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历经艰难来到上海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既陌生又现代的城市，茫然若失、身无分文的他们在当地犹太社团和中国人的热情帮助下安顿下来，上海成为他们在“二战”期间的诺亚方舟。
想象与震惊
对于许多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来说，在他们真正踏上这块土地之前，“上海”这个名词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遥远的、陌生的、有些奇怪的异国他乡。如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几近空白一样，上海在犹太人的脑海里并没有形成任何完整的形象。他们对上海的了解仅限于非常有限的资料以及一些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像。
在犹太难民霍斯特的想象中，上海是在一片滩涂上建起来的城市。似乎没有人了解上海的任何事情。从他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看，上海似乎应该是一个沿海城市，正如它的中文意思：shang意味着“上”，hai意味着“海”，那么他们似乎应该为全家人带上游泳衣，去享受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海滩边上阳光明媚的日子。
其实，许多犹太人，如果他们还有选择的话，是不愿意前往上海的。他们更愿意选择邻近的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走投无路的他们发现了这一东方诺亚方舟。海伦·希尔森拉德回忆道：（注：戴维·克兰茨勒著，许步曾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91年版，第1—2页。）
11月10日以前，千千万万的人一直强作镇静，得过且过。这一天以后，人人惊慌失措，全部迫不及待，要离开维也纳远走高飞。办理任何一种离境手续的机构，无不挤满了一群群魂不附体的犹太人。有许多人像我们这样，已经有人在美国宣誓担保，但是必须要等移民配额，而这时实在无法再等下去，只得铤而走险，越境逃亡。当他们被抓获的消息传到我们耳中时，仿佛是听到了自杀。韦斯特海默大夫经常来看我们。他这些日子生活困难，惊恐万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们一条有趣的消息，“吉姆、海伦，我要到上海去了。”韦斯特海默大夫告诉我，虽然再等3个月可能会有美国签证，但上星期他差一点寻了短见。只是听说到上海很容易，他才没有寻死。
因此，当这些犹太难民匆匆抛弃了家园的所有，带着薄薄的行李，乘着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终于面对这座城市时，难免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他们不得不选择的地方。
不过，令大部分犹太难民震惊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然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大都市。当满载着犹太难民的轮船停泊在码头的时候，上海外滩给了他们一个最具视觉冲击的第一印象。彼时，沙逊大厦、百老汇大厦、汇丰银行这些由他们富裕的犹太同胞们筹资建造起来的高楼大厦已经耸立在目，一排饰有新古典主义的圆顶、钟楼、柱廊和雕像的银行、大饭店和写字楼，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故乡所能见到的最豪华的建筑。整个外滩宽敞的街道、来去匆匆的各种肤色的人群使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上海！在上海了。”犹太难民们望着高耸入云的楼群惊呆了。眼前尽是银行、洋行、豪华饭店！有的大楼门面上摆开一排贴壁柱或一条柱廊，俨然像一个独眼巨人。巨大的自鸣钟面上，镀金的时针每分每秒都在提醒人们，时间和金钱是一对神圣的组合。这里无论哪一幢大楼，即使搬到曼哈顿最华丽的大街上，也丝毫不会逊色。在埃森菲尔德·霍斯特的记忆里：（注：张艳华、王健著：《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1938年11月24日早上，当佛德号邮船在黄浦江上鸣响汽笛的时候，我们对上海这个未来的故乡终于有了第一眼的印象。我们大吃一惊！对于中国建筑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期望的是看到一些用竹子和土坯建造的坡屋顶房子，然而我们眼前的却似乎是一个缩小了的曼哈顿—高层建筑比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所有高层建筑都要高。看上去这个遥远的地球一角受到美国的影响比欧洲要甚。我们对所看到的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一种快乐的讶异感……当离开外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海关大楼，一座非常雄伟的多层建筑。从它的大钟塔上每一刻钟就会准时敲响，声音洪亮而悠远。在街道上我们还发现还有一些更大更优美的塔式建筑，银行总部、二十层楼高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同样高的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
与此同时，上海的另一面也使这些来自欧洲的难民感到难以接受。“来到上海下船后，我惊呆了”，犹太难民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回忆道：（注：邢佳闻编译：《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载《档案春秋》2013年第4期。）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又脏又热又潮湿。那时虹口的弄堂里弥漫着一股臭味，每天早上，会有一名中国妇女把你家里的马桶拎出去，然后把大便倒进马车上大桶内。夏天每逢大雨，街道必定被淹，出行甚至要游泳。”
艾雯琳·鲁宾回忆中的画面是：（注：邢佳闻编译：《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载《档案春秋》2013年第4期。）
我们一家下船后就住在虹口，大多数从难民船下来的犹太人都住那里。虹口的街上人多、味道难闻，成千上万人来来往往，街上到处是中国乞丐，太可怕了。我爸爸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为我们租了一套小房间，然后我们全家人都住了进去。那里没有抽水马桶，甚至连公共厕所也没，我想那里的卫生条件是世界上最差的了。那时住难民所的犹太男人大多穿得西装笔挺，女人也穿着华丽的套装和高跟鞋，这些都是他们离开德国前临时买的新衣服，他们在上海没有什么可替换的衣服。虽然我们一家并不住在条件恶劣的难民所里，但那时虹口整体生活条件都很差，水一定要烧开才能喝，各种瘟疫肆虐。
外白渡桥与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
赖尼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注：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35—36页。）
时值1939年8月底，正是上海的夏天。热浪和恶臭搅得人心烦意乱，上海的援助机构建立的“海姆”（Heime，德语“家”，此处指难民居宿地）已不堪承受与满足难民们对哪怕是狭窄住房的需求。众生相在街头毕现，适者生存的原则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公共厕所，人们随地大小便。街上是各类营生，饮食、理发、牙医摊，还有代写书信的。无家可归、贫穷潦倒的中国难民也不知是病了还是死了，无声息地躺在街隅拐角。商店里传来收音机的喧嚣，整条街差不多都被人占满了。荷重的脚伕苦力们走过时哼着号子，女人们怀抱着婴孩，男人们咂着瓜子并把瓜子壳吐得满地狼藉，更兼成群的苍蝇和发着腐臭的成堆垃圾，其间穿梭着大汗淋漓衣衫湿透的黄包车伕。随处可见因轰炸和大火造成的断壁残垣，整个虹口仍遭受着自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的苦难。
犹太难民收容所一角
贝蒂的记忆里，也是充满着失望：（注：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著，李康勤译：《我曾经叫莎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声响，目力所及，街道和商铺总是人头攒动。许多中国人干脆从他们憋闷的商铺里搬了出来，把草席往人行道上一铺，度过炎炎的夏夜，行人们则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他们在户外吃、喝、争吵、给孩子洗澡、往路边的阴沟倒马桶和洗澡水，可以说他们在人行道上过起了日子，路过的行人则对此熟视无睹。相反，我们成了不寻常的家伙，人们惊奇地打量着我们，仿佛见到了外星来客。我们登岸的虹口是上海最拥挤的地方之一，这儿离我们在德国精心营造的生活真是太遥远了。
外人乐土
春秋时期，上海属吴。唐天宝十年，上海属华亭县，宋代设青龙镇，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江南贸易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航点和发祥地之一，与广州、泉州、扬州等通商口岸齐名。大部分商品是上海周边的陶瓷和丝绸，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东亚的日本、高丽，东南亚的交趾、广南、南海诸国以及西亚大食等阿拉伯地区，不少外国商人也居住于此，可谓是“海商辐辏之所”。到了元代，设立了上海县。明代，在国内埠际商品交流的刺激下，随着市场的扩大，上海的棉纺手织业无论在产量和品种上都有很大增长，获得了“木棉文绫，衣被天下”的美称。明清以后，上海据有枕江滨海的优越地理条件，特别是由于江海航运技术的发展，使其与国内外的商品贸易达到了新的高度，城镇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扩展。到了清代中叶嘉庆年间，上海县已有大小街巷60多条，万商云集、百货荟萃，一派兴旺。据估计，1843年开埠前夕，上海港的沿海航运船只总数可达4000艘以上，航运总吨位可达42万吨左右，出现了“舳舻尾衔，帆樯栉比”的繁盛景象。难怪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人马丁在见了上海的街市后感慨道：“上海县城周围约五英里，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林赛乘“阿美士德”号商船秘密考察上海后指出：“和这个地方自由进行贸易得到的利益将无法估量。”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8月28日，战败后的清王朝不得不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上海作为条约中划定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被迫对外开放。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到达上海，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商定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上海开埠之后，由于其地处西太平洋黄金海岸的中点，又扼长江黄金水道出口，是近代中国内外贸易两个辐射扇面的结合部，因此具有独一无二的经济区位优势，吸引了大批中外商人云集于此。1845年、1848年和1849年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的相继建立，更是为外国商人提供了理想的投资环境和安全的投资场所。于是，外国商船陆续驶入上海港，各国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员也纷至沓来，上海成为外人乐土。“这座城市的国际性和多样文化纷然杂陈的性质，增添了它激动人心的力量。”
“南京条约”中、英文约本
20世纪30年代上海跑马场
到1853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其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当时的上海县城和租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店铺开张，到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20世纪以后外资开始集中投资上海，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外资对上海金融业的投资占其在华投资总额的79.2％，对上海进出口商业的投资占其在华投资总额的80％，对上海工业的投资也占其在华投资总额的67％，对上海不动产的投资占其在华投资总额的70％。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中心。
凭借租界的特殊环境和空间，上海还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各种外来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里汇合、冲突与交融。在上海租界，文化相对自由，报纸、杂志、出版、学校多为私营。在近一个世纪中，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之间，除了战争时期，一般没有不可逾越的藩篱，人员能够自由流动。华界的士绅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正如其无法阻挡江风在华界、租界上空飘来飘去一样，他们也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文化版图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通过租界展示出来的西方文明，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强烈地刺激着上海人，如细雨润物般影响着上海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海人对外来文化，由诧异、羡慕而仿效、拿来。上海绅商主动设立的煤气公司、电力公司、马路工程局，以铺路、筑桥、管理治安为主要内容的地方自治运动，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城市卫生意识，都是上海人对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认同的表示，都是中西文化平静而深层次地交流的结果。近代上海租界成就了中西异质文化交流的独特类型。
此外，上海租界的缝隙效应不仅使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将此作为纵横捭阖的舞台，也被不少外国人视为逃避政治和文化迫害的避难所。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晚清的康有为、黄遵宪等维新派志士在此开展反清活动；民国时期的各种进步力量在此发行报刊，出版书籍，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很注意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开展革命斗争，而失意的政客也往往将租界的这道缝隙作为自己安身隐居之处。同样，上海租界也成为各国难民的聚居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有7000名俄国难民蜂拥逃亡抵沪，其中不乏贵族、将军，使上海成为除哈尔滨以外中国境内一个重要的俄国人聚居地。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有大批俄侨、犹侨从哈尔滨迁移到上海。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其中法租界有俄侨8260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大批抗日志士流亡中国。1919年4月11日，金九等人在马当路304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租界积极从事抗日复国活动。
淞沪战争后的局面
1937年，上海面临了一个来自外部的巨大威胁。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发出了“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言论。为占据战略要点，日军在上海不断制造事端。8月9日下午，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的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身着戎装，驾驶军用汽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拦截，最后在冲突中被击毙。此次“虹桥机场事件”成为上海淞沪会战的导火索。会战打响后，国民政府立即发布自卫抗战声明：“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同时，以前所未有的抗战积极性，先后调集全国70多万部队，投入长达3个月之久的会战，击毙击伤日军5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速决亡我中华的凶残气焰。虽然最终上海还是在11月12日沦陷，但此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极具影响的一个战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改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中国士兵
日本对上海的侵略战争无疑是一场人间浩劫。日军所经之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飞机的狂轰滥炸，导致大批工厂、民宅被毁。宝山沦陷时，被日军枪击、刺杀、火烧、砍头、剖腹、活埋的受害者超过1万人。日军登陆金山卫后，一路纵火，共毁屋2万6千多间。市区闸北、南市被日机在短短三天内投下2500多枚炸弹，几乎被夷为平地。随着战区扩大，战事持续，战火蔓延，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战争难民不断涌入上海，租界内难民人数高峰时几近70万。以公共租界121万人和法租界47万人来接收70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这些难民中大多数为工人、农民及其家属，他们在租界举目无亲，衣食无着，流落于马路边、弄堂口、屋檐下，苦不堪言。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
早在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就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1937年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并得到双方同意。11月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决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难民区工作人员左臂戴袖章，袖章的四周为白底，中间在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旁缀中英文的“国际救济会”字样。饶家驹先后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难民2万余名，此后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难民总数超过10万人。1937年11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华代表卡拉姆多次前往南市难民区视察，并提议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饶家驹区为案例，讨论战时平民保护问题。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区被视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上海沦陷后，日军出于维持与英、美关系的战略考虑，没有进占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于12月3日在从沪西到外白渡桥的上海公共租界主要马路上举行了所谓“胜利示威行军”，炫耀武力，同时控制了苏州河以北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约12.9平方公里的区域。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为日军控制。从1937年底始，幸存了4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虽然受到日伪政权及其军事力量的包围和不断骚扰、威胁，租界内部，日本人也凭借在上海取得的优势，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寻找种种理由从各个方面排挤和打击英美在工部局内传统的主导地位，借“反恐怖”之名逐渐渗透和控制租界，但公共租界还是获得了战争中的相对独立和安定。从1937年秋到1939年秋近两年时间里，上海实际上处于一种所谓“护照签证失控”状态。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而且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预先找到工作及出具警方提供的品德证明，这给犹太难民的移入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管理缝隙，对于许多被关过集中营，而又身无分文的欧洲犹太难民来说尤为重要。
12月3日日军的所谓“胜利示威行军”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伊莲娜·艾伯教授指出：“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地区的外国人护照管理权就不在中国人手里了。当时侵占上海的日本军队想要掌控护照的管理权，但在上海的西方势力从中阻挠，西方人不希望在上海的外国人受控于日本。结果，上海的护照管理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为欧洲犹太人打开了逃往上海的大门，他们只需搞到签证（用于买船票），就能来上海。此外，那时日本虽然和德国走得很近，但他们不想得罪美国犹太人，那时和现在一样，世人眼里的犹太人有钱有权，所以，日本人想通过允许上海接纳这些犹太难民，来讨好美国犹太富豪。”（注：邢佳闻编译：《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载《档案春秋》2013年第4期。）当时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也表明：“上海对任何护照的失控使得难民在此登陆不会遇到困难，由此，上海成为难民一个救急的码头。”（注：Robert LJarman，Shanghai Political＆Economic Reports，1842—1943：British Government Reco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vol.18（Slough：Archive Editions，2008），p.469．）
犹太难民索卡尔谈到为何选择上海时指出，他的父亲在德国兼并奥地利后不久被逮，母亲为此到盖世太保那儿跑了很多趟后才得到信息，只要能够为他搞到有效的签证和船票，父亲就能获释。于是，母亲找到艾希曼建立的犹太移民机构，讨论了可能去的国家，如罗得西亚、古巴、巴拉圭等。有一段时间，墨西哥也是一条可能的出路，但在索卡尔开始学西班牙语之前希望就又破灭了。最后，逃往的地方就只剩下中国了。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前往的地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母亲还是为全家去中国总领事馆补办了签证。
戴维·克兰茨勒《日本人、纳粹与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一书中文版
汤姆·罗萨一家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俄斯特拉发。在他的印象中，1940年，尽管这里还没有出现排挤犹太人的现象，但纳粹在德国的所作所为使他们胆战心惊。母亲执意要他们离开那里，而他们当时能去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哥斯达黎加，另一个就是上海。在香港朋友的一再邀请下，父母最终决定去上海。1940年5月，他们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罗索号，这恐怕是6月意英大战爆发前最后一艘离开欧洲的邮船了。
犹太难民弗莱德·马库斯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前往上海的。他回忆道：（注：潘光主编，周国建、周晓霞副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页。）
此刻再没有比离开德国更为重要和急迫的事情了，父亲询问了无数人我们可以去什么地方，全家一起坐在地板上仔细地研究着世界地图，又厚又重的百科全书也放在地上。我们甚至连每个国家的主要农作物、水果、蔬菜、气候条件，以及平均降水量都研究了一遍，这看起来有些像是要开始一场愉快的长途旅行。但是，当全世界都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又该去哪里呢？有哪个国家愿意接受我们呢？玻利维亚？秘鲁？阿根廷？马达加斯加？还是中国？我们不得而知。年底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出了决定，目的地是中国的上海。上海是当时唯一不需要签证的开放港口，这对许多逃出纳粹铁蹄下的难民来说无异于天堂。
诚如美国学者戴维·克兰茨勒所言：“上海！这个名字，到1938年底，对于千千万万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来说，已成为一种护身符，他们可凭此将自己生活中的噩梦改变成得救的希望。只有在这个地方，他们才可不凭签证这道神奇的开门咒，而有希望逃脱纳粹的恐怖统治。”
登陆汇山码头
汇山码头位于提篮桥的南侧，最初属于英商麦边洋行，始建于1872年。因码头占地太小，故当时没有人想到要给它起个正式的名字。洋人们也就随口把它称为Wayside Whart，如直译，应该是“路边码头”，而这个“路（Way）”一词，指的就是今天的大名路，当时称为百老汇路。路边的一座码头，喊久了，叫顺口了，汇山码头也就成了上海中外人士口中对该码头的正式名称了。1903年，麦边洋行在长江航运竞争中亏本失败，遂将汇山码头、仓栈卖给了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早期的汇山码头只有两座十分简陋的木结构浮栈桥。日本邮船会社买下后，开始经营上海至汉口航线，跻身长江航运业，并于1913年起对码头进行了历时4年的重建，建成了一座在当时来说设施一流的钢筋混凝土码头，主要停靠该公司经营的上海、长崎班轮及其他世界航班。早年鲁迅、郭沫若都曾从这里登船东渡日本求学。一些犹太名人也从这里来到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位犹太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和玻尔。
1922年11月13日上午，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接受日本改造社邀请赴庆应义塾大学和帝国大学讲学途中，顺道抵沪访问，到达汇山码头。下午，爱因斯坦夫妇乘车游览了南京路、城隍庙、豫园等地，欣赏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昆曲。晚上，上海文化界为爱因斯坦夫妇举行了欢迎晚宴。席间，上海犹太人代表向爱因斯坦转致了上海犹太社团的问候，并邀请他下月返回上海时出席社团的招待会。上海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希望他能安排时间，出席该组织举办的集会并发表讲演。次日，爱因斯坦夫妇离沪前往日本。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抵达上海时，爱因斯坦获知自己被授予了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当他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手中接到正式通知时，欣喜万分。
11月31日，爱因斯坦夫妇结束访日，在回国途中再次由汇山码头抵沪，并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1923年元旦，爱因斯坦在工部局礼堂作了有关相对论的演讲，并参加了犹太青年协会和探索社联合主办的相对论座谈会。爱因斯坦的访问影响很大，上海各大中外报刊，如《申报》《上海时报》《大陆报》《字林西报》等纷纷作了报道和介绍。在知识界颇具影响的《东方杂志》还在1922年12月25日出版了“爱因斯坦号”专辑，刊登了10余篇介绍性文章和爱因斯坦夫妇的图片。
登陆上海的爱因斯坦夫妇
1937年5月20日，应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术单位联合邀请，著名原子物理学家、1922年度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丹麦犹太人尼尔斯·玻尔及夫人玛格丽特、次子汉斯·玻尔在先访问了美国、日本等国后乘海轮抵达上海汇山码头，受到中央研究院院长丁燮林、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环等科学教育界著名人士的迎接。国内报刊对玻尔访华高度重视，抵沪前已对玻尔生平事迹作了详细介绍，来华后又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申报》介绍道：“玻尔教授对于近代原子物理学、量子学及光谱学有超异之贡献。自玻氏于1913年宣布其对于原子构造之重要学说后，勃朗克之量子论遂益形巩固，而原子构造及光谱理论始奠定坚实不拔之基础，迄于现在，玻氏在新物理学上之建树甚多，故为全世界学者所景仰，今幸翩然莅华，实极为难得之机会。”抵沪次日下午，玻尔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交通大学工程馆讲堂举办题为“原子核”的学术演讲。为满足市民需求，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还请上海广播电台将玻尔教授的演讲用无线电实况转播。23日，玻尔夫妇乘火车前往杭州，并于24日下午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演讲新原子说，深受师生欢迎。据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回忆：“玻尔演讲凡历一小时半。虽其英文不易解，而所讲系物理，但听众满座，无一走者。”25日玻尔夫妇返沪，转往南京、北平等地继续中国之行。结束访华后，玻尔夫妇乘火车由西伯利亚前往苏联访问。这是玻尔对中国的唯一一次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对上海人民的热情及中国的美丽风光留下了深刻印象。汉斯·玻尔后来在回忆中国之行时指出：“在中国，我父亲受到了老一辈和年轻的物理学家们十分热忱的欢迎。他们对父亲在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的清华大学的演讲是热心的。”
从1933年开始，特别是在193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登陆上海汇山码头，他们不是名流，而是逃离纳粹魔爪的难民，并在1938年8月到1939年8月这短短一年间达到高峰。早在1933年，就有少量犹太难民来到上海，他们大多与上海有些联系，或有亲戚在上海，或曾在上海生活过，或其工作的企业与上海有关系。1933年首批抵沪的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他们是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船抵达汇山码头的。此后直到1938年夏，抵沪德国犹太人的总数大约有1000人。
玻尔在上海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来沪的犹太人还不能算难民，只能算侨民。他们大都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医生、律师、教师和企业家，随身带有一部分积蓄，因此较易在上海找到工作或者自己开业，生活水平居上海犹太人的中等水平，一般都居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以色列信使报》1933年10月1日就有报道称：“10名一流的德国犹太医生正在前往上海的途中。”据统计，该年底移民到上海的德国犹太医生大约有30人，其中不少都是名医，并在租界开设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其中，罗文伯格医生原为德国圣乔治医院的神经科医生，并写有多部医学专著。摩西医生曾是柏林著名的儿科医生，长期担任当地一家大型儿科诊所的首席医生。加库伯维斯基医生作为德国牙科及口腔下颚外科专家，“一战”期间担任过前线牙科和下颚医疗站负责人，被授予铁十字勋章。《以色列信使报》主编、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之一的埃兹拉夫妇在其位于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太平花园6号寓所为这些新来的德国犹太医生接风，希望他们能为上海犹太社团注入新的活力。
1938年8月开始，犹太难民离开德奥就没有先前的幸运了，因为纳粹分子加强了对其财产的剥夺，只允许他们带走很少的钱物。1938年12月抵沪的一批犹太难民就控诉道：“他们一起抵达的187人中，有不少本来是德奥当地的商界巨子，拥资千百万英镑，但此次被逐出境，除船费以外，每人所带现款不得超过10英镑，违者即被搜去充公。”
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涌入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关注。上海中外报刊，特别是《以色列信使报》详细记录了这一批批登陆汇山码头的犹太难民的情形：
1938年8月15日，德国兼并奥地利后，首批15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这批难民曾是维也纳的富有阶层，离开之前每人却只得到20马克的路费，令人悲痛伤怀。犹太人如此惨遭劫难，离乡背井，实在令人目不忍睹。
犹太难民们抵达上海
难民们登上来码头接他们的卡车
志愿人员开车把犹太难民送往收容所
8月28日，又有10名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包括1名妇女和2名儿童。他们离开奥地利经由意大利抵达上海，两周前先期到达的奥地利难民前往迎接，并负责把这批难民带到预先安排好的住所。刚到上海的这批难民遭遇了与第一批15人相同的困境。他们离开德国时，身上也只有20马克，即1英镑。由于在船上有所花费，到达上海后几乎身无分文，就连到安置住宿地的交通费用也支付不起。
9月11日，一批欧洲犹太难民一行6人搭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维多利亚号邮轮抵达上海。其中有1名德国犹太籍医生，其余5人均来自奥地利，3名商人，1名工程师，还有1位女士是其中1位商人的妻子。
10月18日，一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25名犹太难民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19位男士，5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少数难民可以讲英语，其中大多数陷入财政困难。
11月24日，18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佛德号邮船抵达上海。这些难民在到岸后前往海关检查行李时流露出悲伤心情。他们的行李很少，因为大多数来自柏林的难民行李在经过德国边境时因可能携带现金而被扣留，这样多数人除了手提包之外一无所有，当他们带着这些手提包经过两天旅程从柏林到达里雅斯德港时曾被告知其他行李将随另一邮船到达。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人有在集中营拘禁的经历，他的前额缠着厚厚的绷带，拒绝发表任何讲话。旁边的人告诉《字林西报》记者说，他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中被打伤了头部。顺便说一下，大多数抵沪的德国人在离开之前都在那里被拘留了10周到3年不等的时间。到达的人中多数来自德国，只有三成来自奥地利。在已到达的犹太难民中，最富有的人只有3个英镑，而绝大多数人一无所有。一下子涌入的这些难民要找到工作十分困难，但不应被视为上海犹太社团的负担，他们也许会对上海作出精神贡献，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是令人尊敬的医生。负责接待的委员会已成功地租赁了虹口华盛路（今许昌路）708号的英国妇女之家旧址，并将其整修为可以居住约50人的住所。
12月20日，自1918—1922年白俄移民潮以来的最大一批外国难民抵达上海，524名德国犹太男女老幼于当天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靠泊汇山码头。本来预计有526名移民来沪，但有2人在来沪途中去了香港或马尼拉。救援委员会面对这一复杂情况采取了有效措施，移民们被有序地排列成行并分批送往各个收容所。这些人中有近120名儿童。许多住房并不宽敞的上海犹太家庭来到救援委员会表示愿意在难民孩子父母安置下来之前暂时照顾1到2名儿童，这些犹太家庭绝大多数是并不富裕的俄罗斯犹太人。
上海犹太人在码头等待难民的到来
12月31日，400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波茨坦号和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这让救援委员会大吃一惊，因为原来预计的人数只有300人。从波茨坦号下船登陆的应是70人，但实际有大约120人；罗索号也不是预定的240人而是280人。在这新一批移民中有28名儿童。大多数新来者在河滨大楼居住。儿童的状况仍需要上海犹太家庭的帮助。现在上海有150多名犹太儿童生活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只有25人安置在愿意暂时照顾低龄儿童的本地犹太人家中。尽管起初移民父母们不愿意与孩子们分开，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他们安置下来之前将孩子们交托在舒适、温暖的家中还是可取的。
1939年1月14日，约有50名经跨西伯利亚铁路横穿俄罗斯的欧洲犹太难民经由大连乘日本邮船三晶丸到达汇山码头。
1月15日，约有25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维多利亚号到达上海。救援委员会在他们多数人登陆的汇山码头接待他们并引导至位于虹口和汇山码头附近的各个收容所。
1月29日，又有420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邮船抵达上海。他们被暂时安置在河滨大楼和阿哈龙会堂睡地铺。有些人每天只能吃上两顿饭。目前在上海有2305名难民，其中400人可以自立，有1905人需要救援委员会照顾，救济的压力很大。
2月10日，至少85名德国犹太难民乘法国邮船公司的阿陀斯二世号邮船抵达上海。据报道，这些移民都是非法离开德国，偷越边界逃往法国马赛并继而乘船来到上海的。他们暂住河滨大楼。同时预计还有850名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于2月21日抵达上海。这将使本地难民总人数达到3155人。
2月24日，又有85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乘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
3月5日，450名犹太难民乘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按照先前的惯例，许多照顾新来者的救援委员会成员在码头迎接并照料他们办理海关手续，同时有许多辆卡车在入口排队准备运送行李。新来的难民部分由救援委员会安排到河滨大楼住宿，同时一些单身汉则在可以容纳1200人的华德路收容所找到了住处。现在在上海居住着大约4500名德国犹太难民，这些纳粹统治下的逃亡者正继续不断涌入上海。在救援委员会登记的已有3945名，但登记过程尚未完成。数以百计的已登陆犹太难民也还未联系救援委员会，因为他们能够依靠来自上海或海外的朋友或亲属的资金照顾自己。在河滨大楼一楼的大部分住房之外，救援委员会还管理着三个收容所，每个能容纳约1000人。
4月3日，在纪念犹太人出埃及的逾越节前夕，又有400名犹太难民抵达上海。他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位于华德路一座学校大楼内的收容所。华德路收容所负责人温伯格也在码头拥挤的人群中迎接他的妻子和孩子。维克多·沙逊则在码头海关处为焦急等待难民的人群拍摄电影。
然而真正不详的状况是在未来。据计全世界接纳难民的人数是每月3000人，而本月仅上海就预计会有3000多难民抵达。他们将乘三艘邮船前来，所有船只都是为运送这些难民到上海而专程开往远东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的朱利奥·切萨雷号将从中欧运送1600名犹太男女老幼前往上海。另两艘载有约1500名犹太难民的德国邮船则将经由好望角来到上海。这两艘德国邮船是德国盖世太保为驱逐德国犹太人而专门租用的。尽管难民每人为此支付了2000马克，但还是由于付不起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必须支付的外汇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估计将达到13000人。救援委员会如何帮助这些难民解决食宿问题看起来的确像一个奇迹。通过到处租借、募捐，帮助照料了大约7000名犹太难民。本月三艘犹太难民专用船抵达上海，并不意味着移民潮的结束。其他犹太难民还会乘其他船只抵达。此外，每两周一班的意大利邮船公司每次至少带来300名到500名犹太难民。为使进入上海的数以千计的德国犹太难民自立，救援委员会设立了17万美元的专门财政基金帮助他们，其中维克多·沙逊一人就捐赠了15万美元。目前已有350名犹太难民创业成功，如果加上他们的家人，自立的移民总数达到了690人。此外还有270名移民或在上海就业，或得到私人资助，这又使392人获得自立。现在依靠私人收入生活的移民总数已上升到1082人，还有6000多人要依靠救援委员会照顾。自到达以来，能够自立的难民比例已达20％，但如果没有这17万美元的资金帮助，这一比例将低得多。
4月25日，220名犹太难民乘泊作丸号和格奈森瑙号分别抵达汇山码头。同时，还有850人乘康悌卑安克麦诺号邮船来到上海。这使得上海犹太难民总人数达到8400人。
5月8日，又有440名犹太难民从德国乘罗索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新来者中有50名儿童。来自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难民多数是男性，因为他们是从集中营中出来并被强迫离开德国的。许多人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在上海，也有许多人孤身而来。最初纳粹分子驱逐犹太人出境时还允许他们携带衣服和行李，但最近来到的难民仅仅带着手提包，他们说纳粹分子不允许他们携带其他任何财物。
5月14日，738名德国犹太人乘朱利奥·切萨雷号邮船抵达目的地汇山码头。在上岸和经过海关时，难民显得较为轻松。他们说邮船没有在新加坡或香港停留而直接从科伦坡来到上海，旅途总体还是很愉快的，因为这艘特别租赁的意大利邮船公司班轮是设施最好的船只之一，拥有两个露天游泳池。由于买不到德国和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船票，因为它们已经预定到10月份，所以才租赁了这艘班轮。
其中一位难民说，这艘租赁班轮的船票也是一票难求，即使有必要的证件和其他“官方批文”，也难以用正常费用购买船票。实际上他们要以一倍半或两倍的价格才能购买到船票。新难民的到达使上海的难民总数达到9578人。许多是来与先期逃来的妻子和家庭团聚的。他们中有100人在汇山路收容所居住，100人在华德路收容所居住，120人在交由救援委员会处置的汇丰银行虹口分行旧址内居住，还有260人在兆丰路收容所居住，其余的则在河滨大楼居住。同时，救援委员会正在研究在其管理的住所数目不足的情况下建设大型收容所，以容纳预计年底要抵达的25000名难民。难民登记中心位于九江路190号三楼。每位难民都要在这里登记最重要的个人信息并提供一张照片，同时要求随身携带登记卡并将另一张卡保存在该办事处的档案中，便于协助警方控制和管理难民。
苏州河边的河滨大楼，1938年曾作为犹太难民接待站
大批行李堆积在收容所内
5月19日，德国沙恩霍斯特号邮船抵达上海，其中有155名犹太难民，包括45名夫妇和24名儿童。所有人的住宿都得到了预先安排。据悉，还有两艘专门租赁的德国邮船将运送犹太难民经南非和爪哇来到上海。这一路线的选取是为了避免支付苏伊士运河费用，因为这一收费只接受英国英镑，不接受德国马克。第一艘乌萨拉莫号定于6月24日携461名难民抵达，第二艘坦噶尼喀定于7月中旬携450名到500名难民抵达。
难民委员会已从工部局获得了两所学校的使用权。这些学校整修后将可容纳1400名难民。委员会预计6、7、8和9月都将有近3000名难民抵达上海，因此需要建造更多的收容所。这四个月约12000名难民的到来有可能使上海犹太难民人数上升至21000名。
5月22日，又有308名犹太难民乘维多利亚号邮船抵达。
6月4日，465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邮船抵达汇山码头，救援委员会成员照看他们上岸并将他们运送到各收容所。多数人住在荆州路收容所，其他人则分配到华德路、兆丰路、汇山路收容所和河滨大楼居住。据估计，目前上海犹太难民总数为10506人。
6月27日，862名犹太难民分乘两艘邮船抵达上海汇山码头。这使得上海的欧洲难民总人数超过了12000名。
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上有827名难民，而法国邮船公司舍农索号上有35人。除找到私人住所的100人外，所有人都安置在收容所。6月28日乘专门租赁的德国乌萨拉莫号邮船到达的459名难民也得到了安置。这批人中有114对夫妇，150名孩子，142名单身男子和33名单身女子。
8月7日，又一批265人的犹太难民男女老幼乘维多利亚号邮船抵达并被带往汇山路附近各个收容所。上海的欧洲难民总数超过了16000人。
限制入境
从1938年8月到1939年8月的一年间，抵达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一下子超过了16000人，远远超出了原来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和以俄犹为主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加在一起也不过5000多人，不及犹太难民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这些犹太难民的东方亲戚竭尽全力开展救援，但预计到年底至少还将有12000名犹太难民抵沪，援助压力可想而知。由于人手、财力等限制，犹太难民救援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1939年5月，猩红热在上海犹太难民收容所内传播，情况非常严重，大约有200人受到感染，超过150名病人被送往兆丰路（今高阳路）急诊医院救治，其余病人则在租界其他医院接受治疗。
由于没有预料到纳粹德国最后会对欧洲犹太人采取大屠杀政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上海犹太社团深感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并导致难民灾难，于是建议租界当局予以适当的控制。与此同时，他们也一再呼吁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团增强对欧洲犹太难民的接纳和救助。上海救援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负责人米切尔·斯皮尔曼告知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持续的难民潮涌向上海，可能会导致失控的危险。如果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工部局就有责任保护公共租界内的上海犹太难民，采取措施禁止那些没有生存手段或没有就业可能的犹太难民在上海登陆。他迫切希望有关国家的领事将这一情况紧急通报各国航运公司。一些俄罗斯犹太人从事的是低端职业，他们非常担心新来的难民会接受更低的工资，甚至以无偿工作来与其竞争岗位。1939年5月，维克多·沙逊等与日本占领当局官员举行会晤，表示如果对无限制流入的犹太难民给以适当控制的话，并不会招致全体犹太人的反对。
平凉路收容所容纳200人的大房间
同时，随着来沪欧洲犹太难民的不断增加，租界的日常生活秩序也遭到了巨大冲击，这引起了租界居民的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当时租界里就传言由沙逊家族投资的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考虑解雇白俄雇员，改聘犹太难民，这一传言造成了俄侨的恐慌，并导致反犹主义在他们中间蔓延。署名为反犹组织KKK的小册子《中国、日本和异教徒们的警告，难民入侵上海》在上海流传，其副标题为《准备抵抗经济入侵和准备迎接犯罪、暴力与阴谋的时代》。其中写道：“上海突然间变成了那些分别在奥地利、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事破坏的人，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普遍依靠德国、奥地利和捷克劳动者出钱供养的人之‘福地乐土’。希特勒的‘受害人’，连同他们的鹰钩鼻子和喇叭口形的鼻子，继续涌向上海。他们漂亮衣服的口袋里装满了英镑和美元。谁会真正相信犹太人的宣传呢？这种宣传断言，希特勒驱逐了奥地利和德国所有犹太人。这些‘贫苦人’在一等或二等船舱中旅行，到处租借高价的房子，同时又要求上海的国际社团为他们找工作并养活他们。我们本来根本不会关注犹太宣传，只不过我们突然间在大街上发现这些‘难民们’都携带着照相机，连续不断地出现在兑换所，在咖啡店大啃大嚼点心，并在时髦的饭店中用餐，你可以想象下那些致力于救助中国和俄罗斯难民的人该会多么惊讶！因为这些人刚刚还向他们呼吁‘帮助我们吧！我们这贫苦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大美晚报》上也有一篇题为《犹太难民构成经济威胁》的文章，副标题是《欧洲流亡者即将形成第4类洋人》，直白地表露了部分外侨对犹太难民工作竞争的担忧。租界当局也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一些外侨富翁也担心白色人种富裕而高贵的威严形象会因为这些德、奥犹太人而黯然失色，因为后者不惜从事体力劳动，甚至那些当时仅仅留给中国人的苦差事。
隔离区前的难民收容所
由于犹太难民大多数居住在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地区，使得当地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日侨也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为此，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官方文件明确表示必须保证日本人不受犹太移民的伤害。1939年7月16日，N．Y．K邮轮寿和丸从欧洲返回日本途中在上海靠岸，有64名犹太难民移居虹口，日本当局当即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但是，日本当局非常担心限制犹太难民可能会引起美、英等国犹太人的不满，从而影响其“河豚鱼计划”的实施，因此直到上海犹太人主动要求日本当局采取限制措施后，日本才决定对犹太难民进入予以禁止，并一再对外强调这项措施是在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要求下采取的。
《河豚鱼计划》中文版
所谓“河豚鱼计划”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提出的一项计划，即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河豚鱼计划”之所以命名为河豚，是因为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剧毒。日本人借河豚比喻犹太人移民，意含一方面有利可图，一方面又很危险，好比河豚，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这个计划要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说起。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反犹浪潮持续不断，一位名叫雅各布·希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出于对疯狂反犹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筹集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提供给日本用于购买武器，使日本在战争中击败俄国。于是，日本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世界犹太人是一支有实力、有影响的力量，如果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坚定而持久的支持。同时，犹太移民带来的巨额资产也会有力推进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促进东北经济开发。1934年，日本钢铁大王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一篇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提出了所谓的“河豚鱼计划”。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并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1939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发布了一项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在回答记者有关日方有何权利采取这一在苏州河以北区域限制居住政策时，发言人非常傲慢地回答道：“日本已军事占领并控制了部分公共租界，因此他们有权随时颁布相关法令。日方已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德、意等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他进一步指出：“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将威胁到北苏州河区域的居民日常生活。这也是上海犹太组织的观点，他们也不希望有进一步的难民进入。不算收容所，居住在该地区的犹太人相当于居住在那的日本人的十分之一，因而当局也非常担心两个外侨社团之间发生摩擦。”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给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备忘录也明确规定：8月21日后抵达的犹太难民将不允许在虹口居住生活。备忘录要求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制作一份上海犹太难民名录，并上交日本当局。登记完成后，经日本占领当局审查后向登记人员颁发身份证。只有那些拥有身份证的犹太难民才允许在北苏州河地区经商。已经居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则必须在8月22日前向日本当局登记，否则将不允许其合法居住在那里。
8月14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也通知所有领馆和有关船运公司，不再允许欧洲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将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其登陆。工部局官员表示，为躲避迫害而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已达16000人，年底之前预计还将有5000人抵达。由于日方已禁止他们进入北苏州河地区，因此他们将被迫前往南苏州河地区居住。
如果说，在有许多空置土地和空闲建筑的北苏州河地区已没有接纳新难民的居住空间的话，那么在淞沪会战后已人满为患的南苏州河地区就更捉襟见肘。由于居住、医疗等条件已极其紧张，上海已到了无法再接纳更多难民的程度。任何传染病的爆发都将是灾难性的。数月前猩红热袭击北苏州河地区难民时，该传染病之所以得到成功处置是因为拥有足够的急诊医院，同时难民自己也还可以照顾他们的患病同胞。但如果在南苏州河地区数以千计的难民中爆发类似传染病，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因为整个地区没有一座空闲建筑可用作医院，而且所有医院都已经人满为患。但他同时指出，新规定将不适用于那些已经登船或者在前往上海途中的欧洲难民。由于在船只到达香港之前无法获得准确数字，因而到底有多少难民正在前往上海途中还难以确定。在工部局做出限制来沪犹太难民的决定后，法国总领事也发布法令，禁止更多犹太难民在法租界居住。与此同时，所有前往上海的船运公司也都获知了这一新法令。
上海犹太社团将日本当局8月9日和工部局8月14日的禁令紧急电告驻在伦敦的德国犹太人理事会，后者又通知了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在德国和意大利，各邮船公司也张贴告示，宣称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黯淡，希望能借此劝阻那些申请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8月16日，当这两条禁令在上海各大报纸发表后，上海犹太难民焦虑不安，非常担心即将乘船来沪或已在途中的亲人的安全。那些预定了8月14日以后船票的人，立即就发生了邮船公司和某些航线退还定金的问题。尽管后来希伯来移民援助会接到通知，有4艘预定在8月14日至21日离港，载客631名的邮船将获准在上海下客登陆。但上海犹太难民依然忧心忡忡，积极与上海各个统治当局秘密商谈，希望能改变相关规定。最终他们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达成协议，并于10月22日对外公布。新协议指出，工部局8月曾宣布被迫禁止任何欧洲犹太难民进入公共租界，但该禁令不适用于符合下述条件的人：①可支配资金不少于400美元或相同数值的其他外币的成年人，13岁以下儿童为100美元；②船运、铁路公司或其他旅行代理公司有责确定购票者拥有这些资金。这些机构必须从上海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获得相关资金证明；③拥有资金证明的上海犹太居民直系亲属、有合同可在上海就业者、为上海居民的未婚妻或未婚夫者。符合这些条件的必须通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向工部局申请，并由工部局审核。此项新协议的发布，给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重新开了一道口子。但这一条例仅适用于工部局控制的公共租界，不适用于日本人控制的虹口，也不适用于法租界。1940年1月的一封日本在华外交官的信件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擅自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了许多入境许可证。
自1939年8月上海各统治当局发布限制欧洲犹太难民入境的法令后，来沪难民人数急剧下降。从那时至1940年6月近1年的时间里，从海路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估计最多有2000人。1939年8月28日，大约619名难民乘朱利奥·切萨雷号抵达上海，这就是8月14日禁令之前离开意大利，并允许登陆的那批欧洲犹太难民。9月1日“二战”爆发后，那些仍在海上尚未登陆的犹太难民的命运就更加难以确定了。当时就有报道称：“这些德国难民预计将在中立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港口靠岸，但他们是留在东印度群岛还是换乘中立国船只来沪仍不得而知。”同时，由于英国对德宣战而驱赶德侨，也导致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新加坡等来到上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按照希特勒的法令，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
此后，只有零星的邮船携犹太难民从欧洲抵达上海。1940年1月22日，意大利邮船公司康悌卑安克麦诺号带着70名难民抵达上海。与那些先前到达，且已在上海安家的多数难民不同，因为要符合工部局去年10月份的新规，这些难民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多数人在证明他们拥有400美元后，在公共租界居住下来。一些人在获得日本当局的特别许可后在虹口安了家。这些难民中的大多数不是从德国直接过来而是在意大利居住了一段时间，并从海外亲戚或犹太组织获得了足以支付路费以及日用的资金资助。
2月9日，又有161名犹太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罗索号抵达上海。3月5日，经德国政府允许并经西伯利亚来到远东的德国犹太难民由大连转乘日本邮船抵达上海。4月4日，又有约100名难民乘意大利邮船公司佛德号抵达，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5月9日，211名犹太难民乘罗索号邮船抵达上海，这些来自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大多是来上海与家人团聚的。6月6日，263名犹太难民乘佛德号来到上海，其中多数来自德国，还有一些来自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约有50人。据称，这很可能是“二战”期间从欧洲海路直接来沪的最后一批欧洲犹太难民，因为之后本已预定5月6日搭乘佛德号来上海的犹太难民在德意边境的布雷纳被遣送回慕尼黑，因为意大利政府担心即将来临的意英之间的战争将威胁到该船出航。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接着法国便战败投降，此后英国和德、意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展开激烈的海空战，战火还蔓延到了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西亚地区。这样，欧洲犹太难民从海上来沪的传统路线全部被切断了。
由于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希腊等巴尔干国家先后沦入纳粹魔掌，波罗的海三国面临纳粹威胁，后又被并入苏联，而德国占领军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排犹，使欧洲犹太人外逃的潮流更为汹涌。1940年6月海路切断后，欧洲犹太难民来华只能从陆路前往，但仍有不少人希望来到上海，他们大多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犹太难民，他们穿越苏联西伯利亚，然后经中国东北、朝鲜或日本抵达上海，人数估计在2000左右。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欧洲犹太难民从陆上来上海的路线也被切断。此后，再没有犹太难民能离开欧洲大陆前来上海。然而，仍有一些在此之前离开欧洲而滞留在苏联远东、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的犹太难民，由于战火四起、各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而无处可去，最终辗转到上海避难，他们绝大多数来自波兰和立陶宛，人数应在2000以上。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100余名波兰犹太难民来沪的曲折经历，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卢布林经学院等犹太经学院的师生400多人。他们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后陆续逃往立陶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出了一个逃离欧洲的办法：以前往荷兰殖民地库拉索为由取得进入日本的过境签证，然后再设法从日本去美国。经过艰苦努力，在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的全力支持下，他们获得了去日本的过境签证。立陶宛并入苏联后，他们又获得苏联政府的离境许可。后由苏联旅行社安排，每人交付200美元，坐火车横越西伯利亚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那里乘船抵达日本神户。但在神户滞留了半年多，他们却始终无法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最终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特派代表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等人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上海的许可证，于1941年下半年分批来到上海。据当时报纸记载：“1941年8月22日，又有296名犹太难民从日本神户和横滨乘浅间丸来到上海，其中有255名波兰犹太人和16名德国犹太人。他们一年前就离开了战乱的欧洲，其在日本停留的签证期限尽管只有2周，但仍在那里居住了10个月。新来者中有许多犹太拉比，他们被送往阿哈龙犹太会堂并暂时居住在那里。”可以说，他们也许是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前来到上海的最后一批犹太难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与外界的联系被全部切断，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已几无可能。
密尔经学院师生们在上海阿哈龙会堂内继续学习
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特派代表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以色列建国后曾任宗教部长
据1941年2月21日公布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40年年报》显示，这一年，该委员会救济的犹太难民达23310人（注：Israel's Messenger，1941.2.21．）。此后，虽然人数略有变化，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中国东北、韩国、日本转来了部分滞留难民，同时也有一些犹太难民因种种原因前往了其他城市和国家，如1940年有102名德国犹太难民经西贡前往法国，加入法国外籍军团与纳粹的作战。1941年下半年，有29名波兰犹太难民前往巴勒斯坦，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拓殖工作，但在整个“二战”期间，估计有2.5万犹太难民避难上海。上海作为单一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数量已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同时期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于是，“上海”也因此成为在纳粹大屠杀研究中“拯救”和“避难所”的代名词。
艰难旅程
无论是经由海上还是横跨西伯利亚，这些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都经历了艰难的旅程。如何获得签证、如何购得船票或火车票、如何携带行李，特别是如何逃脱盖世太保的监视和检查，尽可能多地带些财物出门，都是这些难民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有时甚至要冒着极大的风险。1938年8月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德、奥犹太难民大多乘火车或者汽车到达意大利后，再坐意大利邮船公司的班轮从热那亚或的里雅斯特出发。最常用的一条线路是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到埃及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苏伊士运河抵达孟买，再经香港抵达上海。有时也会从热那亚出发经苏伊士运河到科伦坡，停靠新加坡、香港或马尼拉后直达上海。整个行程平均约1个月，有时因资金原因绕道南非好望角，则需要整整10周时间。对于这些难民来说，也许海上这段行程是最舒心的一段时间，既有一种脱离虎口的短暂轻松，也可以暂时不去想在上海的生活，加上许多人买的是一等和二等的豪华舱，当然这是邮船公司强迫他们订购的，主要是想狠狠地敲他们几竹杠。邮船公司允许每位移民往公司账上先存入一定数量的马克并确保要在船上花完，而难民们也将这视为逃避严格监管、转移财产的一个好办法。因为除了这种“船舱钱”外，每个难民只能携带10个马克等值的外币，还有一些个人用品，而且事先必须向纳粹当局提交一份申报单，并在出境时接受严格检查。他们在邮船小卖部用这笔“船舱钱”购买照相机或其他奢侈品，准备到上海去倒卖，以换取生活费用。与此同时，他们也想方设法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兑换成现金。
意大利邮船公司的广告
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船票
犹太难民欧内斯特·科尔曼在回忆中还原了当时逃离欧洲的情景：（注：潘光主编，周国建、周晓霞副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页。）
甚至在“水晶之夜”前，我父母就着手计划去巴勒斯坦定居。他们开始重新定做一些家具，大而沉重的书架上按上了腿，零碎物件变少了，我们还买了许多衣服，连鞋底都是双层的，一旦鞋底磨损坏了，就可以直接撕下而用新的鞋底。
为了去巴勒斯坦定居，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水晶之夜”把巴勒斯坦在柏林和其他地区的办公室烧毁了，相关的移民文件也被付之一炬。父亲那时恰巧被投进了监狱，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显得极为渺茫。后来，母亲联系上了住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亲戚，计划去美国定居，我知道我们又要学习英语了。我的家庭教师每天都来我家教我英语，包括一些最简单的英语。她大约只有二十岁，也没什么经验。虽然不能去学校上学，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学校。
我们和辛辛那提的亲戚取得联系后，他们寄给我们一封担保书。但是，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不得不等待。有一天，我们家举办晚餐派对，其中一个人突然说：“我不在这儿待了，我要去上海。”紧接着另一个人说：“我和你一起去。”我父亲说：“我也加入你们，我和你们一起去吧。”共有三个犹太家庭要前往上海，我哥哥和我是其中仅有的两个孩子。
离开欧洲整理物品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行李都放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箱子里，它的尺寸大概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秘密警察会监督我们整理东西，金银物品早已根据其重量兑换成了现金，每个人只被允许携带两件银器，我们的箱子里装了八件银器。警察们仔细地检查着我们放入箱子里的每一件物品。我父亲有一些有趣儿的玻璃杯，从外面看那杯子好像盛满了酒，可当你试图举杯一饮而尽时却发现什么也倒不出来，监督我们的警察对这些杯子很是着迷，我母亲便把杯子送给了他们。此后的监管也轻松了许多，我们打包整理物品的速度也快了许多，然而我父亲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他不肯乘此机会逃脱检查。我们携带的衣服都是单独定制的，我叔叔经营着一家服装商店可以下单定做衣服，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穿着同一种材质的衣服。为了携带这么多衣服，我们还特意制订了一些箱子，母亲带了一件皮毛大衣，父亲带了显微镜和别的什么东西，遗憾的是许多物品都在上海卖掉了。德国人只允许我们携带少量的现金，当我们到达勃伦纳山口时才发现父亲所携带的现金远远超过了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他只好赶忙给我叔叔打电报。车行至意大利热那亚港口时，我的姨妈早就到了热那亚为我们送行，当我们登上远赴上海的邮轮时，大家都显得格外激动。
在西格蒙德·托比亚斯的记忆中，那时家里的银行账户都被德国政府冻结了，于是不得不变卖全部家产，终于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他们先坐火车去意大利的港口，然后上了一艘前往上海的日本邮轮。在船上，妈妈每天都让他狂吃东西，因为她不确定到了上海后，一家人究竟会遭遇什么。沃尔夫岗·卡佛岗依稀记得：那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出境课以越来越高的移民税，除了可以随身带5个马克出境外，其他所有存款都予以冻结，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地侵占。不仅如此，接受难民国家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除了有配额限制以外，对申请人还有财产、职业和技术等诸多要求，比如去巴勒斯坦就需要2000英镑的入境费。这样高的移民费用对穷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有幸逃脱厄运的犹太人到了异地几乎都是身无分文。
贝蒂随父母于1939年6月逃到上海，在回忆录中，她的旅途记忆是这样的：（注：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著，李康勤译：《我曾经叫莎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0页。）
爸爸妈妈列出了许多张单子，上面一一罗列着需要放进大箱子的东西。有我们的鞋子、大衣、内衣、裙子、罩衫、短裙、爸爸的衬衫和帽子，以及用来遮挡热带太阳的遮阳帽。还有家里的一些珍藏，如我们星期五晚餐时用的银烛台、我们做崇拜仪式时用的七支大烛台、家庭照相簿、个人证件等，都被悉数放进了大箱子。我们甚至准备了一大堆卫生纸、肥皂、毛巾、毯子和床单，因为盛传上海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于是只要我们认为是生活必需品，就都一股脑儿地装进大箱子。收音机、厨房用的冰柜、玻璃制品、罐头食品、枕头、地毯都在考虑之列，就连爸爸最爱坐的棕色牛皮沙发椅也被打包进去。大箱子里还有我最喜欢的高脚葡萄酒杯，妈妈的罗森塔尔陶瓷碗碟（上面有很漂亮的小玫瑰花图案）。还有我所有的洋娃娃和洋娃娃马车，我真舍不得它们，但实在太多了，不得不把它们放进大箱子。幸好，妈妈有先见之明，悄悄地把我最喜欢的娃娃玛蒂拿了出来，放进了我们的手提箱里。我们完全上船之后，她才把它拿出来，让我惊喜万分。
我们乘火车离开柏林，在慕尼黑的一间旅馆里过了一夜，然后出境到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爸爸口袋里其实有一张盖世太保的传票，要他在5月19日到柏林总部接受审问。登船时，已经是5月18日，爸爸还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逃过这一劫。后来，他告诉我，知道我们上了船，轮船起航后，他才知道自己安全了。
1939年5月21日莎拉一家登上“鹿岛丸”号前往上海
“鹿岛丸”号的乘务员为船上的小孩组织了很多特别的活动，小孩子们在一个单独的饭厅里吃饭
爸爸不想我们荒废学业，他坚持让我们把课本放在随身行李中。在去上海的船上，除了阅读，我们每天还要学习英语。虽然爸爸的英语也不流利，但他随身带着字典，每天都会教我们几个新单词。船上绝大多数乘客都是有幸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他们还带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通过贿赂船运公司的工作人员才换来性命和自由的，现在是该把压箱底的钱花掉的时候了。
轮船上的乐队开始演奏，船上的乘客抛出的彩带随风飘扬，一切看起来都像豪华邮轮上的一个愉快出行，唯一的不同是许多乘客都在哭泣。“鹿岛丸”号在东京注册，是日本邮船公司的一艘万吨级轮船。它不是一艘大船，但我们觉得它的大小正合适，有足够地方给我们玩捉迷藏，离船舱远的地方又恰好听不见爸爸妈妈的喊声。他们每天都要我们回去上英文课。船上有很多小孩子，一位穿着和服的女服务员专门负责照顾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在一个单独餐厅吃饭，服务员还会为我们组织特别的活动，比如喝茶派对。在喝茶派对上，我们会穿上派对专用的平纹皱丝裙，船长和一些船员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派对。此外，乒乓球和沙狐球比赛也很受欢迎，轮船后甲板上的游泳池里开设的游泳课程也是孩子们所喜欢的。
整个航行历时三十天，船上对无国籍的旅客，即犹太难民管得非常严，只有两个港口允许我们上岸。我记得我们在孟买上了岸，另一站是新加坡。我们离开柏林6周后，轮船公司把我们的大箱子发到了诺玛克号货船上。很快，战争爆发，诺玛克号在新加坡被英军扣留。两年后，我们和上海日本当局打起交道。那时，日本占领了新加坡。他们要求我们支付1000美金的仓储费，不然就公开拍卖箱子里的东西。父亲回信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从此，我们的东西便下落不明，所有的旧物都一去不返了。
救济安置
大量欧洲犹太难民涌入后，得到了上海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市民自己也沦为难民，许多人不得不在难民所中栖身。即使在这种困境下，上海市民仍然克服种种困难，给予了犹太难民无私的接纳和真诚的帮助。1939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刊文：“虽然我们在上海尚有十多万难民的生活不易维持，但我们只要能力能办到，总可以尽力帮助犹太难民。”（注：《东方杂志》第36卷，第12号（1939），第12页。）上海市民，特别是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地区的上海市民不遗余力去帮助犹太难民，甚至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不少人的生命。1945年7月，美国飞机误炸虹口犹太难民居住区，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周围的中国居民虽同样伤亡惨重，但仍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抢救出许多犹太难民，在现代中犹关系史上写下动人的一页。此外，上海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也都捐房捐款，积极帮助犹太难民。
埃利·嘉道理父子
各类海外组织，特别是犹太人组织也给予上海犹太难民大量的财政和物资援助。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在关心上海地区中国难民的同时，也对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给予有力的救援。1939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致电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原本向数千名中国难民提供救济的上海救济问题因千余名奥德犹太难民的到来而出人意料地负担加重了。由于已知另有2000多犹太人正在来沪途中，本地犹太社区已无力应付这个问题，呼吁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给予援助。”但到了后来，世界各地战火纷起，难民遍地，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也就顾不上上海这几万犹太难民了。倒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特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瑞典、葡萄牙等地的犹太人组织，因为对欧洲犹太人的困境无能为力，反而能集中力量来救援在上海等地的犹太难民，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该组织1938年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派有常驻代表，每隔一段时间写出反映上海犹太难民情况的报告，并在美国为上海犹太难民募集了大量的捐款，每月数额平均达3万美元。
当然，在救援欧洲犹太难民中作用最大的还是这些欧洲犹太难民的东方亲戚—上海犹太社团。由于英籍赛法迪犹太人财力雄厚，自然成为救助犹太难民的主力。嘉道理家族出面召集讨论救援犹太难民的会议，并捐了大笔钱款用于安置犹太难民。他们还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又称嘉道理学校，允许付不起学费的难民子女免费入学。战时该学校的在校生一直保持在700左右，在犹太难民中享有较高声誉。沙逊家族也多次捐款捐房安置犹太难民，沙逊洋行交由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使用的河滨大楼的房间足以接纳350人，工部局也在此提供了200多张床铺。俄罗斯犹太人虽不如英籍塞法迪犹太人财大气粗，但他们人数多，活动能力强，与德、奥、波犹太人同属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此积极性比较高，做了大量细致、繁杂的具体工作。
犹太难民威廉·肖特曼记得：（注：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107—108页。）
当难民最初开始涌入时，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来帮助他们，但委员会相对贫乏的资源很快就被用尽了，因此正规的犹太人救济机构，像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及世界犹太难民救助组织等取代它做了很多工作。
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CFA）主席斯皮尔曼
最初，委员会曾为难民寻找住房，但是在意大利邮船公司邮轮一次次卸下数百名孤立无援的难民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有财力的难民只得自己寻找住房，较富裕的难民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搞到了房间或公寓套房，较贫穷的难民被迫越过苏州河在虹口地区定居，那里的房租更为低廉。虹口在1937年中日淞沪战役中被日本飞机大肆轰炸，1938年底我们到达上海时，虹口的很多地方已成废墟，几乎空无一人。不久，一些新的简易房屋建成以供难民居住。
莉莉·芬克尔斯坦一家三口1938年逃离奥地利，1939年初辗转来到上海。在她的记忆里：富有的犹太人社团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尽可能地向穷苦犹太人提供帮助：住房、食品、药品和医生。1938年，犹太富商嘉道理发起组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发动募捐，沙逊家族让出苏州河北的河滨大楼作为临时收容所，大楼中的大房间用帘子隔成一个个小间，一户户人家就被安置在这样的一间间小屋中。尽管条件简陋，但他们至少有了固定的住处。救济所供应富有营养的膳食。
从1939年1月起，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兆丰路（今高阳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华德路（今长阳路）、汇山路（今霍山路）和平凉路等多个犹太收容所。这些收容所多是租赁或购买旧学校、旧厂房改建而成。如平凉路收容所原先就是一个公司的厂房，维克多·沙逊爵士买下后捐给难民使用，大约可容纳3500人。上海工部局还将华德路一所中学大楼用于安置移民，可以容纳大约350人。除少数难民自行租屋居住外，大多数难民都住进了这些临时租用或搭建的难民收容所，他们后来主要定居在虹口提篮桥地区，当然也有不少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迁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居住。
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在收容所的难民，住宿条件非常拥挤，一般30～50人挤在一间房里，最拥挤的甚至100～200人住一间，床被两两并列地排列在一起。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送给每个人两床被子和两条床单。这些都是双层床，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如在兵营中使用的一样，而房间由于人口密度过高，缺乏空气和阳光。房间的设备也极其简单，没有橱柜，难民的衣服、鞋子、生活用品都必须装在箱子中。由于地方狭小，难民的行李必须堆在走廊中，或者是放在单独的房间。
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
除了收容所，犹太救济组织还建造了其他一些为难民服务的设施。他们在江湾建造了一个难民健康营地—新鲜空气营。他们从日本占领当局那里租用了工厂厂房，改造为餐厅、宿舍、娱乐室和病房木屋，并由难民志愿者管理该营地，每天分发和烹制卫生食品，新鲜的空气和良好的管理使营地深受难民欢迎，成为他们进行野餐的理想场所。提篮桥监狱对面的华德路老海关培训学校不仅被改建为能容纳1200名德国和奥地利难民的集体宿舍，而且还设有医院、手术室、隔离病房、校舍和一间能一次容纳200人同时用餐的大餐厅。三座大楼内的休息大厅提供住宿，并安装了类似汽轮的上下床铺。这些床铺都用角铁和铁皮制成，每个床位的长度和宽度足以供成人躺卧，非常坚固耐用。集体宿舍根据面积大小安放9张到25张床位。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用耐用洗涤剂清洗，非常干净。
1940年6月，犹太难民医院建成启用。它原先是华德路收容所的侧楼，改建工作由犹太难民中的工程师协助完成，医院所有材料、床铺和电器设备也都是由平凉路收容所的难民生产提供，这里最多可以容纳90位病人。
犹太难民医院病房
与此同时，国外犹太人的捐助也源源而来，其中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捐款最多，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CEM）（注：HICEM这一简称是HIAS（希伯来侨民援助会）和JCA（犹太拓殖会）两词的组合。该会在美国称HIAS，在欧洲和其他国家称HICEM。在远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会称DALJEWCIB（远东犹太情报署的简称）。）也作出较大贡献。莉莉·芬克尔斯坦记得，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分部设在霍山路119号及121号，一幢“安妮女王式”的双门面三层楼房。当大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时，该委员会即成为支援难民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每当欧洲犹太难民抵达上海，上海的救援组织会去码头迎接他们，协助他们办理入境手续。除了自己已预先落实住所的，有亲戚朋友来接的，其他绝大部分由救援组织派车分批送往河滨大楼和各收容所暂住，并提供免费食物，以及帮助他们创业自立或寻找住房、工作。
医护人员为到达的难民检查身体
犹太难民乔治·赖尼希回忆道：我们泊抵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伯父已经在上海待了一年，是当时专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建立“海姆”的共同创建人之一。由于长途跋涉造成的劳累和病痛，大家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母亲首先安排我睡下，然后才和父亲一起就寝，以期能睡个好觉。但事与愿违，我们在香港经历的那场台风，那晚又在上海以强劲的势头肆虐，一夜大雨滂沱，屋漏如注。开头几天，我们的膳食由一处“海姆”供给，饭菜虽然不怎么可口，但我们仍为能受到如此接济而感激不尽。
伊里克·瑞斯曼仍然记得：我们到上海时几乎身无分文。那是1938年12月的一天，天色阴沉寒冷，一直下着雨。我们坐卡车到达。当地犹太人组成的救援机构正努力安排新到的难民，救援人员为我们和其他任何新来这里的人所做的事是意义非凡的。我们被安置在虹口，当时那是上海最破败的地方了。我们仅有的行李也被搬进了委员会安排给我们的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房子在华德路24号。那时还是冬天，大雨倾盆。晚上我们脱了鞋子上床睡觉，早上我起床时，鞋子已经找不到了—它们漂走了，屋子里发了大水。于是，到这里的第二天，我们那点可怜的行李也被水浸湿了。后来爸爸想方设法在二楼找了间屋子。
弗雷德·马库斯笔下他们抵达上海的情景是这样的：（注：潘光主编，周国建、周晓霞副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5页。）
轮船到达上海，在岸上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有木板的大卡车。我们坐在外面，表达我们对行李的担心，并确认行李没有丢。我们坐着卡车到了虹口区，这里实际上被日本人控制。我看到日本人的岗哨守在桥上。卡车载着新来的难民到达了虹口—一个浪漫的名字，意味着“彩虹的嘴”。然而这里一点也不浪漫。只有一条街—百老汇大街—有路灯；其他的街道则完全处于黑暗之中。在上海的外国人称这里为“荒原”。一座红色砖墙的学校大楼现在成了收容所的避难所。这个被称作家的地方（说好听点是“家”，其实就是营地），是我们离开豪华游轮以后，第一个定居的地方。我们住进了一个大教室—2楼的17号房间。在这里，大约58个人住在上下铺上，床下的空间是我们唯一的私人储存点。和父亲简单讨论之后，我选择了上铺。新来的难民被告知去“饭厅”吃一口“简单的饭”。我记得“饭厅”里有一个伤痕累累的、粗加工的木桌，有人递过来一片白面包里面夹着两条涂着人造奶油的沙丁鱼，还有一个装着微热甜茶的有刻痕的搪瓷杯。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流到了没有味道的茶水里。这时，我才感觉到，在这样的处境面前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我终于认识到我们已成为“难民”这个事实。
莉莉·芬克尔斯坦仍然清晰记得初抵上海时的生活：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我们带着些钱，我的丈夫弗里茨还有一些商业上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些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船在上海港停泊后，犹太社团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船上，他们把上海的局势说得十分可怕，以至我是哭着走上岸的。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河滨大楼，这是一幢位于苏州河畔的雄伟的7层住宅大楼，是有钱的犹太人沙逊爵士的财产之一，他把其中的一些房子借给从欧洲来的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我们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去，就在那儿过了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晚上。
弗兰克·塞林格1939年随全家从德国来上海避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第一次与大家合住的场所是河滨大楼中的难民救济所，20个单身汉合住一间房间，有少数人（包括我本人）还得睡在铺了床垫的长凳上。收容所的食品是最低限度的，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把美国的资助设法搞进来的。有人说是通过瑞士银行安排的，不管怎么样，所得配给大大低于生活必需，而且我们认为当地某些食品如大白菜等不能吃，并尽力保持犹太烹调，除猪肉不吃，黄豆——中国饮食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也是禁食的。这样，难民的体重很快下降，营养不良，健康状况恶化，医疗只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到战争结束时，仅因此就夺走了20％～25％难民的生命。
1940年上海希伯来救济会及收容所的领导成员名单及活动情况
迈克尔·布鲁门撒尔是德国犹太难民中一位知名人物，后来担任过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几十年过去了，但对抵达上海的记忆依然深刻：（注：潘光主编，周国建、周晓霞副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纳粹上台后，我们的一切都毁了，只有想尽办法离开德国，而上海是唯一愿意接纳我们的地方。那是1939年，我只有13岁。我们一家四口到上海后，住进了虹口舟山路59号的一间小屋子（上海人叫“亭子间”）。这个屋子只有10个平方米左右，四个人如何睡觉是个大难题。经过反复商量和比划，我们决定大家头朝四个墙角睡。于是，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各自选了一个墙角，睡觉时头朝墙角脚朝里。对于个子比较高的父亲，他的脚总要碰上别人的脚，觉得很不舒服。不过，对于当时只有13岁的我，由于个子比较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到上海后最初的那段日子，我们就是这样睡觉的，虽然十分艰苦，却是永远难忘的。
美国前财长，上海犹太难民迈克尔·布鲁门撒尔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国际救济经费比较充足，犹太难民的生活相对较好。他们在收容所每天可以得到固定的三餐供应：早餐一般有咖啡、面包、人造黄油；午餐有面条汤、肉、面包、甜点心；晚餐有土豆汤、面包、苹果。这样的生活水平比上海难民要高很多倍，犹太难民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需六十元，中国难民月仅二元”，两者差别之大显而易见，就是一般普通中国居民恐怕也很难达到这个水平。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救援中断和大批塞法迪犹太人被日本人作为敌侨看押，难民的安置和救援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他乡庇护
“二战”期间，上海成为欧洲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他们历经艰辛，从海路、陆路来到这里寻求庇护。然而，在前往上海的途中，一些难民经过中国其他城市时就居住在那。上海犹太难民中也有一些因种种原因又去了中国其他城市。还有部分难民想尽办法逃离纳粹德国迫害来到中国其他城市。他们在那里都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善待，同样获得了庇护。这些都是上海诺亚方舟的延伸，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犹太民族的帮助和拯救。
哈尔滨、大连等东北城市是犹太难民横跨西伯利亚前往上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有些难民的避难目的地。“二战”期间，哈尔滨犹太社团也为接纳来到哈尔滨的德、奥犹太难民作了很多工作。例如，奥地利维也纳著名钢琴家、指挥家维里莫施·津格尔带其乐队及家属一行19名犹太难民辗转来哈，就得到了当地犹太慈善组织的精心安排。赫尔穆特·斯特恩是德国犹太难民，后来成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他在回忆录《弦裂》中描述了自己流亡哈尔滨的经历：（注：赫尔穆特·斯特恩著，李士勋译：《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5—38页。）
每人都希望早晚能够出境。当我1938年宣布我们将到中国去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们拿来世界地图，想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我对同学们讲，听父母亲说，我们要去满洲里。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去的地方比班上任何人要去的地方都远。巴勒斯坦是众所周知的，美国、英国或者法国，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们谁都不知道中国，更甭说满洲里了。
赫尔穆特·斯特恩回忆录中文版
我们心里也充满了恐惧，担心可能太晚就走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抓住了逃往中国的机会。因为这期间我母亲在“德国犹太人救济协会”里工作，一个合同介绍她作为钢琴教师到哈尔滨去工作。本来那是一个虚构的合同，但我们能够因此而获得签证。
我们旅途的目的地上海越来越近了。不知不觉，天气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冷了。当我们的轮船驶入上海港的时候，我们冻得直打哆嗦。那是12月底，湿漉漉的寒冷直刺骨髓。我们上了岸，一个救济委员会接待了我们。那个委员会的人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安排几千难民的吃住和生存。每个人得到一个地址，大多数地址都是在被日本人轰炸以后的虹口区。
我们站在一个几乎没有灯光的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前面。地下室的小洞子里住着许多中国人。我们不是唯一被送到这座房屋来的人。所有还完好的楼层里都住满了流亡者。地上是被漆成红色的木板，墙上还贴着糊墙纸。除了三张没有垫子的可折叠的行军床之外，我们的房间空空如也。没有水。当我们进入房间的时候，我看见了母亲的面孔，她哭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我父亲安慰我们：“我们已经抽了一个上签，我们将继续走，到哈尔滨去。想想那些不得不待在这里的穷人吧。”第二天上午，我们被人接走，送到救济会所在地。至少那里生了火。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一辆本特莱小汽车开了过来，停下，司机下了车，给他的身穿皮大衣的主人开了车门。那个人下来，走进救济会。他站在门口，环视了一周。我们在窗前看着这戏剧性的场面，印象很深。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抬头看着那位先生。救济会的组织者和他说了一会儿话。那位先生来到我们的桌子跟前，问候我的父母亲和我并和我们交谈起来。最后，我父母亲问我，愿不愿意跟这位先生走，在上海逗留期间，我可以住在他家里。我没有反对，穿上衣服，司机过来接我。那位先生还到另外的桌边，带走一个小姑娘。在我们告别了父母亲之后，我们就坐进了那辆豪华的小轿车，到了我们的新住所：那是一个公园边上的一座宫殿。外面的台阶上站着好几个身穿佣人服装的中国人：杂役和奶妈等人。我们是上海最富有的家庭托以格家的客人。
托以格先生向我的父母亲建议，我应该留在上海。他将会照顾我的教育，特别是我的音乐教育。我应该住在他家，他也会关心我的父母亲并且为他们找合适的和恰当的工作。
可是，我父亲一向坚定不移，坚持要去哈尔滨，说我母亲在那里可能会得到一个合同和工作。此外，我们在那里可能会比在上海好些，因为那里不会有那么多流亡者。他坚持原来的计划，不为所动。
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我母亲的合同只是一纸空文，仅仅是为了搞签证用的。可是，在我父亲的想象里却相信确有其事。
最终我们乘一艘日本的奉天丸轮船经过中国海到达满洲的港口大连，从那里坐火车北上。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了哈尔滨，犹太人团体的一位先生到车站接我们。他看到我们的衣着分外震惊—我还一直穿着短裤。那里的温度低于零下20℃。我们必须在候车室等候，直到他给我们拿来一些衣服。他用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犹太人团体的驻地，那里有热饭招待饥饿的人们。
也就是说，那是我们的“中国时期”的开始。对此，我们当时不能想象那个时期会持续十一年。因为直到日美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还希望离开中国，能继续漫游到美国或者巴勒斯坦去。我们在德国就提出来的申请仍然有效。可是，那些希望由于美国和英国当局丝毫没有松动的移民政策而破灭了。因此，哈尔滨就成了我们“长时期的故乡”。
当然，赫尔穆特·斯特恩在哈尔滨的生活十分艰难。起初，一家人被安排在同样来自柏林的曹德凡医生家的一个房间里。后来，得到犹太社团的经济资助自己在外租了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在一个总共有十五个家庭的小院里，大家进出都是通过一个大门。他们的房子在最后，有两层，下面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上面是两间卧室和一间很小的房间。小房间里面刚好放一张小床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一个厕所，斯特恩就住在那里。安顿下来以后，父亲开始给人家上课，母亲在现代剧院得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斯特恩则进入了俄罗斯犹太人开办的塔木德—托拉学校（注：学习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和摩西五经（托拉）的学校。）。由于他不会俄语，因此遭到其他孩子的嘲笑，被骂为“德国人”。后来，家里买了一架钢琴，他每天除了练小提琴之外，还要练钢琴。弗拉基米尔·大卫朵维奇·特拉赫藤贝格是哈尔滨音乐生活的领袖人物，也是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和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的奠基人之一。他发现了斯特恩的音乐天赋，免费给他授课。在名师指点下，斯特恩进步很快，考上了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1942年，斯特恩14岁时在哈尔滨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
赫尔曼·迪克在《远东的移居者和定居者》一书中也提到了在大连的欧洲犹太难民。他指出：“1938—1939年，不少中欧犹太难民因在上海谋生不易，不经允许乘船来到大连，要求获得伪满护照。1941年，大连共有犹太人259人，其中无国籍143人，苏联64人，德国5人，拉脱维亚3人，波兰12人，立陶宛20人，捷克3人。”（注：Herman Dicker，Wanderers and Settlers in the Far East：A Century of Jewish Life in China and Japan，New York，1962，p.53．）大连在哈尔滨犹太社团中央机构的领导下，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来自上海的犹太难民进入东北的入口。1939年12月，出席第3届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的大连犹太社团代表，无国籍商人考涅尔称，1939年夏天，比尔布莱耶尔在大连发起建立犹太难民儿童收容所，收容了上海贫穷的难民儿童50人，其中男孩34人，女孩16人，经费由哈尔滨犹太社团和大连犹太社团共同资助。《以色列信使报》的一则报道显示，1939年1月乘意大利邮船到达上海的一批犹太难民中，有20人准备前往大连。共有近300名移民从大连港口当局获得了定居许可。
20世纪40年代青岛街景
作为原来德国殖民地的青岛，相对熟悉的生活环境也吸引了部分德、奥犹太难民前往避难。1941年，北平《中国公论》刊有《犹太人在东方》一文，指出1940年10月，青岛有犹太人约221人，其中无国籍173人，德国48人，英国12人，美国7人，其他5人。（注：东山紫明著，吴明堂译：《犹太人在东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这些无国籍或德籍犹太人都是“二战”期间的犹太难民。德国教授威尔·马扎特研究发现，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有不少犹太教授和讲师。1933—1937年，至少有2名在山东大学教书的教授和讲师是逃避纳粹德国来华的犹太难民。一位是乔·斯特恩博士；另一位是马丁·伊格尔博士，他是由斯特恩介绍而来的。此外，库特·佩菲尔教授的妻子也是犹太难民。1938年，山东大学因被日军占领而关闭，他们也被迫离开了青岛。1947年出版的《青岛指南》指出，1946年青岛有10户33名波兰犹太人，均为1938年以后两三年内迁入的犹太难民。
“二战”期间青岛大约有250名犹太难民，绝大多数是1939—1941年之间抵达的，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教授、医生。有一些后来又去了哈尔滨、天津及周边城市芝罘、德州等。1937年、1938年和1939年，青岛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3届远东犹太人大会。1939年，托瓦宾斯基在会上宣读了青岛犹太社团报告，称社团已经度过初创时期，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社团接受的犹太难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生活安定。
犹太难民费里德里希·格罗希回忆道：（注：潘光主编，周国建、周晓霞副主编：《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到了1938年底，我和妻子意识到纳粹德国控制下的犹太人毫无未来可言，于是决定和我们14岁的儿子查尔斯，连同两条家犬一起前往中国上海，那里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居留的地方。因为只能携带有限的资金（相当于每人10美元）离开奥地利，我们用所有资金订购了劳埃德·克里斯蒂娜航运公司的一等舱船票，该公司的索罗伯爵远洋班轮从意大利的里亚斯特出发前往上海。1939年，经过30天的海上航行，我们终于到达了上海。抵达上海后，我们得到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帮助，找到了住处并领到了一些救济食品。
当时上海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我们一家住在被炸弹炸毁的学校里，这里安置了上百名犹太难民。此时，一个住在青岛的名叫金斯伯格的法国犹太人建议我们移居到青岛，因为在那儿可以谋得一份工作，生活质量要比在上海好得多。虽然那时青岛已处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但是它在世界大战爆发前仍被美国驻菲律宾的太平洋舰队作为休息和补充给养的基地。
我们在一天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日本人签发的由上海到青岛的通行证。到了青岛后，我们在广西路42号找到了一间公寓，公寓位于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警察局对面，距离码头不是很远。美国人到青岛之后，我们靠着把房间和公寓出租给美国海军人员获得一些收入。查尔斯学会了说中国话，成为一名初级接待员。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他供职于犹太人开设的艾吉瓦尔特酒店，该酒店被美国海军官员租用，1940年之后由日本人接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人并没有完全听从其德国盟友的命令去迫害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面临的状况尚可。那时，在青岛所有的外国人一律被要求佩戴显示其国籍的臂章，我已记不起我们臂章上写的是“奥地利人”还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有2000名欧洲人住在青岛，其中一半是德国人。只有一个很小的犹太社团定居在青岛，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哈尔滨，像我们家那样从上海来的很少。
“二战”期间，天津也接纳了欧洲犹太难民，他们在天津犹太社团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群体。1940年7月以前，欧洲和上海的海上交通还没有完全割断，许多犹太人先到上海，然后再北上来到天津。他们之所以离开上海来到天津，原因是上海当时犹太难民众多，谋生比较困难。此后，在犹太难民直接进入上海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一些犹太难民获得了前往某些国家的临时签证或中转签证，然后持这样的签证经由苏联和“满洲国”来到日本人控制下的中国北方，其中就包括天津。本来，持这些签证的犹太难民只被允许短期居住，但后来有些人设法获得签证延期，得以长期居住在此。“二战”期间出版的《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称：“1939年12月8日，已有169名欧洲犹太难民申请获准来天津居住，还有128名未定，持许可证已经抵达的有56人。天津犹太人会尽力解决有关难民问题，如就业、财政支持等，但此前天津仅有犹太人1800人，至此经济恐慌时期，如过量流入难民，必然会对生活稳定造成冲击。作为解决之策，可考虑农业移民，如向内蒙三河地区移民。”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当局对持证旅行控制更为严格，此后几乎再没有犹太难民进入天津。来津的中欧犹太难民都参加了天津希伯来协会，同时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欧洲犹太移民协会，该协会吸收了几乎所有为逃离纳粹暴政而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
伊莎贝尔·玛纳德在她的自传《中国梦—一个犹太人在天津长大》中记述了两个有关犹太难民的情节。犹太人勃瑞沃曼是个药剂师，他与母亲、妻子和女儿一起生活在德国。1939年，他只身一人辗转来到天津，寄住在旧英租界37号路（今重庆道）一个犹太人家庭里。很快，他的怪癖引起了周围犹太人的关注。他浑身上下衣衫褴褛，胳膊肘和袖口处都已磨破，头上戴的浅顶软呢帽沾满污渍，脚上穿一双打满补丁的鞋。他害怕与人交往，躲避着所有人。他害怕阳光，习惯在黑暗中生活，只有黑暗才能给他安全感。只有在深夜里，他才能自如地进食和行走。关于他的种种猜测和传说在天津犹太人界不胫而走。他经历了最惨痛的命运打击。就在那个“恐怖之夜”，他外出办事一夜未归，当他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家里时，全家人都被人带走不见了。被谁带走了，他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再也没有回来。一夜之间生离死别，巨大的痛苦鞭打着他，他像疯了似地冲到了大街上。在这之后，关于他的传说出现了两种版本。有的说他冲上大街以后杀了一个人；也有的说他一下子杀了许多人，他会调剂毒药并且拥有诸多药品，他在纳粹的饭锅里下了毒。纳粹疯狂地搜捕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躲进一个黑暗的地窖，一藏就是一年。漫长的三百多个日夜，他与老鼠为伍，靠朋友从地面上的一个小洞系下食物来维持生命。与世隔绝，他几乎忘却了自己是人的身份，而像身边无处不在的老鼠那样生存，饥饿驱使他在黑暗中寻找一切可以咀嚼的物品。渐渐地，他的眼睛只能在黑暗中才有视力。药剂师勃瑞沃曼后来得到天津犹太人的帮助，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犹太俱乐部的衣帽间做服务生。衣帽间里边有一间小屋，他在那里安顿下来，从此在天津用漫长的岁月治疗心灵创伤。
伊莎贝尔·玛纳德自传《中国梦：一个犹太人在天津长大》中文版
小提琴手勃曼也来自德国。战前，他是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天津，与他的伙伴们组成小乐队，靠在餐馆里为食客表演乐曲来赚取部分生活费用。靠在咖啡店餐馆里的收入不足以弥补家用，勃曼还要另外再打两份工。他和伙伴们走遍天津的大街小巷，在婚礼和有钱人家的宴会上演奏；他还开设了小提琴课程，收取授课费。他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紧，人们总能看到他流着汗演奏，看到他飞快地抹去脸上的汗水而不丢掉任何一个音符。他的琴弦上总是缭绕着多瑙河的波声和维也纳森林的气息。对故乡的思念让他的心经常隐隐作痛。
现居以色列的天津犹太人卡布宁斯基回忆“二战”期间难民来津的情况时指出：天津犹太社区的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成为逃过大屠杀后的犹太人安全的避难所。难民们逃出纳粹德国，一踏上天津的土地，他们在社会、教育以及文化设施等方面的事情就早已被安排妥当了。他们可以在犹太会堂里祷告，可以随时出入犹太俱乐部。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天津犹太学校里读书。这些难民中很多人都是某些领域的专家，他们对天津犹太社区起到了很多积极的影响。
从最新犹太人的回忆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难民到了重庆。沃尔夫岗·卡佛岗的回忆录《重庆往事》详细记述了逃亡重庆的经历：（注：沃尔夫岗·卡佛岗著，董经绚译：《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1951》，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7页。）
沃尔夫岗·卡佛岗回忆录中文版
大多数到上海的移民都是从意大利乘船去，到达上海后，他们得到了庇护。也有一部分人乘火车从波兰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到达满洲的大连港。从那里再乘日本的海岸蒸汽船，花三天的时间到达上海。我们去问过船票，船票早就预订到明年了。并且，我们的火车要经满洲再到上海，而满洲已经被日本占领，需要过境签证。日本领事馆很干脆地拒绝了我们的签证。
父亲的哥哥，我的伯父里昂从中国来信，告诉我们他和现在的妻子弗莱德尔，还有儿子全家，住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中国政府选择重庆为临时首都，一是因为离前方战线远，二是因为重庆是山城，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可以挖掘很多很长的防空洞，庇护众多的人口，因为那时日本轰炸很厉害。我的里昂伯父在1933年移民中国，最先落脚的城市是哈尔滨，以后跟着中日战争的战线转移，最后到了重庆。伯父根据亲身经历和较为灵通的信息认定，跟中国的政府部门转移到大后方比较安全。那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旅行社已找不到任何一条水路或陆路让我们能够到达上海，到重庆也是战时的形势所迫。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放弃了利用在东北犹太人的方案，犹太人在哈尔滨的处境就很困难了，而上海的犹太人被迫迁入小小的虹口区隔离地带，生存条件极其糟糕，毫无自由可言。因此，到重庆是英明且有社交能力的伯父的明智选择。
父亲和伯父两兄弟之间的通信很费时，几个星期才能收到一封信。伯父在信上说，他和中国的高层人士有关系，有办法签发一个到中国内地的入境签证。而到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坐船或者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去都行。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中国驻柏林的大使馆拿到去中国内地的签证，不是去上海，而是去中国的战时首都！
每天，我和父亲一家家旅行社跑，想打听出一条去中国的通道。他们都说可以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经俄罗斯到满洲再转上海。
但这样要先取得日本的过境签证，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最后得到的只是：“不行！下一个，请！”
总算有一家叫库克的旅行社让我们见到一线曙光。他们说，新开了一条俄中航线，在俄国境内离中国边境不远的阿拉木图，有航班飞往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有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再从乌鲁木齐飞往重庆，那就是我伯父里昂住的城市。只要我们取得俄罗斯过境签证就行。我们在苏联领事馆排长队递了申请，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必须耐心等待莫斯科的批准。我父亲告诉苏联人，德国共产党的罗莎？卢森堡（注：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出生于犹太家庭，德国、波兰工人运动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领导1919年1月柏林工人起义时被杀害。）是我们的亲戚，希望这会有所帮助，但我们还是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必须每周亲自去询问整个进展情况，打电话是不行的。我们在绝望中依然等待着，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终于，在几个月的等待后，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拿护照到俄国领事馆盖章。我无法描述当时有多么激动兴奋，我甚至梦想在沙漠里生活，住在帐篷里过夜。
几天以后，我们和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姑妈夫妇告别。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出德国的。我的姑妈和姑父，他们就几乎没有丝毫希望离开德国。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没有听说毒气室，但我知道留在德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而几年以后，我们就听说他们“消失”在集中营里了。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们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一路上，还时时担心会出什么事，毁了我们的中国梦。
最后，我们总算到了阿拉木图。在那里我们要在国际旅行社住五天，然后乘苏联飞机到中国的乌鲁木齐。车站没有国际旅行社的标志，我父亲问人家，他们都回答：“亚捏日那唷（俄语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