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章氏文论研究的反思
在20世纪语境中，对章氏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却一直是难题。个中原因不难理解，由于五四在文言与白话之间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当代学人很难使章氏学术通俗化，使之得到普及。加上章氏著述“文笔古奥”，艰深难懂，博大精深的思想又内蕴在小学、史学、佛学、庄学和儒学面目的背后，连鲁迅也感叹“索解为难”
。同时，由于身处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章氏思想本身也存在着复杂性，前后也不时出现歧异和模糊的地方。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除了受到国民党等政权的权力压制之外，自五四以来，章氏学术一直受到新一代学人的挑战和遮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出现，使新一代学人有可能在各种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书写实践中，把章氏作为各种内涵的符号编织进形形色色的叙事中。历史著述以其独到的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平议方式，形成对前辈学者及其思想的极强杀伤力和抹杀力。显然不能排除这种历史的诡计对章氏思想、价值和魅力的掩盖。比如胡适，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把章氏文章和文论定为“复古”。以文学改良名世的胡适，其实对章氏的提倡国粹和“文学复古”有深切理解，并从中汲取诸多营养。他并不吝惜地把许多高尚荣誉都颁予章太炎，比如“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古文学工夫很深”，“《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章氏论文，很多精到的话”。但微妙的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章氏与“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联系起来：“但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家。他的复古主义虽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章氏作为老辈，对胡适的“及身而绝”的说法，恐怕也只有不置可否罢。可在那进化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谥称“复古”即意味为时代抛弃如敝屣；新一代学人就这样通过文学史笔法贯彻自己的“革命”意图。
1932年钱基博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则开始独倡反调：章氏论文宗尚魏晋文章，表面“复古”，其实针砭现实，追求文质精进，所以“造辞先求故训，穷理能为玄言”，甚至“自视高出时辈，不欲为伍”。钱氏著述自成一体，集以精详文献，探讨“文章得失升降之故”，其中褒章贬胡的蕴意显而易见。但在新文学已经取得统治性地位的30年代，钱氏声音实在微弱。1940年吴文祺撰《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潮》的长文，以四分之一篇幅重点讨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他驳斥胡适所论乃“皮相之谈”，章氏理想其实在文质相称，推崇魏晋文是因为它在内容上持论精审，在形式上起止自如，是因为它“好”，而不是因它“古”。章氏并不是古文学的结束人物，相反是新文学的开启人物。40年代中期，周振甫撰文肯定章氏“用研究朴学的精神来看文章”，但认为“其范围这样广大，……其实文字的意义，每每跟着时代转变，要是对每一个名词，都这样推求它最初的本义来加以解释，那一定是扞格难通的。所以我们说，太炎的文章论不无偏至了”。刻板化的进化观和现代指标的教条一旦树立，章氏文论总会归入复古或偏至。
5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评价章氏文论出现一种奇妙的二元论：一方面，既已把章太炎界定为革命派，那么势必就要强调章氏对革命宣传的重视，所以都愿意提及或重点分析章氏的《革命军序》，表彰这是“宣扬汉族过去文化文学的光荣，以激发对清朝的种族压迫的愤懑，这是为他的反清排满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另一方面，据说章氏坚持最宽泛的文学概念，“反对白话文运动”，批评龚自珍、魏源等先进思想家，所以高明者用阶级的“两面性”原理来解释章氏论文的内在矛盾，批判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思想领域上的封建性和落后性”，或者从现代启蒙的角度批判章氏“对个性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忽视”，或者干脆承继胡适的观点，批判章氏的“复古主义”，不一而足。80年代以来，学人愿意眷顾文学自身的特点，试图从思想体系上全面地把握章氏文论。这方面的努力以黄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和黄保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为代表，大都认定章氏文论只是对传统文学的总结，属于不成熟的近代文学思想史范畴。比如，黄保真高度评价《革命军序》，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宣言书”，最为激进，但就整体言，章氏仅仅提出“以最广泛的杂文学观念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体系”，“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是非颠倒，昏头昏脑的复古主义者和一个思想锐达，笔走雷霆的革命理论家，竟然是一个人！”
章氏文论难得现代学者承认，除了过去往往无法超越线性进化思路之外，主要有传闻的牵绊，阻碍人们对章氏文论的把握。其一是胡适所定谳的章氏“复古”论，其二是后人传言的章氏“反对白话文”说。前者在40年代已有吴文祺加以反驳，但影响甚微，未能拨乱反正。后者影响极大，甚至人们以鲁迅在30年代对章太炎进行批评为证；据说鲁迅《名人和名言》（1935）就是专门批驳章氏对白话文运动的反动的。至80年代中后期，有董国炎撰文详细考辩，认为章太炎并未真正提出过“反对白话文”的主张，恰恰相反，章氏主张“文不避俗”，在1910年与学生钱玄同一起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在文言白话之争非常激烈的1922年，章氏甚至提出过“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白话体可用也”的说法。可以看到，对章氏的解释和澄清也往往是防御性的，未能从整体上理解章氏文论，也未能把握章氏思想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章氏文论还没有得到公正评价。
综上所述，20世纪的章氏文论研究与它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是不相称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由此带来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首先是关于历史叙事的问题。现代以来，人们接受了文学史这一西来学术样式，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进行述评，这本是现代社会理性分工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但往往出现以科学或公理的名义，按某种进化论或某些政治化教条进行演绎的流弊。章太炎《征信论》（1901）也曾严厉地批评这一现象：
近世鄙倍之说，谓史有平议者合于科学，无平议者不合科学。案史本错杂之书，事之因果，亦非尽随定则，纵多施平议，亦乌能合科学耶？……今世之平议者，其情异是，上者守社会学之说而不能变，……盖学校讲授，徒陈事状，则近于优戏，不得已多施平议，而己不能自知其故，藉科学之号以自尊，斯所谓大愚不灵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著作，……是乃科举发策之流，违于作述之志远矣。彼所持论，非独暗于人事，亦不达文章之体。
章氏所论不免深刻片面，但也说明，如果过分地“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守“定则”而不能变，这样的叙事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持论。因此，要想使研究与历史和传统发生古今对话、发现意义，就必须时刻警惕机械、教条、主观、片面，必须时时反省研究背后的权力机制。有必要基于现实问题，透视历史，知人论世，促成今与古的对话和交流，才可能构成有意义的、历史的描述与评价。20世纪初情境的复杂和语境的具体，时时警醒笔者在研究章氏文论时要注意必要的还原和同情，对其中出现的矛盾面和低徊处尤其应如此。
其次是对五四的“神话化”保持必要反思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研究往往集中于五四，而对五四何以形成则非常忽略，且往往以五四为尊而卑视五四前后。其实五四也不是天经地义，保持必要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五四。反思并不是否定，而是强调要注意防止“神话化”地把五四抽空。百年现代之后的世纪之交，应当有勇气回到历史，把五四置放在具体语境中加以细察，领悟其时及前后的内外各种变数，从而真正理解和继承五四。如果说长期以来的叙事使五四的革命性具有某种独白主义的倾向，而把其他话语排斥在历史的边缘上，那么，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历史地回到“前五四”、五四和“后五四”，在具体语境中考察其来龙去脉。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深入理解中国文化转型和现代文学发生时的状态，研究以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王国维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思想者，与以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思想者（以及游离于两代思想者之间的思想者，如鲁迅）之间的思路承继、竞争和转换。在这方面，章太炎作为“五四前史”的革命派文化的领袖之一，提出“文学复古”的思路，力图把语文变革、文学革新和文化重建诸方面结合起来，在当时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因此，这一新思路是值得重视的，只有理解“文学复古”思路，把“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联系起来思考，才能形成历史的真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研究章氏文论的视角问题。许多论者看到章太炎文学思想中的小学背景，就往往贴上“朴学家癖好”的标签而不加分析，这未免有些简单。章太炎从传统经学走向现代，其思想资源必然继承了传统小学和朴学的许多东西，这是自然。但以小学为工具去思考文化文学的属性和品质，并不意味着守旧、机械，如传统朴学。在笔者看来，从小学亦即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考察文字、文学和文化，在20世纪初的文化和文学转型过程中，恰恰具有相当浓烈的现代性，甚至有着深层次的革命内涵。在章太炎这里，作为工具的“小学”已经超越了传统小学，超出传统意义上的训诂、音韵和文字之学。章太炎在《语言文字之学》（1906）中指出“小学”之名的不确切，主张把它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合些三者，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仅《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
章氏改名为“语言文字之学”，“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上的改变问题，而是反映了当时的语言学家，在思想上、理论上对语言学这门学科有了‘现代化’的认识。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始，而太炎先生则被公认为‘语言文字之学’的开山大师”。这当然主要是从现代语言学史的角度上给出的高度评价。其实不仅如此。在清末民初，章氏的语言文字视角，已被用来考察文字、文学和文化之所以成立及其相关性的研究，语言文字的视角已经成为他考察转型时期思想和学术问题的基础性视角。《国故论衡·小学略说》指出：
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
而1909年他在《致国粹学报社书》中解释自己的学术策略：
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周秦诸子，其堂奥也。
小学从低处说是教育普及的根本，从高处说是思想研究的基石，小学是基础，是素质。当代学者陈平原认定，单纯以小学研究或诸子学研究都不能概括出太炎学说的精妙，将语言研究与哲学分析相勾连才是“太炎学”最让人着迷之处。确实，站在世纪之交看来，章太炎学术和文论至今仍葆有其魅力的地方即在于，在那社会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切新旧的制度、文化、观念和价值都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对一切理论、学问和思想的检查都回到语言文字层面上，分析名理，刨根揭底，辨章源流，才能做到基于现实而不为时势和世俗所左右，才能通过文化基础真切把握文化传统及其新变。正是在把握语言文字在“文”中的基础性作用之后，章太炎得以从整体上把握文化的根本，并注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由此提出语文革新和“文学复古”的主张。所以，如果囿于现代文学落熟期的文学理论，缺乏对文字与文化、文学之间相关性的理解，就无法真正理解章氏“文学总略”论、文学“雅俗”论和“文学复古”论，就无法从整体上理解章氏文论的基本取向，也无法更好理解五四文学革命之所以生成的内在理据。
研读章氏文论，有一种局于学科界限无法跨越小学与文学之间鸿沟的痛苦。如何在理解章太炎小学思路的基础上，阐释其再认“文”的努力，领会章氏如何从整体把握文化的根本，及其在“前五四”时期的潜在的革命内涵，阐释“文学复古”的思想逻辑及其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呼应，这些问题对笔者而言是一个沉重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书前三章是对章氏文论内在思路及其现实针对性的研辨，后二章是对章氏文论思想的影响力的初步探索。仅仅是初探，是抛砖引玉，期待读者指正。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同上，第546页。不过，需要辨明：“文笔古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章氏文章学理精微，思想深刻，自然要求用雅正的、近乎注疏似的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在于他主张文章必要写本来的“正字”，反对写通假字。他本人熟习而一般人不认识的文字，确实大大影响了读者对他的学术和思想的接受，但他的写古字的习惯和一般写古字以自盖其浅陋者完全不同。
仅以章太炎的“提倡国粹”和胡适的“整理国故”为例，胡适为了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他就强调“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并且直接强调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启示意义。另，从总体上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一方面对清代学术传统发起空前巨大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又对清代学术传统，尤其是章太炎学术思想，有诸多继承。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1923年2月。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学林》1940年第3辑。
周振甫：《章太炎的文章论》，载《国文月刊》1946年第49期。
舒芜：《近代文论选·前言》，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10页。
比如时萌：《论章太炎的文学观》，载《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365页；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增订版，第297—306页；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2—1478页；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453页。
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253页。
董国炎：《论太炎先生的文学思想》，载章太炎纪念馆编《先驱的踪迹》，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
参见童庆炳：《古今对话——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策略》，《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陈雪虎：《整体逻辑及其问题》，《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
这方面值得关注的范例是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典范性研究，其重要论文《“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载《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对本书思路大有启发。
按，三者指以研究字形为主的文字之学，以研究字义为主的训诂之学，以研究字音为主的声韵之学。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陈平原：《〈国故论衡〉导读》，载《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导读部分”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