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
一堆枯叶，一把明火，浓烟勃然而起，枯叶倏而成灰。每回秋暮，倚窗凭栏，就可以俯视到楼下大院焚毁枯枝败叶的情景。
烧得多快，烧得多彻底。
关于“烧”，《史记》是这样写的：
秦始皇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而项羽呢？“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致使宫殿之类“皆以烧残破”。
两位是冤家对头，见解却很一致：一烧百了，“金木水火土”中，火是最迅速、最彻底的剿灭手段。
这种见解，过了2 100多年，仍有市场。在“火烧”“横扫”之类的动词突然吃香起来的那年，我们《文汇报》所在的上海圆明园路（北京圆明园也和“烧”结过缘）上，堆放着成千本所谓的“旧书”，炎炎火势，席卷而去。烧者和观者，雀跃以待，天真得类乎看万花筒的儿童。
天真，是一幕让人看不懂的剧。但看得多了，也能明白点什么。1967年初夏，我在北京，采访诗人闻捷。一个多小时的命题谈话结束后，他站起来，送我出门。
“你人怎么长得这样高？”他问我。
我想，时间紧迫，“人高”就不谈了，还是谈谈他的作品水平之高吧，我应该趁此机会，表示一下对他诗歌成就的敬意，他是我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崇敬的作家。
“您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写得好，我读过。”我说。
“我那些诗”，他摇摇头，“都要烧掉的！”
我顿时生起一种悲凉感。过了好久才想到，闻捷或许是受了郭沫若影响，说要烧掉自己的著作；抑或是一种防御手段，在不熟悉的初访者面前，借以保护自己。后来他又活了4年，好像并没有烧诗的举动。
我没有读过戴厚英的小说《诗人之死》，但闻捷之死，给她留下的抹不去的痛，是可以想见的。闻捷用“烧”字，筑一道安全屏障，可最终，还是没能安全，种种凶险，逼得他毁灭了自己，走进无边的黑暗。
我的工作，与“烧”字还有过另一种联系。1990年，溥仪夫人李淑贤，托人送来她的文章，是写溥仪在“文革”初期，因害怕而烧掉自己的日记，李淑贤在旁看着可惜，不让溥仪发觉，悄悄把一部分日记从火中抢救出来，从而保存了末代皇帝新生以后心路历程的实录。
我读着，觉得溥仪固可同情，而李淑贤更属不易。面对一片烧得通红的火光，不怕烧身之虞，敢于拯救“遗产”，真是有眼力、有魄力。
我隐约感觉到，此文在外地发表遇到阻力，才被千里迢迢送来上海。我决定帮忙，于是替文章改了个题目——“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刊登于《文汇报》。后来，李淑贤托便人到上海，送了我一本她签名的《溥仪的后半生》。再后来，我到长春参加会议，与一批杂文家参观溥仪当年的“伪皇宫”，偶然听人说起，李淑贤对文章能见报，很高兴，说是“出了一口气”；同时，她对标题的修改，也颇满意。
我庆幸自己没有埋没好文章。它以熠熠之光，照出一行铭文：火能烧掉许多东西，却烧不掉人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