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太炎文论概述
章氏文学思想也是如此，或更是如此。从总体上看，章氏试图在逻辑上对文学加以界说，设立文学评价的标准，但又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的文学和文化的差异性，故而又力图加以调解。此处说明：章氏文论仅是其述学文章的一部分。章氏所论之“文”，和现在以所谓审美、想象、虚构为主要指标的文学虽有相关，但也大不相同。因为章氏更多立足于对以文字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清理，更多从文字、文学与文化的相关联处着眼。所以，如何确定章氏文论的文本，也是一个问题。本书单为方便计，主要选取章氏述学文章中讨论文字、文化和文学之相关性的文献文本，兼顾其他文本，作为考察和研读的对象。这里先结合章氏一生思想历程，对所谓章氏文论范围及其变化作简要介绍。
第一阶段“前革命期”，大致指1902年以前章氏朴学研究和维新宣传之余而发表的一些文化、文学杂论。主要有《訄书·订文》（1898）、《拙存园丛稿序》（1899）、《广救文格论》（1901）和《征信论》（1901）等。此一时期，章太炎在政治思想上还没有和改良派分清界限，但就学术思想而言，已和康有为梁启超们的今文经学和维新宣传大有不同。章氏治学，遵循的仍是典型的朴学路数和思想启蒙，如《菿汉微言》自称“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章氏论文，推崇诸子史家之文，讲究质实雅洁，对文士之文则颇多针砭。在他看来，近世文士，尤其唐宋以降，行文往往没有内容，纵横使气，而又缺乏节制。在为日本友人馆森鸿《拙存园丛稿》所作后序中，章太炎指责宋代以后文章“皆自谓宗祀韩氏，气烦益嚣，宛转而不尽，或一言则十之，其冗费乃甚于徐、庾”，文章“言无检格、横流而不凝”。他认为，根本原因即在于“不课史与六艺之学，而恃其外强以取给者，惟患其无盈辞也”。他甚至仿顾炎武《救文格论》针砭时俗，撰《广救文格论》，论文笔之事，唯恐文士堕轻清之魔，沦入尚辞弱质之流。
章太炎认为，文化与文学不在于微危性命之谈，而在于重视音读训诂和典章制度，崇尚求实，要求以学术文章探究现实人事和历史文献的真谛，仍然基于传统朴学立场和角度而批判现实。他强调要遵循传统文化和文学的规范，用精确的雅言故训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为了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要勇于像韩愈那样“辞必己出”，造新词以表情达意。章氏后来《自述学术次第》（1913）云：“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犹凌次仲之填词，志在协和声律，非求燕语之工也。时乡先生有谭君者，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矣。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另外，此时章氏也已从理论上注意到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性。在收入《訄书》（初刻本）的《订文》篇里，他明确抱怨当代已不能像古人那样轻松自如地用语文来表达日益繁杂的现代生活和人事情理，而他在对宋元明清以来文章的批判，也已表明其作文存质求真的意志初步显现。从总体上说，章氏尚未系统探讨文学问题及其轨则，总体上沿袭朴学思路，强调“不学无以文”，对今文经学和近世文人进行严厉批评。此间章氏文学主要从传统朴学中来，不妨称之为“前革命期”。
第二阶段“革命期”，大致从1902年开始，到1913年为止。此间章氏革命不忘学术，不仅大力进行革命论战和宣传，企图热烈地改造世界，而且由于大量接触朴学以外的学术资源，由此开始冷静地解释世界，企图探讨世界的真谛。这一阶段他的革命冲动甚强，思想发展迅猛。其《菿汉微言》自称“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都溶入他的语言体系之中，并经由他的消化和吸收，而互相渗透、互相贯通，融为新的整体。在1906年到1911年羁日的几年间，他的思想和学说领导着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在所有的革命党人中，没有谁像他这么重视哲学。
章氏思想在当时革命派中最具革命性、前卫性和理想性。他建立了一个相当庞杂而又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其涉足之广，探索之深，超过了世纪初乃至整个20世纪的所有思想者。文化保守者如钱穆《太炎论学述》深以为怪：
太炎之学，可分为四支柱：一为其西湖诂经精舍俞樾荫甫所授之小学；一为其在上海狱中所诵之佛经；一为其革命排满从事政治活动，而连带牵及之历代治乱人物贤奸等史学理论；一为其反对康有为之保皇变法，而同时主张古文经学以与康氏之今文经学相对抗。而其崇信印度佛学，则尤为其四支柱中擎天一柱。……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乃依之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而主持新文化运动者，亦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近世则群敬以为大师，或目以为怪人。然固无知其立论之怪。
在笔者看来，是“怪”即章氏的革命性所在。章氏不断地完善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其细密的学术触手也伸向宏观文化和微观文辞领域，深入探讨他所谓“文学”的普遍规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文学思想体系。在这段革命与学问交互增益，因而思想最为剧烈的时期里，他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探讨一再深入，其深刻性与矛盾性往往并生而共存，其创造力也因此得到充分的显现。相关文论著述大量发表，代表有《文学说例》（1902）、《革命军·序》（1903）、《校文士》（1906）、《文学论略》（1906）、《论语言文字之学》（1906）、《语言缘起说》（1906）、《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1908）、《与邓实书》（1909）、《与人论文书》（1910）、《国故论衡·中篇·文学七篇》（1910）、《征信论》（1910）和《检论·订文·附正名杂义》（1913）等等。其中尤以《国故论衡·中篇·文学七篇》和《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为著，至为精严广大。
出于对现实生活和斗争的深刻体验，由于哲学思辨的深入和精进，章太炎以自己小学与朴学研究为基础，迅速形成自己的文论特色，大致可概括为：以从传统小学发展而来的“语言文字之学”为基础，以逻辑的方法，把“文”界说为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字文化”；建立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重申以文章“轨则”定“雅俗”，并基于现实文化变迁，力图“齐雅俗”，取得平等看视两大文化的视角；希冀由小学复古而文学复古，改造民族语文，保存国粹，再造文明，实现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此间由于非常激进，急剧前行，章氏时而采取逻辑界说的方法，严格界说文学，时而融入文化自信和审美理想，严厉批评古今文学，时而吸收齐物平等思想，调停雅俗文化落差。所以章氏文论既精深幽微，又尖锐不群，既有现实的基础，又不时流于高妙的幻想。总体上看，他的文化文学思想气魄宏大，义理艰深，而又多有臧否不群，孤独冷峭，其中有不稳定性、不成熟性，突出地表现出中、西两大体系文明，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文化在其内心深处的冲突。也正由于其胜义百出，且前后不尽相同，所以后代学人往往各执其一端，发挥到思想的极致，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各种联合和斗争思路的微妙景观。后代学人凡从章氏该期所学中得其枝而生发者，往往多成就为现代第一流学者。
第三阶段“后革命期”，从他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开始，南下江浙，定居苏州，直至病逝。由于中国政治的全面恶化和党派斗争的日益残酷，他不再迷信乐观理性和求真意志，由革命与学术相济，走向平情纯粹的学术研究。其学术思想逐渐失去过去的新锐性和革命性，却也渐得历史化的平实和中正。这一时期，其文论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文学渊源的梳理和批评，系统的成果体现为《国学概论》（1922）中的“文学部分”和《国学讲演录》（1935）中的《文学略说》。另外最为主要的是他基于“言文一致”的观点，在“白话文运动”十多年后发表《白话与文言之关系》（1935），表明自己的看法，引发诸多争议，乃至其弟子鲁迅的批评。此间他开始较为全面地清理中国文学的历史渊源与沿流，平抑文论和理想之间的落差。他比较客观地评价文学各家各派及其文学主张，甚至基于文化和文学形势，对他曾表示蔑视的桐城文派文论也给予一些肯定评价。他总结文学的基本规律，希望未来的文学“发情止义”，从人心、思想、感情出发，但仍然坚持要在相当程度上遵循历史所形成的法式体例，以此求得文学的进步。
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他的中正平和而宽容接纳他，章太炎的文学思想和文论似乎已然落后于时代，章氏文论也为汹涌的时代潮流所湮没。章氏念兹在兹的“文学复古”思想似乎并未实现，但作为其内核的语文变革思想因子，却启发着五四后学。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们继续革命，将其“言文一致”的思想向口语化一端发挥到极致，在现代教育制度的辅翼下，不期然获得迅速的成功。历史已然背对章氏。
章氏论文不同于现代落熟的、以审美为内核的文学视角。但是，章氏论文基于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累，尤其以现代语言文字思想为基础，所以文学思想和文论自成体系，在20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章氏文论随时代发展也有变化，比如从“前革命期”完全以朴学视野论文，到“革命期”逻辑地界说、评价文，并力图推动文学复古，再到“后革命期”沉落到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具体批评和历史总结。章氏文论和思想尽管潜隐着内在的冲突，但结合以清末民初中国文论和现代文化变迁的总体来看，仍具有一贯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宏阔而深远的“文”的概念。在这个概念背后，涌动着现代理性和文化革命的冲动，孕育着科学化和通俗化的冲突与调停，显现着不囿于文人一隅的总体文化视野，以及企图由“小学复古”而“文学复古”的“高妙的幻想”。这个逻辑在他的思想变化最剧烈的“革命期”有突出的表现，此后贯穿于他一生论文的始终。本书的任务就是揭示在古今中外文学和文化碰撞交融的十字路口章氏对“文”的再认，试图把握其革命性内涵，理解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7页；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页。
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转引自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648页。
钱穆：《太炎论学述》，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