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莫扎特
Grace在《圣经》中，意思是神的恩典。每次看到格雷丝（Grace）的时候，我想，大概神是存在的吧。格雷丝是一位老朋友的孙女，她们住在波士顿郊区的树林里。格雷丝在那里最好的学校上学，并早早展示出非凡的艺术天赋。这让她的奶奶很骄傲，每次总少不了提她几句。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从来没有告诉过格雷丝的奶奶，我在国内是中专师范毕业生。师范毕业后，我在乡镇中心小学和初中教书。我是这么教我的学生的：别给我抱怨考试，除了考出去，你们没有别的出路。我想，我的学生听懂了。那一年，我班上的成绩，在全乡会考中得了第一，且遥遥领先。那些孩子大概十三四岁。他们惊人地懂事，懂事得让人害怕。其中有不少是留守儿童。他们的最高目标都不敢是高中和大学，仅仅是我毕业的那所师范学校，因为只要考上了那所师范学校，他们就可以拿到商品粮和一个有编制的工作。可是，那所师范学校被取消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后来怎么样了，他们中有考出去的吗？我不知道。
2006年9月，北京因取缔了不少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引发不少争论。当时，我正在北京，无所事事，便去了北京市大兴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看到了那里1000多名农民工的孩子在上课。临走时，突然有一个女孩问我怎么办。原来，她就要初中毕业了，按规定，她必须回河北老家参加中考，因为行知学校只提供教学，不能参加统一中考，给孩子们提供继续上学的机会。可是她不想回老家，因为她来北京已很多年，老家没有熟人了。她想考北京的技校留在北京，但没有报名资格。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女孩。几年后，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一篇报道——《穷人黄鹤的“慈善”生意》。这位将慈善变成“生意”的校长黄鹤，正是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人。那些孩子后来怎么样了？那所学校还在吗？我不知道。
2007年，我去了四川藏区的一所孤儿学校走教。当时学校一共四个年级，104名学生，其中二十几个或是孤儿，或是来自单亲、贫困家庭的孩子，吃住全在学校，甚至连衣服和鞋袜也由学校供给。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正规的学校，既没有正式的老师，也没有任何正式教材，有课本的学生还不到10名。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在认得一些字之后，该如何受到进一步的教育。我记得一个男孩冲到我身边，对我说：“老师，我是四年级的德扎拉姆，我长大了想做老师！”说完，他就害羞地跑开了，远远地看着我笑。他是12岁的德扎拉姆。我教的那个班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在我的笔记本后面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梦想。第二天，我走了。那些孩子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2009年冬天，我在祁连山深处游荡。一天，我遇到一位年过六十的妇人。她一个人住在牧场上，说着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很吃惊。她骄傲地说：“你知道吗？我当年在兰州上大学的，我的字也写得很漂亮。那时，村里的知青写的字都不如我。”可惜，刚入大学，她的母亲作为土匪婆子被枪毙在家乡的河滩上，她把母亲埋葬在河滩边，便再也没有资格回兰州，继续读她的大学了。“我喜欢读书，我现在还喜欢读书，可是，家里人都不理解我。”说着，她拿出两本《读者》，告诉我，这是她刚住院的时候让她女儿买给她的。告别时，妇人始终不愿在我的通讯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总有许多人对高考表示不屑。我总是沉默不语。我想，也许会有很多孩子认为能参加高考是一种幸福。据说，英语将退出高考，我又沉默不语：以后会不会有少年，骑着自行车在乡间四处寻觅，只为找一本英语课本学英语呢？
格雷丝的奶奶再次和我说起格雷丝，因为格雷丝要去参加马萨诸塞州少儿花样滑冰比赛了。我没有作声。我的脑海里总是闪现我曾遇到过的那些人。我总是想起圣-埃克苏佩里（Saint-Exupéry）《人类的大地》（Terre des Hommes））的结尾：作者坐着火车去旅行。在三等车厢里，挤满了几百位被法国解雇的准备回国的波兰工人。“这群人陷在噩梦里，即将回到各自的贫困中去”，然而“让我痛心的不是这种贫困，因为人在贫困中，久而久之也会像在懒惰中一样安之若素。东方人几辈子都在匮乏中生活，却能坦然自若。我的痛苦也根本不是靠给穷人施舍菜汤就能治愈的。让我痛心的，不是这些偻胸，不是这些驼背，也不是这种丑陋，而是在所有这些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夭折了的莫扎特”。这大概是人类大地上曾有过的最隐痛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