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历经艰难来到上海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既陌生又现代的城市，茫然若失、身无分文的他们在当地犹太社团和中国人的热情帮助下安顿下来，上海成为他们在“二战”期间的诺亚方舟。
想象与震惊
对于许多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来说，在他们真正踏上这块土地之前，“上海”这个名词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遥远的、陌生的、有些奇怪的异国他乡。如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几近空白一样，上海在犹太人的脑海里并没有形成任何完整的形象。他们对上海的了解仅限于非常有限的资料以及一些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想像。
在犹太难民霍斯特的想象中，上海是在一片滩涂上建起来的城市。似乎没有人了解上海的任何事情。从他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来看，上海似乎应该是一个沿海城市，正如它的中文意思：shang意味着“上”，hai意味着“海”，那么他们似乎应该为全家人带上游泳衣，去享受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海滩边上阳光明媚的日子。
其实，许多犹太人，如果他们还有选择的话，是不愿意前往上海的。他们更愿意选择邻近的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梦想。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走投无路的他们发现了这一东方诺亚方舟。海伦·希尔森拉德回忆道：（注：戴维·克兰茨勒著，许步曾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91年版，第1—2页。）
11月10日以前，千千万万的人一直强作镇静，得过且过。这一天以后，人人惊慌失措，全部迫不及待，要离开维也纳远走高飞。办理任何一种离境手续的机构，无不挤满了一群群魂不附体的犹太人。有许多人像我们这样，已经有人在美国宣誓担保，但是必须要等移民配额，而这时实在无法再等下去，只得铤而走险，越境逃亡。当他们被抓获的消息传到我们耳中时，仿佛是听到了自杀。韦斯特海默大夫经常来看我们。他这些日子生活困难，惊恐万状。有一天早晨，他告诉我们一条有趣的消息，“吉姆、海伦，我要到上海去了。”韦斯特海默大夫告诉我，虽然再等3个月可能会有美国签证，但上星期他差一点寻了短见。只是听说到上海很容易，他才没有寻死。
因此，当这些犹太难民匆匆抛弃了家园的所有，带着薄薄的行李，乘着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终于面对这座城市时，难免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他们不得不选择的地方。
不过，令大部分犹太难民震惊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然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大都市。当满载着犹太难民的轮船停泊在码头的时候，上海外滩给了他们一个最具视觉冲击的第一印象。彼时，沙逊大厦、百老汇大厦、汇丰银行这些由他们富裕的犹太同胞们筹资建造起来的高楼大厦已经耸立在目，一排饰有新古典主义的圆顶、钟楼、柱廊和雕像的银行、大饭店和写字楼，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故乡所能见到的最豪华的建筑。整个外滩宽敞的街道、来去匆匆的各种肤色的人群使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上海！在上海了。”犹太难民们望着高耸入云的楼群惊呆了。眼前尽是银行、洋行、豪华饭店！有的大楼门面上摆开一排贴壁柱或一条柱廊，俨然像一个独眼巨人。巨大的自鸣钟面上，镀金的时针每分每秒都在提醒人们，时间和金钱是一对神圣的组合。这里无论哪一幢大楼，即使搬到曼哈顿最华丽的大街上，也丝毫不会逊色。在埃森菲尔德·霍斯特的记忆里：（注：张艳华、王健著：《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1938年11月24日早上，当佛德号邮船在黄浦江上鸣响汽笛的时候，我们对上海这个未来的故乡终于有了第一眼的印象。我们大吃一惊！对于中国建筑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期望的是看到一些用竹子和土坯建造的坡屋顶房子，然而我们眼前的却似乎是一个缩小了的曼哈顿—高层建筑比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所有高层建筑都要高。看上去这个遥远的地球一角受到美国的影响比欧洲要甚。我们对所看到的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一种快乐的讶异感……当离开外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海关大楼，一座非常雄伟的多层建筑。从它的大钟塔上每一刻钟就会准时敲响，声音洪亮而悠远。在街道上我们还发现还有一些更大更优美的塔式建筑，银行总部、二十层楼高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同样高的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
与此同时，上海的另一面也使这些来自欧洲的难民感到难以接受。“来到上海下船后，我惊呆了”，犹太难民哈罗德·简克罗维奇回忆道：（注：邢佳闻编译：《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载《档案春秋》2013年第4期。）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又脏又热又潮湿。那时虹口的弄堂里弥漫着一股臭味，每天早上，会有一名中国妇女把你家里的马桶拎出去，然后把大便倒进马车上大桶内。夏天每逢大雨，街道必定被淹，出行甚至要游泳。”
艾雯琳·鲁宾回忆中的画面是：（注：邢佳闻编译：《犹太难民的上海记忆》，载《档案春秋》2013年第4期。）
我们一家下船后就住在虹口，大多数从难民船下来的犹太人都住那里。虹口的街上人多、味道难闻，成千上万人来来往往，街上到处是中国乞丐，太可怕了。我爸爸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为我们租了一套小房间，然后我们全家人都住了进去。那里没有抽水马桶，甚至连公共厕所也没，我想那里的卫生条件是世界上最差的了。那时住难民所的犹太男人大多穿得西装笔挺，女人也穿着华丽的套装和高跟鞋，这些都是他们离开德国前临时买的新衣服，他们在上海没有什么可替换的衣服。虽然我们一家并不住在条件恶劣的难民所里，但那时虹口整体生活条件都很差，水一定要烧开才能喝，各种瘟疫肆虐。
外白渡桥与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
赖尼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注：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35—36页。）
时值1939年8月底，正是上海的夏天。热浪和恶臭搅得人心烦意乱，上海的援助机构建立的“海姆”（Heime，德语“家”，此处指难民居宿地）已不堪承受与满足难民们对哪怕是狭窄住房的需求。众生相在街头毕现，适者生存的原则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公共厕所，人们随地大小便。街上是各类营生，饮食、理发、牙医摊，还有代写书信的。无家可归、贫穷潦倒的中国难民也不知是病了还是死了，无声息地躺在街隅拐角。商店里传来收音机的喧嚣，整条街差不多都被人占满了。荷重的脚伕苦力们走过时哼着号子，女人们怀抱着婴孩，男人们咂着瓜子并把瓜子壳吐得满地狼藉，更兼成群的苍蝇和发着腐臭的成堆垃圾，其间穿梭着大汗淋漓衣衫湿透的黄包车伕。随处可见因轰炸和大火造成的断壁残垣，整个虹口仍遭受着自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的苦难。
犹太难民收容所一角
贝蒂的记忆里，也是充满着失望：（注：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著，李康勤译：《我曾经叫莎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声响，目力所及，街道和商铺总是人头攒动。许多中国人干脆从他们憋闷的商铺里搬了出来，把草席往人行道上一铺，度过炎炎的夏夜，行人们则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他们在户外吃、喝、争吵、给孩子洗澡、往路边的阴沟倒马桶和洗澡水，可以说他们在人行道上过起了日子，路过的行人则对此熟视无睹。相反，我们成了不寻常的家伙，人们惊奇地打量着我们，仿佛见到了外星来客。我们登岸的虹口是上海最拥挤的地方之一，这儿离我们在德国精心营造的生活真是太遥远了。
外人乐土
春秋时期，上海属吴。唐天宝十年，上海属华亭县，宋代设青龙镇，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江南贸易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航点和发祥地之一，与广州、泉州、扬州等通商口岸齐名。大部分商品是上海周边的陶瓷和丝绸，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东亚的日本、高丽，东南亚的交趾、广南、南海诸国以及西亚大食等阿拉伯地区，不少外国商人也居住于此，可谓是“海商辐辏之所”。到了元代，设立了上海县。明代，在国内埠际商品交流的刺激下，随着市场的扩大，上海的棉纺手织业无论在产量和品种上都有很大增长，获得了“木棉文绫，衣被天下”的美称。明清以后，上海据有枕江滨海的优越地理条件，特别是由于江海航运技术的发展，使其与国内外的商品贸易达到了新的高度，城镇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扩展。到了清代中叶嘉庆年间，上海县已有大小街巷60多条，万商云集、百货荟萃，一派兴旺。据估计，1843年开埠前夕，上海港的沿海航运船只总数可达4000艘以上，航运总吨位可达42万吨左右，出现了“舳舻尾衔，帆樯栉比”的繁盛景象。难怪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人马丁在见了上海的街市后感慨道：“上海县城周围约五英里，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林赛乘“阿美士德”号商船秘密考察上海后指出：“和这个地方自由进行贸易得到的利益将无法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