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国族体验与生存之困——重返《生死场》
一
萧红的《生死场》于1935年出版，至今已近七十年了。作者固已早逝，即使在生前，也没有对自己的小说多说什么。倒是热心的评论界一直在解释着这部并不长的小说。然而诚如刘禾所言，鲁迅和胡风的解读为评价《生死场》定下了“民族寓言”的基调。当刘禾以女权主义的视角“重返《生死场》”时，她却发现“民族兴亡的眼镜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在这个著名篇章里，刘禾通过“重返《生死场》”揭示了民族国家话语如何遮蔽了《生死场》的女性话语，进而说明现代文学中的批评霸权。这个意旨是深远的，并且是极有创见的。毋庸否认，用女权主义解读《生死场》是刘禾的新发现，也是全文的华彩之处，更是全文最有力的支撑。甚至可以说，对于《生死场》的新解已经部分掩盖了作者更深远的指涉。虽然对《生死场》的再解读不是刘禾的终极目标，但刘禾的分析却使我们对萧红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维度空间。
刘禾是少有的具有丰厚理论素养的评论家之一，尤其是对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颇为精通，这使她可以做到 “踏东西文化，做宇宙文章”，在想象的自由批评空间里娴熟地使用西方的批评方法对现代文学进行解读。因此，她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女权主义是多么适合解读《生死场》，我也相当认同她的解读角度，从女性经验出发也许更接近萧红的本意和文本的传达。否则，文本的结构是第一道要回答的难题，为什么萧红用十章的篇幅描摹东北农村的死寂一般的生活，尤其是妇女的生与死的种种辛苦？而后七章中妇女仍是描摹的重点，虽然妇女对于国土的沦丧有着各自特别的反应，然而作为群体来说，妇女并没有置身事外，在英勇抗争方面也并不逊色于男子。
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最初被收入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3年版］一书，后又被王晓明收进《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此外，刘禾在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语际书写》中再次收录该篇，可见该文不仅为作者自己所重视，更为学界所瞩目。而刘禾在开篇即醒目地表明自己“重写文学史”的意图。从历次出版后的效应来看，这个意图应该是成功实现了的。诚如洪子诚所言“论文的撰写与编集，不仅为着具体文本的重新阐释，而且更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的目的息息相关”。
“重写文学史”的意图在文本中被贯彻为“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刘禾极为聪明地采取“大题小做”的办法：以萧红的《生死场》为例，用民族国家与女性意识作为解读《生死场》的双重维度。她发现在过去的解读中存在着严重的偏差，而这个偏差正是由于民族国家曾经是解读的唯一法则造成的，于是她沿着孟悦、戴锦华的女性主义诠释再推进一步：她认为萧红不仅具有女性意识，而且自觉地处于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对立的状态，于是刘禾开始指陈“男批评家的盲区”、发现“民族兴亡与女性的身体”的关系，最后她认为“八十年代文学的最大功劳就是对民族国家文学的反动之中”，汉语文学的再生在于突破民族国家文学的圈子。行文至此，刘禾这篇文章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明明白白，似乎可以告一段落。
然而，《跨语际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之第七章《作为合法性话语的文学批评》（以下简称《第七章》）的出现，为理解《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提供了更详细的参照。在仔细阅读萧红的《生死场》和刘禾的这两篇文章之后我决定追究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萧红如刘禾所说的那样以女性意识抗拒民族国家意识，还是萧红被刘禾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重写”？
二
从《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到《第七章》，刘禾一直强调萧红的女性抗拒立场。这是因为她深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从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来说，女权主义文论“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其中的英美学派，特别注重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致力于从文学文本中揭示出性别压迫的历史真相，即便是更注重对文学创作的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法国学派，也是将女性写作当作一种颠覆性的、抗拒旧有文化和性政治秩序的力量来看待的”。刘禾对于萧红在《生死场》中表现出的女性对父权制的抗拒做了精彩的分析，并且她认为民族国家是父权制的延伸，于是她说萧红对民族国家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刘禾举例说：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参军的农妇无一例外都是寡妇，她们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中国人并为国家而战。……寡妇在响应这一号召的同时丧失了自己的性别，加入了弟兄们的行列。
如果我们不对“女性身份”、“自己的性别”产生疑问，我们就会完全接受刘禾的判断。问题是，刘禾所说的寡妇们拒绝的“女性身份”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丧失的又是什么样的性别？从萧红的小说来看这样的身份与性别意味着：男人的妻子与孩子的母亲，是父权制下男人相互交换的货品。由于丈夫的死亡，寡妇至少获得某种自由：她不必获得丈夫的同意方能参军。那么寡妇失去的身份只是传统中国礼教制度下的女性身份，弃之有何可惜？也许在这样的拒绝与丧失之后，寡妇可能获得另一种新的女性身份：不再是妻子、母亲，而是一个新的人。此外，参军的除去寡妇外，还有“亡家的独身汉”（这是被刘禾所忽略的一群人），由于刘禾的启示，我发现“亡家的独身汉”意味丰富，二里半参加“人民革命军”是在家破人亡之后：男人在家庭中是父权制的直接代表，妻子、孩子是他们的一种货品，为了守卫自己的货品，有家的男子会在参军的事情上犹豫，而亡家的独身汉则失去了一切，他们与寡妇一样被抛出了父权制的常轨。所以尽管二里半是跛脚，仍然追随李青山而去。
刘禾强调萧红对于民族国家话语的抗拒，这种强调与法国女权主义者更为接近，“在法国女权主义者看来，妇女只是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社会的力量。妇女是一种父权制社会内部的他者”。但是萧红的抗拒并没有达到刘禾所设想的截然对立。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可能会采取这样的对立，因为西方的女权运动是独立的运动。但是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独立的女权运动，妇女的独立总是与民族国家的独立相连，投射到文学上，就会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主流的民族国家文学以及民族国家文学的主流批评并非仅仅是站在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对立面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同构同谋的。所以与其说萧红抗拒民族国家话语，不如说萧红在这两者之间犹豫摇摆。从女性体验来说萧红是抗拒父权制的，但是民族国家话语在现代中国、在萧红的理解中并不等于父权制（当然有交叉的成分），否则萧红也不会在香港写出《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以及其他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黄河》、《北中国》、《旷野的呼唤》）了。在《生死场》中萧红给予女性生活体验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她并没有对民族国家采取消极的态度。且以《生死场》第十五章《失败的黄色药包》为例，李青山的队伍被打散，受伤而活着的小伙子回到村庄：
有人从庙后爬出，金枝她们吓着跑。……
往日美丽的年青的小伙子，和死蛇一般爬回来。五姑姑出来看见自己的男人，她想到往日受伤的马，五姑姑问他：“‘义勇军’全散了吗？”
“全散啦！全死啦！就连我也死啦！”他用一只胳臂打着草梢轮回：
“养汉老婆，我弄得这个样子，你就一句亲热的话也没有吗？”
五姑姑垂下头，和睡了的向日葵一般。……
从上文可以看出，五姑姑作为女人见到受伤的丈夫，第一句话是“‘义勇军’全散了吗？”，她对义勇军的关注超越了对丈夫的关心，如果用女权主义来分析，五姑姑对丈夫显然具有畏惧抗拒心理，因为在父权制下夫妻间几无爱情可言，在《生死场》中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惧怕丈夫（王婆是唯一的例外）、诅咒丈夫，但是同时五姑姑对义勇军充满关切，这应该是出于自然的民族观念。而第十三章《你要死灭吗？》是萧红从沉浸于女性悲哀体验到发现民族悲哀的集中体现。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删减：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刘禾用弗吉尼亚·伍尔芙与萧红对比，她得出的结论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和萧红生活写作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在需要与自己的祖国认同时却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反抗，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种族和文化差异，她们作为父权社会里的女性这一共同身份确实造成了她们在国家观念上不寻常的相似。”而在《第七章》中则删除了这样的对比，从这里入手，我们可以追问：萧红在《生死场》中体现出的是对祖国的反抗还是对父权制的反抗？而萧红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国家观念也未必相似。美国女权主义者安妮特·科洛德对女权主义文论曾经发出这样的忠告：
读文学作品要小心点，因为它是多义的……当我们运用文学材料来说明一个基本的政治观点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在重写文本，或者忽视了情节或性格的某些方面，或者使行为过分简单化以适应我们的政治主题，如果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诚实的批评家，也没有对艺术的本质说出任何有用的东西。
刘禾在批评萧红时表现出了比较典型的西方语境，这是否又可以视为西方的文化霸权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某种体现呢？
因而，由解读《生死场》而论证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也就成了问题。因为她设想的是民族国家话语与女性话语的对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描述，而现代文学的多元化特征使得任何一种试图对之进行单一化的描述和简约的概括的理论都会显得空疏与乏力。这是刘禾以“民族国家文学”为现代文学命名并以之概括现代文学性质时必然遭遇的尴尬。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刘禾采用了另一个概念：汉语文学。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民族国家文学和汉语文学之间的关系与优劣问题。刘禾在《文本》的最后部分提出“汉语文学的再生”，这就将“民族国家文学”置于她所说的“汉语文学”的对立面。从她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民族国家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所以是不自主的文学，汉语文学则是“民族国家文学以外的文学实践”。
首先，在现代文学生成过程中，它不是一个文学内部自生自长的封闭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开放性，与民族、国家、社会这些话语紧密相连，怎样将民族国家文学与汉语文学截然分开呢？其次，在承认汉语文学存在的前提下，文学具有了民族国家意识之时是否就意味着对文学独立性的妨碍的开始？在旷新年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现代文学如果回避这个想象，才是真正的怪事。
（原刊于《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01页。
-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11页。
-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99页。
-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15页。
-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10—311页。
- 萧红：《生死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04页。
-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6页。
-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