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长期以来，对现代中国美学和文论思想的溯源往往到清末民初，而对清末民初文论思想的研究，又常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中心。确实，作为奠立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思想主要红线的思想者，梁、王二氏在世纪初树立的文学观念，如同钟摆的两大不同方向，一者摆向功利主义的政治诉求，强调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一者摆向审美主义的情感化诉求，讲究文学独立和主体审美。这种格局在20世纪美学和文论思想的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80年代以来学界对梁、王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文论思想及其当代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挖掘现代内涵。或者如另外一些学者，从个体信仰和文化理论的角度反思现代中国美学的症候。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功利主义、审美主义二元对立的张力格局，围绕“美”“善”两端而只着眼于政治，而另一些研究基于西来宗教思想也忽略20世纪中国思想对“真”的诉求。其实在20世纪的文艺审美思潮中，对“真”的诉求也是不容忽略的粗粗的红线之一。本书试图考察章太炎先生的文论，认为章氏在文论方面基于“真”的诉求的思路非常突出，并且章氏思路在清末民初影响巨大，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之间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五四以来形成的主流叙事，往往把章太炎定位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殿军，从而忽略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的思想成就和实际影响，忘却甚至漠视其文学思想和文论的革命内涵。其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前后数十年内，民族危机层出不穷，传统文教和学术逐渐崩解，文化重建的思路蜂拥奔竞。作为现代中国最初一代的思想巨人，章太炎与梁启超、王国维一样，竭力探索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文化思想和号召发挥着独到而深刻的影响。就文论而言，他的文学思想和文论自成体系，虽则其语言古奥难懂，但其中涌动着求真、存质、理性的革命激情，孕育着现代文化科学化和通俗化的内在冲突，并且经过章氏的努力，其文学思想和革命意识在知识界的爱国学者和热血青年中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勇往直前、不断进取的学者和青年中，这种影响一度不在梁启超之下。因此，侧重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章氏文学思想和文论，阐释其革命性内涵，并结合历史文化语境探讨章氏文论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初步发掘章氏文论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钱中文：《文学观念：世纪之争及其更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学者刘小枫基于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审查，梳理出一条自王国维至梁漱溟再到宗白华乃至当代李泽厚的汉语审美主义的线索，认为自20世纪初直贯当代的汉语审美主义思潮其内旨在于强调维护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以及以艺术代替宗教，是为“华夏智慧的传统”，并且这种审美主义突出强调中国传统的智慧风范之高超，甚至认为足以消弭希腊—拉丁语精神世界身陷其中的困境。刘氏略带讥讽地指出，在八十、九十年代日趋完善的汉语审美主义与欧洲浪漫思潮孕生的现代审美主义话语在审美一元论上达成一致诉求，不仅在理念上同构，而且从知识社会学来看都是现代社会演化中形成的文人话语，尽管在社会实在层面，汉语审美主义并没有欧洲审美话语赖以成型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所以现代汉语思想论述“经常有如空穴来风”。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8—320页。
章氏影响可于民国初年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材得到求证，如：谢无量编《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之“绪论·文学之定义”部分；朱希祖编《中国文学史要略》（北京大学1920年铅印本），载陈平原辑《早期北大大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1930），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另，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对“真”的渴求一直是文艺审美思潮的主流之一，但这一潮流幽微难言，学界或文论界对此多有忽略。
不少研究把以章太炎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文学思想及当时文论的总体格局判定为“改良派的积极性”和“革命派的消极性”。参见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453页；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第5卷，北京出版社1987版，第230—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