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美国文学在20世纪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一棵枝叶茂盛、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脱颖而出，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女性小说家，但直到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民权运动，尤其是女权运动的深远影响，才使得女性文学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成为显学，其发展之快，势头之猛，的确令人惊叹。对于美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近年来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兴趣，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迄今为止，对于美国女性文学的研究还是主要以一个或一组作家为对象，以断代史形式对之进行研究的专著在我国尚未出现。因此本书拟以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这一群体文化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探讨和展现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女性作家文学创作的独到贡献。
美国女性作家在美国民族文学的建立过程中功不可没。美国文学的诞生不是伴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而自然出现的，而是在对英国和欧洲的藐视所做出的反应中得到了发展。取得政治独立之后，美国建立民族文学的任务变得十分迫切。在此之前，虽然有在印第安人之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与神话传说，以及早期殖民者创作的游记、诗歌、日记和宗教著作，但这个新兴的国家没有一种凸现民族特色的成熟文学，在文化上与欧洲特别是英国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很难彻底摆脱欧洲大陆的羁绊，当时的作品在文风、题材上都不乏模仿的痕迹。这个没有什么文学遗产可以继承的新型民族文化在发展初期受到了来自欧洲大陆的蔑视与嘲讽。1820年，《爱丁堡周报》的主编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曾奚落早期的殖民者在文学和艺术上难以有所作为。“美国人没有自己的文学”，他讽刺道，“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进口的”。“四海之内，有谁读到过一本美国人著的书？或看过美国人创作的戏剧？”[1]美国建国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作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与英国传统决裂，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学，以文学形式来展现这个新国家的面貌。著名作家爱默生写于1820年的文章《美国精神》呼吁美国人创造与自己的辽阔国土和远大理想相匹配的文学，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对欧洲朝廷的文艺女神听得太久了。”“我们依附于别人，我们对于外国学识的漫长学徒期即将结束”，“不能永远依靠外国宴席上的残汤剩羹过活”[2]。美国女性作家从一开始就是开创美国民族文学先河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其创作是美国文学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女性写作始于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的诗集《新近在美洲出现的第十位缪斯女神》（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1650），这也是出自新大陆殖民者之手的第一本诗集。布雷兹特里特在诗歌中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欧洲移民在新大陆艰苦环境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揭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内心世界与心灵感受。然而，虽然美洲大陆的女性由于殖民时期女性的短缺而享有比同时代欧洲女性更多的自由，虽然所有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外国观察者都在他们的观感中提到美洲大陆女性的自信和独立精神，虽然女性参与了年轻共和国的建设与民族文学的建构，但是美国女性所面对的是一种置她们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期望。第二届美国总统的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提醒丈夫在制定政府政策时不要“忘记妇女”的著名信函，说明当时社会上的性别歧视是一种多么普遍的现象。[3]女性写作虽然是除了教书以外仅有的几个被当时社会所容忍的女性职业，从事写作的女性仍然被视为从事某种非女性的活动，遭遇不理解、冷眼或敌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进行写作的美国女性是安妮·霍普金斯（Anne Hopkins）。1645年，身为哈特福德市长的爱德华德·霍普金斯把妻子安妮带到波士顿寻求医疗帮助。爱德华德认为，妻子因为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和写作而丧失了理智。19世纪的著名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也因无法忍受家庭生活的重负曾经接受过休息疗法，被禁止阅读和写作，她的名篇《黄色糊墙纸》中的女主人公正是在被迫接受这种治疗的过程中最终走向疯狂的。[4]
由于女性作家被禁止参与公共演说这种对于美国男性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创作形式，她们转而把小说作为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进入19世纪之后，美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男性进入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在边疆和海洋驰骋，在商界和政界发挥才干。而女性的天地只有那个被界定为妇女“特有”的领域：家庭。妇女被文化偏见置于“适当的位置上”，很少有机会体验到外面沸腾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出现在这些中产阶级妇女作家笔下的是她们最为熟悉的世界。这些女性作家描写了妇女的生活经历——她们的追求、她们的理想、她们的压抑以及她们的反抗。这些主题与女性生活紧密相关，适应了广大女性读者的需求。这些女性话语颠覆了父权/男性文化的代表话语，以对女性私人空间的关注修正了美国文学传统中单一的宏大叙事。
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对于女性十分不利。妇女，特别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被禁锢于家庭之中，扮演着社会所规定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其个性发展受到种种无形枷锁的羁绊。19世纪的绝大多数妇女作家都出生于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家庭。她们富裕的（或曾经富裕的）家庭境况与背景为她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而这种教育目的在于使她们接受社会的传统价值、学习持家之道、成为合格的贤妻良母。然而，这些女性作家因为手中的笔而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生活道路，具有了职业作家和家庭主妇的双重身份。作为女人她们被局限于私人的家庭领域，但是作为作家她们超越家庭妇女的角色，以手中之笔描述了女性的生活，并且去评判和影响并不属于她们的公共生活。她们都曾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为自己的这种双重身份作某种辩解。对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扮演这种非传统角色并非出于自觉的、艺术的选择，而是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手段。[5]如果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传统意义上应该担负起赡养家庭重任的男人的经济支持，这些女性可能终生都会是围着锅台转、侍候丈夫照料儿女的家庭妇女，永远也不会踏上公共舞台，更不可能像有些男性作家那样关起门来潜心练习写作，期望有朝一日一举成名。[6]从这个意义来说，有相当一批19世纪的女性作家是被迫拿起手中的笔的，她们的写作生涯并非出于自我实现的目的。但是，就是这种超越传统的角色扮演又使她们达到了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单纯作为家庭妇女的女性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诚然，这些女性作家还是生活在家庭这个社会所限定的小领域之中，但写作活动和作品的出版又使她们置身于一种非传统的妇女生活模式，使她们成为独立的个体。这也正是19世纪男女作家之间的重要差异。
至19世纪50年代，女性作家已经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作家群体，其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著名男性作家。当她们成为文学市场上的强大竞争者时，遭到了男性作家和评论家极不友善的攻击。评论家此时已经建构了一种把小说分为高雅和通俗的双层评判系统。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女性作品被视为把男性天才逐出市场的垃圾畅销书。[7]19世纪著名作家霍桑写于1855年的一封信就代表了这样的态度。他在致出版商的信中发牢骚说，“美国如今已经完全沉迷于一伙该死的乱写乱画的妇女。只要公众陶醉于她们的陈词滥调，我便没有成功的机会了。况且，即使我得到成功也会为自己感到羞愧。《点灯人》一版再版，成功奥秘到底何在？还有其他那些同类小说？这些小说水平不可能比《点灯人》更差，不过它们也不需要比它出色，因为这类小说怎么都能销售到10万册以上”[8]。霍桑当年的抱怨的确耐人寻味，它揭示出这样一种文学景观：美国妇女小说在19世纪中叶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它们不仅深受读者的欢迎，其高销售量和高经济效益甚至连同时代的男作家也难以比肩。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女性文学由于高等学府大门向女性相继敞开，更多女性加入职业行列，以及女权主义者要求参政权斗争的不断高涨而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性别表现和关系模式之上。19世纪女性文学中所强调的女性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要求教育、工作、性自由等传统女性领域之外的权利而变得紧张。[9]社会偏见所导致的公共和家庭领域界限不再那么明朗，女性文化在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中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化，艺术上也更加成熟。这些作家与其女性文学前辈不同的是，她们公开表明她们所继承的写作传统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的，并且毅然宣称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她们在内容上挑战了关于女性性关系的清教信仰，在形式上不断追求自由与创新，为女性写作创造了新的叙事形式和情节。至世纪之交，女性文学已经达到美学高度发展的时期。[10]实际上，20世纪初的某些女性作家，例如伊迪丝·华顿和格特鲁德·斯泰因，也是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和海明威等男性作家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对于这些男性作家来说，这些女作家比男性文学前辈对他们构成更大威胁，引起更大的影响焦虑。[11]
美国文学作为学术领域的构建过程始于20世纪之初。美国文学在高等教育层面上机构化的过程中，美国民族文学在被定义的过程中，主要由女性组成的读者群被剥夺了参与制定衡量作品标准的权利。这一权利落入了新的、不断扩展的、雄心勃勃的职业阶层人士手中，而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和中上层社会人士。[12]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批评和历史著作中对于美国文学“女性化”的恐惧和诟病反映了充满社会偏见的意识形态：“真正的美国艺术……应当包含男性文化的价值。”[13]1917年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呼吁加大美国文学的批评精神，使其更加充满活力和阳刚之气。许多曾取得了辉煌文学成就的女性作家，在带有强烈男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被边缘化。[14]在第一次大战之前，多数的美国课本和文学选集都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女性作家的代表作品；而在战后，女性迅速从那些选集中消失了。
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部在近半个世纪内被视为最为权威的《美国文学史》的作者仍然把建构一种统一的宏大叙事视为己任。他们把美国特征定义为民主、移动性、进步和独立精神，强调伟大的美国文学作品就应该努力去反映这些主题。在这一过程中，19世纪女性作品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通常被冠于“感伤小说”、“家庭小说”、“区域小说”、“通俗小说”之名，而受到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例如，19世纪后半叶的一些优秀女作家就因为被贴上“区域作家”的标签而被主流文学边缘化。而这种做法反映了这样一种流行观念，即一个地区的文学不可能有普遍意义，对于一个后工业化的城市也不可能有指导意义。尽管许多著名的男性作家，如马克·吐温和福克纳，也时而被视为区域作家，但是这个标签主要是用来排斥女性的。[15]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妇女于1920年获得参政权，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女性作品的主题也由此进一步扩展，所涉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被称为她们“特有领域”的家庭，而是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美国20世纪的女性小说与男性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异已经不像19世纪小说中那样如此泾渭分明。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男性的统治文化理念，从一开始就拒绝把有色人种女性作家——包括非裔女性、亚裔女性、印第安女性和南美裔女性等——写进美国文学史，而在20世纪20年代，白人女性作家又被排除在美国文学史之外。[16]美国女性小说“作为一类独具特色的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妇女运动中才引起学界的注意。[17]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入，女权主义评论家将矛头直指她们视为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男性”偏见。美国的男性化经典建立在一个关于民族发展的宏大叙事之上：例如R.W.B.路易斯的《美国亚当》，理查德·蔡斯的《美国小说传统》，弗朗西斯·马西森的《美国文艺复兴》，利奥·马克思的《花园里的机器》，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和莱斯利·菲德勒的《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等等。[18]被带有男性偏见的评论家所推崇的主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美国妇女对于民族文学的贡献。随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女权批评作为一种有别于男性的话语方式，为文学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系。通过解构文学批评中的男性偏见，女权批评家揭露了这些批评范例的男权意识形态，揭示了女性作家由于在文学史上的“集体失忆”而无法发出自己声音、被男性掌控的批评文本边缘化甚至排斥在外的境遇。伴随对学界男性偏见的攻击而来的是对被遗忘的女性文学作家和被边缘化了的女性文学传统的挖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小说日益受到重视。像薇拉·凯瑟和伊迪丝·华顿这样的著名女性作家，虽然一直都在评论家的视野之中，但她们的作品一直被视为二流经典。而在女权运动的大潮中，她们的作品愈来愈被视为女性成就。同时，女权批评家进行的一件更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是对于被遗忘的作品或作家的挖掘，这是一种文学的考古，它使众多尘封已久的作品重新进入美国文学经典的殿堂。由于她们的努力，当今美国文学才得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20世纪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也是20世纪女性文学普遍繁荣的催化剂，女权批评家对于“女性书写自己”的倡导、对于特异于男性创作的女性文学的挖掘和研究，无疑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群体文化的蓬勃发展。
那么是否有一种区别于男性创作的“女性文学”？某一群体的成员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或是否因为由于性别的相同而共享某种特性？性别以及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并且决定它们是如何被解释、被评价的？20世纪女性作家在形式与内容上是如何继承和反抗文学传统的？她们的作品又是如何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政治气候的？毋庸赘言，文学首先是人学，是对于人性的探索与反映。女性作品并非都是女性（女权）主义作品。20世纪女性创作与男性作品一样是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探寻和反映，但女性文学家因其性别所造成的独特生存状态而常常在作品中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现实采取了独特的创作视角，给予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女性以更多关注。她们的作品常常拥有一种批判眼光，较多分析女性的弱势地位。但女性经历又是多样性的，对于这些多种多样的经历的描绘就形成了女性文学传统。这种女性传统并非是由于生理、身体或心理而决定的女性想象力，从而导致的一种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亨利·路易斯·盖茨在为19世纪黑人女性文选所写的前言中提到的，“正因为‘黑色’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须通过模仿而获得，它的文学再现也必须通过同样的方式——重复和修正——而获得。非裔美国文学传统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就是通过这种历史实践而存在……非裔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经常在结构和主题上延伸，或者代表了黑人文学传统的其他作品”[19]。女性文学也是如此，女性作家通过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以及在自己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本中常见的模仿、修正和传承过程，包括在主题上的呼应、形式上的模仿、意象的重构等等，把自己的经历再现出来，文学传统也因而被建构。很显然，美国女性作家穿越年代、区域、阶级，甚至种族之间的差距相互阅读并且修正其作品。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从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作品中获取灵感；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从朱厄特那里获取灵感；托尼·莫里森从凯瑟那里获取灵感；艾丽斯·沃克则受到了弗兰纳利·奥康纳和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双重影响。[20]不容否认的是，作为美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女性文学也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建构过程中，受到男性文学传统的影响。
美国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一再强调，把性别作为美学的选择最终会损害所有关于虚构文学的认真研究。[21]他在最近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大声疾呼文学批评家们从唯政治正确的评判回到审美考察上来，以捍卫西方经典的审美尊严。[22]诚然，以性别来取代审美观是一种狭隘的意识。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恰恰是男权文化。在父权统治的西方文化中，性别歧视造成了审美过程中的双重标准。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作用、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将生理上的“差异”变成了美学上的“差距”。认识并承认性别差异才是更加公正的态度。而且，即便是在女性文学之间，我们也会发现女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什么统一模式，她们之间的差异与男性之间的差异没有什么区别。女性作家来自不同的阶层、种族和地域，她们对于如何解决家庭与职业的矛盾有着不同的解决方式；她们的政治态度也从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到政治上的漠不关心不等。每一代都有主要以性别定义自己的女作家，她们试图在其作品的语言、象征、结构以及主题上表现出作为女性的独特性。[23]但是，也有些女作家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对文学中女性声音这一理念的排斥，甚至有意使自身创作与女性文学前辈的作品拉开距离，而这一态度本身就包含着这些作家对于社会上存在双重评判标准的清醒认识。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就曾拒绝把自己的诗歌放在吉尔伯特和格巴（Gilbert and Gubar）主编的女性文学选集里。她说，无疑性别在任何艺术创作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艺术就是艺术，把写作、绘画、作曲等按照不同性别划分就是强调了它们的非艺术价值。[24]如果评论界和公众都能在评判一部作品时不加入对于性别的考虑，作品才能得到纯审美意义上的公正评价。
布鲁姆在其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名作品《影响的焦虑》中谈到，诗人对于所接受的其他诗人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后来者必须努力与之抗争，甚至是近乎有意的误读，才能取得独立，成就自己的不朽。正是这种对于影响的焦虑使得后来的文学家对于文学传统进行不断的审视。[25]从这个观点里，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即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如同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一样，并非独立存在于真空之中，也不是单纯政治的产物。它是在传承、抗争与反思美国文学传统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性别歧视的实践而造成了女性的反抗；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认识到女性这一范畴无法脱离种族、国家、地域、阶级、时代等而独立存在，女性作品是一个多种差异共存的概念。但是，由于女性在社会中具有劣势地位这一共同经历，她们之间的差异又具有某种联系和共同特点。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女性作家所感受到的焦虑，更多地是来自父权文化对于从事这种传统上被定义为男性专利的职业的政治压抑，是由于在男性话语统治下女性声音得不到张扬所带来的焦虑，而非文学前辈、尤其是女性文学前辈的美学压力。
盖伊·雷诺兹充分认识到女性文学中这种既有差异，又有关联的特征。他在其评著中使用了“谱系”一词作为他的重要立论。在雷诺兹看来，“谱系”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关系，同时又反映了时间的演变。一个谱系既是稳定的，使得我们可以找出它的关键成分，又随着新成分的添加而产生微妙的变化。雷诺兹没有试图对美国女性小说这一文学类别提供单一的阐释和定义，而仅进行了宽泛的概括性研究，既承认每部小说和每个作家的独特之处，也会就某个文学历史阶段的作家群体进行某种概括性的总结。他强调要把文本置于历史背景中进行阐释，即把作品置于某一独特的文化“时刻”，在其中探讨作家独特的叙事或修辞策略。美国女性作家自己也是经常通过破旧立新的小说模式而成为文化发展的动因的。雷诺兹认为，文学谱系建立在承认所有的写作都是互文的观点基础之上。互文性是一个用来形容作家之间的关联的词汇，暗示不同时代作家之间的情感联系和相互尊重。哈罗德·布鲁姆强调男性作家都处在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焦虑之下，文学青年为了取代他们父辈而苦苦创作，而女性作家以类似姐妹情谊的协作式的互文理论取代了男性竞争诗学的“痛苦”。雷诺兹指出，对于许多女性作家来说，她们与文学前辈的关系是竞争与联盟交织在一起的关系，而谱系就反映了这种关系。谱系既非布鲁姆式的男性竞争模式，也非女权主义的女性社区模式，而是作家之间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有时是同志般的，有时又是批判性的。这个词汇本身包含了一个整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文学谱系标志着作家对于早期文学话语的反思，谱系式的阐释意味着承认写作即为协商。[26]
著名女权评论家伊莱恩·肖尔沃特的观点也颇有影响力。她在自己早期发表的分析英国19世纪女性作家的评著中曾经提出“她们自己的文学”这一观点，认为19世纪的文学女性确有自己的文学，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27]而在1991年的新作《姐妹的选择》中，肖尔沃特已经认识到早期的女权主义评论家聚焦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做法是有欠缺的，这种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到女性文学中种族、阶级和地域的差异，“美国女性文学”已经因为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不再是一种分离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她在这本书中提出关于美国女性写作的历史、传统和矛盾的问题，也质疑了在当前的多元文化现实中是否可以继续假定一种在特定的性别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中一成不变的身份。她指出，当今的美国女性写作是在一种复杂的文化工程中姐妹进行选择的实践活动，肖尔沃特在著述中非常巧妙地把美国百纳被这一意象视为女性美学的象征。[28]美国的这种民间艺术与女性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19世纪的女性文学中经常可见有关缝被子的描述。它是一门由女性集体从事的艺术，由一群女性围坐在一起制作。在19世纪公共与家庭领域楚河汉界的划分下，这是女性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被子的图案也常带有非常强烈的地域性，女性在其中赋予私人的、独特的想象和象征意义。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由无数不同色彩碎片组成的百纳被图案不仅寓意了美国人的不同肤色，也象征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内涵。
作为关于美国20世纪女性小说的研究，此书始终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地域性、时代性、女性身份——展开讨论。首先，美国文学有着强烈的地域概念。在美国建国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美国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对什么是美国人这个问题的阐释。在新大陆上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之后，美国开始了民族文学的建立。美国文学的发展是沿着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轨道进行的。美国的早期拓荒、西部推进、奴隶制、南北战争、淘金热、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次大战等这些区别于欧洲的经历都对于美国文学的嬗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美国广袤的国土、多元的文化也使得其文学带有非常强烈的地域色彩。南方文学、西部文学、黑人文学等等都是美国文学多元性的具体体现。其次，本书的研究视角聚焦于20世纪的文学，强调这一研究的时代意义。美国20世纪的女性文学有着承继传统、开拓创新的特点，真正达到了艺术上的成熟。它所继承的文学传统绝非仅仅是历史上的女性文学亚传统。美国女性一直在阅读男性的作品，与她们的父兄居住在同样的文学国度之中。在女性文学逐渐进入文学主流、进入大众视线、甚至成为评论界显学的20世纪，在女性作家超越了其作品相对狭隘的家庭和政治内容、成为后现代文学的创新者和后现代社会的参与者的20世纪，女性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第三，本项研究关注这些作家的女性身份。女性小说拓宽了美国文学的界限，它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讲述了那些常常被置于男性文化中心话语之外的情感和经验。它用一种别样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而这种眼光更加敏锐、更加细微地反映了女性特点。在20世纪的美国女性文学中，我们更要关注女性文学的多元性，给予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之外的其他女性群体足够的重视，展现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女性之间多渠道的对话，也展现女性作家与男性同行们之间的对话。我们所探讨的是20世纪的美国女性作家对于美国文学传统的承继、反抗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追求两性之间的对话和平等。
本书除绪论与后记外分为四个大的章节，以断代史的方式研究了20世纪25位女性作家。第一章评介世纪初的作家与作品，展现20世纪初女性作家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及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取得的艺术成就；第二章聚焦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作家与作品，着力评价1920年获得参政权之后的美国女性作家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学身份的努力；第三章着重论述50年代至60年代的女性创作，反映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对于现实的反映和女性个人体验的探索，以及对于女性身份的困惑与抗争；第四章涉及60年代末妇女解放运动之后的女性创作，这一时期女性创作表现出较强的性别意识和政治色彩，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学多元化特征，展现了多族裔女性作家在艺术创作中的大胆探索和为建立更加平等、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所做出的努力。20世纪后期是女性小说家在美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的时期，构成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又一次文艺复兴。毋庸说，所涉及的作家的创作并不完全也不可能正好与我们本书中这四个历史分段相吻合，不少作家的创作期跨越了其中两个甚至三个时期。我们只能结合这些作家的创作高峰期作重点介绍。此外，本书在正文后附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与社会文化大事记、20世纪女性小说研究参考书目和中英文索引，意为美国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方便。
本书的编写主要遵循这样几项原则：（1）强调系统性和连贯性。本书采用编年史的结构安排，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构建章节，使读者对于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的全貌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一做法不仅符合美国20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显著的历史分段特征，也有利于展现社会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以及对其影响。（2）强调面和点的结合。在每个大的历史分段中都有对于这一时期社会背景、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创作的概述，以加强读者对于历史时期的整体了解以及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兼顾一般作家的基础上另辟专节论述重要作家，更为深入地评介她们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造诣。（3）坚持史与论的结合。本书既力求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为读者展示美国20世纪女性小说发展的脉络，又将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对于文本进行深入细读的基础上，借助20世纪流行的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展开研究。并力图从我国国情出发，体现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
本书由我设计框架、拟定提纲，撰稿工作由四人承担，最后由我统稿、定稿。各部分撰写人如下：
金莉：绪论，第一、二、三、四章前言，伊迪丝·伊顿，内拉·拉森，玛丽·麦卡锡，蒂莉·奥尔森，后记；
周铭：薇拉·凯瑟，格特鲁德·斯泰因，凯瑟琳·安妮·波特，佐拉·尼尔·赫斯顿，赛珍珠，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西尔维亚·普拉斯，汤亭亭，玛丽莲·罗宾逊，艾丽斯·沃克；
翟润蕾：埃伦·格拉斯哥，辛西娅·奥齐克，厄修拉·勒奎恩，莱斯利·马蒙·西尔克；
杨纪平：伊迪丝·华顿，葆拉·马歇尔，托妮·莫里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谭恩美。
限于水平，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金 莉
2009年春于北京
[1]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Oxford: Oxford UP, 1994)10.
[2]Guy Reynold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Fiction(New York: St. Martin's, 1999)6.
[3]Abigail Adams, "Letter to John Adams, "The Oxford Book of Women's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ds. , Linda Wagner-Martin and Cathy N. Davidson(Oxford: Oxford UP, 1995)491.
[4]Elaine Showalter et al. , eds. , "Introduction,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From the 1870s to the Present(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x-xi.
[5]Nina Baym, Woman's Fiction: A Guide to Novels by and about Women in America, 1820—1870, 2nd ed.(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3)16.
[6]19世纪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大学毕业返乡后，闭门潜心练习写作，长达12年之久。
[7]Elaine Showalter et al. , eds. , "Introduction,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Fromthe 1870s to the Present(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xii-xiii.
[8]Nathaniel Hawthorne，Letters of Hawthorne to William Ticknor，1851-1864，Vol.1（Newark，NJ：Carteret Book Club，1910）75．《点灯人》是19世纪女作家Maria Susanne Cummins的畅销小说The Lamplighter.
[9]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Oxford: Oxford UP, 1994)15.
[10]Elaine Showalter et al, eds. , "Introduction,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From the 1870s to the Present(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xiii.
[11]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Oxford UP, 1991)2.
[12]Elizabeth Ammons，Conflicting Stories：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P，1991）15-16．比如说，在1935年出版的《美国重要作家》（Major American Writers）这样一本标准大学教材的第一版中，竟然没有任何女作家入选。
[13]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Oxford: Oxford UP, 1994)13.
[14]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Oxford UP, 1991)2.
[15]Elaine Showalter et al, eds. , "Introduction,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From the 1870s to the Present(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xi.
[16]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Oxford UP, 1991)16.
[17]Guy Reynold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Fiction(New York: St. Martin's, 1999)1.
[18]See R. W. B. Lewis, The American Adam(1955)； 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1957); Francis Ott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1941)；Leo Marx, Machine in the Garden(1964); Henry Nash Smith, The Virgin Land(1950); Leslie Fiedler,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1966).
[19]Henry Louis Gates, Jr. , "Prefac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 Norton, 1197)xxxvi.
[20]Elaine Showalter et al. , eds. , "Introduction,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From the 1870s to the Present(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xi-xii.
[21]Harold Bloom, ed. , "The Analysis of Women Writers, "American Women Fiction Writers, 1900-1960. vol. 1(Philadelphia: Chelsea, 1997)xiv.
[22]See Harold Bloom, Western Canon(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23]Elaine Showalter et al. , eds. , "Introduction,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From the 1870s to the Present(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ix-x.
[24]Qtd. in Harold Bloom, ed. , "The Analysis of Women Writers, "American Women Fiction Writers, 1900-1960. vol. 1(Philadelphia: Chelsea, 1997)xiv.
[25]See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New York: Oxford UP, 1973).
[26]Guy Reynold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Fiction(New York: St. Martin's, 1999)3-4.
[27]See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P, 1977).
[28]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Oxford: Oxford UP, 1994)14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