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随后掀起了有计划的排犹驱犹浪潮，对犹太人实施强行移民、隔离居住甚至惨绝人寰的“最后解决”方案。
有计划地反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久已有之。出于宗教、经济、政治等各种原因，德国反犹浪潮时起彼伏。到了19世纪，反犹主义又与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认为日耳曼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和最高贵的种族，而犹太人则是世界历史的罪人和劣等种族，应该遭到驱逐或灭绝。“一战”失败后，德国被迫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割地赔款、备感屈辱，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犹太人再一次成为替罪羔羊，被认为是在背后捅了德国一刀的“十一月罪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使德国社会将不满指向所谓“为富不仁”的犹太商人和犹太资本。
德国著名诗人莱辛曾说过：“可能有人这样说：庸人终究比暴君尼禄要好些。不幸的是历史的进程已表明，在庸人后面总是潜伏着一个未来的尼禄。”对于20世纪中期的德国来说，这个在魏玛共和国之后出现的尼禄就是希特勒。他利用国内的反犹情绪以及现实的政治条件于1933年1月30日上台。为解决面临的尖锐矛盾，他大肆攻击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从而达到独裁统治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总结了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真正”原因，斥责犹太人使德国机体染上了梅毒，并赤裸裸地宣布，一旦纳粹上台，就将消灭犹太人。他指出：“犹太人的目的，便是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希望德国在经济上永远衰落，在政治上完全沦为奴隶。犹太人竭力想灭亡德国。”德国的犹太人对希特勒上台感到非常害怕，认为“一个充满敌意的政府掌握了德国政权”。
果不其然，希特勒上台一个月后，纳粹分子就开始在首都柏林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排犹活动。他们见到犹太人就打，冲到犹太人开的店铺捣毁、抢劫，迫使他们无法经营。不少犹太商店还被画上犹太教的大卫星标志。1933年4月1日正值周六，本该是大家外出购物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将其定为全国“排犹日”。大批党卫队队员堵在犹太人开的商店门口，张贴标语，发布公告：“德国同胞们！避开标有抵制标志的房子！抵制所有的犹太企业！不要在犹太百货商店里购物！不要光顾犹太律师的事务所！避开犹太医生！犹太人是我们的灾祸！”他们还对每一个离开商店的顾客恶语相讥，给他们拍照，记下名字，要么将这些所谓人民的“叛徒”的名字张贴在布告栏，要么就刊登在报纸上，并附上照片，进行胁迫。
此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渐法制化，出台了一系列反犹法律法规。1933年4月7日，德国政府颁布了《恢复公职人员法》，明文禁止犹太人担任任何公职。根据这一法令，德国大约2000名犹太教师、律师、政府官员被免职。与此同时，各学校也加强了对犹太学生的歧视措施。4月13日，各大学都张贴了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声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就是在撒谎”，“德语书刊只许德意志人使用”，“要求根据德意志精神思想上是否可靠来选择学生和教授”。4月25日，为限制犹太人入学，德国又规定各校招生录取的新生中，犹太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五，并且不准犹太学生进入柏林大学。7月14日，《关于对国家和人民敌人的财产征收法》颁布，规定政府有权没收那些它认为对国家有敌意的组织（如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的财产。这也成为日后没收犹太人财产并强迫他们移民或把他们放逐东部的法律依据。9月底至10月初，德国政府又新增了三条反犹法规，禁止政府雇用非雅利安人及其配偶，将犹太人从艺术、文学、歌剧和电影等文化娱乐领域清除出去，加强对所有报纸的政府控制，把犹太人排除在德国新闻界之外。1935年9月15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和《帝国公民权法》，合称《纽伦堡法案》。《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禁止“德国人”（指具有德意志民族血统者）与犹太人结婚或有婚外性行为。禁止犹太人雇用45岁以下的德国妇女为家庭佣工。《帝国公民权法》则褫夺“非德国人”的德国公民权。其后的补充法令为“犹太人”一词下了定义，即如果一个人的祖父母四人中全部或三个是犹太人，则该人在法律上属于犹太人。如果一个人的祖父母中仅有两个或一个是犹太人，则该人属于“混血儿”。《纽伦堡法案》使犹太人失去了19世纪以来所获得的公民权，从此其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任何法律保障。
1933年4月，党卫队队员堵在犹太商店前阻止顾客前来购物
1933年5月10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还发动了一场德国文化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当天晚上，在戈培尔等人的煽动下，一群狂热的大学生在校园里高举火炬，游行示威，播放党卫军和冲锋队乐队演奏的进行曲和民族音乐，并发表歇斯底里的即兴演说，要求将所谓“非德意志精神”的书刊抛入火堆，彻底焚烧。每当向火堆抛入一批书刊，就会有学生尖着嗓子，报一遍书刊作者的名字，并高喊打倒口号，引起人群一阵欢呼。“打倒民族团体和理想主义中的阶级竞争和功利主义！我要将马克思的书投进大火！”“打倒对建立在毁灭性心理分析基础上的对潜意识作用的夸大。高贵的人类灵魂万岁！我要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投进大火！”仅在柏林一地，当晚第一批遭焚书刊就涉及160多位德国文化和科技名人。
1933年5月10日纳粹发动的焚书运动
纳粹分子针对犹太人的种种迫害，给德国犹太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痛，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德国的看法。大学犹太教授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道，他仿佛是生活在沙皇俄国或亚美尼亚，被一个没有理性的政权掳为人质。埃德温·兰道尔曾是德国军队的一名老兵，他将抵制运动视为恶魔行径的开端，将自己看作是没有祖国的漂泊者。
他没有说错，真正大规模的迫害还在后面。
“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这个充满诗意的词语，指的是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对犹太人的一场大迫害。当晚，全德范围内的犹太店铺被砸，满街是被砸的橱窗玻璃、酒杯和吊灯碎片，它们在夜光照耀下晶莹闪亮，宛如水晶。
1999年11月6日，“水晶之夜”61周年纪念前夕，德国《法兰克福邮报》整版刊登了题为《糟透的取名—帝国水晶之夜还是大迫害？》一文。文中解答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惑，即用“水晶之夜”来描述一场大迫害合适吗？是不是纳粹德国掩人耳目的委婉说法？事实上，德国纳粹统治期间确实用所谓“语言规划”来“规范德语”，以掩盖事实真相，常见的有用“最后解决”、“特殊处理”来替代灭绝、杀戮等。但是，“水晶之夜”并非纳粹之作。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出于无奈才用“水晶之夜”表达对纳粹的揶揄、嘲讽、蔑视和奚落。耐人寻味的是，在正式出版的书籍里，一般还在“水晶之夜”前面加上“帝国”一词，称为“帝国水晶之夜”，加浓了政治挖苦味。当时，无论是纳粹分子，还是反纳粹分子，彼此心照不宣，都接受“帝国水晶之夜”这一名称，直至战后又为史学者沿用至今。
“水晶之夜”中被砸的犹太商店
说到“水晶之夜”，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叫格林斯潘的德国犹太青年。1938年10月6日，波兰政府公布了一项法律，企图剥夺在国外生活超过5年时间的波兰人的国籍，主要针对的是居住在德国的波兰籍犹太人，波兰政府不想让他们回来。德国外交部一眼看出，波兰政府此举是想将众多波兰籍犹太人推给德国。于是，德国政府抢先一步，逮捕了1.7万名侨居德国的波兰籍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德波边界，并强行武力将他们驱赶出境。但波兰政府已拒绝接受他们，于是这批进退两难的波兰籍犹太人就被关押在边界的集中营里，处境十分悲惨。当时正在巴黎叔叔家的格林斯潘得知家人的这种状况后，紧急求助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怒火中烧的他于11月7日携枪闯入使馆，击倒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此事为正欲加大对犹太人迫害的希特勒找到了千载难逢的借口。
实际上，为确保1936年柏林奥运会能顺利举办，面对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对德国1933年以来反犹行径的关注和抗议，从1935年开始，纳粹德国逐渐降低甚至暂时停止了反犹活动。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早在1935年5月23日，德国食品和农业部在发布的暂停反对犹太人的通知中，就恬不知耻地表明这些措施都是临时的。因此，柏林奥运会一结束，德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恢复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1937年底，纳粹分子在纽伦堡策划了“圣诞节抵制行动”。1938年6月18日，柏林又发生了反犹大骚乱。
上海犹太难民，《我曾经叫莎拉》一书作者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在书中回忆道：（注：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著，李康勤译：《我曾经叫莎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1938年夏天，德国又颁布了一项法令。那就是，所有犹太女性的名字中都要加上莎拉，所有犹太男性名字中加上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是大家法定的中名，我们在警察局的所有证件上的名字都必须更换成新名字，以便政府更方便地识别犹太人。但是只有八岁的我，尚未意识到改名事件中所包含的羞辱意味。
11月9日，恰巧是啤酒馆暴动（注：啤酒馆暴动，又称啤酒馆政变、希特勒暴动。1923年11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等人在慕尼黑发动的法西斯未遂政变。）周年纪念日。当拉特死亡的消息传到希特勒这里时，他正和一群老部下在慕尼黑市政厅聚餐庆祝。希特勒于是将戈培尔拉到身边，耳语一番，要他采取措施，鼓动德国民众在全德范围掀起新的反犹浪潮。10日凌晨1点，纳粹党卫军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德里希用特急电报指示手下：“不得阻拦即将发生的示威”，“犹太人教堂可以烧毁”，“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可以捣毁”，“犹太人，特别是有钱的犹太人应予逮捕，人数视现有监狱能容纳多少而定”。一夜之间，恐怖笼罩了全国。
《我曾经叫莎拉》中文版
在纳粹分子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的打、砸、抢、烧，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逮捕和关进集中营。慕尼黑、纽伦堡、多特蒙德等地的犹太居民所遭劫难尤为惨重。据统计，“水晶之夜”中，有276个犹太会堂被夷为平地，里面的设施也遭到劫掠或损坏。有超过7500家企业被破坏，91名犹太人被杀害，还有一些绝望的犹太人选择了自杀。大约3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其中约有2000人至2500人死于集中营。这一夜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其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更为荒唐的是，犹太人不仅遭到无辜迫害，财物被抢劫，而且还要负责赔偿政府在暴行中的损失。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德国犹太人被处以缴纳10亿马克的集体罚金。
“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11月24日，党卫队报纸《黑色兵团》公开发出了消灭犹太人的口号。1939年1月21日，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说，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可能要被灭绝。
随着德国不断兼并邻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纳入了纳粹德国的统治范围。此后，纳粹政府的反犹重点便由德国境内扩展到占领地区，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措施也开始变得更为残暴，逐渐走向全面驱逐、隔离居住和大屠杀。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奥地利犹太人遭到肆意迫害，当月就有1700名奥地利犹太人自杀。短短数月间，维也纳的犹太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一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奥地利犹太人移民他国。当时在维也纳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个犹太人在1938年之后还待在维也纳，那显然是疯了。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创立的犹太移民机构对驱逐犹太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后来自己招供，整个操作程序就像是一条传送带：“在一头放入最初的申请表和所需文件，另一头就传出护照。”这种强制性大规模移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勒索犹太人的钱财，后来在德国也如法炮制。1939年9月，德国侵占波兰后，控制范围内一下子多出了300多万波兰犹太人。海德里希于是下令将所有的波兰犹太人集中驱逐到波兰中部和东部的犹太隔离区。1940年3月，波德接壤地区和维也纳的近10万犹太人也被驱赶到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附近的隔都。7月，德国外交部曾计划将占领区内的400万犹太人运往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但计划最终遭到否决，因为此时英国海军已掌控了制海权，想远洋大规模运送犹太人已不现实。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开始在波兰建立劳动营，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集中在劳动营中修筑工事、桥梁和道路，超高强度的劳役和饥饿使营内犹太人过着非人的生活，许多人因此累死或伤病而死。
随着德国占领区不断扩大，在多种迁徙和隔离犹太人的计划和方案失败后，纳粹对犹政策最终改为令其就地消失。1941年8月后，为了“最后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纳粹政权对欧洲犹太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
来自中国的抗议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所采取的一系列反犹措施，特别是1933年5月10日疯狂的焚书运动，使得中国人大为震惊，对反犹主义的认识也由此加深，从警惕、反感转向坚决反对。
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一无所知。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犹太文明的著述中，讲到过犹太人亡国离散的历史，但却从未提及“反犹主义”这一概念。虽然当时不少塞法迪犹太人已来到香港、上海等通商口岸定居经商，但这些以英国绅士自居的塞法迪富豪自然不愿对中国人讲犹太人是如何受歧视迫害的。直到19世纪末，犹太人在俄国、东欧遭到大规模杀戮，一些俄国犹太人为逃避迫害来到中国后，中国人才逐步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反犹主义。起初，是一些外交官或其家属记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反犹情形。1889—1893年受清政府委派出使欧美一些国家的崔国因详细记述了俄国反犹的情况。如1890年12月他在《出使美日秘日记》写道：俄人议逐犹太之民。已有出境者，饥寒所迫，伤亡甚多。意思是俄国人正讨论驱逐犹太人，那些背井离乡的犹太人饥寒交迫，处境艰难。1903年随丈夫赴欧的单士厘在其所写《罗马之犹太区—格笃（隔都）》一文中，记述了自己目睹生活在隔离区内的罗马犹太人的悲惨状况。在此前后，中国各地的许多报刊，如《新民丛报》《浙江潮》《江苏》《警钟日报》等，也都对俄国、东欧的反犹情形进行了报道，普遍谴责反犹暴行，对犹太人表示深切同情。一些中国学者在撰文介绍犹太民族离散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巴勒斯坦阿犹冲突、俄国犹太人的移民运动等时也开始关注反犹主义。不过，当时中国一般民众对反犹主义的根源、实质尚无深入的了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日本人、白俄和纳粹分子策动的反犹活动却已渗入中国。哈尔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曾发生过多起凶残的反犹事件，其中以卡斯帕被杀害案最为令人发指。在上海，反犹活动也时有发生。1935年9月，《上海德文日报》的一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是为犹太人创立的学说，煽动上海外侨反犹。日本当局控制下的中文报纸《新申报》也不断发表反犹文章。如1938年12月就有一篇文章称进入上海的4000名犹太人中藏有许多共产分子，从而引发了一场白俄发动的反犹运动。1939年，一本12页的小册子以“对所有中国人、日本人和异教徒等的警告”为标题在上海市民中散布，其副标题宣称“特选子民已入侵上海！准备抵抗经济侵略！”。1941年7月，虹口地区更是发生了一起激烈的排犹事件。起因是舟山路人行道上出现“卐”标记，路过的犹太难民将之抹去，却遭到白俄的殴打，受伤者约50人。同年10月，上海德国纳粹分子的“雅利安联合会”印发了数千张英文反犹传单从国际饭店撒下，内称犹太商人所获的利润被用来制造屠杀雅利安人的炸弹，要求上海本地的雅利安人和公众起而反对上海犹太人。这些反犹行动，无一例外地引起中国人的警惕和反感。
1933年5月13日，纳粹焚书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以宋庆龄为首，与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中外知名人士一同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德国驻沪领事伯赫瑞德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纳粹的暴行。法西斯主义从一出现起就为宋庆龄等所厌恶。在20年代，反对中国革命的外国反动分子就自称“上海法西斯蒂”。宋庆龄等义正词严地指出：（注：宋庆龄著：《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9—51页。）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和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而死的，或者说他们是自杀的。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烧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
宋庆龄还列举了遭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名单，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小说家托马斯·曼、艺术家凯绥·柯勒惠支、指挥家瓦尔特等。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抗议纳粹反犹暴行的公开声明。上海犹太社团的双周刊《以色列信使报》6月2日以“文明世界反对希特勒主义”为题，详细报道了此事，并刊登该报主编埃兹拉给宋庆龄的感谢信。信中感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身处纳粹德国骇人恐怖统治下被压迫民族的有力声援，并表示期待这一抗议行动能够唤醒德国冬眠的灵魂。6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以整版篇幅报道与评论此事，并谴责纳粹反犹是“企图以民族的仇恨来转移民众反对他们的斗争”。
“水晶之夜”大迫害发生后，中国公众的谴责和抗议达到高潮。中国共产党秉持一贯的反法西斯立场，其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1月14日发表社论，斥责这一反犹暴行，称其破坏之剧烈，规模之广大，使全世界先进人类对于德国法西斯野兽增加了无穷的愤怒，对于苦难中的犹太人民寄予了强烈的同情。社论同时还援引美国驻德大使的话：“从来没有一个有统治权的国家，像这样野蛮地专心于消灭自己的国民，这样从容地违犯人性和文化！”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也对德国反犹暴行进行了跟踪报道。《申报》在1938年11、12月间，共刊登了近百篇相关报道与评论，《新闻报》也从11月12日起，连续数十日以两版的篇幅进行报道。11月24日，《新闻报》还专门揭露了“水晶之夜”后，纳粹分子对关押在集中营中犹太人的虐待，称看守围成一圈，勒令犹太人在圈中奔跑并用鞭、棒等对其鞭挞，其中有12人当即被打成重伤丧命，还有50多人昏迷不醒。其他犹太人有被剜去双目的，亦有面目被击成扁平状的，其状惨不忍睹。期刊《东方杂志》在“水晶之夜”后不仅追踪纳粹反犹劣迹和英美等国的抗议声浪，而且在数月后又刊文详述德国反犹运动的发展，并强调“希特勒的政权一日不推翻，德境犹太人就会永无翻身的日子”，呼吁国人“应当站在弱小民族的联合战线上，一致对付欺凌弱小民族的敌人”。
宋庆龄（右五）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蔡元培（右四）、鲁迅（右一）等在一起
1933年6月2日，《以色列信使报》报道了5月1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抗议行动
孙科在1939年2月的一项议案中也指出：全世界约有1600多万犹太人，其中美国犹太人最多，近400万，波兰、苏联次之，皆300余万，其余则散处各国，踪迹几遍全球。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备受各方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了无情的虐待，其中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纳粹屠杀犹太人更是变本加厉。最近，德国借口德驻法大使秘书遭到犹太人杀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
寻找逃生之路
纳粹政权建立之初，其反犹政策的目标是驱逐境内的犹太人，掠夺吞噬他们的资产。“二战”爆发后，纳入纳粹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人数剧增，迁移和隔离已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于是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因为纳粹德国的反犹行径有这样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犹太人对此也有一个认识不断加深的经历。
虽然不少犹太有识之士在希特勒上台之初就开始揭露纳粹政权的反犹本质，但50万德国犹太人中的许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事态会像日后发展的那样。经历过历史上多次反犹浪潮的德国犹太人仍然相信这不过是与往常相似的新的一轮，熬过去就好了。他们大多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仍然决定留在德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在德国深深地扎下了根，也相信德国人和犹太人能够共存。他们将离开德国看作是绝望的旅途，甚至还有一些人视之为叛离祖国。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父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他回忆其父曾经说过：“我为什么要移民？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想象的那么恐怖。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会有什么命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是一个曾在前线打过仗的老兵，我为祖国在西线打过四年的仗，我是荣获过铁十字勋章的士官。”（注：克劳斯·费舍尔著，钱坤译：《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此种反应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幼稚，但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却是较为普遍的认识。特别是德国犹太人“全国犹太人前线士兵联盟”、“民族德意志犹太人联盟”等组织，仍然主张同化，力主犹太人继续留在德国，并异想天开地认为，纳粹的迫害只应针对那些20世纪初以来移入德国的东方犹太人。“民族德意志犹太人联盟”的成员甚至坚守这样的信念，即决不离开家乡，决不背叛祖国，这是每一个德意志人，无论他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教徒的义务。这充分表明，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德国犹太人仍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
因此，在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年，虽然纳粹政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迫害和排斥犹太人的措施，但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并不多，有些出去了又回来。据统计，在纳粹政权执政的头五年，即1933—1937年五年的时间里，只有13万犹太人离开德国，而且还伴随着部分犹太人的回迁。在早期移民中，大部分人选择了周边国家。据德国和美国犹太救助组织发布的数据，1933年，72％～77％的犹太人选择移入欧洲，1934年还有35％～40％的犹太人选择欧洲，因为许多人认为纳粹恐怖统治或许很快就会结束。流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只是移居邻国来避避风头，一旦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极权主义“一风吹”，时局稳定或好转后便可马上返回祖国。只有很少人选择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反纳粹者。一个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希特勒上台时，他正好在美国访问。他深信纳粹主义是“全体人员都有心理疾病的一种状态”。在回国途中，他被告知其在柏林郊区的房子已遭纳粹暴徒破门而入。为此，爱因斯坦当即决定放弃公民身份，永不再踏上德国的土地。事实上，从1933—1937年，只有约2.7万德国犹太人移民美国，每年近2.6万的德国移民额度几乎都没用完。犹太人对局势的误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他们错失了逃生良机。后来许多逃往欧洲邻国的犹太人随着德国兼并和占领重又陷入德国纳粹的魔掌，而且后来要获得去美国和英国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1937年后，随着新一轮反犹浪潮的兴起，特别是1938年“水晶之夜”后大批德国犹太人真正感到威胁已来临，纷纷寻求以最快的方式逃离这个国家。“水晶之夜”后10个月，就有10万至15万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与此同时，纳粹政权也在德国复制奥地利犹太移民机构的流水线程序，加快对犹太人强制性驱赶。为了将犹太人尽快赶出德国，1938年11月12日，纳粹政权在内政部设立一个由海德里希领导的德国“帝国犹太移民办公室”，其任务就是动用一切手段让犹太人离开德国。另外，纳粹当局还决定用一个受盖世太保严密监控的德国犹太人组织“德国犹太人全国联合会”来协助组织犹太人的向外迁移，甚至积极鼓励他们参与非法移民活动。
但此时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对德国及德占区犹太人不利的变化。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各国都开始严格限制移民入境，特别是“二战”正式爆发以后，离开纳粹统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回忆道：当时你去不了美国，也去不了英国，因为没有护照和签证，这些国家的签证额度很少。按理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苦心经营的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是欧洲犹太难民的当然避难所，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也有约3万德国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是，出于战争期间与阿拉伯国家联合对付德意法西斯向中东进逼的战略考虑，英国于1939年5月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以致除了少数犹太人“偷渡”进入这个“圣地”外，其他正常的移民通道全部被切断。1933—1945年美国对欧洲犹太难民的政策完全是在美国既有移民限额体系内实施的，没有根据现实处境及时予以放宽。根据美国《1924年移民法》的配额，德国每年的移民额度是2.59万，奥地利是0.14万。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大量的德国犹太人急需获得英、美等国的入境签证，而英、美两国拒绝修改移民法以帮助难民，这事实上使纳粹德国统治之下的犹太人无法逃脱被屠杀的命运。1939年2月，美国政府拒绝了有关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瓦格纳–罗杰斯议案。同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36名德国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1940年，美国国会又否决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
圣路易斯号事件向世人揭示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冷酷无情。《纽约时报》评论道：圣路易斯号的航行向上天喊出了人间的无情。1939年5月13日，平时往返于汉堡港和美国之间的圣路易斯号轮船从德国起航，目的地是古巴的哈瓦那港，船上载有936名乘客，其中930人都是犹太难民，他们刚刚从纳粹的钳制下逃出。船上的大部分难民都已获得了美国移民局的入境批准，只不过还没到指定的入境日期。这些难民为了早日逃离纳粹的魔掌，想办法获得了古巴的短期签证，计划在古巴做短暂停留，等美国批准的入境日期到了再前往美国。但当轮船驶抵哈瓦那港时，古巴当局以签证无效为由禁止轮船停靠并命令轮船驶离古巴领海，圣路易斯号只好驶向美国。在佛罗里达附近的海面上，船长等待着美国准许入境的命令。起初，罗斯福总统表示可以让一部分人上岸，但遭到了很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开这种先例，否则将会打乱美国正常的移民秩序。最后，罗斯福下令拒绝轮船进入美国。圣路易斯号在离开美国领海之前再次发电报请求进入美国，依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圣路易斯号于6月中旬被迫向德国汉堡港返航，船长通过媒体向外界呼吁欧洲各国接收这批难民。最后，在世界犹太人组织的努力下，英国接收了288人，法国接收了224人，比利时和荷兰接收了395人，剩下的100多人被迫返回了汉堡，他们刚到汉堡就被抓进了集中营。第二年，德国入侵了法、比、荷这三个国家，原圣路易斯号乘客中的大部分被关进了集中营，之后很少有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纳粹是杀人犯，但美国也成了“被动的帮凶”。随着1941年8月纳粹政权颁布禁止犹太人外迁命令并做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定，拯救大批犹太人生命的时机错过了。
载有930名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
义人何凤山的“生命签证”
就在几乎所有国家不愿对欧洲犹太人打开大门时，德、奥犹太人发现了仅有的几条逃生之路，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属于自由港的上海。在逃亡上海的大批德、奥犹太难民中，不少拿到的就是何凤山的“生命签证”。
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博士
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生于湖南益阳。1921年，聪颖好学的他考入美国雅礼会在长沙创办的雅礼大学。1929年，何凤山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公费留学生，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7年5月，何凤山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1938年3月德奥合并后，各国公使馆撤销，以总领事馆代之，他随即被提升为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一到维也纳，何凤山就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有200多名会员的中奥文化协会。在协会活动中，他积极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同时也触摸到了犹太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并结识了许多热情智慧的犹太朋友。
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奥地利的反犹浪潮甚嚣尘上，暴徒们肆无忌惮地发泄对犹太人的仇恨，砸毁犹太人经营的商店，疯狂掠夺，对戴着宽边帽子、胡须飘飘的具有醒目特征的犹太正统派教徒更是拳脚相加，还强迫犹太少年、老人和妇女跪在地上，用牙刷或者手指刷洗街道。纳粹分子将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押送至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宣布他们必须搞到离开奥地利的证明才能获释。为此，近19万奥地利犹太人四处寻找逃生之地。当时，申请前往英、美等国的移民名额十分紧张，签证条件也十分苛刻，走投无路之下，许多奥地利犹太人想到了自由港上海，并想从那里转赴他处。于是，中国总领事馆就成了犹太人获取签证的重要窗口。虽然在1937年淞沪抗战后，上海事实上处于一种所谓的“护照签证失控”状态，即欧洲犹太难民不需要任何签证和无犯罪证明就可入境，但犹太人仍须持有签证以证明目的地才可获准离开奥地利。何凤山也非常清楚，许多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的目的地不一定是上海，也许只是一个逃离集中营的证明，也许会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同情和人道主义考虑，他还是为每位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放了签证。对于身处危境的犹太人来说，这些签证仿佛是茫茫苦海中的一个救生圈。正是凭借这份“生命签证”，许多囚禁在集中营的奥地利犹太人才逃脱了希特勒的魔掌。
“水晶之夜”反犹太迫害当天，伯纳德·格罗斯菲尔德及其父亲莫里斯·格罗斯菲尔德被盖世太保押送到达豪集中营。幸好其妻史特拉获得了前往上海的签证，在给纳粹当局检查后，格罗斯菲尔德父子获得释放，随后一家三口搭乘火车抵达意大利热那亚，1939年7月转乘邮轮前往上海。
费德勒的护照
中国领事馆于1938年7月20日发给费德勒到上海的签证
犹太青年埃里克·戈尔德施陶伯为了替自己和家人取得签证，数月内奔走了5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并于1938年7月20日取得了20份签证，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了生还的机会。正当他购买赴上海的船票时，其父在“水晶之夜”后被捕，幸亏他们持有前往上海的签证。几天后其父即被释放，幸免于难。
塞丽维娅·多伦的弟弟被捕，并被带到另一座城市。庆幸的是，凭借何凤山给他们办理的前往上海的签证，多伦的弟弟得以获释，他们双双于1939年离开维也纳，辗转前往巴勒斯坦。
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也是凭着何凤山签发的签证随母来到上海。正是在上海，他接受了音乐启蒙，学会了拉小提琴。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他仍感慨万千，说自己的生命与事业都拜何凤山的义举所赐。
来自奥地利的国际主义战士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即罗生特医生也是拿着何凤山签发的签证来到中国的。
从1938年3月就任总领事到1940年5月被调离，何凤山签发的“生命签证”到底有多少，目前缺乏确切统计，但推算下来数字应该是惊人的。一位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表明，他于1938年6月得到的签证号为238号，另一份7月20日的护照则显示，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也就是说仅仅一个月就签发了近1000份，其中绝大多数应该是签发给了奥地利犹太人。另外，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是犹太人抵达上海的高峰时期。据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馆最近公布的数据，已确认的奥地利难民有2000人，基本上都持有何凤山的“生命签证”。当然，还有很多犹太人利用何凤山的签证作为逃离集中营的证明去了其他国家，如巴勒斯坦、菲律宾等。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兼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副主席辛格的父亲当时就是用何凤山的签证逃到了古巴。著名犹太救助活动家理查·斯腾伯格指出，1939年至少有400名犹太难民使用到上海的签证途经瑞士前往巴勒斯坦。
对于何凤山的义举，被救的人也许不知道，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特别是个人外交生涯的前途。以色列耶德·瓦谢大屠杀纪念馆国际义人部负责人莫迪凯·帕奥迪尔博士指出：（注：袁凤丽等编：《国际义人何凤山》，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218页。）
“在德国首都柏林，中国驻德国大使却一直忧虑：帮助犹太人离境的这一行为会对中德两国的友好外交关系造成损害。基于此项理由，何凤山救助难民的人道主义情怀却与他的顶头上司政令相左，但他并没有遵照命令而停止这一行为。何凤山因此而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训斥，并由此被外交部记过。通常认为，此次‘记过’正是由于他违抗上级命令而导致的。”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1月希特勒改组国防部、经济部和外交部，一批亲华官员遭到清洗或排斥，德国对华政策急遽恶化：2月，承认伪满洲国，3月停止招收中国军事学员，5月停运军火，7月召回驻华军事顾问。为尽可能孤立日本，挽救陷入低潮的中德关系，1938年9月，中国政府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陈介出任驻德大使以示重视。但陈介到了柏林后，一直被晾在一边，德方迟迟没有接受国书。最后，在陈介的抗争下，希特勒终于在12月底接受了陈介递交的国书。陈介上任后，努力恢复和促进中德之间的合作，两国关系略有回暖。在此背景下，陈介并不认同何凤山给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的举动。他并不了解当时纳粹德国驱赶犹太人的政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德国政府不喜欢犹太人，那么给犹太人签证势必会引起德国政府的误会和不满，并影响到德国对华政策。为此，陈介多次指示何凤山应限制对犹太人的签证。最初，何凤山以外交部并无相关训令为由坚持签发，后来他又一面唯诺称是，言称等待国内指示，一面仍不停地悄悄发放，陈介知道后很不高兴。恰在此时，有人状告何凤山发签证是为了偷偷赚钱，陈介于是立即派人前往调查，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何凤山坦然应对：“这是莫须有的罪名，若签证限制甚严，贿卖之事还可以说得过去，既然只要申请人提出申请皆可以得到签证，人家何须花钱贿买？”尽管查无问题，但具体承办签证的副领事不久还是被免职，何凤山也被记过一次。
由于何凤山对救助犹太人一事一直非常低调，极少与人谈起，甚至在回忆录《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也只是说：“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书中并无详细记述，因此，这段拯救的佳话直到他身后才被披露出来。
1997年9月28日，何凤山在美国去世，其女何曼礼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则讣告提及其父在任驻奥地利总领事期间曾向犹太人发放过签证，这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美国犹太历史学家艾立克·索尔立即打电话向何曼礼询问此事，并帮助她找到了何凤山救助过的一些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找到了当年经何凤山发放的亲笔签证。至此，这段尘封了60年的历史才得以重现于世。2000年1月23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荣誉称号。何凤山儿子何曼德和女儿何曼礼专程从美国赶来，替父亲接受了荣誉证书和证章。以色列外交部和大屠杀纪念委员会负责人、中国驻以大使、奥地利驻以大使、何凤山救助过的犹太人及其后裔等400多人出席了仪式。2007年9月28日，以色列政府又授予何凤山以色列“荣誉公民”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