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当逃离纳粹德国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上海时，得到了在华犹太同胞的救援。在这里，他们逐渐了解到，在陌生又遥远的东方，从唐代开始就有了不少犹太亲戚。
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
犹太人何时到的中国，正是“烟涛微茫信难求”。根据开封犹太人留存至今的三块重建犹太会堂的碑文，有人推断犹太人其实早在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周朝就来到了中国，因为清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碑中有载：“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所谓天竺，指的就是现在的印度。这就说明周代时就有犹太人从印度来到中原地区。还有人认为，在中国汉朝时亡国离散的犹太人沿着刚开通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1926年，法国人普瑞浮在洛阳发现了三块碑志，并判断这些碑志是叙利亚犹太人用其所使用的希伯来文字体书写而成，时在东汉年间。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异议。所谓周朝说站不住脚，因为这是开封犹太人清朝立碑时对明朝两块碑文的误解。弘治二年（1489年）的碑文写道：“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乜摄（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正德碑上也有：“至于一赐乐业教（以色列教）师祖阿耽（亚当），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这显然说的是犹太教立教和《旧约》的相传，而不是犹太人来华的依据。至于汉朝说，后经有关学者考辨，普瑞浮所发现的三块碑志的文字根本不是希伯来文，而是佛教僧侣所使用的佉卢文。
刻于1489年（明弘治二年）的开封犹太会堂《重建清真寺记》碑文
目前证据较为确凿的是唐朝说。两件分别出自和田和敦煌的物证显示犹太商人至少在唐代已随西域各国商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1901年，英国冒险家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地区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一封希伯来文书写的波斯语商业信件，成书时间约为718年，信纸产于中国。信中提到希望远在泰百里斯坦的一位商业伙伴能帮其处理掉在华所购的一批劣质羊。泰百里斯坦是当时位于里海南岸，波斯王室后裔所建立的国家，许多犹太商人在那经商。这就说明，这位在中国经商不太顺利的犹太商人很可能是由里海沿丝绸之路到了我国和田地区的。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取走了一件希伯来语忏悔祈祷文，内容出自《旧约·诗篇》，成文时间大约在8—9世纪，也就是我国的唐朝。
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和阗发现的8世纪的一位犹太商人以希伯来字母书写的波斯文书信
在10世纪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的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及唐朝末年黄巢农民起义中，寓居广州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共死亡12万人。这就表明，唐朝时还有一批犹太商人是走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并定居在主要港口城市广州、泉州和宁波。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霍达特贝的《省道记》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被称为“拉唐人”的犹太商人，并详细描述了这批犹太商人经海路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情况：
这些商人讲波斯语、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斯拉夫语。他们的旅途从西方到东方、从东方到西方，部分道经陆路，部分经由海路。他们从西方输出阉人、女奴、儿童、丝绸、毛皮和剑。他们在佛朗机（法国）乘船经西海（地中海），驶向法拉玛（埃及地中海城市）。在那里他们将货物装在骆驼背上经陆路至柯尔祖姆（苏伊士），约5天路程，全长120公里。然后在东海（红海）乘船，由柯尔祖姆至贾尔和吉达。以后驶向信德、印度和中国。在归途中，他们将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和东方国家的其他货物带回到柯尔祖姆，再运至法拉玛，在西海装船。（注：张景文等编校：《古代开封犹太人——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从唐朝开始，中国人才知道“犹太人”这一名称，当时被称为“石忽”。在7世纪景教（唐代传入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中文教典《世尊布施论第三》中，曾数次提及石忽人。
归我华夏，留遗汴梁
犹太人真正大规模来华经商、定居应在北宋时期。当时，有一批波斯犹太商人随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等经由丝绸之路从印度来到北宋京城东京（今开封），并向皇帝进贡“西洋布”。皇上甚喜，龙颜大悦，御赐“归我华夏，遵守祖风，遗留汴梁”十二个字，允准他们居住在开封，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这批犹太人在开封安顿下来后，很快便显示出其突出的经商才能，并在贸易等领域取得了成功，成为开封一带的富有阶层，被宋朝当局誉为“模范臣民”。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财富后，开封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也日趋活跃。1163年，开封犹太人在市中心建立起一座犹太会堂，被称为一赐乐业教清真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译音，称犹太会堂为清真寺则是因为当时汉人分不清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差别，开封犹太人也就入乡随俗地采用了汉人比较熟悉的清真寺这一称呼。由于犹太人在宰杀动物时挑断其筋，因此又被汉人称为“挑筋教徒”。还有些汉人因分不清犹太人与回民的区别，只是看到他们戴蓝色的帽子，因此也叫他们“蓝帽回回”。到了元朝，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元世祖忽必烈推崇佛教的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和一赐乐业教的摩西为世界‘四大先知’。”因此，1279年，开封犹太人在元朝皇帝的支持下重建了犹太会堂，面积扩大到一万多平方米。明朝时，开封犹太社团达到其鼎盛时期，整个社团约有四五千人。不仅如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上升。据明正德七年（1512年）的《尊崇道经寺记》碑记载：当时开封犹太人中有经科举考试进入朝廷或到州县当官的，有通过经商办实业而成为富商巨贾的，有技艺高超的工匠和勤劳致富的农夫，也有少数医师和职业神职人员，大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上阶层。然而，在这同时，开封犹太人也不知不觉地融入中国儒家文化的主流之中。为了进入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改希伯来姓名为汉人姓名，如列维（Levy）改姓李，艾兹拉（Ezra）改姓艾等。起先，由于一些犹太人要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开始习用汉字汉语，后来则逐渐扩大到日常生活之中，反倒是希伯来语只在极少场合，如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使用。他们还逐渐放弃了“族内婚”制，开始与外族通婚。从明末清初记载的开封犹太七姓《登记册》中可以看出，开封犹太人至少娶了40多个姓氏的非犹太妇女为妻。随着他们越来越按照中国的习俗待人接物处事，犹太传统习俗日趋淡化。
开封犹太会堂
1642年，为抵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围攻，驻守开封的明朝将领下令掘开黄河大堤，结果将整个开封城淹没。当时城内的4000多犹太人中有一半左右死于此次大水，犹太会堂也被冲垮，许多经书散失。此后，尽管开封犹太人于1663年重建了犹太会堂，并找回一部分经书，但开封犹太社团已开始衰落，从当初定居开封时的七十姓减少到“七姓八家”，总人数不到两千。清朝实行闭关政策以后，开封犹太人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隔绝。由于缺乏主持宗教活动的拉比，宗教仪式也就不再举行，开封犹太人的宗教观念日趋淡薄。特别是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影响下，开封犹太人也开始援引儒家经典来解释一赐乐业教的教经和教义，或以本教教义去印证儒家经典，其结果是开封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被汉化或儒化，大大加速了其同化于中国社会的进程。
18世纪时，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像考古新发现一样发现了开封还有犹太人，但此时的开封犹太人已经丝毫不懂希伯来语法和《圣经》的长篇大论，更遑论其他犹太经典，甚至也不懂《圣经》的历史。到19世纪中叶，无论从宗教意义或作为一个社团来说，开封犹太人已不复存在。
到上海淘金
就在开封犹太人近乎完全同化、消失之时，又有一批犹太商人来到了中国。他们沿着的不是和平贸易的丝绸之路，而是英国炮舰轰开的淘金之路。
这批犹太商人就是在英属印度经商的塞法迪犹太人（注：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是欧洲最富有的犹太家族，200多年来对欧洲的金融乃至经济拥有巨大影响。）。19世纪初，由于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反犹政策，一批在巴格达的犹太人不得不辗转迁移到印度孟买等地，并利用19世纪30年代英国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大好时机，积极投身对华贸易。鸦片战争后，大卫·沙逊于1845年在上海开设了分行。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繁荣和地位的上升，沙逊洋行在上海的业务扩展十分迅速，在英属印度对中国出口的鸦片、棉纺织品和棉纱等商品贸易总额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怡和洋行内部往来函件显示，沙逊洋行当时已经控制了印度对华鸦片贸易的70％。1864年，大卫·沙逊病故以后，根据犹太长子继承权的习俗，其财产和企业管理权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1872年，一手拓展远东业务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不甘屈居人下，自立门户，创设了新沙逊洋行，并逐渐取代老沙逊洋行而成为沙逊家族在华业务的主要机构。1916年，维克多·沙逊继任新沙逊洋行总管后，除继续发展进出口贸易外，还大力投资房地产、金融和工业，成为中国外商首富，被称为“东方的罗思柴尔德”（注：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指的是原来居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来在15世纪末被驱逐到西亚北非一带的犹太人。）。
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曾是沙逊家族在远东财富的标志
上海塞法迪犹太人最多时大约有1000人，绝大多数是随沙逊家族来上海的职员及其家人，其中有一些后来自己开设了洋行经商，也都成为上海滩有名的富商。塞拉斯·阿隆·哈同早先只是老沙逊洋行的门卫，由于脑子活络，工作勤勉，后被提拔为洋行地产负责人。1901年，他建立了哈同洋行，从事鸦片贸易和房地产投资。1931年去世时，他在上海拥有土地450亩，房屋近1400幢，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占地近一半，是个名副其实的地产大亨。哈同的私宅爱俪园（今上海展览中心旧址）风格中西合璧，时人誉为“海上大观园”。伊利·嘉道理早期也在老沙逊洋行做事，后在香港独立开业，从事证券经纪业务。回到上海后，重组了多家濒临破产的橡胶公司并获得巨大成功，成为有名的“橡胶大王”。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嘉道理公司在橡胶、地产、电力、煤气等行业都收益颇丰。他的私宅大理石宫（今上海少年宫）也是沪上最有名的私人洋房和社交中心之一。由于资金雄厚，这些塞法迪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犹太难民涌入上海后，成为当地犹太社团救援组织的核心力量。沙逊、嘉道理等都出面组建了相关救援组织和基金，沙逊、哈同还将河滨大楼、阿哈龙会堂等用作临时难民收容所。
犹太人每到一地定居下来，就会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犹太会堂和学校、报纸、医院等。1910年，上海塞法迪犹太人成立了上海犹太社区协会。1920年，沙逊家族捐资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建造了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会堂—拉希尔会堂，并附设了一所犹太学校。1927年，哈同也捐资在外滩附近兴建了外形独特、内部精美的阿哈龙会堂。到了20世纪30年代，阿哈龙会堂最初曾用作犹太难民收容所，后来又借给来沪避难的欧洲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师生作为临时教室和住所，使这些学生在此苦读至“二战”结束。结果，这所经学院不仅没有像其他经学院那样被纳粹德国摧毁，反而在东方大都市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嘉道理家族的赞助下，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于1903年成立，并创办了英文的《以色列信使报》。“二战”期间，该报积极报道上海犹太难民及其救援情况，介绍中国人民反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正义立场，也表达了上海犹太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阿哈龙会堂
南迁而来的俄犹
早在19世纪末，就有不少俄罗斯犹太人定居上海从事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他们属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注：Ashkenazi Jews，原意指欧洲犹太人，后来主要指中欧、东欧及俄罗斯犹太人。）。俄国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后，来华俄罗斯犹太人逐渐增多，他们大多沿西伯利亚铁路来到我国东北地区，其中有一部分继续南迁至上海。同时，还有不少俄罗斯犹太人在海参崴乘船直接由海路抵达上海。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的俄犹人数已开始超过塞法迪犹太人。当然，当时中国最大的俄罗斯犹太人社区是在东北的哈尔滨。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因嫌犯中有一犹太妇女，沙俄便借此在国内掀起了反犹浪潮，并试图通过将犹太人迁移到边远地区和国外来减少国内压力。1896年，中俄中东铁路开始修建，沙俄政府竭力宣扬“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是所谓的人间天堂，允诺任何愿意移居那里的俄罗斯犹太人都将获得宗教自由、商业权利和就学机会。在其鼓动下，部分俄犹开始前往中东铁路沿线工作或经商办实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哈尔滨。这些俄罗斯犹太人在哈尔滨也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和犹太会堂，使其经济活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哈尔滨的企业很少同犹太人的名字没有关系：索罗金的面粉厂、齐克曼的阿什河糖厂、老巴夺烟草公司、斯基德尔斯基的林场和煤矿、卡巴尔金的华英油坊、卡斯帕的马迭尔饭店，等等。哈尔滨犹太人还在哈尔滨交易所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届理事会中，13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8名犹太人，委员会会长则始终由犹太人担任，显示了犹太人强大的经济实力。1920年，哈尔滨犹太人已达到2万余人。
1917年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领导人合影
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犹太社团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遭到了一系列外部冲击，开始逐渐由盛转衰。苏联政府于1928年将中东铁路公司管理权交还中国。这一权力转移增强了中国人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参与度，使犹太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此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又对哈尔滨的犹太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一些从事国际贸易和毛皮业的犹太商号损失更为惨重。1931年日本入侵和1932年满洲国建立后，哈尔滨等地频频发生由白俄挑起，得到哈尔滨日、德法西斯党徒支持的反犹活动。1933年，马迭尔饭店老板约瑟夫·卡斯帕之子西蒙·卡斯帕遭绑票并被杀害。事后，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社团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强烈抗议。这种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致使哈尔滨俄犹开始大量南迁至上海、天津、青岛等地。
1948年，听到以色列国建立的消息，天津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附近聚会庆祝
这些不断南下的俄罗斯犹太人使上海的俄犹社区不断扩大，30年代中期以后已超过5000人，他们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上海犹太宗教公会，而且还建造了两座新犹太会堂—摩西会堂和犹太新会堂，并在上海万国商团（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准军事组织。）犹太分队和上海犹太俱乐部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与塞法迪犹太人大多属于富商不同，许多俄罗斯犹太人初到上海时并不富裕，只能靠借钱做些小本买卖，通过艰苦拼搏，后来逐渐跻身中产阶级。他们中间还有不少是工程师、医生和艺术家。虽然在经济实力上不如塞法迪犹太人，但俄犹人数众多，社团意识和活动能力强，在救援欧洲犹太难民时也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他们不仅参与了塞法迪犹太人创办的救援组织，而且还建立了专门针对波兰犹太难民的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英国籍的塞法迪犹太人作为敌侨被日本人没收财产、集中看押的情况下，利用日本苏联尚未宣战的中立地位，帮助了很多欧洲犹太难民。
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
上海犹太俱乐部扩建奠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