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民国十六年（1927）章士钊在《甲寅》上评吕美荪《巽言》一文曰：“曩淮南三吕，天下知名。^[1]。“淮南三吕”为光绪丁丑年（1877）进士吕凤岐之三女，即长女吕惠如、次女吕美荪、季女吕碧城。吕氏三姊妹之母为来安严琴堂孝廉之女，又是武寅斋太守（武凌云）夫人沈善宝之外孙女。吕氏三姊妹以清芬之后，各怀奇才，并卓绝奇。她们又承家学，值过渡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广泛交游，积极兴办女学，倡导女权，著文立说，擅旧词华，在当时远近闻名。

吕凤岐生有两男四女，两男早夭；四女吕贤满（1888—1914）一生投身教育事业，病逝于厦门女子师范女学，年仅二十七岁，留有9首诗，被收录于《季妹遗稿》。虽华年即逝，但她的诗有一种天然的灵性与天生的忧愁，显示出一位具有诗人素质的女诗人的那种轻灵与敏感的气质。因其词作境界未成气候，本书不将其作为研究范围。

吕碧城（1883—1943），原名贤锡，字遁天、明因，后改字圣因，法号宝莲；别署兰清、信芳词侣、晓珠等，安徽旌德人。她才华横溢，名噪一时，深得樊增祥、易顺鼎、龙榆生等人赞赏。吕碧城著作甚丰，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吕碧城心比天高，一生涉足政界、商界、文坛、佛界。但她命运多舛，饱经忧患，独身终老。1904年后她曾相继担任《大公报》编辑、天津女学堂总教习兼国文教习，1911年8月辞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和监督之职。随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她也曾在上海与西洋人做生意，获利颇丰。1920年后她三出国门，游历欧美，长达十三载，期间也间歇返国，并于1930年在英国伦敦皈依佛法。1943年1月病逝于香港东莲觉苑。

吕美荪（1881—?），初名贤，字仲素，后改为清扬，又改为美荪。15岁失怙，居家事母；20岁后，至天津任北洋女子公学教习兼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之后任奉天女子学堂教务长，女子美术学校教员、名誉校长；30岁后吕美荪曾在闽沪女学、江苏师范女学任教。1930年，吕美荪在青岛小鱼山畔建起一座依山面海的别墅，斋名“寒碧山庄”，自称寒碧山庄主人，因青岛是齐国故地，又自号“齐州女布衣”。吕美荪定居青岛后，创作甚丰，写了不少诗文，和全国诗词家们常有信函交流。她和梁启超、赵尔巽、吴郁生、于元芳、黄公渚等人皆有交往，并互有诗词唱答。1935年吕美荪将想出国考察的夙愿告知当时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得到支持后，沈鸿烈为其办理护照。1935年9月25日，吕美荪由青岛乘船起航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她以民间学者的身份拜访了中国驻日大使、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等社会名流，亦拜访了日本“艺文社”等诗词社团，与日本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影响颇大。吕美荪回国后著《瀛州访诗记》，书中记述了其访日过程，并收录了当时所作诗作。吕美荪是清末民初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于元芳评曰：“惊为海内巨擘”（《葂丽园诗再续》序）。

吕惠如（1875—1925），原名贤钟。20世纪初，曾任教于北洋女子公学，她多次在《大公报》上发表诗词。清宣统年间，吕惠如任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民国十四年（1925）秋，殁于金陵。吕惠如诗词多半散佚，吕美荪仅于友人处访得四诗，名为《清映轩遗稿》，将其附录于《静然斋杂著》。吕惠如去世后，吕碧城得其词一卷，将其命名为《惠如长短句》，附于《晓珠词》之后，一同出版。

吕氏三姊妹的经历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从她们的心灵世界可以折射出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民国知识女性的真实处境。她们以一种敏感的心灵审视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同时以坚韧的毅力追寻着自己的理想。吕氏三姊妹早期拥有着共同的追求——投身女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吕氏三姊妹亦是中国近代女性教育先驱者。当时闻名一时的北洋女子公学曾是三姊妹共同耕耘的园地，大公报馆也曾是她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她们通过当时的媒体报纸来抒发自己的想法。她们虽然来自同一个家庭，早期曾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朋友；但在后半生，她们的人生道路迥然有别，加之性格的不同，故而形成了光彩各异的文学创作风貌。

吕氏三姊妹是清末民初一个重要的家庭文学团体，她们当时的思想及文学创作反映了清末民初文风的转变，折射出清末民初女性文学的斑斓色彩。她们的文学观别有特色，并通过教育园地对当时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清末民初文论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吕氏三姊妹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她们交游广泛、以文会友，与当时文坛名人如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梁启超、康有为、严复、袁寒云、费树蔚、龙榆生等多有唱和，对清末民初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吕氏三姊妹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系统阐释她们的文学理论及创作，确定她们对清末民初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了解清末民初文风之嬗递以及当时整个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选择吕氏三姊妹作为研究对象，也希望能对清末民初女性文学研究和家族文学研究略献微薄之力。

吕氏三姊妹著述甚丰。然而，对于这三个家学渊源深厚的女性作家，学界的关注力度仍显不足。21世纪以来，虽然学界对于吕碧城其人、其作的研究呈现出“渐热”的趋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者大都把眼光投向吕碧城生平及其词作的研究，对吕碧城诗和文的研究还是少有问津，相关论文寥寥无几。事实上，只有将吕碧城的诗、词、文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研究，才能准确地评价其文学贡献。而对吕氏家庭其他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为罕见。

具体而言，有关吕碧城其人其作的研究情况如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吕碧城研究寥若晨星；之后，研究不断升温。21世纪，已发表的吕碧城研究论文有80余篇（包括序、跋和8篇硕士论文）；专著5部（按：主要是吕碧城作品的整理）。其中，有的简述吕碧城办学、办报经历，或是简要地介绍其生平事迹；有的讨论她学佛的经历及在佛学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有的考察其交游情况或教育思想。20世纪90年代之前对吕碧城词做研究的较少，大多是词集序、跋或只言片语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之后，吕碧城词研究逐渐升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1世纪以来吕碧城作品的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和《吕碧城诗文笺注》为吕碧城诗文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由此可见，吕碧城的家世生平、思想、社会实践，以及词作研究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纵观全局，对于吕碧城其人其作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深入：第一，关于吕碧城到底如何经商致富、姊妹之间为何产生矛盾等疑问，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有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新的材料，做详细的考证。第二，吕碧城的佛学思想值得关注。吕碧城编有中英文对照版《法华经普门品》，著有《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观音菩萨灵签》和《劝发菩提心文》等多种佛学著作。从其著作可以看出吕碧城的佛学思想是很丰富的，但学界对此仅关注其戒杀和护生方面。笔者认为在吕碧城佛学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方面应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第三，吕碧城的诗、文研究相对于其丰厚的创作而言更显不足，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待加强。第四，吕氏姊妹的作品尚待补遗。正如李保民在《吕碧城诗文笺注》之“前言”中所言：“尚待钩沉的散失在各种报纸杂志中的吕碧城文章一定还有不少。”关注近代史料，补遗吕碧城作品，对未来吕碧城的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总之，笔者力求在对吕碧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吕氏三姐妹的生存状况、思想状况，以及她们的诗、词、文创作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比如，本书将从特殊时代的社会因素、“本是同根生”的家庭因素以及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及其心态的角度考察她们的思想渊源，揭示她们创作的文化动因；又从诗、词、文本身的发展趋势来考察三姊妹的文学创作与清末民初文风的关系。所有这一切皆立足于原始文献和具体文本。通过文献梳理和文本细读，一方面希望能客观地把握三姊妹诗、词、文创作的实绩，一方面也希望兼用比较的方法来揭示她们创作中的同与异，努力做到知人论世，进而准确地评价她们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