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后9·11文学”
一、“9·11文学”的发展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极其惨烈、骇人的视觉影像重创了全世界的眼球。虽然“9·11”袭击持续的是几个小时，但是却导致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改变和国际关系秩序的重新整合，引发了美国攻打阿富汗，继而攻打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而言，“9·11”事件是一个改变世界、改变美国、改变世界秩序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其结果、影响一直在美国社会文化生活中持续震动，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也因此成了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纽约两座世贸百层双峰塔轰然倒塌，数千人丧命，给美国带来重大损失，对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美国曾经不可侵犯的尊严轰然破灭。美国的经济，尤其是航空业和旅游业，受到严重打击。美国大惊失色，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恐战争，美国人民的生活处于恐慌和不安状态中。“9·11”事件后美国人更注意个人安全问题；美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开始受到了限制，人权受到了极大的侵犯；美国移民局对进入美国的移民严格检查、严加控制，尤其是阿拉伯裔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监控对象；受到恐怖袭击的美国民众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在宗教信仰方面，美国人对宗教的热情悄然转化为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排斥异教，打击异族。曾经傲然世界的“双子塔”成为人类欲望的“归零地”，“存在”与“缺失”之间的瞬间转换，打乱了人类心理世界的理性秩序，在惊悸、错愕之后的心灵深处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恐惧和战栗。这种恐惧和战栗成为“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心理的一种创伤体验，吸引着艺术家们的深度关注。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在全球化、信息化与新媒体异军突起的时代，以“9·11”为代表的恐怖主义事件所产生的震撼波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阻碍，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的共同记忆，更是在民众的心理与意识深处烙下深刻印记。作为对文化心理与民族意识的历史记录和审美再现，文学对这一重大事件做出了迅速回应。在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性的反恐和冷战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小说。当代作家将“9·11”事件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在创作中巧妙地处理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文学创作与历史叙事、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这类小说有的直接以“9·11”事件作为作品的主要内容；有的以该事件为背景，内容涉及“9·11”事件的后续影响，如身份政治、民主制度、战争灾难等。这类小说或书写“9·11”事件及其带给人类的集体或个体悲剧性体验、创伤后心理、精神危机等问题，刻画“9·11”事件之后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焦虑与恐惧，谱写21世纪以来人类面对生存危机之全景图；或书写以纽约为背景的都市悼歌，描摹普通人的灾难体验；或书写对全球化时代暴力、仇恨和恐怖的隐秘和逻辑的批判，以文学形式诠释和再现“9·11”事件的独特力量，从而形成了21世纪一个独特的文学群类——“9·11文学”(9/11 Literature)，国内外学界也经常称之为“后9·11文学”(Post-9/11 Literature)。“后9·11文学”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具有宽广的全球化意识，揭示了遭受恐怖袭击后普通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心理经历和救赎轨迹。从作家们的创作中，人们再次亲历人类的悲哀，并深切感悟浓郁的人文思想及族裔差异和政治立场差异。他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无希望地书写全球化、文明冲突、历史记忆及民族身份建构等时代性命题。“后9·11文学”文学情感丰富，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作为反思历史和反观现实的写照，“9·11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社会读者群的心理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9·11文学”的传播和流行，两者相互推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此类文学体裁的兴盛和发展。
与理性思辨的政治文化评论不同的是，“9·11文学”主要源自文学家们的艺术想象与叙事冲动。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在《未来的废墟》一文中最早提出“反叙事”的概念。所谓“反叙事”，是指文学家们迫不及待地用“鲜活的语言”对“9·11”事件进行想象性的再现与反思，“试图给那片哀嚎的天空带来记忆、温情与意义”
。在德里罗看来，文学家们的“反叙事”在于反官方化、政治化的“宏大叙事”，在于对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恐话语”进行反思，在于提升或超越悲痛、哀悼、创伤、救治等日常性的生活话语，在于矫正对“9·11”事件的错误回忆及关于“9·11”事件的谣传、幻想、神秘复活等话语乱象，从而对事件的本质、内在动因、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形而上的艺术思考。大多数西方作家创作的“9·11文学”都可以归入德里罗所提出的“反叙事”之列。这类文学作品将“9·11”事件作为虚构对象或故事背景，以人文主义的情怀表现恐怖主义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及精神焦虑；或是用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伊斯兰文化或穆斯林信徒进行“去妖魔化”的文学再现；或是从普世主义的层面对恐怖主义的本质及西方所主导的反恐战争做出深刻反思；或是立足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及高科技文明的大背景，对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当代困境及各种纷乱与冲突进行犀利的解剖与审视。由此可见，“9·11文学”的“反叙事”具有极为重要的审美内涵与文化价值，因为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反思，而是要改变与“9·11”事件相关的文化记忆、心理感知及主导信仰。”对小说家们来说，“反叙事”即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虚构路径——一种在‘9·11’事件之后被丧亲之痛、心理康复、受害牺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美国例外论等流行话语所边缘化的叙事路径。只有将那些被边缘化的他者故事或‘真相’(包括来自美国以外的叙事视角)囊括进来，那么才有可能对这次事件的历史意义与文学意义形成真正民主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反叙事”也鲜活地证明了“9·11文学”的核心审美价值所在。
二、美国的“9·11”小说
近十年来，美国关于“9·11”事件的文学创作数量不断增多，文学佳作涌现，影响面较广。美国当代众多作家从不同角度聚焦“9·11”事件，并以文学的手法讲述表达。从作品所运用的语言、小说故事情节的叙述方式和作品的整体结构模式等方面来看，一大批“9·11文学”作品，其文体类型与形式具有强烈的民间化、平民化的书写色彩。与“贵族化”“雅正化”的文学传统相比，“9·11文学”作品的书写模式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特别是“9·11”事件的亲历者们)，在心理上更能够为普通大众所接受，透射出美国灾难后人民生活的真实性。其中有代表性的美国“后9·11”小说包括以下作品。
乔纳森·萨福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1977—)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2005)以“9·11”事件为背景，以9岁男孩奥斯卡的视角展开故事叙述。奥斯卡在“9·11”事件中不幸失去父亲托马斯(Thomas)，奥斯卡独自在家时听见被困在世贸大楼中的父亲给家里打电话，并留下最后的六条留言，但他却因为害怕，没有和父亲最后对话。父亲突然离世令奥斯卡猝不及防，也深感自责，他因此开始他的寻父之路和探索之旅。奥斯卡以超常的毅力，用特有的方式，努力去接近已经逝去的父亲，去了解纽约人的真实生活。期间，他忍受着失眠、恐惧和无助等折磨，努力走出封闭的自我，与众多名字为“布莱克”的人沟通交流。小说真实再现了“9·11”事件所造成的无法言说的损失和创痛。
洛丽·摩尔(Lorrie Moore，1957—)的《楼梯口的门》(A Gate at the Stairs，2009)以远离纽约的中西部女孩柯尔津在20岁这年的人生故事为显性线索，以“9·11”恐怖袭击，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等政治历史事件为隐性背景，将主人公的个体创伤叙事融于集体创伤的宏大叙事中。小说开始于2001年发生恐怖袭击的秋季，结束于2002年美国准备攻打伊拉克的冬季。主人公柯尔津讲述她20岁这年在远离纽约的城市特洛伊开始大学生活所经历的人生故事，“9·11”恐怖袭击及美国发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及军事行动似乎遥远，但却带给这个平凡女孩20岁的人生诸多改变和创伤：在大学课堂上，她爱上了英俊男生雷纳尔多，但他却是穆斯林信徒，在“9·11”事件后甚至被怀疑是恐怖分子，在恐怖袭击后严厉打击异族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离开美国，离开柯尔津；课余她做兼职照看一个被收养的双种族孩子，与这个孩子和其养父母情感笃深，然而在“9·11”事件后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的言论压力下，收养人夫妇终被剥夺收养权，继而夫妻婚姻破裂，被迫离开中西部，回到东部；最可悲的是，她最亲爱的弟弟罗伯特刚刚高中毕业就被征兵入伍，很快被派到阿富汗作战，但却莫名战亡，死无全尸……三条线索平行叙事，互相关联，互为交织，烘托出小说的悲悯意境，并揭示了恐怖袭击后美国军事行动、社会危机、种族矛盾带给平凡女孩柯尔津人生变故的丰富蕴涵。在《楼梯口的门》中，作者摩尔以柯尔津的生活经历为显性线索，以大量的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实为隐性背景，将主人公的个人经历置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9·11”恐怖袭击，美出兵攻打阿富汗，继而攻打伊拉克，其中所涉及的关于政治、种族、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如碎片般点缀在主人公的个体叙事中。因为个体经历了属于国家、民族、时代的共同的创伤性记忆，柯尔津的个体经验被融入集体无意识中，创伤性个体的创伤记忆更承载着个人的、民族的、时代的、国家的创伤经历，其中个体的创伤性事件与种族创伤、集体创伤互为张力。该作品在柯尔津个体创伤的叙事中，更表征了宏大叙事下的集体创伤。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被认为是美国反映“9·11”主题的出色之作。小说展现了一个充满隐喻意义的世界，传递出关于后现代人类所面临诸多问题的思索和探寻。小说侧重叙述了“9·11”事件后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情感历程及心理和精神创伤，展示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39岁的律师凯斯是“9·11”事件幸存者，那天他得以逃脱，仓皇离开自己世贸大厦的办公室时，慌乱中提着别人的公文包，糊里糊涂地回到分居的妻子丽昂及他们七岁的儿子贾斯汀居住的寓所。之后，双方都为修复几近破裂的婚姻而努力。可是，灾难后的凯斯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他陷入扑克牌赌博不能自拔。他成了一名职业扑克牌手，周游世界，参加各种扑克牌比赛。期间，他不断忆起那位在“9·11”事件中丧生的牌友，因此，“9·11”事件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和魔咒。德里罗表现的正是许多和凯斯一样的纽约人在历经“9·11”事件后，其生活充满失落与悲伤，情感世界亦满目疮痍。德里罗从心理层面重审“9·11”事件对大众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剖析后现代社会中暴力与恐怖袭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小说将“9·11”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对后现代社会人类情感、心理冲突、心灵挣扎相结合，从美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科技和环境等方面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之弊端，重审“9·11”事件带给世人的困惑和心理创伤，尝试从社会根源入手，解决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迷失问题。这是一部优美而令人心碎的作品，德里罗不仅关注创伤记忆对个体身份认同及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而且也关注个体如何走出创伤记忆的阴影，摆脱生活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恐惧与焦虑。
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1957—)的《回声制造者》(The Echo Maker,2006)以内布拉斯加州普拉特河沿岸一年一度的春季自然景观鹤类大迁徙为背景，通过一个神秘的车祸故事，揭示人类脆弱的大脑神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探索自然与人、人与人、记忆与身份等重要问题。书中有许多关于沙丘鹤、生态学、神经学和临床心理学的段落，不愧为一本典型的鲍尔斯特色的信息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扑朔迷离，神秘莫测。2002年2月20日，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内布拉斯加州中部笔直的乡村公路上，27岁的主人公马克驾驶的卡车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生车祸，导致他头部受伤，昏迷不醒。马克唯一的亲人、姐姐凯伦半夜闻讯，匆匆赶回家乡照顾弟弟。几周后马克终于从昏迷中苏醒，却部分失忆，不认识最亲近的姐姐。无奈之中，凯伦求助于纽约著名的认知神经学专家杰拉德·韦伯。韦伯确定马克患上了罕见的替身综合征，患有这种病症的患者通常认为自己的亲人，如父母、配偶等由人假冒，病情严重时甚至酿成惨祸。马克觉得“凯伦第二”不论外貌还是言行，都酷似他的姐姐凯伦，但却是个冒牌货。小说围绕车祸后在马克病房床头柜上神秘出现的字条展开，凯伦、韦伯的人生也因此发生逆转。“9·11”恐怖袭击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回应措施使他及周围许多人的意识都发生了微妙变化。小说通过人物的语言表达了“9·11”事件之后，替身综合征出现在美国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似乎都觉得“熟悉的变得陌生，陌生的反而变得熟悉起来。我们仍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但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使人熟悉。”面对无所不在的替身综合征，凯伦无可奈何。但在马克看来，这世界“还不坏；实际上与原来一样好；在有些方面，甚至更好。”马克随遇而安的乐观态度也许是焦虑之中的美国人对付自我及身份危机的唯一出路。
杰伊·麦金纳尼(Jay Mclnerney，1955—)的《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2006)中的主人公是两位纽约社会名流：一位是女作家柯琳，人到中年，才华横溢，她与作为著名编辑的丈夫的婚姻陷入深深的危机中，婚姻中的挫折令她痛苦万分；男主人公卢克以前是华尔街上成功的金融家，现在却对经济金融失去兴趣，他辞掉职务，计划写一部著作探讨人生的意义，他的妻子是纽约社交圈有名的美女，骨子里却虚伪、世故，且与一个亿万富翁有染，他年少的女儿身陷毒瘾不能自拔，卢克对家庭与婚姻生活感到绝望。“9·11”事件猛烈地冲击了两位主人公的生活。9月12日清晨，当纽约还没有从重创中苏醒过来时，柯琳在世贸大厦的废墟上，看见正在寻找遇难朋友尸骸的卢克从烟雾中走了出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两人在那样的情景下几乎一见钟情。柯琳与卢克一同参加了志愿救助者的队伍，一起为抢救幸存者而日夜奋战，同时陷入了迷惘而狂热的爱情。但是，死神的阴影不时在他们的头脑中萦绕。卢克感到那些死者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死者的灵魂在废墟上空徘徊。柯琳也忍受着负罪感的煎熬，对于无数的无辜者在痛苦中死亡而自己得以幸存，以及与卢克的不正当的恋爱关系等感到深深的自责。在该小说中，主人公经历了异常政治事件，他们的非常态的爱情被赋予了一定的深度和含义，但是两位主人公并没有敢于在探寻有意义的生活与崇高的爱情的道路上一往直前，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对亲历的浩劫做更深刻的反省。两人好像只是借“9·11”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进行了一场奇遇式的恋爱，他们的爱情犹如世贸大厦上空的滚滚浓烟一样，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两人继而又重新退回他们各自固有的、貌似风光的“美好生活”里。美国评论界几乎一致肯定了《美好生活》作为少见的直面反映“9·11”事件的作品的重要意义。
此外，美国还有其他的许多“后9·11”小说。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的《恐怖分子》(Terrorist，2006)聚焦恐怖分子，并反思“9·11”事件后不同文化关系。小说讲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青年如何变成恐怖分子的过程：姆罗伊是个18岁的中学生，父亲原籍埃及，在他3岁时离家出走，母亲特蕾莎·马洛伊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医院做护工。由于贫穷和缺乏父母之爱，姆罗伊性格孤僻，与社会格格不入，尤其憎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清真寺阿訇赛克赫·拉希德影响下，他开始信仰伊斯兰教，高中毕业之际，他考取驾照，在黎巴嫩家具商赫哈布手下当司机，并被诱导成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在“9·11”惨案周年纪念之际，姆罗伊自愿驾驶满载炸药的卡车从纽瓦克前往预定目标——林肯隧道进行自杀性攻击，最后在中学辅导员、犹太人利维的开导和周围和平环境的感化下放弃行动。厄普代克所刻画的恐怖分子形象令人同情，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创作，让读者换个角度认识恐怖袭击事件，认识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厄普代克表现了一名本来完全正常的美国人是如何参与一个灾难性阴谋的。在该书中厄普代克着重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尝试提供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方法。
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的小说《路》(The Road，2006)则是一部“后9·11”时代的启示录。它描绘出一幅末世灾难之后四处遍布死亡的恐怖景象，核战让世界秩序毁于一旦，在这场末日浩劫中，唯有一对父子活了下来，他们带着火种希望重新开始。面对未知的未来与人性的邪恶，父子二人却抱着人性本善，远离恶性的乐观态度，直到他们遇到一弃婴，于是，生命开始延续。该作品以启示录的危机意识和灾难想象这种审美幻想的形式来批判惨淡的社会现实，揭示隐匿在现实内部的顽疾。通过对死亡的哲理性思索，让生命从麻木的沉沦中惊醒，迫使人们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及世界与人类的终极走向，以激发人们对生命的关注，从而对现存的境遇进行反思和修补。
艾米·瓦德曼(Amy Waldman，1969—)的小说《穆罕默德的花园提案》(The Submission，2011)是一部 “9·11”事件所唤醒的令人悲痛的政治全景式小说。小说从世贸中心毁灭两年后讲起，曼哈顿居民决定建“9·11”死者纪念碑，他们组成一个包括受害者家属在内的评审委员会，以匿名招标方式征求最佳设计方案。投票结果揭晓，委员们选中名叫“花园”的方案，但打开密封信件后，他们却看到一个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于是，他们陷于毫无希望的争论中。其实，穆罕默德是一名伊斯兰裔美国人，在弗吉尼亚州长大，他因为拒绝对自己的设计做任何解释而引起误解。评审委员克莱尔·博韦的丈夫在“9·11”事件中丧生，但她却成为穆罕默德最积极的支持者，坚持纪念碑应体现宗教宽容与和平，而非狭隘的“爱国主义”。
三、英国和爱尔兰作家笔下的“9·11”事件
在“后9·11”小说中，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s，1948—)的小说《星期六》(Saturday，2005)被《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称为最强有力的“后9·11”小说之一。小说以神经外科医生佩罗恩·亨利的视角，讲述他一天之内所经历的故事：这天，亨利在凌晨醒来，见窗外一架飞机划过天空冲向地面，先是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而后发出滚滚浓烟，故事由此开始。在开车去壁球俱乐部的路上他遇到了麻烦，还被一名叫巴克斯特的街头混混缠上，后来遭受巴克斯特对其全家的恐吓和骚扰。麦克尤恩选取了一位步入中年，貌似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所经历的短暂而又令人难忘的一天作为写作内容，展示了在日常的平静生活遭遇突变后人们的情感历程，以及在面对人生关口时对于生活意义和道德价值的深刻反思，从而阐释了生活在“后9·11”时代的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精神状况。小说深入刻画了“9·11”事件后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焦虑与恐惧，并借现在时态暗示“后9·11”时代的恐惧和焦虑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星期六》反映了“后9·11”时代英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和价值取向等问题。麦克尤恩用他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细腻的笔触展示了以亨利为代表的英国中产阶级在“后9·11”时代的生活状态及他们的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转向，书写了“后9·11”时代的道德嬗变与人性反思。
英国作家纳迪姆·阿斯拉姆(Nadeem Aslam，1966—)的小说《浪费的守夜》(The Wasted Vigil，2008)则以“后9·11”阿富汗为背景。小说里的阿富汗是充满不幸及伤痛的国家，这一切皆因塔利班(Taliban)和接管阿富汗的军阀所致。小说讲述了在两伙军阀交战后，几个性格迥异者聚集于郊区一栋别墅，各怀心事，欲做之事皆受环境和时局的限制而不得完成，其所揭露的谋杀、虚伪、恐惧、无助令人难以承受。该小说为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当代阿富汗的社会生活、频繁的死亡和冲突事件打开了一扇窗。
爱尔兰作家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1964—)的《地之国》(Netherland，2008)被《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德怀特·加纳(Dwight Garner)认为是“自世贸倒塌后，我们至今写及纽约和伦敦生活中，最富机智、最愤怒、最严厉、最荒芜的作品。”《评论杂志》的评论员谢丽尔·米勒(Cheryl Miller)评价说，与其他“9·11”小说一样，《地之国》亦以恐怖袭击为题材，描写该事件对人类的创伤性影响。《纽约时报》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将该小说与菲茨·吉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兹比》(The Great Gatsby，1925)做对比，称其是一个“关于美国梦的引人共鸣的思索”。《地之国》以对场景的精湛刻画及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深刻反思而被誉为“后9·11”小说杰作，然而，该小说并未直接描写“9·11”事件的惨烈场面，而是“在全球语境中重新定位归零地”，通过叙写汉斯与蕾切尔一家及以恰克为代表的移民的现实生活，间以对其过往的追忆，而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反思“9·11”事件的深远影响，揭示“后9·11”时代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探寻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爱尔兰作家柯伦·麦肯(Colum McCann，1965—)的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2009)中的“行走者”(the walker)，走在双子塔上，关注楼下的生命风景：在贫民区叫卖的小贩，来自爱尔兰的神父，一个来自危地马拉的护士，一帮臭味相投的计算机黑客，还有在大街小巷间穿插的妇女、法官、演员等。尽管故事背景设在久远的1974年，可小说仍被定位成“9·11”小说，小说用菲利普·佩蒂特(Philippe Petit)的真实故事为隐喻，编制了一个“9·11”寓言。
四、“他者”视野中的“9·11”事件
“9·11”事件之后，英美文学界关于“后9·11”的杰作频出，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等各种体裁，但是来自东方的异域文化关照下的作品更能表达“他者”视野中的对美国霸权文化的认识，以及渴望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愿望。萨义德指出：“东方无法表达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即西方是言说者，东方是被言说者；西方是观察者，东方是被观察者；西方是引领者，东方是被引领者；西方是掌控者，东方是被控制者。”
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1971—)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2007)从叙事角度打破了英美作家言说“9·11”事件的窠臼，发出东方人的声音。哈米德是一位巴基斯坦作家，童年在美国度过，中学回到巴基斯坦，后又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经师从托尼·莫里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学习写作，毕业后又返回巴基斯坦工作。多重文化身份和跨文化的经历，使得作家哈米德能够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来思考“9·11”事件。《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采用第一人称的回溯性的叙事视角，由巴基斯坦青年昌盖兹(Changez)向一名美国人讲述自己到美国寻梦及其梦想破灭的故事。昌盖兹胸怀抱负、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求学发展自己，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顶级的评估公司——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Underwood Samson Company)工作，并与富家女子艾丽卡(Erica)相识并相恋。昌盖兹相信自己在爱情事业方面均获得成功，已然实现了美国梦。但是，“9·11”事件的发生使他从梦中惊醒，意识到自己只是美国的“他者”，从未真正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女友艾丽卡一直在怀念死去的前男友克里斯，面对昌盖兹的追求和爱情心存感激，但又犹豫不决。“9·11”事件的刺激使得艾丽卡旧病复发，郁郁寡欢，她说：
“我的脑子开始鬼打墙了，老是想啊想啊，绕不出来，结果连觉也睡不成了。而一旦有两三天没有睡的话，就要开始生病，吃不下饭，就想哭……医生给了我一点猛药，结果我又能睡了。可这不是真的睡觉，睡醒了之后我都不知身在何处……”
评论家指出，艾丽卡(Erica)的名字暗指美国(America)，哈米德以此影射遭受“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的精神状况。而昌盖兹供职的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Underwood Samson Company)的首字母缩写(US)也喻指美国，昌盖兹一心爱着艾丽卡(Erica)，爱着美国；供职于US(Underwood Samson Company)，服务于美国；渴望自身命运的改变(Changez)，然而现实却粉碎了梦想。他说：“我成了一个现代版的苏丹禁卫军战士，正为美利坚帝国效劳……我过去和帝国的官员们捆绑在了一起，已经被培养成美国经济帝国的帮凶。”哈米德在其作品中突破对“9·11”事件本身的亲历式书写及对个人心理创伤的描摹，以双重视角书写“后9·11”语境下的个体创伤经历并积极建构文化创伤；从经济、文化等角度探寻“9·11”事件及其“反恐战争”等暴力行为得以发生的根源；积极言说文化创伤，倡导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彼此理解，体现出作家以文学承载文化记忆、以创作参与对时局思考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1965—)的小说《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连续两年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小说描绘了一个拥有璀璨历史文化传统却又饱受战争和政治冲突摧残的阿富汗，在关于政治和军事事件的宏大叙事中讲述男主人公阿米尔的心灵救赎之旅。阿米尔生于喀布尔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和仆人的儿子哈桑是好玩伴，哈桑忠实正直，聪明机灵，是个追风筝的能手。在一次冬天的赛风筝比赛中，阿米尔成了冠军，哈桑为小主人去追那只被击落的风筝，却被几个坏孩子欺辱，而怯懦的阿米尔目睹了这一切，却没有挺身相救。之后，阿米尔内心遭受着羞愧与痛苦的折磨，在重重压力下，他反而诬告哈桑是小偷，逼走哈桑。由于政局动荡，阿米尔和父亲不能再过富裕安宁的日子，后来他们来到美国，过着窘迫的生活。父亲在美国做苦力，阿米尔完成学业，结婚成家，但没有自己的孩子，父亲也去世了。“9·11”事件后，他回到阿富汗，得知哈桑已经被塔利班打死，而他实际上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多年来的忧郁和自责让阿米尔下定决心来救赎自己，正视自己的背叛，竭尽全力来帮助已经成了孤儿的哈桑的儿子索赫拉博。小说结尾处阿米尔带着索赫拉博一起去放风筝，他们在相视而笑中感受到爱与宽容的力量。《追风筝的人》在“9·11”事件发生两年之后出版，一度极为畅销。该小说讲述关于穆斯林的故事，打破了美国穆斯林被刻板化了的恐怖分子形象。小说表明“9·11”事件之后，来自阿富汗的阿米尔和爸爸在美国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美国穆斯林强烈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敌视、攻击和歧视，并由此导致他们更为焦虑、恐惧，并带有明显的不安全感，他们已然成了“后9·11”的受害群体。而在阿富汗，塔利班和普通民众的也有极大的不同，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妇女忍受着的残酷的压迫和非人性的限制，小说表达了对于塔利班统治下过着动荡不安的阿富汗人民的同情之心。作者认为，美国人不应只是看到新闻报道中的恐怖分子，而应该去更多地了解阿富汗的文化和宗教。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的人，总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经历将人们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