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经典重读与作家新论
现代知识分子的归乡心路——《故乡》新论
几千年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文人难以割舍的思乡之情，一旦身在异地，他们常有“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刘眘虚《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秦观）之感。单纯而深厚的思乡情感往往会造就故乡的魅力幻境。对于鲁迅这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很难放下这一份古老而悠远的心情，但他们大都经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染，当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审视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优美的田园风光已然不复存在，破落黯淡的乡村图景让他们不胜感慨，敏感自尊的他们在发现乡村的凋敝时不禁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在回忆与现实之间，现代知识分子的回乡之旅将会遭遇怎样的尴尬？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在用现代白话叙述归乡故事时，不仅成功地挑动了读者的思乡情结，而且传达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归乡时复杂的心路历程。
尴尬：在脆弱的自我期许与顽固的世俗评判之间
1927年5月鲁迅在广州写下了《〈朝花夕拾〉小引》，文中谈及远走异地的他对于故乡的心情：“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段文字写于小说《故乡》发表六年之后，此时的鲁迅已经凭借《呐喊》与一系列论战杂感睥睨文坛，东奔西走的生活越发蛊惑着思乡的情绪。然而，他已是无乡可归的永远的异乡人了。不得归去的现实限制让鲁迅明明知道这种情绪是一种“哄骗”，还是会“时时反顾”。对于故土的留恋在失去故乡之后更显得悲哀，由此反观《故乡》则别有一番滋味。
《故乡》中的“我”是一个久别故乡的现代知识分子，多年来在外地辛勤辗转，此次回乡也是逼不得已：“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寥寥数语交代了此次归乡“没有什么好心绪”的原因。毫无疑问，家道败落不得不到异地谋食的凄凉让“我”难掩归乡时的尴尬。
尴尬原因之一：此趟回乡并非乡邻猜测中的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行。
在乡邻眼中，“我”这样的读书人早就应当是成功人士了，就像口没遮拦的杨二嫂所说的那样：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刘邦当年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豪言壮举可说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对于刘邦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趟衣锦还乡之行，再大的成功似乎也只是锦衣夜行，不够圆满，有着遗憾的。但在《故乡》中，“我”并没有这样的好运，不但没有做官，没有姨太太，没有八抬大轿，甚至连寓所也是租来的。“荣归故里”不仅是一般在外谋生者的梦想，也是其他旁观者的心理期待。此次的回乡逼使“我”直接面对这个以前无须多虑的问题。“近乡情更怯”，越是接近故乡，心情越复杂，脚步越沉重。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的生存目标当然不是“道台”、“姨太太”之类，也无须借助八抬大轿抬出自己的威风。但是，乡邻们认为“我”此番归来应当是荣归故里，杨二嫂所代表的乡邻的审视目光让“我”遁形无地。在与乡邻面对面的接触中，“我”产生了有负“厚望”的惭愧之情。他们的猜测与“我”的实际物质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现实中的“我”并不阔，不仅不能将“破烂木器”送给“小户人家”，还需要斤斤计较于财物。面对杨二嫂的气愤，“我”只好躲躲闪闪乃至“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在世俗眼光的打量中，“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没有任何世俗的成功标志。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在世俗评判标准面前显得无比脆弱，尚存的一点自信也无处存身了。
尴尬原因之二：卖老屋，扶老携幼漂流异乡的举措让“我”产生了挥之不去的负疚感。
卖掉聚族而居的老屋，对于安土重迁、极具家族荣誉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很令人羞惭的事情。浓厚的乡土观念让中国人无论贫困或发达，都愿意在家乡有一栖息之地，因此历来达官贵人多有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举。家族观念则让中国人极为重视祖先的遗留。若不是情非得已，实在无法支撑，断然不会轻易处理先人留下的家产。即使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也未必能轻易与传统乡土、家族观念脱离干系，自然也就无法轻易舍弃祖先留下的这片老屋。愧对先人的心情就像暗夜中的梦魇，隐隐约约。在寒风中颤抖的瓦楞上的枯草昭示着曾经的钟鸣鼎食的兴盛场景的逝去，虽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的归来不过是为了永远别它而去的实质还是显得有点“冷酷”。回到自家门口的“我”受到母亲与侄儿的欢迎：“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我”发现母亲的高兴中藏着“凄凉”的神情，同时这凄凉也在感染“我”，所以我们“且不谈搬家的事”，母子关于搬家的谈话是需要时间停顿的，需要其他话题来做缓冲，最终却又不得不谈起这个令人沮丧的话题。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母子重逢的凄恻情景？
对于步入人生暮年的母亲来说，儿子是一生的依靠与最后的守护者，当然是跟随儿子才对。倘若儿子真的发达了，自然不必出售老屋，更不必费心于这些小物件，老母亲的心情必当愉悦不少，但她深知儿子的艰辛处境，出售老屋是万般无奈之举，而此举也是断了一家老小的归路。传统观念浸染下的母亲自然是念念于乡土的，俗话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应当归根的母亲却要跟随儿子去远方度过余生，明明知道这一去便是千里烟波，再不得归来的她又如何能够满心欢喜？然而，母亲隐忍而坚强，她将“凄凉”藏起，事已至此，悲戚又有何用，不如干脆一点，趁早做个了断。所以母亲与“我”以极简练的语言相互交流彼此的搬家准备。母亲知道“我”的困窘，已将不便搬运的木器卖了小半，“只是收不起钱来”。这原因或是由于买主太穷，或是由于买主不愿意爽快付账。大概第二种原因更为重要。毕竟，有谁不愿意讨点便宜呢？即便是在与儿子谈话之时，母亲也不得不时时照应那些贪图便宜的乡邻了。
“我”又怎能不知道母亲的心思呢？因为懂得，所以负疚。母亲的“凄凉”其实是对“我”无言的责备，“我”不仅不能让她畅享人间富贵，还要在年终岁末，人们纷纷归乡以期欢聚的时刻，带着她永别故土，从此而为天涯孤客。
幻灭：摔碎的童年之镜与不忍的现实境况
“我”对故乡的美好记忆是与闰土紧紧勾连在一起的。在“我”的记忆中，故乡远比现在要美丽，“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朦胧模糊的影像因为母亲提起闰土而一下子变得明亮清晰起来。月圆之夜西瓜地中勇敢的少年连接着“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与闰土初识之时，“我”家尚属小康之家，身为少爷，在父亲的荫蔽之下，“我”尽情享受着童年的欢乐，闰土就是这欢乐记忆的聚焦点。因为祭祀的原因，闰土走进了“我”的家，带来了迥异于书本与“我”的小城生活经验的海边乡村经验，打开了通往另一个欢快、明亮世界的窗口。因为闰土，“我”的童年记忆生动明丽，这也导致了记忆中的故乡被美化与理想化。“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其实，昔日未必有多美好，但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后又经历了三十年的辛苦，“我”更是觉得昔日甜蜜了。鲁迅因此而不吝惜他的笔墨，细细描摹闰土口中的新天地：从冬天到夏天有那样多的趣事！当优美的乡村世界随着闰土的讲述徐徐展开的时候，又有谁能不为之陶醉呢？闰土这个乡村少年激起了“我”无限的想象与好奇，甚至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两个孩子难分难舍，有了非同一般的深厚情谊。即使是以后天各一方，彼此的牵挂也未改变过。闰土时常向母亲殷勤询问“我”的消息，母亲也很为“我”珍视这份友情，已将“我”回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了。而“我”对母亲谈及闰土的反应又是怎样呢？“我应声说：‘这好极！他，——怎样？……’”对于昔日好友的关爱就在“应声”之时表露无遗。此前“我”对于搬家话题的凝重之感被此时的由衷喜悦所代替。但“我”到底是一个有阅历的人，在“好极”的欢喜之后立刻就要询问故友的现状如何。隔了三十年的时空，在不同轨道上生活的闰土又会有怎样的人生呢？短短三个字“他，——怎样？……”的复杂断句与标点显示出了“我”的犹疑，“我”又怎能乐观想象一个农民的情形呢？迫切的欲求知悉真相的心情与害怕知道不妙真相的矛盾造成了“我”的停顿和转折。果不其然，母亲娓娓而言：“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对于闰土只来得及用这一句话做概括，便被乡邻吸引出去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浓缩的是一个农民甚至是一代农民的辛酸。这为后文的闰土境况埋下了足够长的伏笔。“我”与宏儿破除陌生的对话以及遭遇杨二嫂的困窘拉长了“我”美梦破灭的时间，行文的从容为昔日梦幻的破灭留下了足够的蕴积余地。
不愿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一刻终于到来了，在“我”似乎已经不再热盼的时刻。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我”由少年闰土引发的故乡优美亲切之影像就这样被成年闰土所破坏。闰土带着辛苦生活的印记站在“我”面前，“我”知道这就是闰土，然而已经不是“记忆上的闰土了”，这不仅是由于闰土的成年，更重要的是少年孩童之间的趣事已经不再是成人之间交流的兴奋点，但是除了那些可爱的、使人欢快的角鸡、贝壳，等等，成年后的“我”与闰土之间又能有怎样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呢，在隔绝了那样久之后？“我”因为闰土到来而浮泛起的儿童天真之心就这样被现实压抑了，出不了口。闰土又何尝没有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呢？“欢喜”与“凄凉”实在是道出了闰土和故人重逢的喜悦及悲伤。闰土的凄凉不仅是来自个人辛苦生活的痛苦，更有着面对故人为自己重新定位的悲哀：曾经的儿时好友到底不能仅仅以朋友之礼待之，“迅哥儿”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爷”了。“我”显然感受到了闰土与少年时期天壤之别的生分，顿生无法消弭的隔膜感。站在“我”面前的闰土以他的凄凉与恭敬毁灭了“我”的故乡幻象，然而，他的破坏似乎还没有结束。儿时挚友并未因为一朝重逢而喜悦万分，我们很快就陷入了沉默中。在闰土去厨房做饭之后，母亲补叙他的不幸，母亲甚至提出要将自家剩下的东西尽数送与闰土。九天之后，在离乡的船中，母亲向我讲述了杨二嫂的发现：闰土将十多个碗碟藏在了灰堆之中。母亲对杨二嫂极为不屑，对闰土抱着无限同情，但闰土究竟难逃嫌疑：他并不知道母亲慷慨赠与的打算，而他又指定要那灰堆。母亲与“我”都没有就此事做出明确的判断，也许我们都害怕这个猜想的确定性。不说也罢，但是“我”对正在远离的故乡“却并不感到怎样留恋”。在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忽地模糊”之后，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被记忆召唤的关于童年美好往事的欢欣雀跃之情就这样被严酷不已的现实击碎。
幻灭的消解：希望之有无与“路”的想象
有了这次归乡的经历，再度离乡后的“我”和闰土大约不会再有后续故事了，然而“我”与故乡并不会从此再无关联，因为还有水生与宏儿，他们正在重演“我”与闰土的故事。“我”与闰土相处了一个月，他们只相处了一天。“我”和闰土在三十年之后还有在家乡再次相见的机会，对于宏儿与水生来说，再见又在何时何地呢？“我”此趟回乡斩断了一家人的故土之根，宏儿已经没有故乡了。小小年纪的他得适应在异乡的生活，并将他乡当故乡。然而，宏儿并不明白这一切，他还在追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还在担忧着与水生的约定。孩子们会不会重蹈上代人之间的覆辙呢？也许在宏儿的睡梦中，一切都是快乐的。
如果说少年闰土连接着“我”过去的美好记忆，成年闰土则呈现出严酷的乡村现实，那么水生（又一个童年闰土）则通向未知的将来。就此而言，水生与宏儿之间的友谊绝非闲笔。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视线不得不从过去、现在延伸向未来。文末的三段议论由此显得非常重要，而非朱湘等人所说的“蛇足”。这些文字意在消解“我”此前的幻灭情绪，引出更深的关于“未来之路”的思考。
“我”可以因为归乡而生幻灭，但没有理由让宏儿在多年之后像“我”一样幻灭。“我”不满意于自己的辛苦辗转，不满意于闰土的辛苦麻木，也不满意于别人的辛苦恣睢，因此“我”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可是，“新的生活”又在哪里呢？怎样才能找到通往“新的生活”的路呢？茫然的“我”心中并无答案，所以“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在“我”怀着希望的时刻，也正是虚妄出现的时刻，但“我”不能因此否认“路”存在的可能性：“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搁置下“希望有无”的思考，放下单纯的乐观，接受无路的现实，又在几分无奈之中举步向前，做一个永远前行的过客。而这正是鲁迅式的人生态度。
对于“路”的怀疑是鲁迅的特别之处。就鲁迅自身经验而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途’，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的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北京二》）由此可见，文中“我”所说的“走的人多了”的“人”，显然不是像闰土那样的庸众，而是有着担当意识的、披荆斩棘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如鲁迅在另一篇文章《导师》中所说的那样：“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掘井泉的。”
显然，在鲁迅看来，希望是不能预设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努力前行，即使在看似无路的所在，也决不妥协绝望放弃，纵然是刺丛也姑且试试。充满抗争精神的鲁迅让“我”成了一个永远“在路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