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亡姨
因为预计到我的降生可能会增加许多家务，阿姨被爸爸请到家里帮佣。
后来听说，阿姨刚来那阵，每天早晨有两个拖鼻涕的孩子蹲在我家门口大哭，其中一个还大着胆进屋牵阿姨的衣角往外扯——那是阿姨离开的那家东家的两个孩子。
阿姨没有奶我，却一直照看着我长大，直至去世。
阿姨信佛，吃素，在我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帧相片里，慈眉善目的阿姨正对着人世苦笑，在这尊我曾经呼吸与共的“菩萨像”里，我能够领悟到人所全部可能有的佛性。
阿姨在乡下嫁过人，是个长工，还怀着孩子的时候，丈夫就死了，阿姨在地主家帮佣，把生下的孩子托给一个阿婆照料。一天天黑，阿婆把阿姨偷偷地叫出来，说孩子得了天花。在墙角根，阿姨把贴身带着的全部积蓄钱塞到阿婆手里，噙着泪让她替孩子找个医生。阿姨不敢声张，怕被地主辞退，只能六神无主地在心里念佛。几天后，阿婆跑来说，孩子死了。
战乱中，阿姨经人介绍离开了象山老家，到宁波城里帮佣，1947年，又随东家从宁波迁到上海。
父母早亡，乡下的两个弟弟靠阿姨一手拉扯大，到了上海，阿姨也一直寄钱回去接济，弟弟们的音讯，成了阿姨最大的慰藉。阿姨很喜欢聪明识字的小弟弟，总盼望着他将来有些出息，可是一次出海打渔，阿姨的小弟弟再没有回来，混浊的海水吞没了阿姨对小弟弟的一片期望之情，阿姨痛不欲生，流了三天三夜的眼泪。此后，乡下的来信渐渐稀少，因为阿姨和大弟都不识字，请人代笔的信也只能简短，阿姨的思念病因此更加严重，每天忙完家务，总要喃喃自语：不知阿贵这晌好不好。
一天傍晚，我背着书包回家，推开房门，灶间里黑咕隆咚的，不见平时阿姨忙碌的身影和在“咝咝”声中腾起的油烟，我迟疑地扭亮灯，见阿姨默默地呆坐在饭桌旁，两眼愣着，桌上摊开一页信纸：阿姨的大弟在舟山军用基地当民工，因救火而深度烧伤，生命垂危。
阿姨两眼涸竭，紧抿的嘴唇上下蠕动，似乎要把苦涩的泪水强咽下肚，大弟是阿姨剩下的唯一的亲人。
从此，阿姨便经常一个人伤心、木然，自己同自己说话。
“文革”时，父亲被革了工资，数度寒冬，家境日下，变卖了屏风、扬琴等，加上借贷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阿姨每月只能拿到3块钱零用，却仍一声不吭地操持着家务，最后因为妈妈的再三劝导，才答应找一家人家暂做。“师姆，要用到我时叫好了。”阿姨把我们四个孩子一一梳理遍，烧完了最后一顿中饭，才流泪离开我家。
一天半夜，哥哥的哮喘病又发了，上气不接下气，妈妈翻箱倒柜，也凑不齐10块钱，急得六神无主，迫不得已，只好让我去阿姨处借钱。冒着凛冽的北风，我一口气跑到阿姨帮佣的那人家楼下，战战兢兢地叫着阿姨，我看见阿姨睡着的那个灶间灯亮了，阿姨下楼来听我一说，便回身上楼取钱，我听见主人在责骂：“这么晚了还来叫，死人啦！”阿姨一声不吭地拿了钱下楼，让我先送回家，她随后就来。正是这雪中送炭的10块钱，平息了把哥哥送到死神门口的喘息声。
“文革”结束，阿姨放弃了那户人家优厚条件的挽留，又回到了我家，尽管家境好转，但四个孩子一大，房间小了，妈妈托里委给阿姨找到一间合住的小屋，阿姨白天在我家帮佣，晚上回那个简陋的小屋睡觉。总算有了落脚点，又有人为阿姨介绍了一个白铁匠，阿姨却执意不肯再婚。
1976年9月18日，正是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在全国隆重举行的日子，读中学的我一早就出门去人民广场，而阿姨则在前一天晚上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当我在哀乐、悼词和三鞠躬中度过一个疲乏的上午匆匆赶回家时，姐姐告诉我，阿姨已在凌晨4时34分过世。
阿姨，我没能在最后一刻见上你一面，这最后一刻的错失将永远使我负疚，愧对你照顾我的15个年头。
一个远房亲戚带走了阿姨积蓄一生的2800元钱和简单的骨灰盒，从我们身边永远地走开了。
我忘不了阿姨因为掉了5分钱而把手指伸在裤袋破洞里发愣的样子，忘不了当我们一家围坐在一起吃阿姨烧好的晚餐时，阿姨倚在门框上报着小菜价钿，因为1分钱的误差而扳着手指反复划算的情形，忘不了在吃素的阿姨青菜萝卜白米饭的碗里藏进一小块肥肉的淘气，忘不了挨打后就在阿姨背上哭泣然后熟睡的甜蜜，忘不了阿姨那苦难的命运和她那承受着所有人间不幸欲哭无泪的大悲状。
阿姨教给了我诚实和善良，也教给了我忧郁和懦弱，我那遇事过于宿命的性情，也多多少少是阿姨不言之教的结果。
阿姨，我不知道你的灵魂此刻是在何处，但至少，留在我这个你抱养大的孩子心里的那一部分会成为永远，无论世道多么诡谲和不测，我总记得您。
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