’”[66]。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拓荒者，水仙花在写作中没有现成的文学传统可以继承，也没有现成的榜样可以仿效。如评论家索尔伯格所指出的，伊顿在选择与华人认同并创作关于他们的作品时，发现自己孤军奋战在尚无现成模式的领域里。[67]伊顿从传统文学创作模式中汲取了一定的养分，开创了自己的叙事方式和故事题材，来讲述她所知道的真正的美籍华人。《春香夫人》分为两部分，前17篇故事被冠于《春香夫人》的题目，而后20篇故事被称为《华人孩子的故事》。水仙花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为成人创作的故事里。应该说，伊顿的作品基本沿袭了当时流行的情感小说创作模式，在创作手段和思想深度上略显不足，在艺术水准上与同时代的文学大师们相比的确有些逊色。但如191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所指出的，“伊顿小姐在美国小说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对于自己所创作主题的不同寻常的知识弥补了她艺术手段上的不足”[68]。伊顿以自己对于种族歧视和文化冲突的切身体会，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土。她的作品在反映这一主题时，颠覆了传统文学中以白人为中心的模式，把白人移到了边缘、成为外人或他者，而把华人置于自己作品世界的中心位置，表现了她对当时文学传统中所描绘的白人与华人关系的直接挑战，开拓了在19世纪末主流美国意识和文学中被认为是未开化和异教徒的华人自我展现的崭新方式。[69]伊顿的传记作者安妮特·怀特-帕克斯也认为，伊顿的作品有两个方面必须予以重视：一是对于传统族裔文学中位置的倒置，也就是把华裔美国人、而不是白种美国人置于作品视野的中心；二是对于性别优先权的倒置，也就是把女性、而不是男性置于被描绘的华裔美国群体的中心。[70]更准确地说，作为一个生活在文化边缘的人，一个特定族裔的他者，伊顿自身的文化身份使她超越了东方和西方、白人和黄种人、男人和女人的狭隘定义，将笔触延伸到对于人——无论是华人、女人还是下层人——的身份和生存状态的探讨。她曾说，“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71]。
伊顿笔下的华裔美国人：文化冲突与种族歧视的牺牲者
文化冲突是水仙花创作的最主要主题。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不仅提供了对于当时美国华人文化的现实主义描写，也从多层面批评了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强加于这种文化的苦难和剥削。由此看来，水仙花的故事不是为了沟通不同文化，而是对整个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72]其作品不是强调华人和白人的“一致性”或相同之处，而创造了一种可见性、一种声音，最终在艺术世界里为美籍华人取得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被否决了的统治地位。[73]
在这个故事集里，《春香夫人》是一个分量并不算太重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华人丈夫是怎样慢慢理解自己美国化了的华人妻子的。发人深思的是，水仙花通过故事中的对话巧妙地披露了美国这个鼓吹平等自由的社会里的残酷现实。在春香先生与一位白人朋友的谈话中，那位朋友说，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王子和公主，而“一个外国人一旦踏上美国海岸，他就变成了贵族”。“那么我被关在滞留所的兄弟呢？”春香先生反问道。春香先生的话显然让这位白人朋友感到尴尬。“我们真正的美国人是反对这样做的，它违背我们的原则。”春香先生讽刺地说，“那么我向被迫去做违背他们原则的事情的真正美国人表示慰问”。不言而喻，这位好心的邻居没有把春香先生视为像他一样的“真正”美国人，而春香先生对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比他的邻居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另一个故事《自由的国度》中，水仙花批判了排华法案如何使得华工长期享受不到家庭生活，而且又为他们的家庭团聚制造障碍的。丽珠带着还没有见过父亲的幼子来到美国，与丈夫相聚。当船靠近码头时，她内心充满了对于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里生活的憧憬。她告诉自己的儿子，这就是他父亲发财的地方。可悲的是，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带给她的不是美国梦的实现，而是一场梦魇。移民官员把她在申请移民之后在中国出生的儿子作为非法移民扣押了起来，理想破灭了的丽珠在美国亲身体验了将母子分离的法律。这种不公正的法律又因为移民官员自己的私利而使移民更加无助和不幸。最大的不幸在于，在母子最终于10个月后得以团聚后，幼小的孩子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亲情遭到了无情的践踏。这种造成种族之间紧张关系的排华法案的出台，为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的性质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和《宝珠的美国化经历》两个故事再现了华人女性进入一个陌生国度后所经受的巨大压力。《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讲述了华人吴三贵与妻儿在美国的团聚。与美国化了的春香夫人不同的是，新到达美国的宝琳拒绝融入新的文化。对她来说，美国缺乏明智，因为它造成了丈夫和儿子与她的隔阂，以及丈夫的美国朋友埃达·查尔顿对她婚姻的威胁。来自一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土，宝琳对于埃达在已经美国化了的丈夫生活中的角色充满疑惑，而丈夫对于埃达的亲切态度更使宝琳百思不得其解。遗憾的是，埃达·查尔顿在文化差异方面的无知使她在与宝琳的交往中无法明白宝琳的感受。宝琳对异族文化的强烈抵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宝琳在丈夫要把儿子送到美国学校就学前夕毒死了儿子，以阻止他也像丈夫一样被美国化，以及最终与她的隔阂。尽管宝琳的行为令人震惊，但它表现了陷于绝境的宝琳坚持把儿子从新文化的魔掌下救出来的决心。水仙花通过这个故事说明，早期来到美国的华人的美国化使他们与自己的亲人有了巨大的隔阂，这种隔阂最终也毁掉了他们的亲人。同样，在《宝珠的美国化经历》中，宝珠的丈夫万林福也是一位美国化了的男人，他也有一位美国白人女性朋友埃达·雷蒙德。万林福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成亲之后，把她移民到了美国，还想按照埃达·雷蒙德的样子塑造自己的妻子，甚至让她换上美式服装。宝珠心里十分抗拒，不懂丈夫为何不让她使用筷子，而去操纵笨拙可怕的美国器具。宝珠同样对于丈夫与埃达的关系心怀忧虑，而万林福竟然还坚持在她生病时让一个男性白人大夫为她医病。但宝珠对于美国化的抵制没有宝琳那么激烈。她将悲哀藏在心里，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变成了失语者。宝珠误认为丈夫在心里更想与埃达结为夫妻，而从丈夫身边逃走。直到这时埃达才认识到自己为宝珠造成的情感压力，而万林福也试图与妻子和解。在这两个故事里，水仙花生动地表现了文化差异对新移民、尤其是对于从传统的中国社会刚踏上美国国土的女性造成的种种压力。先前到达美国的华人男性已经内化了美国人的自由思想和观念，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甚至交上了美国朋友。而对于他们在中国足不出户的妻子来说，美国是一个充满陷阱和危险的地带。美国化过程带给她们的只有难以忍受和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
在《帕特与潘》中，水仙花又一次涉及社会建构的文化身份以及强加给华人和欧亚裔人的他者身份。一位名叫安娜·哈里森的白人传教士在华人社区里看到一个名叫帕特的白人男孩，而让她感到惊愕的是这个男孩只能说汉语。原来，帕特的母亲在病危时将儿子托付给了一对华人夫妇，他们把帕特和自己的女儿潘一起带大。哈里森决心让这个男孩回归他的“自然”文化身份。水仙花在这个故事中创造了帕特和潘的兄妹情谊与安娜·哈里森的文化视角之间的情节张力。[74]对于还没有被种族化观念同化的儿童来说，他们的肤色差异并没有给交往带来任何障碍，帕特之前也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有任何质疑。哈里森完全无视帕特被华人社区收留并被抚养长大这一事实，坚持要让帕特学会他的“母语”，执意使他回归美国文化身份。这一举动揭示了她对于华人文化传统的藐视态度。而收养帕特的华人夫妇的举动恰恰表现了超越种族界限的亲情的可能性。他们向白人孩子伸出了同情的手，将他视为己出，抚养成人。尽管帕特在华人家庭里享受着和潘一样的亲情，但这对华人夫妇无法阻止帕特被从自己家里领走。很快，在白人社区观念的熏陶下，帕特开始排斥曾经养他疼他的华人家庭和社区。当他又一次遇到曾经情同手足的潘时，他竟然把她从身边轰走。潘无奈地哀叹道，可怜的帕特不再是华人了。通过这个故事，水仙花深刻地揭示了世纪末美国的社会现实。白人，即使是出自好意的白人，从来没有把华人看作与自己同等的公民和这个国家的真正组成部分。社会建构的文化身份无法创建和谐的社会环境，而只能营造种族歧视的社会氛围。
伊顿笔下的女性：文化的主体身份
如果说水仙花笔下的男性都是为了发财才来到美国的，那么许多女性则是因为远在大洋彼岸的丈夫的需要才来到这片国土上的。[75]在这些女性之中，除了对美国文化持强烈反感态度的，也不乏深明大义、真正接受美国文化中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的女性。
在故事《下等女人》中，白人女性是通过华人妇女春香夫人的调解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春香夫人的朋友劳拉无法与自己相爱的男人结婚，因为她的父母已经将她许配给校长的儿子。通过春香夫人的调停，两人才最终得以喜结连理。卡门夫人的儿子与出身卑微、自食其力的艾丽斯·温斯洛普相爱，遭到她的强烈反对。她希望儿子能够娶门当户对的伊夫布鲁克小姐为妻，因为伊夫布鲁克小姐出身上流社会，还受过良好教育。当卡门夫人的儿子向心仪已久的艾丽斯求婚时，遭到艾丽斯的断然拒绝。她告诉他，如果他的母亲认为她配不上他的话，她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伊夫布鲁克小姐对艾丽斯充满同情和钦佩，她承认，自己虽然被称为美国的上等女人，但比起艾丽斯来，只不过是个幼稚的女学生。在春香夫人的劝说下，卡门夫人最终接受了艾丽斯。春香夫人义正词严地告诉卡门夫人：“如果你佩服我丈夫是因为他是‘一个靠自我奋斗成功的人，，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下等女人呢？”[76]春香夫人的话具有双重意义，在对传统阶级和性别观念的批判中也包含着对传统种族观念的批判。虽然美国人崇拜自由精神，但在这个故事中则是一个具有开明思想的中国女人让具有传统思想的美国女人改变了观点。让华人女性教育传统的白人女性，这是水仙花的叙事策略。她歌颂了这些新型的美籍华人，他们才是真正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春香夫人》同样挑战了文化传统，维护了女性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
《一位嫁给华人的白人妇女》和故事的续篇《她的华人丈夫》都是从一位白人女性的视角叙述的。米妮讲述了自己与两任丈夫卡尔森和刘康海的婚姻生活。与虐待她、鄙视她、最终抛弃她的第一任白人丈夫卡尔森相比，她的华人丈夫刘康海在她对生活绝望的时刻救了她。他尊重她、爱护她、对她体贴有加，展示了高尚的品质。与米妮同族裔的卡尔森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造成了她的灾难，而来自异族文化的华人刘康海却能让米妮享受到真正的爱情。但是，在一个对华人充满仇恨和恐惧的社会里，米妮的幸福是无法持久的。水仙花为这个故事设计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结尾。刘康海一天晚上被抬回家里，子弹穿透了他的脑袋。杀人他的并非白人，而是他的华人兄弟。由此看来，不仅白人对于异族通婚不能接受，华人对此也耿耿于怀。米妮和华人丈夫的幸福婚姻注定要被拆散。
水仙花在现实生活中目睹了如此多的对于华人男性的反面描绘，因此她在自己的创作中常常以理想化地塑造华人男性角色的艺术手段来为他们呼吁。作为在排华的西方文化中写作的欧亚女性，水仙花很难采用批判的视角：如果她涉及华人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等文化陋习，她就会为西方种族主义对于华人的歧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她在作品中常常通过美化华人男性来宣示对西方种族主义的抗争。[77]这也是她作品中不得已的文化妥协策略。
水仙花笔下的欧亚裔人：文化的双重被放逐者
由于水仙花自己的欧亚裔混血儿身份，她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于这一独特社会群体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同情。在她自身的经历中，无论在加拿大还是美国，她都逃脱不了华裔和欧裔北美人对于欧亚裔混血儿的敌意。这种缺乏归属感的现状使水仙花感慨万分，她曾说，“我终究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群体，而且也不急于自命为哪一方”[78]。水仙花把自己的身份视为不同民族之间的边界。如果边境是不同文化相遇的边缘，那么对水仙花来说，它就是一个中立地带，一个没有国籍的地方，一个“自我主义”的地方。最终，当她意识到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时，她试图通过置于东西方的中间地带兼顾两者，并试图通过假定一个基本的自我来超越“悲惨的欧亚裔人”的命运。[79]
水仙花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对于华人的种族歧视政策，对欧亚混血儿受到的恶劣待遇深表同情。不幸的是，他们被白人和华人同时放逐，无论在中心还是边缘都没有存在的位置。这种双重放逐使得水仙花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先驱者。水仙花认识到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带来的文化孤立，因此她把写作视为一种根据自身经历建构社区以逃离被放逐命运的方式。[80]水仙花意识到华人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样具有偏见，为自己的孤立处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式：“只有当全世界都成为一家人时人类才能够耳聪目明。我相信终有一天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会是欧亚混血人。我为自己是一个开拓者而感到欢欣鼓舞。一个开拓者应该为所遭受的磨难而感到光荣。”[81]她的这种解决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模式创建一种全球大“家庭”。这种解决身份分裂的方式，不是对于种族纯洁的期盼，而是以自己的家庭这个微观世界作为宏观世界的模式。民族身份终有一天会成为悬而不决的事情，因为多数人会成为欧亚混血儿。[82]
在故事《摇摆不定的形象》中，年轻女子潘曾因为自己的种族身份而犹豫和痛苦，但是她最终做出了抉择。浅肤色的潘在自己的白人母亲去世后，跟着华人父亲住在唐人街。即使她与其他华人相貌不同，但她从未为此感到与他人有何区别，一直过着宁静的生活，直到后来遇到年轻的白人记者马克·卡尔森。卡尔森努力向她灌输白人文化的观点，而对卡尔森的朦胧爱情使她第一次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怀疑，态度开始摇摆不定。她对这位向她表示好感的白人给予了充分信任，因为卡尔森是她的第一位白人朋友。但卡尔森的目的竟然是利用她来了解唐人街华人的生活，并且通过发表恶意中伤的文章伤害了她所热爱的华人。在对于爱情和自己社区的忠诚之间曾经犹豫不决的潘，在事实面前看清了卡尔森的真实面目。为了得到一个故事可以出卖自己灵魂的卡尔森的所作所为就是要让潘出卖她的灵魂，爱情的代价竟然是对自己文化的背叛。潘对于自己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感到耻辱，也懂得了自己不能既是华人又是白人，从而坚定了自己的文化归属。水仙花在故事中融入了自己的经历，描绘出欧亚裔混血儿对民族身份的追求和认同。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一种种族隔离的文化氛围中，一个混血儿无法长期生活在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她最终只能作出选择。
在《一位嫁给华人的白人妇女》和故事的续篇《她的华人丈夫》里，米妮也对自己混血儿子的未来充满了忧虑：“当他站在我和他父亲的中间，他既像又不像我们，之后他也会这样站在我和他父亲的族人之间。如果他们之间相互没有好感和理解，我儿子的命运又会怎样呢？”[83]米妮的华人丈夫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们要把他带大，使他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骄傲；他不会畏惧任何人，而混血的名称也不再会被人蔑视”[84]。故事表达了对于文化和谐的良好愿望。不幸的是，水仙花在自身的经历中得出的惨痛教训是，华人经常也同白人一样心胸狭隘，许多纯血统的华人对她这样的欧亚混血儿也是歧视的。她曾经谈到过一个与白人订婚的混血女子。她在拒绝了那个白人男性九次之后与他订婚，但她坦言自己是华人，还需要赡养自己的父母。虽然这个白人一再表示自己不会介意她的种族身份，但终于委婉地向她提议在他们婚后是否可以让别人认为她是个日本人。这位女子毅然决然与他分手，并在日记中称自己再也不会有不忠于自己的感觉。水仙花一生未婚这一事实使得评论家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故事。[85]
评论家S.E.索尔伯格指出，“她（伊顿）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名下仅有一部作品，但是她的努力应该得到认可”[86]。今天看来，水仙花的作品并不具有美国文学经典作品中复杂的心理探讨，精湛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作为敢于站出来为一个受歧视受迫害的民族呼吁的作家，水仙花勇气可嘉、令人钦佩。著名华裔美国评论家林英美的一段话非常经典地总结了伊顿的历史功绩。她说，“水仙花可能不是流芳百世的作家，但是她的确是那个时代不同寻常的人。作为华人和妇女权利的呼吁者、作为集中描绘了华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作家，她是一个开拓者……以其同情心和现实眼光成为在这个领域拓荒的第一人，而这个领域在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女勇士》之前一直没有受到主流文化的重视。水仙花本人就是一个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反抗偏见、势利和无知的女勇士”[8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顿就是一朵真正出自种族歧视的污泥而不染的水仙花，而华裔美国文学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大花园里的奇葩。
水仙花的主要作品：
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 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