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搁置的现代性景观

王一川

谈论我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不能不上溯到晚清。正是在那古典衰落而现代学术勃兴的转折时段，可以发现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发生学讯息和代码。怀抱这意图而回溯晚清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聚焦于梁启超与王国维这两大开创性人物，从中发现文学功利主义思想与审美主义思想的萌芽。然而，陈雪虎博士的这部博士论文偏偏选择了另外一位复杂和矛盾的焦点人物去研究，这就是一向被视为古典文学思想的末世拯救者而非现代文学思想源头的、既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语）却又竭力主张“文学复古”的章太炎。拿一个集政治“革命”与文学“复古”这对矛盾于一身的争议性人物来研究，确实需要特别的勇气和胆识。我以为这一直面矛盾的工作是有价值的。由于章太炎文论及其思想不仅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地启发和支持的作用，因而这一研究有助于厘清现代文论的发生学状况。

雪虎果断地走出前人研究中简单的“文学复古”论漩涡，重新构建起清末民初文化语境和文论格局，由此给章太炎及其“文学复古”论予以重新正名。他指出，章太炎的文论是一种远比今天的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文论更为宽泛的文论，其基础是章太炎的语文现代性的文化重建思路。这里的语文现代性，是立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体性而展开的现代汉语文体和语文等的建设过程，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文体和语文。对革命家章太炎来说，正确而富于创造性地运用民族语文去表情达意，追求“宁为求真，不为径便”的境界，正是语文现代性的核心。这就成功地把那个时代里章太炎的独具特色的科学“求真”的革命意志和文化重建激情重新描摹出来。

雪虎在研究中发现，在章太炎文论的内部存在着一种等视雅俗的理念。这是颇有见地的。这就是说，章太炎的文论带有一种“齐物论”思想，受此启发，他倾向于平等地看待雅言和俗语，并且力求平抑现代“求真”和近世“通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章太炎看来，现代新的民族语文应当努力在文化上层与下层间遵循各自的既定轨道运行，分别为偏于理性而追求真理的士君子和偏于朴素而追求日常生活的民众服务，由此推进雅俗文化的共生与互进。应当说，揭示章太炎的这一等视雅俗的观念是很有用处的，有助于认识他的文论的内在矛盾的症结所在。我以为，章太炎完全有理由主张等视雅俗，因为后来的文坛发展证明，雅俗分立及各行其道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过，这不能掩盖他的致命“失误”：不选择创造新的现代汉语而回到“复古”的老道。也就是说，他并非对新的全球化力量缺乏切身感受，也并非简单地敌视现代性进程，而只是“错误”地选择了不合时宜的“复古”之道去试图看护新的现代生活体验或现代性体验。

这部书还注意勾勒章太炎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线索。第四章梳理了“五四”时期胡适和钱玄同的文论，论述他们如何从章太炎文论的“言文一致”思想中汲取启感，推进白话文运动。这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章太炎对“五四”的影响。第五章进而考察“五四”前鲁迅和周作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同乃师章太炎之间的联系，点明了周氏兄弟一生坚持的直译思想与章太炎文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对鲁迅的翻译理念的生成提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说到底，这部书包藏了一个颇有雄心的意图：在晚清文学思想格局中给章太炎文论和文学思想挣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作为现代思想家，章太炎的文学思想自成体系，涌动着“求真”“存质”的、理性而又革命的激情，同时又试图平抑现代“求真”和近世“通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思想在辛亥时期及“五四”时期发挥着独到而深刻的影响。应当说，这一意图无可厚非，而这种探究也值得鼓励。

不过，在肯定这种探究意图的同时，我觉得更应当分辨的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如何来历史地评价章太炎文论的这种地位。这时，我发现章太炎当年无法不面对一种深刻的历史尴尬：他的“文学复古”方案如果置身在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渐变语境中，是应当有理由走向成功或部分成功的，因为渐变语境有可能促成有意识的、以“文学复古”为特征的现代性方略取得成功；然而，当这种方案确确实实地被抛入一种相反的激变或巨变语境里时，就只能面临被搁置的命运了，因为飞速奔泻的现代性激流来不及留驻水土不服的复古方案。对于章太炎的这种历史性尴尬，今天更应该有着清醒的觉察。但这样说并不等于可以无视章太炎文论的特殊历史价值：面对新的生活体验而试图回溯语文传统，这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选择。在这方面，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方案的“革命”性仍旧值得重视。甚至他的重“复古”而轻创造的语文现代性方案，至今也仍旧是我们的语文现代性路途上的一片被搁置的耀眼景观。

远在多伦多大学访学的陈雪虎博士来函嘱我写序，于是写了以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