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的契约精神
嗯哼。我是有理由怀疑我的美国历史课老师小亨利·小艾伦教授是约翰·洛克的狂热粉丝的。否则，何以在美国建国历史的小测验中，英国人约翰·洛克作为标准答案出现了三次呢？
在这次只占总成绩5%的小测验中，小艾伦教授先是在填空题中问：为新殖民地南卡罗来纳州起草《基本宪法》的是谁？然后在单项选择题再问：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作者是谁？接着在多项选择题中又问：《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认为最伟大的三个人分别是谁？这三道题的标准答案分别是：洛克；洛克；牛顿、培根和洛克。
这还不算，最后在简答题中，竟然再次与洛克正面相逢、短兵相接：请说说洛克与《独立宣言》的关系。于是，做完简答题后，我在美国教室里上演了一出“曾母投杼”的悲剧，将第一个填空题的答案由“洛克”改为了“杰斐逊”，这是我所知道的另一位喜欢起草的人。结果我这个决定铸成千古错，少拿了两分。失分事犹小，失面子事大。当小艾伦教授在教室里得意地大笑：“洛克！洛克！洛克！孩子，相信你们的脑子！”我的大脸有些挂不住了，嗤嗤偷笑。转念想，亲生母亲听到以贤闻名的儿子杀人的消息仅三次，就扔了工作和家当逃跑了，我怎么也算第四次才动摇了自己的信心吧，更何况吾辈并非圣贤。我很快原谅自己了。从此，我牢牢记住了英国人约翰·洛克，以及300多年后他在波士顿的粉丝小亨利·小艾伦教授。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总能在这位长得健硕的黑人老师身上，看到那位精瘦又严肃的英国绅士洛克的影子，并突然明白了小艾伦教授那份需要签名的课程大纲的性质：原来那不是一份课程大纲，而是一份权力契约书。与大多数老师相同，小艾伦教授在第一节课时，便发给我们一份详细的课程大纲，上面列有课程目标、课程安排、课堂纪律、评分标准等；不同的是，这份大纲最后一页是签名页，上面写着：我已阅读并愿意接受上述内容。在仔细解释这份大纲，并把这个学期需要阅读的美国历史的一些重要文件装订成册发给我们之后，小艾伦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星期“契约自由”的时间。一个星期后，我签下这份契约，并交还给小艾伦教授，除了觉得有几分新鲜外，并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直到学期过半，我才明白这份契约的意义。若是用《独立宣言》中引用的洛克的话说，就是“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意味着，从我们交回签名页那一刻起，小艾伦教授便有了来自我们的正当的统治权力。每一个星期，他可以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读书、交作业、复习、考试、做报告、写论文，并不许无故缺课两次以上。这些唠叨，不仅幽默，而且合法。名字里有着两个Jr.（小）缩写，且决不许我们漏掉其中任何一个的小艾伦教授，正是以其“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严格做法而闻名。在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将小艾伦教授的契约仔仔细细学了一遍，从此忘记小艾伦教授的老师身份，只关心契约条款，有的放矢，果然事半功倍。
西方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精辟地说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若是从那位因契约精神而自觉接受审判而死的苏格拉底算起，这场运动在西方进行了将近2500年才发展至如今这种高度。而我，竟然只花了半个学期便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幸福程度堪比一夜合法暴富，但总是有不真实的感觉。
有一次，老师拖堂10分钟。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我的小伙伴们简直反了。这是一节环境学的实验课，做完实验之后大家分组汇报实验结果。每一个组只有3分钟，但由于前面几组的同学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因此到了下课时分，还有两组同学未汇报。但这并不能阻止几位同学自行准点放学走人。第一个走人的便是我的同桌。我的同桌是一位英俊少年，无论春夏秋冬，都戴着他的蛤蟆墨镜，穿着萝卜裤，背着双肩包。每次进教室，和周杰伦似的，拽到爆炸地摇进来。摘下墨镜，一张从未受过欺负和委屈的芝麻脸，拽！但这并不影响他耐心热心细心地给我解释许多可怕的、闻所未闻的名词。我得承认，如果我不懂装懂蒙混过关的话，这些可怕的、毫无热情的术语，起码要被解释三遍以上我才能听明白，但他还是很乐意做我的同桌和实验拍档。可是，他却不愿意在拖堂的教室里多待一分钟。一看时间到了，老师没有放学的意思，他便戴起蛤蟆墨镜，和周杰伦似的，拽到爆炸摇走了。我在他身后目瞪口呆。接着，又有几位同学大摇大摆地走了。老师有些不安地左顾右盼，但又不能不认真听取剩下的两组实验报告。当所有的报告结束后，教室里剩下不到一半人，背着书包站在老师身旁。老师还欲总结，问：“从中你们发现了什么？”几位同学不说话，放声大笑，我瞧那意思是：“我们已经够给面子留到现在了。”这帮孩儿简直反啦！老师反而比我更坦荡，笑笑。于是，大家顿作鸟兽散，没有总结。没有办法，即便在课堂上，最值得尊敬的是契约，而不是老师。唉，难怪我的同桌拽到爆炸！唉，难怪我的小伙伴们一个个脑后都有反骨！唉，唯我欠管！
据说，在所有“死亡课”中，耶鲁大学谢利·卡根（Shelly Kagan）教授的“哲学：死亡”（Philosophy：Death）课是最有名的，颇受欢迎。有一次，有一个身患癌症且到末期的男孩选修了他的课。因为知道自己快死了，这个男孩比其他人都用功，并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这个男孩去世后，卡根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死亡给死亡教授上了一课。但在期末评分时，卡根却没有让这个男孩通过这门课，因为已经死亡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缺席了小组讨论，缺席了期末考试。按照课程评分标准，他只能是不及格。“没办法，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读到这个故事，我立即想起小亨利·小艾伦教授的那份课程大纲：妈呀，没想到那份我笑嘻嘻签名了事的课程大纲，竟连生命都无法承受其之重。
但不久，事实证明我又错了。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第三天，将体现自由平等精神的课程大纲视为课堂之宪法的小亨利·小艾伦教授，竟然未经商量，擅自修改条款，更换了上课内容。他先是简单讲了一下恐怖主义及其历史，然后给大家讲了这堂课的小论文的要求，最后给我们看一部“9·11”事件的纪录片。谁知，班里那位最漂亮的法国姑娘，竟然是当年从双子大厦中逃生出来的幸存者。她先哭了，哭得不能自已，跑出了教室。两位女同学眼泪汪汪地紧跟着出去。接着，又一位同学哭了，跑了，又两位同学跟了出去。我不知道这堂课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当我返回教室去拿书包时，只剩下小艾伦教授尴尬地站在教室里，有些不知所措地收拾东西，全然没有了平日里作为课堂统治者的信心与气焰。此时离下课时间还有十多分钟。这堂课的内容从此再未提及，不了了之了。这大大违背了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洛克气质的小艾伦教授所追求的契约精神。我想这可能是他所上过的最失败的一节课，但在我看来，却是最好的一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