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太炎其人其学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曾更名绛，又因仰慕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学问和人格，故改名太炎。生于浙江余杭。少年时代从其父章濬、外祖父朱有虔读书，打下乾嘉朴学的根基，埋下了“种族革命”思想的种子。1890年，赴杭州诂经精舍师从学术大师俞樾学习经史，瑰意独行，不事科举。其间又问学于黄以周、孙诒让、谭献等朴学家和文学家，学业大进。于治学之余关心国事，1895年甲午战败，章氏激于民族危机，钦佩康有为等“公车上书”，至上海参加《时务报》的编辑，宣传变法维新。1896年参加康有为创立的上海强学会，开始与维新派梁启超、夏曾佑等交往。自此介入时政，撰述于《时务报》，并先后与宋恕共同编辑或主编《经世报》、《实学报》、《译会公会报》、《昌言报》，创建兴浙会和译书公会，宣传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因遭通缉而流亡台湾，常为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撰稿。1899年夏东游日本，首晤孙中山，返国后编定刊刻了首部文集《訄书》。
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组织“中国议会”准备“勤王”，章太炎以布衣学者挺身反对，割辫革命。1901年发表《正仇满论》，批驳立宪政体主张，倡言排满革命，再次被缉，走避苏州，又遭俞樾斥责，遂作《谢本师》，旋二次赴日。因与孙中山共商革命大计，发起召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2年回国后潜居家乡删革《訄书》，表明自己的政治和学术立场，划清与维新派之间的界限。1903年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积极推进中国教育会活动，变《苏报》为江南革命的喉舌。为驳康有为保皇谬论，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并强调革命舆论的重要性，震动内外。清廷与公共租界相勾结，逮捕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制造了使中外舆论大哗的“苏报案”。章系狱三年，从事苦役，备尝艰辛，然革命志士终不屈挠。
1904年他通过与狱外蔡元培的联络，直接推动了光复会的建立。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派专使迎至日本。章氏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演说，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在海内外影响巨大。后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接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编。此后，一方面，章太炎凭其精深学术辅翼其革命宣传，与竭力鼓吹保皇立宪的梁启超进行思想与学术论战。傥言核论，以时发舒，《中华民国解》、《讨满洲檄》、《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篇辨名分，申正义，天下震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大力研究国粹，撰述论文，交由上海的《国粹学报》杂志出版。羁日期间，章太炎又主持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为留日学生讲授中国语言文字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他曾为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人开设一个特别班。1908年，清政府与日本当局秘密交易，由日本当局出面封禁了《民报》。章太炎坚持战斗，同时继续留在日本讲学。1910年2月，与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总部设于东京，他被推为会长，兼任光复会通讯机关《教育今语杂志》社社长。
武昌起义爆发后，章太炎由日返国，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口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孙中山聘为枢密顾问。后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又委为东三省筹边使。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后，章太炎只身赴京，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世凯派兵软禁。他两次绝食抗议。软禁于北京期间，章太炎再次修订《訄书》，改名《检论》。又与弟子论学，口述《菿汉微言》，由弟子吴承仕笔录。还手定《章氏丛编》，刊刻问世。1916年，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获释南归，为严防帝制遗孽继续作祟，他大声疾呼：“宗社党有新旧之分，复辟论有满汉之异。”张勋复辟和段祺瑞专政时期，章氏与孙中山一再联合发表通电声讨，并联袂赴粤，发动护法战争，任军政府秘书长。章氏为了争取广东军阀和西南军阀，奔走于广东和西南各地，处处碰壁。护法战争失败后，寓居上海，发愤杜门。
章太炎专研学术，于1923年创办《华国月刊》，提倡国故。后又周旋于封建军阀、反动官僚和国民党右派之间，反对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联名发表《护党救国公函》，并组织辛亥同志俱乐部。后提倡“联省自治”，被吴佩孚聘为修订礼制会会长，被认为是反动军阀反对“赤化”和北伐的代言人。蒋介石独裁政权建立后，章太炎斥责他攫夺国民政权，实为叛国，主张“国民应起而讨伐之”，被国民党目为“危害政府”的“反动分子”和“反动学阀”，明令通缉。章太炎退居书斋，鬻字卖文，自称“中华民国遗民”。所以如鲁迅所说，“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不得不从事学术和讲学。“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于是成为“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9·18”事变后，痛斥蒋介石辱国丧师，反对他“以剿匪名义，自图卸责”，遂奔走于京沪之间，呼吁抗日。1935年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1936年6月14日因鼻衄等病恶化，逝世于苏州。去世前十日，他还致书蒋介石，要求抗日，并建议以察哈尔一省之地“付之共党”，容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赴前线抗日。
鲁迅一生对章氏都非常敬重，尊称先生，晚年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赞曰：“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一方面出于对一些国民党当权派和政客文侩的义愤，鲁迅力陈老师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伟大功绩，另一方面不满于章氏弟子只看学术而忘却其革命功绩的做法，所以申言章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基于形势，强调其革命功绩。其实“有学问的革命家”既突出太炎先生“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上，而且包涵太炎先生“革命不忘学术”的思想追求和文化活动。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的三十年里，章太炎一面周旋于各地政治界，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演说、宣言和通电，一面从事学术研究，开办各种国学讲习会，教书育人，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良多。
在整个20世纪，虽经很长一段时间的压抑，章氏思想、学术和精神历久而弥新，其光芒终究不可磨灭。章门弟子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表彰老师：
试看满清一人的学术，惟有语言文字之学，就是所谓小学，的确超轶前贤，光芒万丈，其余多是不振的。……民多忌讳，所以歌诗文史趋于枯窳；愚民策行，所以经世实用之学也复衰竭不堪。使一般聪慧的读书人，都只好钻入故纸堆，做那考据训诂的学问。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
许说不无溢美，但足见章氏影响。现代学者钱穆看重其爱国史学：“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其惟在太炎乎！”而思想史家侯外庐则大力表彰其现代意义：“太炎之为最后的朴学大师，有其时代的新意义。他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亦是乾嘉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太炎在打破传统的依违局促研究的时候，非常英勇，然而他在建立他的哲学体系时候，则又皈依庄生，看来是矛盾的，然矛盾正是当时农民独立活动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中之思想缩影”，体现出“思想上的农民气派”。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来的新人与旧人的若干尖端的代表者，同时出现在章氏门下：所谓新人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检斋、沈尹默和沈兼士等人，旧人如黄侃等。章氏学术和思想曾产生过极为广泛的影响，即在五四时期，章氏思想和学术仍然显现很大的魅力。另一方面，章氏曾经揭示或触及到的关于文化发展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终究要在五四这一代人手中得到明确而急迫的解答，并且持续地在20世纪的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中发挥着绝大的近乎压迫性的影响力。太炎先生确实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国学大师，最有学问和思想。
章太炎承继清代朴学，并基于时代境遇，将之发扬光大，平生述学论政之文非常宏富，部分刊布于同时代或与他本人相关的报章中，如《时务报》、《苏报》、《国粹学报》、《民报》、《庸言》、《华国月报》、《学林》、《制言》等，主要著作则收入下列丛书、专著或文集中：
《訄书》（1898，苏州木刻本）
《国故论衡》（1910，东京秀光社版）
《章太炎文钞》（1914年，上海中华图书馆版）
《章氏丛书》（1915，上海右文社版，其中主要著作有《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并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均语》一卷，《庄子解故》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检论》九卷，《太炎文录初编》五卷）
《章氏丛书》（1919，浙江省立图书馆版，较1915年上海右文社本多《太炎文录补编》一卷，《菿汉微言》一卷，《齐物论释》一卷易为《齐物论释重定本》一卷）
《章太炎的白话文》（1921，上海泰东图书馆版）
《国学概论》（1922，曹聚仁整理，上海泰东图书馆版）
《章氏丛书续编》（1933，北平版，其中主要著作有《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微言》六卷）
《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著特辑》（1936，苏州国医学校版）
《章氏丛书三编》（1939，上海版，其中主要著作有《太炎文录续编》七卷，《清建国别记》，《自述学术次第》，《自定年谱》，《古文尚书拾遗定本》）
《章太炎全集》（1982年开始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目前已出至第8卷）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章氏一生的最大的功绩在于“革命”与“学问”相济，并且这种斗争精神最突出地体现在清末民初的1902至1913年这段时间里。此间章太炎通过日本学术，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各种学说，思想上的变革非常激烈。1900年，直接以布衣投身革命，至1902年已与维新派彻底划清界限，从而站到了时代潮流的最前沿。1903年到1906年在上海系狱期间，章太炎又受到佛学思想的训练，学术日益精进。其后长期流亡日本，政治上继续鼓吹排满复汉，从事革命宣传。但革命不忘学问，并且大力从事讲学，直至辛亥起义后归国。其间大量接触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和德国近代哲学，又精研佛学、小学和庄学。更由于生活遭遇的种种变故，体验最为深刻卓绝，故而思想也最革命、最活跃。汪晖的概括比较精当：“处于上升之势的革命党人与康、梁等流亡者之间展开了正面的政治论战，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思想氛围中，章氏不仅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社会政治主张进行严厉批判，而且试图重新构筑一个与以‘公’、‘群’和‘进化’观念为基础的科学世界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他公开提出并阐述了‘中华民国’的观念，同时也在哲学上论证了他的新世界观的一系列核心观念，如‘个体’、‘自性’、‘齐物’、‘平等’等等。这些观念早已超越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范畴。”可以说，这一阶段章氏思想和行为极为敏感、极端和新锐，精神也最为震荡和紧张，其思想历程不妨视为对革命真理的追求，所以鲁迅极为看重。
革命与学问本无严格的对立，但由于20世纪的独特历史环境尤其在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复杂语境中，它们似乎出现一种暧昧的对立关系。这里有必要简要讨论章氏一生如何处理“革命”与“论学”、“真谛”与“俗谛”之关系的问题。1914至1916年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期间，章氏口述《菿汉微言》，概述自身学术变迁和思想变化的脉络：
思想变迁之迹，约略可言。……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章氏自谓平生学术有一个开始“转俗成真”，最终“回真向俗”的过程。首先要分辨“真”与“俗”。“真”和“俗”这两个字包涵丰富的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文化阐释和历史秘密。在章氏的思想形态中，存在着许多两极对待的概念。比如训诂与义理，朴学与文学，知识与道德，宗教与无神，社会与个人（众与寡、群与独），物理与身心（物与心，或格物与良知），经验与理性（现量与比量，或践行与玄言），绝对与相对，求是与致用（是非与功利，或学术与事功）等等，它们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对它们，章氏一方面想取得统一的平衡，却不愿做折衷主义的和事佬；另一方面又必须因时因变，进行价值上的选择，这就使得他对事物的评价，外人看来时常自相抵触、前后反覆，甚或不讲分析或不识大体。比如早期康有为搞托古改制，明明是为了变法，可是在章氏看来，虽是也认同进步但颇以为俗，所以用朴学征信之学与之对抗，到后来干脆挑明了逐条反驳。吴稚晖指责国粹为无用，宗教和哲学亦无用，本出爱国热忱，章氏则以“玉卮无当，虽宝非用”相辩，指责他是投机主义和实利主义。这里不得已要做个大致的区别：所谓“真”，大体指向理性与理想，力图发现宇宙究竟、人事本然，当然也为“无我”和“断执”。“真”的精神，即专求理相，但审是非、不计利害，讲胜义、求真谛，是非以“存乎己者”为主，高调个人，因此往往也偏于主观，在方法上以“忠”为主；所谓“俗”，多基于现象界与历史片断，为“众生之我”。“俗”的精神，往往兼顾事相，偏重于约定俗成的考虑，不排斥功利与实用，说方便，立假有，是非以“系乎他者”为主。因此往往在客观上兼顾群众，强调“恕”的方法。在思辨的意义上，历史是具体的、分别的，属于俗谛，而哲学是抽象的、无分别的，属于真谛。从功能的角度上而言，求是为真，而致用为俗，往往有知识与道德的分途并进。当然，从整体上看，俗是真之动，真是俗之体，二者的相互联系与依存又表明两个世界原不能分离。
所谓章氏思想变迁的“从俗转真”与“回真向俗”，大致说来，是从传统经生儒学出发，经由西学、佛学、庄学，最后回复到现代语境中的现代国学。章氏以儒学经师出身，看重史学征信，但在世纪初受西学刺激，使他能够等视九流诸子，不独尊儒术，不排摈佛家，并由史学上升为哲学，把佛学正大光明地纳入到思想的天地之中。同时他又借着佛教哲学中的触媒，认识到儒学中的形而上学价值，最后创造性地发掘和认同儒家深厚的现实精神，不得不顺流而下，开始向俗。换句话说，由于章氏在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一度在科学化、理性化的时代大潮中走上了“真界”的高峰，企图树立一种绝对的是非与价值，超越现实与常识，超越法律和公理。然而他内心深处又很明白这种孤绝的价值与世俗之间的巨大矛盾，他只好借着佛学视野中的《齐物论》庄学的枢纽，开始“回真向俗”，试图“以不齐为齐”，来调和真俗之间的冲突。最后，还是只好“随顺世俗，不求立异”，把是非价值的树立与选择，交到社会中的个人的手里，让个人的内心来认识，让个人的行动来实践，不论知识与道德，都须在一心中做去。
“真”与“俗”这两种品质时常对立而冲突，事实上又互补而共存，这只有在世纪之初章太炎这样的具有高度自觉和反思意识的现代文人知识分子身上才会出现。换言之，只有在20世纪初的多种现代性正在生成和竞争的格局中，各种对立的思想意识成为一种总体格局内化到思想者的心灵之中，这种紧张和张力状态才会出现。知识分子完全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只有在对纯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而“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克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雄浑的章氏学术中“真”和“俗”的共存局面和流动跃迁，完全是现代中国学术自发端以来即已出现的科学化思路与世俗化思路之冲突的反应，而这也正是其思想的现代性张力的体现。
朱维铮称“此狱造就他的反清革命首席代言人的地位”。参见朱维铮：《〈国故论衡〉校本引言》注15，《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47页。
应该说，章氏论学与论政一直是比较有自觉区分的，但其间的界限和平衡常常也颇难拿捏。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其政论往往是学者的论政，理论性很强，牵涉故事也多，往往兼顾方法，所以反对急功近利，但在政治家看来又显得不够切实，而其论学也常常因自身某种主导性、精神性的信念，不免渗透着政治化的见解。或许也正因此，鲁迅以这样一个评价突出了章氏的学术思想个性。但这也增加了日后学院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辨析和把握的难度，毕竟时空暌隔，而伟大思想家的心灵又那样难以接近；不少一流学者因此而起争议。参见孙万国（即谢樱宁）：《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兼论太炎思想的两个世界》，载《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307、358—359页。
许寿裳：《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851、856页。
有学者甚至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文史教学和研究之人事变动的角度上考察民初文学思想的消息和变动。参见陈方竞、刘中树：《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2期。
侯外庐甚至认为鲁迅其实是在章太炎曾经提出问题而后又回避问题（即所谓“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地方开始起步，经过时代的洗礼而获得光明的：“太炎弟子鲁迅，是和太炎有脉络可寻之处，鲁迅在民初，据其彷徨自述，深感到锁在一个铁屋里面，漆黑不见光明，他说自信看不见光明，仅挣扎着姑且假定有光明，亦在历史的按排上彷徨起来，故阿Q的Q（Question）是以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提出来的，一直到北伐前后，他才对于世界有了答案……太炎和鲁迅的同点，在于对于拆散时代的怀疑，而异点是太炎走入悲观以至于离开问题，鲁迅由彷徨以至于提出问题。我们在鲁迅言论里只见到有崇敬太炎的话，而没有批评的话，知道颇有时代痛苦的一致感慨，不仅师弟关系罢了。……”参见侯外庐：《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载《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5—106页。从总体上讲，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其实一直追随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在五四前也一直彷徨于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之中，五四期间假定光明的存在，而北伐期间相信有了答案，大革命失败后才找准了斗争的方向，但也仍然保持高度的反省。
关于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研究，主要见本书参考文献。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12页。
此处“真”与“俗”辨析参考综合了多位学者意见，参见孙万国：《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兼论太炎思想的两个世界》，载《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9—368页；吴方：《说“士”：重读章太炎》，载祝勇编：《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皮埃尔·布尔迪厄：《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赵晓力译，《天涯》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