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PREFACE

介于清王朝与共和国之间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旧的色彩不断地剥蚀褪去，新的思想因子也在持续地积聚化合。在这样一个敏感甚至锐感的时代，新旧相摹相荡，稍有风云激变，便可吹皱一池春水。“吕家三女一世奇，各树坫坛称女师。”一个才女闯荡世界，已足称奇，何况一门三女?何况三女各擅其长，介入文学、教育、商业、政治、佛学各界，且并有声誉?从这一意义来说，章行严的“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叹，应该不只是他一人之叹，也是当时一世之叹。

所谓“淮南三吕”，即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三姊妹。这三姊妹既各怀异禀，又承清芬之后。其父为光绪丁丑年进士吕凤岐。吕凤岐为官的一面且略过，难得他秉性淡泊，无意仕进，五十之年便辞官隐退，在六安兴建了长恩精舍，坐拥数万卷藏书，读书吟诗，以书画游览自娱，女儿们也因此早早得到诗文天赋的启蒙。其母为清代著名女诗人沈善宝之外孙女，沈善宝著有《鸿雪楼诗文集》，她“以诗文考婿，应者甚众”正是清代一桩广为流传的雅事，吕母能诗也就不意外了，《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即收录其两首诗歌。三姊妹得此学缘，再加上民国这一容易引发兴奋、堆积梦想、驰骋想象的特殊时代，遂姊妹三人各自演绎了一场或绮丽或飘逸或悲情的人生传奇。

然而，花开花落总无语，旧事前尘两飘絮。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之后，似乎只有吕碧城一人，至今仍时常出没于文人学者的笔下。但在我而言，对三姊妹最初关注并引发我兴趣的却是老二吕美荪。其《林畏庐》一文有云：“审阅福建林纾畏庐所译各种小说，慕其译述驯雅，语敛之曰：‘窈窕其笔，必风雅其人。’”吕美荪直觉文笔如此窈窕的林纾，颜值一定也高，可惜囊中羞涩，无法赴京亲睹偶像的风采，后得英敛之赞助，才一遂其愿。至于见后的感觉，吕美荪没有写在文章中，但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吕美荪趁着年轻任性了一回，便已是人生一段精彩的记忆了。我一直觉得，过于任性的人，会令人生畏；但从不任性的人生，似乎也未免板滞过甚。因这一风雅其事的任性，我记住了“吕美荪”这个名字。

但平心而论，若论三姊妹个性之异和天赋之高，仍不得不首推吕碧城。“任人嘲笑是清狂，痛惜群生忧患长。无量河沙无量劫，阿谁捷足上慈航。”这样的诗最见吕碧城的性格与气度。这虽是吕碧城晚年参佛之诗，但文气之锐利与其早期文风仍是一脉相承。当然，这样的文风与其为人之特立独行是分不开的。因为禀赋卓异，加上一生跌宕多变，吕碧城的性格也与一般温雅柔和的女子不同，骨子里带着一股自负甚至放诞之气。她的老师严复在给何纫兰的信中即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她一生未婚，她意想中的夫婿应是梁任公一类的人物，但如梁任公这样男神级的才子，举世能有几人?故吕碧城的内心其实是万分寂寞的，而她排遣寂寞的方式便是行为、装束上的放诞不端。对吕碧城一时之毁誉也多因此而起。据说吕碧城居沪时，蓄养一犬，出入以汽车代步，她自己也说“余尚奢华，挥金甚巨”。偶尔穿着晚礼服出席聚会，在当时，那种袒胸露背的奇异装束，肯定吸引着周边惊诧的眼神，再加上她在舞池里翩翩旋转的身姿，绝对时尚得令人睁不开眼睛。吕碧城这种另类的生活方式，不用说，必定会引起种种议论，但我行我素正是吕碧城的个性所在。

吕氏姐妹的出名，在当时更多的是仰仗女学方面的声望。吕碧城是幸运的，她在短暂出任天津《大公报》主笔之后，即得英敛之、傅增湘等相助而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吕惠如、吕美荪随后也任教于女学。三姊妹联手，从事的又是新潮的女学，其受到广泛的关注，几乎是必然的。吕碧城也因此被誉为“北洋女学界之哥伦布”。吕碧城创办女学，其宗旨当然是为了开启民智。她在《女界近况杂谈》一文中说：“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譬如钟表然，内部机轮全属窳朽而外面之指示针则多而乱动，终自败坏而已。世之大政治家，其成名集事，皆由内部多种机轮托运以行，故得无为而治。中国则反是，舍本齐末，时髦学子之目的，皆欲为钟表之指示针，此所以政局扰攘，迄无宁岁。女界且从而参加之，愈极光怪陆离之致。近年女子参政运动屡以相协，予不敢附和者，职是故也。”由此可见吕碧城对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的使命感。

吕碧城特别强调：“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这种理性的声音，显然也是针对当时女学所面临的困境而言的。能够无惧困难，勇敢直行的人，总能引发我的敬重之心。现在专门的女学已是寥寥，那是因为女学已经不用通过“争”而早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而回到吕碧城的时代，当然是另外一番情形了。科学的女学思路与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其实是需要同时面对的。

但回过头来说，当时女学即便办得再兴盛，也不免消失在苍茫的历史之中。吕氏三姊妹能在当世知名、身后不朽的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仍在文学一端。吕碧城以词驰名，吕美荪致力作诗，吕惠如则诗、词、文兼能。英敛之对三姊妹的看重也缘自她们出众的文学才华。他说：“吕氏三姊妹承渊源家学，值过渡时代，擅旧词华，具新理想，为吾国女学之先导，树吾国女界之标的。”并特别赞赏吕碧城：“人莫不诧为祥麟威凤，在闺阁中固今世之仅见者。”这种评价不免带着个人情感的因素，但三姊妹确实以其行动和文字证明了她们的不同流俗。

近年晚清民国诗词研究渐成热门，吕氏三姊妹也开始受到关注，但这种关注总体仍是相当薄弱的，而且在三姊妹之间，受关注的程度也是不平衡的。实际上三姊妹既同渊源家学，又曾联手合办女学，彼此之间诗词唱和亦多。所以，无论是从诗词本身，还是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将三姊妹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都是必要的。徐新韵的硕士论文即研究吕碧城的词，本书则由吕碧城一人扩大到姊妹三人，从文学扩大到教育、宗教等方面，从词之一体扩展到诗、词、文诸体，在考察她们的生平、交游、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对她们的文学和文学观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其收获自然也是多方面的。

吕碧城晚年在《晓珠词自跋》中特别提到“移情夺境，以词为最”。显然，词是最见其心志的地方。“算词人，生带愁来”“人间天上，一样韶华催晚。恨相逢、愁中病中，骞槎不恨星河远。怪吴郎、词笔凄馨，早识飘零怨。”“节到重阳已渐寒，愧无新句送秋残。西风人比黄花瘦，绝代消魂李易安”。时隔数十年后重温吕碧城这样的词句，依然可以触摸到她深隐低沉的脉搏和不绝如缕的愁怨。吕碧城虽然用“绝代消魂”来形容李清照，但实际上其词与纯为闺阁之词的易安词不同，“其艳冶凄馨之处，虽为易安所可颉颃，然碧城则生于海通之世，游屐及于瀛寰，以视易安，广狭不可同年而语”。就寻常语度入音律而言，吕碧城或许比不上李清照；但就词境之大小而言，吕碧城就非一闺阁可限了。

我注意到，新韵花了不少笔墨分析吕碧城晚年的信佛及渗透着佛学意趣的诗词，这是颇为敏锐而且重要的学术维度，因为民国佛学的辐射性和影响力确实堪称巨大。吕碧城于1930年在英国伦敦皈依佛门，自此便“守定心期，总持尘劫，万缘抛下”“拼叫郢苑阳春，换于梵音潮汐”“护手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种重埋功绩的心愿，并不是她借着诗歌发牢骚，而是真的从此贯穿到生命的终点。这种从繁华中体会出来的哀情，从哀情中升华而至的通透，不仅需要信仰，更需要智慧。我总觉得，泛泛地说放下并没有多少意义，但作为一名曾经傲视同侪、所得丰厚的女性却能优雅转身、从容放下，也许会显示出更丰盈、更别样的神采。

我近年将主要学术兴趣放在晚清民国词学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词学虽然是传统词学的最后一抹光辉，却也是孕育现代词学的丰厚土壤。类似吕碧城这样兼具新旧词学特点的词人，需要格外关注。新韵此书开疆拓宇，实启我良多。在这个蓬勃的学术领域，我愿与新韵等一起努力耕耘。

彭玉平

201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