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功勋树的奇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几个月后，随着国民党残部的全面崩溃，断断续续地饱受战火摧残长达一百余年的神州大地，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一切都百废待兴。

随着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工业化、三大改造等运动的进行，千疮百孔的国内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吃”的问题得到了最基本的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是如何看待“生态”“环保”“植树造林”这些今天的流行词语的？

采访中，我们从围场县委宣传部得到了一份1950年颁发的《热河省植树造林护林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一地方法规由热河省^[1]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全豹。

面对当时不足百分之十的森林覆盖率，政府首先选择的是封山养林。如，《办法》第七条规定：严格进行封山养林，以逐步与轮次封禁办法，使其逐渐恢复成林，凡经封禁之山林，非经开放，不得擅自樵采或放牧。

其次则是以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方式鼓励植树造林。如，《办法》第五条规定：凡有公民一户至五户一年内无论在公荒或自有土地造林满五十亩以上，经农林部门检验属实确已成林者，政府给予二百斤到三百斤原粮之奖励，造林多者，多奖励之。

第六条规定：凡积极领导植树造林之个人或群众团体，公认成绩显著者，县区人民政府，依情提请省人民政府，给予名誉或物质的奖励。并得作为当选劳模条件之一。

然而，这样的办法在插根树枝都能活的南方地区或许行之有效，但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坝上地区，就收效甚微了。

“塞罕”在蒙古语中有“美丽”的意思，在生态环境遭破坏之前，塞罕坝确实是一处美丽的绿色高岭，但由于乱砍滥伐和连年山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时，原来有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已经变成了人迹罕至的荒漠高原。塞罕坝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之当地本就严峻的自然环境，使塞罕坝成为苦寒之地。

塞罕坝冬季漫长寒冷，气候条件恶劣。

在当地生活过的人曾形容：“冬季是最难熬的，气温能够到零下40多摄氏度，滴水成冰。每天早上还会刮白毛风，几乎天天都在下雪，大雪没腰，所有道路都被大雪覆盖，当地人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大雪若被风一刮，屋内就会结下一层冰。晚上睡觉需要戴上皮帽子，早上起来，眉毛、帽子和被子上都会落下一层霜。铺在身下的毡子全都冻在了炕上，想要卷起来，还需要用铁锹慢慢地铲。”

冬季大雪封山之后，塞罕坝几乎找不到一条能够通往县城的路可走，主要的交通工具马车也失去了作用。当地的人基本处于一种封闭和隔绝的状态之中。

气候恶劣加上道路闭塞，塞罕坝人冬季粮食严重不足。缺粮食，当地人就吃全麸黑莜面加野菜，大多数时候，人们只能吃咸菜配主食。

因为没有通电，除吃饭、睡觉和工作外，在当地生活的人没有其他娱乐活动。除了要忍受寒冷刺骨的肉体上的考验，人们还需要经受孤独和寂寞的精神磨炼。

如果不是愚公一样的人，谁会愿意去坝上这样的苦寒之地战天斗地呢？

转眼到了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北京城，春天是最为恼人的季节。虽然大部分时间里是蓝天白云、春光和煦，但说不准什么时候便会刮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沙尘暴一来，漫天的飞沙立马遮蔽了视线所及的一切，即使是最炽烈光亮的太阳，也变得像个昏黄暗淡的街灯。大风一扫而过，屋顶、窗台、街道上全都盖上一层细细的沙粒，路上遇见个熟人，哪怕遮着嘴寒暄几句，也会吃一嘴的沙子。

事实上，根据有关气象资料，20世纪50年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为56.2天，是如今的十倍有余。其中，发生季节以12月至翌年4月为主，4月时最多。

而北京之所以屡受风沙侵扰，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塞罕坝地区已经彻底荒漠化了，一片土黄、了无生机。塞罕坝的老人回忆往昔时，常常吟诵的一句诗“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描述的就是当时坝上的情景。

这样的塞罕坝，不仅无法扼住风沙南下的咽喉，反而成了沙漠不断扩大的“快车道”。

彼时，内蒙古高原大漠横亘、沙海相连，世界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沙漠，以及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呈扇形围聚，形成3000多公里的风沙线，居高临下“虎视”北京。

在北京东北方向，与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1400米左右，而北京海拔仅40米左右。有人形容，如果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堵不住，那就是站在屋顶上向场院里扬沙。处在低位的北京，毫无招架之力。

当时有专家测算，如不尽快进行治理，浑善达克、巴丹吉林等沙漠将继续南侵，不出50年，漠北风沙就将兵临北京城下。那时候就不单单是风沙弥漫了，迎来的将会是沙化的北京，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将变成一个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如果想要挡住从浑善达克、巴丹吉林等地向北京吹来的风沙，就要在其中间地区找到“一扇大门”，将大门牢牢关严，阻隔风沙。而在浑善达克沙地与华北平原之间，确实存在“一扇大门”，这扇门就是塞罕坝。

在塞罕坝还是木兰围场的时候，“落叶松万株成林，望之如一线，游骑蚁行，寸人豆马，不足拟之”。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塞罕坝的森林荡然无存，无法再阻挡风沙的入侵。

虽然当时塞罕坝地区也有围场县人民政府所属的大唤起林场、阴河林场和承德专署塞罕坝林场，经营着24万亩以白桦、山杨为主的天然次生林，但由于天气恶劣、技术人员短缺，造林成活率极低。

王焕忠是1957年到红泉沟牧场的，红泉沟牧场就是现在的御道口牧场，那时是农业部办的。红泉沟牧场是1950年成立的，那会儿农业部是农林牧副渔在一起，农业部第一位一把手是董必武，剩下的五个职位都是副部长。主抓林业的是刘琨，主抓农业的是张海哲。机构是农业部办的，没有这个牧场，机械林场就不存在，因为机械林场的地方都是在红泉沟牧场管辖内的。

当初，机械林场由武工队管着，1958年才建羊场，那时三道河口叫三间房，因为就有草房三间。王焕忠那会儿岁数小，19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管理员。

“1958年三道河口主要的任务就是开荒，那会儿咱们羊场开了800多亩地，燕子窑开了1000多亩地。为什么要开这个地呢？原因就是要种粮食，场子得自己解决人和牲口的粮食问题。那平地翻出来的土黑得不得了，沙化都是后来一年一年从西边刮过来的沙子，当时三道河口挖地一尺下都是黑土，土壤条件特别好，草长得特别高。我们翻地的时候怎么翻呢？我告诉你啊，这是窍门。这是谁出的主意呢？王贵，他是在苏联留过学的，是部队的，那会儿是牧场的机务队队长。翻地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间，都得先泼汽油，把草点着了以后，等草烧完了我们拖拉机才能进去开地，要不根本就开不进去。没事的时候就我们下河抬鱼，就那细鳞鱼都拿褥单子下去抬去，鱼多得很。褥单子就领导有，我们根本就没有，把机务队长那褥单子拽下来，绑上棍子，一抬就是一堆啊，我们在羊场和燕子窑开了一个半月地，基本上天天吃鱼。”王焕忠笑着说道。

刘琨

经营了没几年，树怎么种也种不活，几个林场的领导和员工也就泄了气，如果无法解决外调苗木在当地高寒、高海拔地区成活的问题，再怎么种下去，塞罕坝上也不会种出大片树林来：人怎么斗得过天呢？有林场负责人向当地政府请辞，让林场早日解散，让员工早点回家，莫要在此继续做无用功了！

然而，如果就此放弃，按照塞罕坝当时所有的稀疏的植被，相对于肆虐的风沙，这面脆弱的屏障无异于螳臂当车。

就在几个林场纷纷表示无力经营的时候，1961年着了一场火。这场大火是牛刚在五一牧场放的，这把火在全国来说都是很少见的。领王焕忠等上山打火的叫王琛，一个县团级干部，是中央党校的，岁数很小。当时火太大了，人根本上不了前。因为有1961年的这场大火，七八月份刚开始，农业部就来人了，北京也来人考察。塞罕坝迎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塞罕坝的命运。

1961年春天，一辆吉普车载着时任国家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琨同志驶进了中国林业部的大门。林业部部长紧急召见刘琨，自然是为了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问题。

此次会面，林业部部长主要是向刘琨传达国务院的相关会议精神。北京地区风沙肆虐，社会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环境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分关注，特授命林业部在北京上游风口地区开展防风治沙、建设绿色屏障的工程。

而防风治沙的最佳地点，正是塞罕坝。林业部经过研究决定，派遣经验丰富的刘琨同志带队，前往塞罕坝探查，并开展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的工作。

这一年，刘琨同志正好从张家口市的张北、康保、崇礼等县到承德市的隆化、围场县考察国营林场建设。

几家林场负责人由于工作开展不顺利，希望林场“下马”的声音自然也传到了他的耳朵，刘琨两眼一瞪：“共产党员为群众谋福利，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得管空气。连个林子都管不了，怎么为老百姓服务？”

众人听后皆是哈哈一笑。

其实，对于北京面临的荒漠化风险，中央主要领导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在北京上游风口防风治沙，打一场建设绿色屏障的硬仗”是保卫华北的唯一出路。1960年冬天，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的河北省林业工作会议上，林业部副部长惠中权已经提出，要在河北北部建立大型机械林场。

惠中权是林业战线上的老人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主持成立了榆林地区防沙造林局，营造防护林，取得了一系列防风固沙经验。可以说，他上得国家领导信任，下得老百姓信服。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承德专署林业局局长刘文仕更是直接建议，把机械林场建在围场县的坝上地区。

东北望，是坝上。听大家诉了这么多苦，塞罕坝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刘琨决定亲自上去会它一会。没几天，在寒风嚎叫、大雪横行之际，刘琨带领着一队踏察组，踏上了寻找塞罕坝新生的旅程。

10月末的塞罕坝，风寒刺骨，雪花飞舞。刘琨和几名考察队员坐着汽车，轧着地上厚厚的积雪，慢慢地向塞罕坝前行，生怕一个不小心汽车就滑出去。

从围场县城到坝上地区全都是爬坡路段，想要从围场去塞罕坝只有一条小山路可以走。由于道路崎岖、积雪较深，汽车开足了马力也只是“龟速”前行。眼见前方道路更加危险，在距离塞罕坝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刘琨就招呼大家一起下车，改骑矮马上坝。

刘琨一行人每天只能吃一些莜面和咸菜，他们冒着-40℃的低温，不停奔走，只有动起来，身体才会暖和一些。就这样，从坝上西部的三道河口，走到东部的北曼甸，刘琨一行人一直在寻找植物生存的痕迹。

在探查过程中，刘琨一行人眼见的全是一片片的衰草和雪原，在沙地上根本没有一棵树。除探查队的成员外，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荒凉的景象让人心生寒意。

在途中，他们遇到一座小庙，叫石庙子。这座石庙由十三块削磨见方的石头砌成，高约两米，面宽近一米二，进深一米。庙内有一尊佛像，身披红色袈裟，其旁有两名小童侍立。小童身穿满族官服。在庙门两旁，还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清得道千秋不朽”，下联是“塞北佛万古流芳”，横批则是“英灵千古”。

当地随行的一位同志向刘琨介绍起了这座庙的典故。传说，有一年康熙皇帝来木兰围场秋狝，突然间乌云密布，风雨大作。侍从请求皇帝回跸，康熙却说：“不能走，别说下暴雨，就是下红雨也不能回跸！”谁想到皇帝话音刚落，风雨停止，不一会儿，天上的云变成了赭红色，果真下起红雨来。

面对眼前景象，康熙帝颇为惊讶，心里想：此种情景，莫非是神灵显圣？正当皇帝疑惑不解之时，一只长着三条腿的金蟾从路边跳了出来，向康熙帝点头示意。康熙帝连忙下马，对金蟾说道：“蟾师放心，既然来讨封，朕就封你为‘塞北佛’吧。”康熙帝说完，天上的云雾便倏而消散，变得澄澈如洗。

听完这个传说，刘琨哈哈一笑，幽默地说：“这个皇帝不懂科学，破坏森林，自作自受。如果我们植树造林成功，改变了气候，我们林业战士就是‘塞北佛’。”

虽然刘琨时不时地和大家拉拉家常、开开玩笑，让考察的这一路“苦旅”多一点轻松的气氛，但所有人都明白这趟行程不光异常艰苦，更是任务重大：只要在这片荒凉的雪原上找到生命的迹象，论证出大规模植树造林具有可行性，那么北京城就有救了！

他们一口气跑了五道梁、五条沟，然而，除了塞罕坝漫天齐吼的黄沙与风雪，专家组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越往荒原深处行进，心里的热情之火就越微弱。

第一天，一无所获！

第二天，还是一无所获！

两天持续不断地奔走，让大家精疲力竭。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原上，真的有生命迹象存在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刘琨也有怀疑，但他心中的信念却从未有过动摇。他依然用幽默的语气与大家交谈，想要以此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面对茫茫荒原，没有一个人还能笑得出来。

漫天黄沙，不见树木，连个树根都没见到，这真的是历史上的“千里松林”吗？有的专家开始动摇了：上百年的滥伐已经彻底破坏了塞罕坝，当年那个“皇家猎场”只能永远地存在于史书之中，“要想在这里大规模植树造林，怕是异想天开”。

有一名专家找到了刘琨，说：“老刘，考察了这几天，该去的地方基本都去了，也没见到几个有用的东西。再说当地那几个小林场，造了几年林也造不出个气候来，这个地方怕是真要完了。要不咱们回去后提提建议，再另找一个条件好点的地方造林？”

听了这番话，刘琨不禁深锁眉头，沉默了几秒钟，只是轻轻说了句：“再多看看吧。”

专家所说的话不无道理，不要说在这里大面积种植树木，就是栽上一两棵树木，派出专人养护，都不一定养得活。虽然国家给下达了任务，但塞罕坝的现状实在是太残酷了。

事实上，刘琨心中的压力比谁都要大：林业部已经提出要在河北北部建立一个大型国有林场，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塞罕坝无疑是最合适、最有可能获事半功倍之效的地方，若把林场换到别的地方，不知要多付出多少的人力和物力。

国家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挣扎过来，好不容易得到缓一口气、休养生息的机会，每多投入一份人力物力，就相当于从本就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民手里夺食。最好还是能在塞罕坝建林场，但这需要能证明这一方案可行性的直接证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