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喷火的艺人
刚到波士顿的时候，我经常去昆西市场逛游，啥也不干，就看那些街头卖艺人。
我很吃惊会在波士顿看到街头卖艺人，因为在我记忆中那是很古远的事情。小时候在山里，每逢春天的时候，山外的卖艺人便会轮番来到山里头。有时候，是一个老头儿和一只猴，就是演猴把戏的。压轴戏是老头儿敲着小锣，小猴子表演川剧变脸。老头儿每用力敲一次小锣，小猴子就从箱子里换一个面具。最后小猴子会拿着一顶帽子讨钱。此外，还有各种江湖人士，比如摇着拨浪鼓的卖货郎、敲着小铁片卖麦芽糖的、崩爆米花的、弹棉花的、卖菜种的、卖小鸡小鸭的。总之，隔三岔五，大山里头就会出现一两个陌生人。最吸引野娃娃的便是那些卖艺的，其中又属猴把戏是最吸引人的，此外还有玩蛇的、表演硬气功或武术的等。最盛大的便是夏天到来的杂技团，那几乎是山里最大的文化盛事。
杂技团的表演可不是流动的。他们会在野地里搭一顶很大的帐篷。到了晚上，他们会在四周点上火把。于是，所有的野娃娃都被吸引过去了，早早地在帐篷四周打转，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帐篷里。杂技团的表演是专业且职业的，这意味着他们会收门票，小孩儿根本钻不进去。那时，这些卖艺人总是一副古装打扮，完全是《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戏班子从屏幕上走出来了。因此，即便钻不进帐篷，哪怕只是看到一个艺人走出帐篷，也能让野娃娃们尖叫。通常，他们的节目长达一两个小时，有骑马打圈圈的，有喷火打滚的，有插科打诨的，有巨石压身的，有吞长剑的，有爬梯子的，有变魔术的。压轴节目是全部演员齐上场，一个大力士撑起一张桌子，桌子再叠人，再叠条凳，再叠人，再叠条凳。最后，最漂亮的仙女从帐篷顶上飞下来。此时，帐篷会全部拉起，在帐篷外听了一晚的野娃娃们也能看到仙女下凡。于是，整个山野为之沸腾到午夜。
不知什么时候，这些卖艺人都消失了。许多年后，看到已过花甲之年的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感叹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我才明白，失去的不是卖艺人，而是“古时候”。
所以，我总是很吃惊地看着波士顿街头那些卖艺人。今天（5月3日，周六），我偶过昆西市场，竟然发现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街头表演听证会”，街头卖艺人排着长队在表演。昆西市场管理会也组织了裁判委员会，对各个艺人的表演进行评判，以决定谁有资格进驻昆西市场——波士顿最好的街头卖艺地点卖艺。在美国，街头卖艺人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保护的，没有人可以“管”他们。但昆西市场是私人领地，要到这个最热闹的市场卖艺，那就得到昆西市场管理处去申请。一般冬天的时候申请，5月初的时候听证。据说，昆西市场是街头卖艺人的圣地，所以竞争比较激烈。每年，从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起（一般是5月末）到劳动节的周末（一般是9月初），每一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昆西市场都有街头卖艺表演。此外，主要节假日的周末也有节目安排。这已经成为昆西市场的一大招牌，许多父母会在节假日带孩子来看。
所以可想而知，每一年的听证会是这些街头艺人的一个大日子，这也让路过的行人大饱眼福。听证会主要分两组，一组是杂技，一组是艺术。由于每一位艺人的表演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听证会的表演比平时的精彩许多，若同时爱好两者，就只能叹息分身乏术了。
我路过昆西市场时，听证会刚开始。于是，我连看了两场杂技表演。第一个精彩之处是擅长空中扔球，第二个精彩之处是倒挂逃生。这是只有在昆西市场才能看到的杂耍表演。中场休息时，我便转场到了艺术专场，各种吹拉弹唱，果然比一般街头卖艺的水平要高。最为赞叹的是母女三人组的表演。姐姐16岁，妹妹15岁，可想而知妈妈多少岁。姐姐拉大提琴，妈妈和妹妹拉小提琴，三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我第一次听到大提琴如此欢快。
接着上场的竟然是一位“熟人”——一位常在downtown crossing（市中心）地铁站下表演口技的音乐家。有一次，我在等地铁，看到一位懵懂少年举着iPhone对着他一直拍，满脸“我崇拜你”的表情，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让人忍俊不禁。确实，这位艺术家的表演说起来非常简单，一个话筒一个音箱，却用一张嘴弄出了整个乐队也难以弄出的电子音乐。虽然我很难欣赏他的音乐，却仔仔细细看了他的口技。那么复杂的声音是怎么用嘴巴发出来的呢？更吸引人的是，他的手势节拍舞动得好像有隐形的电子乐器在他身边似的。这一次，他表演的依然是口技，只是多了一个伙伴，因此也多了好多复杂的声音。
其实，在我看来，波士顿更好的卖艺地点是地铁站。那里门槛低，客流量大，风吹雨打全不怕，所以几乎在每一个非户外的地铁站都能发现好几位固定的卖艺人。
据我观察，波士顿地铁里的卖艺人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以此为生的，这是他们的职业。比如说Government Center（政府中心）绿线
站的那位盲人老爷爷。他是第一个让我震惊的卖艺人。当时，我正在等绿线，突然听到后面笃笃笃响，那节奏还颇有些“古”风。转头一看，是一位戴着墨镜、头发雪白的老人，一根长杆杵地打着节拍，唱着含混不清的歌。时间长了，我发现有很多人认识他，甚至有人不定期地往他面前的碗里放钱。有一次，一位妇女给了他20美元，特意放他手上，让他收好，以防别人从他碗里拿走。另一位职业卖艺人也是在这个绿线站遇到的。每一次，他看到中国女孩，就会弹唱没有跑调但会落词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并告诉我，蓝线上曾经住了很多中国人，后来转移到橙线和红线那边去了。他还告诉我，他们需要办正规执照才能在地铁卖艺，不贵，一年25美元。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份正式工作。因此，他每个星期都会在固定时间和固定场所卖艺。
另一种卖艺人则纯属玩票。有一次，到红线终点站Alewife站，刚出地铁，还没上楼，就听到洪亮的男高音响彻整个地铁站。我坐电梯上去，才看到进站口处，一个小号的“帕瓦罗蒂”在很投入地唱歌剧。他穿着非常正式的燕尾服，仿若是从遥远的舞台上切割下来的似的。他唱得那么投入，甚至根本不在意有没有人给他钱，因为他面前根本没有盒子供行人扔钱。可是，他不在意。他闭着眼睛，双手交叉放在胸口，没有任何修饰的高亢声音让整个地铁站变得堂皇，感动得我差点儿掉下眼泪，立马对着他浮想了一个波士顿男版的“王彩玲”——他是不是和电影《立春》里的丑姑娘有着同样的遭遇呢？
最近，我发现哈佛广场地铁站还出现了一个更特别的卖艺人：他卖诗歌。他是一个很年轻、很有诗人气质的小伙子，看上去像是从《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里跳出来的学生。他有些害羞，有些个性，静静地坐在站台的条凳上，用随身带的一个和他一样迷人的打字机打字。我没注意他的打字机上是否有纸，但我能确定它不停发出的咔嗒咔嗒打字的声音，再加上时不时换行的声音，很是美妙。在他前面，有一张大纸，上面写着：写诗为生。边上是他的诗歌小册子和书签。第一次见，我以为是行为艺术，因为还有一架摄像机一直在对着他，另有一位年轻人在照看摄像机。我想，这是不是在考察波士顿人对诗歌的热爱呢？于是，走出5米后我又回头，想凸显下我对诗歌或波士顿人的热爱。我掏出钱包，哎呀，只有一张20美元的钞票。诗人忙着打字，肯定没空找零，要我凸显20美元的爱心，我又不舍得，那可够我奢侈地吃一个星期呢。于是，在摄像机前，我又落落大方地收起钱包，说了一句“good luck（好运）”，就告退了。后来又几次遇到他，没有了摄像机，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人来人往的站台长椅前，敲着他的迷你打字机。我总是忍不住多看几眼，真美，让我想起多年前看到的上海诗人卡夫卡·陆的一句诗：“没有明天，就在今夜，我们做一回那喷火的艺人，让火的弧线划过冰凉的夜空，也许，此后就是你一个人孤单的路，但是，我固执地相信你瞳仁里的火焰将一生一世。”
其实，还有许多地铁卖艺人很难让我归类。在适当的时候，他们总是触动我。有一次，一个适合鬼魂出没的晚上，我在Park Street（公园街站）等地铁，对面传来二胡声。我隔着丑陋的铁栏，依稀看到一位中国老人在拉二胡。他拉得真难听，可是还在倔强地拉着，那孤寂的背影和孤寂的声音把我弄哭了。后来，他的二胡拉得渐渐好了，我却再也没有要哭的感觉了。还有一次，遇到卖艺的，是一对情侣，两人显然属于那种有舒坦日子不好好过、不折腾不成活的艺术青年。他们一边唱一边相视而笑，眼里完全没有地铁和顾客，弄得我不由得为他们操心：这唱半天能挣多少钱呢？够离家出走吗？结果，我等的地铁还没来，他们便甜蜜蜜地走了。最牛的一位街头卖艺人是在市中心橙线通往红线的通道里遇到的。老远我就听得花容失色，惊呼：娘呀，这谁弄出这么大噪声污染，警察管不管呀。转过弯，竟然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吉他在那吼。先说那吉他声，与之一比，小时候那些走街串巷弹棉花的顿时成了小泽征尔。再说那人声，听了半天我才确认是人声，而不是工地建筑噪声。可人家艺术家神态自若，自信自满自大得四天王巨星加起来也抵不过。我顿时大彻大悟，摇出地铁站，迎接我不断颓败的生活。
波士顿地铁共有4条线，分别用红、绿、橙、蓝4种颜色区分。——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