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皇家猎场到荒漠风沙
清入关之后，承德的政治地位迅速崛起，随着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具有“三十六景”的避暑山庄初具规模，承德成为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据史料记载，清朝的康熙、乾隆时期，皇帝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许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
比如，乾隆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了以特使马戛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清帝咸丰逃到避暑山庄避难，在这里批准了《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不平等条约；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的“辛酉政变”亦发端于此……
正因如此，现在才有了“一座山庄，半部清史”的说法。
清王朝之所以要修建承德避暑山庄，主要是为了怀柔和震慑北方少数民族。清以前各朝代应对北方少数民族主要依靠长城，但清朝统治者从历史的铜镜中发现，反复修筑长城不仅会虚耗国库，在军事上也是毫无意义的。
金朝的女真人从1148年开始修筑长城，经年累月修筑了东起莫力达瓦，向西南方向经过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赤峰、乌兰察布盟，直通武川县南大青山群山的金代长城。
结果怎么样呢？这条全长五千多公里、内蒙古最长的长城并没能帮助金朝人抵御蒙古人的进攻。
康熙皇帝看清了这一点，放弃了修筑长城的计划。为了处理好与北部蒙古民族的关系，他修筑了一道看不见的“大墙”，既是看不见，自然也就无法摧毁。
这道“大墙”不隔绝民族，也不分隔土地，却成了满、蒙民族间沟通融合的重要桥梁。这道无形的“大墙”便是木兰围场。
康熙皇帝设置木兰围场，以“木兰秋狝”的方式达到了“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的目的。除木兰围场外，康熙还在武烈水河谷策划修建了热河行宫，也就是现在的避暑山庄。
将夏季的政治中心建立在蒙古人的牧场之上，大力兴建藏传佛教庙宇。康熙皇帝凭借卓越的智慧，用宗教和文化的手段解决了民族冲突问题，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之所以选择在承德营建避暑山庄，据传是源于一次皇家游猎。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腊月，康熙帝率领一队骑兵出长城古北口二百余里，在行进至热河地区的武烈水河谷时，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处温泉，其上水雾弥漫，如梦似真。这种奇特的景致吸引了康熙皇帝的注意。
随从官员告诉康熙帝，这里曾经是蒙古人的牧场，而那处温泉名为热河泉，再往前方去就是热河上营。摄政王多尔衮曾多次行猎于此，甚至还曾计划在此兴建避暑城。听完大臣的话，康熙皇帝环顾四周，发觉此地虽然人迹罕至，但景色优美，山川、河流、湖泊一应俱全，且四面山峰林立，景色宜人，一派祥和盛景。
于是，康熙皇帝决意在这里建造一处行宫。
在大多数时候，避暑山庄除供皇帝们处理政事之外，还是皇家游猎之后吃住休息的重要场所。而大清皇家游猎的主要地点，正是塞罕坝。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为锻炼军队，在这里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千米的狩猎场——木兰围场，其范围主要包括现在的塞罕坝、御道口、红松洼等地。
事实上，康熙帝并不是第一个在此策马奔腾的封建帝王。在辽金时期，塞罕坝所在的冀北一带被称作“千里松林”，也是皇帝狩猎之所。《辽史·兴宗纪》中记载：“上猎马盂山，草木蒙密，恐猎者误射伤人，命耶律迪姑各书姓名于矢以志之。”可见，当时冀北山地林木茂密之盛况。
到了清朝初年，年轻的康熙皇帝北巡塞外，看中了这块“万里山河通远檄，九边形胜抱神京”的地方。终于，在平定“三藩之乱”腾出手来之后，他在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皇家猎苑。
木兰围场是一个满汉合璧的词，木兰是满语译音，原意为“哨鹿”，指的是一种狩猎方法。狩猎时，猎人潜入草木中，戴上假鹿头，口中吹木制或桦皮制的长哨，模仿雌鹿求偶时发出的呦呦的鸣叫声，引诱雄鹿前来。等雄鹿循声走近，猎人伺机射杀。而围场是汉语，其满语是“辉罕”，意思是按预先选定的范围，合围靠拢形成一个包围圈来围捕猎物。
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年）九月，29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有幸亲眼看见并记录下了这种“欧洲人不懂的游猎”：
在距离猎场还有几里地的时候，康熙帝命令狩猎的大部队停下，自己则带上六七个猎手一起登山。这些猎手从头到脚都披着鹿皮，一人头戴面具，上面有两支鹿角，隐藏在灌木丛中，一眼望去，就像是一只真鹿一样。
待到大家全部落定，一个猎手吹起乐器，模仿呦呦鹿鸣的声音，吸引鹿群前来。而康熙帝和其他猎手早已端好了猎枪，屏气凝神地等待猎物的靠近。
木兰秋狝图
鹿是一种群居动物，一头雄鹿身边往往有几头雌鹿尾随。对于鹿群来说，只有在决斗中获胜的雄鹿才能做雌鹿群的首领，而猎手装扮的正是一头雄鹿，是鹿群首领的潜在“挑战者”，所以野雄鹿最容易冲过来寻找对手打架。
当高大的雄鹿进入射程，康熙帝开第一枪，如果没打中，其他射手负责补枪。在这次哨鹿中，一连引来了两头雄鹿，康熙第一枪便打中了其中一头，而另一头不但不跑，反而低下头想对猎人们发起再一次的攻击。康熙则从容装弹，把另一头也打死了。连猎两鹿，随行群臣立即下马称颂，将溢美之词送给这位不忘兵马夺天下的皇帝。
在马国贤眼中，相较于策马奔腾的大型围猎，这种狩猎办法的技巧性和协作性十足，使人不至于疲劳过度。
那个时候坝上的野生动物种类颇多。《燕都风土丛书》中曾记载了当地的一桩奇事：康熙年间，有两头黑熊和一头狮子在林子里狭路相逢，立时便撕咬了起来。然而，熊有熊爪，狮有狮吼，两方斗得难解难分、不分高下，竟然拼斗了几天几夜之久，最终三头猛兽全部力竭而亡。随后，这个便宜让当地的猎人捡了去，兽皮被进献到宫中，康熙皇帝命人将其珍藏于雍和宫。这桩奇事，可谓是猎人版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
皇帝自然不是因为贪玩才兴师动众地开辟这木兰围场，真正的目的在于“肄武绥藩”。当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初定，需要实行怀柔政策绥服蒙古，遏制沙俄侵略北疆，所以清朝皇帝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接见蒙古王公。
同时，马背上得天下的康熙皇帝也不愿意天下初定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任由八旗精兵吃喝玩乐，松懈意志。因此，在这块“南拱京师，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南游牧地举行“木兰秋狝”，锤炼满族八旗的战斗力，就显得再合适不过了。
对于这一“祖宗家法”，历代清帝都不敢松懈。
雍正在位期间，虽然没有举行过木兰行围活动，却始终强调要在“适当”的时候举行“秋狝”之礼。乾隆皇帝对秋狝大典非常重视，从乾隆六年（1741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举行秋狝的次数多达四十余次。嘉庆也很重视“木兰秋狝”。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嘉庆曾随乾隆一同前往避暑山庄进行木兰行围。在即位之后，由于诸多原因，直到嘉庆七年（1802年），他才第一次举行秋狝大典。为此，嘉庆皇帝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在上谕中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我皇考临御六十余年，于木兰行围之先，驻跸避暑山庄，岁以为常，敕几勤政之暇，款洽蒙古外藩，垂为令典。是避暑山庄，实为皇祖皇考在天灵爽式凭之地。朕祗承鸿绪，不敢稍自暇逸，特于今秋涓吉启銮，举行秋狝，实本继志之承。若以山庄为从事游览，则京师宫馆池篽，岂不较此间更为清适，而必跋涉道途，冲履泥淖，远临驻跸乎？朕之敬遵成法，不敢偷安，必欲前来山庄之忱悃，皇考实鉴临之，是以清跸才停，捷书已至，眷佑所昭，如响斯应。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
在清代，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139年里，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狝有105次之多。
附：历代清帝咏木兰诗
康熙：
塞外偶述
晓雾迷前岭，蒙茸露未晞。
林中呼鹿罢，山下射熊归。
水绕周庐曲，原高众幕围。
时平疆域远，万里尽庭扉。
六十一年秋出哨
岁岁经由处，山川照旧时。
峰峦不改色，鬓发已如丝。
胜地清凉适，衰年水土宜。
非为耽逸豫，实借憩神思。
隔岭疑围阔，闻声呼鹿随。
归营常早歇，抚景自堪怡。
行伍原齐备，屏藩任指麾。
薄来厚往义，远近普恩施。
雍正：
大猎
五校琱弓劲，三秋兽正肥。
乘时讲武事，大狝振兵威。
狡兔宁藏迹，封熊悉入围。
猎归数军实，落日照龙旗。
乾隆：
启跸木兰即事
行狝守家法，万年不可删。
秋高宜马骤，月满应弓弯。
桥架行回水，云开层叠山。
由旬程最近，巳刻莅中关。
入崖口有作
朝家重习武，灵囿自成天。
匪今而斯今，祖制垂奕年。
巉岩围叠嶂，崖口为之关。
壁立众山断，伊逊奔赴川。
秋狝常经过，每为迟吟鞯。
双峰开霁烟，一水流潺湲。
翠叶复黄葩，高低入影妍。
去年巡洛伊，伊亦有崖口。
三涂及七谷，较此夫何有？
一得考功诗，羶芗传至兹。
我为是崖叹，表章将待谁？
行围四咏
其一 撒围
塞山万壑纠，猎士五更行。
撒阵常冲黑，成行始质明。
蚕丛度衽席，鱼丽辨徽旌。
曾不言劳苦，嘉哉奉上情。
其二 待围
两旗合帐殿，千骑列云涯。
试看止齐势，端称左右宜。
弥缝休欲速，磬控尚需时。
勒马平冈待，斐然立就诗。
其三 合围
周阹笑繁重，善御信何称。
岂有车从兽？何殊屠命僧。
诡驰我所戒，连中众多能。
佗藉无须亟，留资岁岁仍。
其四 罢围
地不伤农事，情还联众欢。
陈牲蔽芳甸，颁获逮儒冠。
习武毋忘业，畅游亦戒盘。
控弦教憩憩，西日在枪竿。
永安湃围场作
崖口入围猎场首，东南胥号永安便。
贻谋家法廑禹迹，式猎塞疆非舜田。
咏或群燕天子日，所无逸历古稀年。
围中鹿少才见一，一箭中之胜获千。
嘉庆：
出崖口
晓谒神祠憩别墅，告成狝典启归鞍。
疏林淡雅霜弥重，峭壁高森风益寒。
云影轻翻紫崖峤，涨痕全退白沙滩。
行宫颁赏慰藩部，猎士名王遍赐餐。
上兰杂咏
王塞境清澄，行围典有恒。
于昭自祖考，克绍及云仍。
绥远常存念，司劳永服膺。
非耽游豫乐，旧则敬依凭。
圈了围场，相当于现在的自然保护区，这地方就几乎没了人烟。
围场“旧为蒙古喀喇沁、翁牛特部落游牧之处”[1]，当初是以喀喇沁、翁牛特诸部“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立的。于是，康熙皇帝要求以科尔沁多罗郡王色楞为主，围场周边各游牧部落巡察围场边界，制止伐木盗兽。随着木兰秋狝的制度化，对围场的管理也日渐严格与正规。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开始正式设置围场总管一职，负责看守边界、禁止民间滥伐林木、偷猎牲兽。
皇家严令“民人不得滥入”“禁樵牧”“禁伐殖”，并派八旗兵严加看守。
为解决围场驻防旗兵的生计，稳定驻防旗兵眷口，清政府又赏给地亩，免其纳粮，规定“每兵一名，给地一顷二十亩”，令其耕种度日，“又镶黄、正黄、正红三旗兵丁，驻都呼岱（又作阿鲁呼鲁苏台）口后兴安等处，地冷难以耕种，改给乳牛三头，每三十头各给犍牛一，羊三十”[2]，“令其永远孽生，以资养赡”[3]。
围猎也得有计划地进行，每次秋狝只择其中的十余围进行狩猎，其余则是休养生息，令野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遇母鹿幼兽一律放生”，设围时留有一缺口，令年轻力壮之兽得以逃生。每次围末，“执事为未获兽物请命，允其留生繁衍，收兵罢围”。
摩崖石刻：乾隆十七年（1752年）秋狝，上用虎神枪殪伏虎于此洞
从某种程度上说，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围场生态资源实行科学保护，提出了“于物诫尽取”（出自乾隆诗《放鹿》）、“留资岁岁仍”（出自乾隆诗《合围》）。这一保护围场牲兽以持续利用牲兽资源的思想，在当时是极为珍贵的。
在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下，木兰围场的动植物得以繁衍生长。
光绪年间，后来因投靠日本人、沦为汉奸而遗臭万年的“一分钟民国总理”江朝宗，曾写过一篇《游木兰记》，详细记述了当年塞罕坝地区的美景。其人虽可鄙，但文字却着实引人入胜：
“木兰者，为清代皇帝巡幸边塞，率王公秋狝经武之地。山川郁勃，草木聚茂，川原盘曲，地鲜居民，二百余岁磅礴钟灵，成为太古胜境……蔚然而不见天日者，松柏蓊翳也，曲折如带者，泉水汇为伊逊川也，此山川之秀美也。日出而岚光纷披，云归而岩穴叆叇；风来而万木摇青，雨过而千峰竞秀；野芳馥郁，山鸟依人，麋鹿往来，猿鹤相亲。山可采，水可钓，泉甘而石润，气温而土肥，位置天然，殆非人力之所能也，此山川之幽胜也，是奇特秀美幽胜兼有也……”
从当时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一窥彼时水草丰沛、森林茂密、动物繁衍的山川风貌。
著名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工作50多年，作品大多与王室生活有关。现藏于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的《木兰图》（四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弘历哨鹿图》等画作，都展现了木兰秋狝的场景。
《弘历哨鹿图》，展现的即是乾隆六年（1741年）时，皇帝到木兰围场打猎的情形。其中，画面最前行列的第三人，佩带红锦撒袋（即装弓的袋）骑白马的就是乾隆皇帝，这一年他30岁。
从画面来看，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林木幽深，八旗兵勇虽然浩浩荡荡，但骑马穿行其间，反而显得渺小。那山峦上成片的松树，和今日塞罕坝上的落叶松、樟子松十分相似。
只是此树非彼树。塞罕坝不仅供皇家狩猎之用，也为皇家园林建设提供了大量木材。据记载，为了扩建北京的圆明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仅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至三十九年（1774年）的6年时间里，就从塞罕坝采伐了34万余株古松。
所谓上行下效，清政府大量砍伐围场林木的行为直接产生了两个负面影响：一是给围场内外提供了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的可乘之机，围场官兵视管理为儿戏，敷衍塞责；二是“鹿支惊逸”“禽兽逃匿”[4]，使围场野生动物大量减少。
弘历哨鹿图
流民盗伐是木兰围场生态遭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康熙时期，就有大量山东流民前往塞外避难，承德附近的木兰围场逐渐成为北迁流民的重要目标。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围场管理就抓获了一批潜入木兰围场偷伐林木的“木匪”，这些“木匪”共偷伐林木三千多株。
由于围场管理不善，出现流民盗伐偷猎的现象。《承德府志·诏谕》中就有关于乾隆年间流民偷猎牲畜和盗伐树木的记载。到嘉庆朝时，流民的盗伐偷猎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并且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
嘉庆皇帝在第一次举行木兰行围之时，便已经发现围场中牲畜大为减少的现象。为此，在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嘉庆谕内阁：“围场之内，应严加管辖，不得擅放闲人……朕从前每次随围，曾记此数围内野兽甚多，今已十载，未经行围，此次进哨，鹿只甚少。看来系平日擅放闲人，偷捕野兽，砍伐树木所致。”
嘉庆皇帝的训谕不错，但效果甚微。
当嘉庆再次前往木兰围场时，他发现偷猎盗伐、驱散野兽的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甚至还出现了官民私通，大肆砍伐官木的现象。
为此，嘉庆皇帝再次训谕：“围场为肄武重地，自应严密稽查，毋令有私砍木植偷打鹿只等事。今因节年有大工，是以砍伐官木司其事者，办理不善任令匪徒逸入私立寮铺，影射偷砍，运载出境牟利，其未运之木尚堆积路隅，不可胜数……可见，热河副都统、总管等，竟借工程木植为名，任令通同舞弊，情事显然……是以国家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而习劳讲武之典，连岁阙如，成何事体？不可不严行惩究！”[5]
嘉庆皇帝的连番训谕并没有减缓木兰围场整体环境的恶化。
其实，大清律法对偷猎砍伐的规定不可谓不严，只是在执行上大打折扣。
按《大清律例》及《理藩院则例》等规定，凡私入围场、偷猎牲兽、盗伐木植者，根据情节轻重处以枷、杖、徒、流、发遣等刑罚。具体而言，“私入木兰等处围场，偷采菜蔬、蘑菇及割草，或砍取柴枝者，初犯枷号一个月，再犯枷号两个月，三犯枷号三个月发落。偷窃野鸡并无鸟枪器械者，杖八十。若盗砍木植数十斤至一百斤，杖一百，徒三年；百斤以上，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徒三年；五百斤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八百斤以上，发乌鲁木齐等处种地；一千斤以上，发乌鲁木齐等处给兵丁为奴。其偷打牲畜不计其数，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发新疆等处种地；三犯，发新疆等处给兵丁为奴；为从各减为首一等。”[6]
所以，我们“80后”的“童年回忆”《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私闯木兰围场，以求面见乾隆，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至少要蹲一个月的号子。
此外，史学研究发现，除以上刑罚之外，还对擅入者进行侮辱性的惩罚，如“刺面”。清代法律明文规定，“以上各项人犯，无论初犯、再犯、三犯均面刺‘盗围场’字样。如打枪放狗，仅止惊散牲畜，及偷窃未得之犯，各减已得一等，均面刺‘私入围场’字样”[7]。
尽管清政府前期也曾大量砍伐塞罕坝地区的树木，但得益于“皇家围场”的威名，塞罕坝地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后期因国运衰落，民生凋敝，盗伐盗砍愈演愈烈，塞罕坝生态遭到破坏。
塞罕坝的大规模生态破坏始于1863年，小皇帝同治继位刚刚一年，清政府的最高权力被牢牢掌握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手中。
那时的紫禁城，映照的已经是帝国的晚霞。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烽烟，专制王朝的君臣中终于有人不再装睡，认清眼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有人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人喊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由此展开。
要办大事就少不得花钱，可两次割地赔款后的帝国早已国库空虚，民生凋敝。
钱从哪儿来？木兰围场可以出一份力。
同治元年（1862年），原顺天府尹蒋琦龄向清廷献上《进中兴十二策》进言废止“秋狝虚名”，允许闲散旗民开垦口外及关东闲田自谋衣食，被朝廷批准。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朝廷令热河都统瑞麟提出了“因地制宜，就近招佃展垦，尚足以济兵饷不足”的主张，并派协领及有关人等，会同驻木兰围场的两翼长官实地勘察，其结果是有可放垦的荒地8400余顷。瑞麟据实向朝廷进言，因开荒垦种要投入较大的工本，一般旗民家道很难承受，建议就近招募家道殷实而又素业农耕之人开垦，以利国计民生，经朝廷认可后付诸实施。
这就是木兰围场开垦之始，史称“开旧围”。
事实上，此次放垦并非全部是围场边荒，已逐渐侵蚀了正围或称围座。
为招募佃民垦荒，热河都统署在热河（今承德市）设裕课总局，至同治五年（1866年）又在木兰围场石片子（今属隆化县）设围场裕课副局，就近办理放垦事务。到同治六年（1867年），热河裕课总局及围场裕课副局在木兰围场共放垦围荒3957顷，加之拨给喀喇沁和翁牛特两旗驿站随缺官地430余顷，总计放垦4387顷。
然而，放垦的政策口子一旦打开，饥饿的百姓便顾不得可持续发展了，“腾围”与“反腾围”的拉锯一直在进行。
“腾围”即官方欲制止官民越界垦荒或私自开垦原勘察划定保留的围座；“反腾围”即兵民抵制官方腾围的号令，并千方百计继续越垦私垦。反腾围的兵民不顾一切，千方百计毁界入围，强行耕种，甚至与官方发生械斗。毕竟，民以食为天啊，命都要没有了，还管什么官大人！
史料显示，因民生国计两难相全，清政府也曾“免热河腾围旗民租课三年”[8]，以图保护围场生态。但此举意味着国家财政税收损失，对国本凋敝的清王朝而言，实非长久之计。
《辛丑条约》迫使清政府赔偿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这使清政府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新围”又开始了，这次开围包括伊逊川（又称大筒川）、布敦川、牌楼川、孟奎川、卜克川等五川荒地。
光绪三十年（1904年），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筹措编练新军经费，说动练兵大臣庆亲王奕劻以练兵处的名义，上奏朝廷重办围场屯垦事宜。袁世凯起用被革职的原广西太平思顺道何昭然，任职直隶屯垦木植局总办，主持全面放垦木兰围场兼采伐御用木材。废止秋狝大典之后又艰难维持了八十年的皇家猎苑至此全面放垦。直隶屯垦木植局设立后，即着手勘测、绘图、划庄、编号，把凡未放垦的地方，按地域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庄，编制“字”“号”，而后按字逐号招民开垦，一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仍坚持放垦亦未中断。
至此，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不复存在，塞罕坝一带封育了200多年的森林惨遭破坏。
国力维艰，是百姓之苦，也是自然之苦。那个时候，无论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还是坝上的山野村夫，心里都装不下绿水青山，惦记的只有金山银山。
木植局的职能就是专司砍伐国有林售卖木材，以及承办售卖山林迹地事宜。木植局对伐光树木的迹地，仅以荒地价的6折甚至2折的低价卖给私人。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围场县木植局长王会中在给热河省的报告中称：“查围场国有林共有120处，大致以红松（杄）、白杄为最多，其次多者为油松、枫木等树……所略估计共有大小树1500万株之谱……”据推测，上述国有林地面积不超过50万亩，可见当时围场县的国有林地大部分已被伐掉。
除了采伐，还有火烧。垦荒者每年要放火烧荒，以便于垦殖并增加土壤肥力，但往往酿成森林火灾，烧毁林木。当时的森林火灾因无人组织及时扑救，一起火就十天半月不息，在西北风作用下，经常火烧连营百八十里，白天烟尘笼罩，夜间火光冲天。
还有伐薪烧炭。把残林或幼林砍伐下来烧成木炭，然后再向周边城乡运销，是不少人的生计。现在的围场县境内，到处都会遇到炭窑沟、老炭窑沟、西炭窑沟等自然地名。民众把炭窑称为“吞山虎”，可见烧炭消耗木材之多。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统计，全县有烧炭户116户，年产炭3180吨，其原料需消耗木材1万余立方米，折合活立木蓄积2万余立方米，毁林面积1万余亩。
再加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掠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里的原始森林不复存在，当年“山川秀美、林壑幽深”的太古圣境和“猎士五更行”“千骑列云涯”的壮观场面消失在漫天黄沙的荒漠里。至20世纪50年代初，围场地区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7.6%，与建围初期相比，下降了接近60个百分点。
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塞罕坝
围场地区森林植被遭受破坏之后，塞罕坝和周围地区生态环境失衡，环境日益恶化。在夏季降水偏多的年份，时常会出现洪水；而在降水偏少的年份，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旱灾。水土流失加剧，大量泥沙阻塞河道，生物多样性也随之减少。在冬春季多风时节，这里更成为沙尘暴的主要沙源地。
从皇家猎场到荒漠风沙，塞罕坝的变化见证了一个国家百年间的荣辱兴衰，在一个兵荒马乱、命比纸贱的年代里，“生态保护”四个字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脑中，任何实质性的举措都无从谈起：人都要死了，还留着那些树做什么？
【注释】
[1] 嘉庆《木兰记》。
[2] 《清会典事例》卷708《兵部·行围》。
[3] 《理藩院则例·录勋清吏司·田宅》，北图藏乾隆内务府抄本。
[4] 《清仁宗实录》卷132，嘉庆九年七月下。
[5] 《清仁宗实录》卷132。
[6] 《大清律例》卷24《刑律·贼盗中》。
[7] 《大清律例》卷24《刑律·贼盗中》。
[8] 《清史稿》卷22《穆宗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