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丽玛和我都住在北京和平里二区一大片筒子楼里，她的孩子散斯尔和我的孩子巴顿同岁，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巴顿把散斯尔领到家里，告诉我：“妈妈，这是散斯尔！”他们的友谊就开始了。察哈丽玛和我由此认识。巴顿和散斯尔同一年上了同一所学校，现在已是五年级学生。每到新年，两个孩子互赠自制的卡片，巴顿写了什么不让我看，散斯尔送来的，开头结尾总是这样写：亲爱的巴顿……忠实的散斯尔。
察哈丽玛担心散斯尔离蒙古语言越来越远，问我愿不愿意让巴顿学，她想正儿八经教这两个孩子。巴顿能学当然好，不过这件事，我觉得不大容易实施。但是察哈丽玛不信，每天和孩子们说蒙语，给他们讲草原上的故事，他们会听不进去？他们都在内蒙古待过，有感情，听多了，自然就能领会蒙古语言的魅力。察哈丽玛兴致勃勃，越构想越觉得时不我待。可孩子们刚一听说这件事，就拧着脖子将她顶回去：已经学英语了，还要学啊！老师没说这种，为什么要学？再说每天写作业写那么晚，哪儿还有时间啊！
察哈丽玛百折不挠，下班后在院子里碰见我，跟我细说。
“这叫什么话嘛，英语它是外语，蒙语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能说已经学英语了，不能再学蒙语了，说的什么嘛！不会说自己的语言，说英语再好管什么用，没准儿更不好呢，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哪里能算好？哪里是一点时间没有？彭(她总是把冯说成彭)——你都看见了是吗，散斯尔放学以后尽在院子里骑车，巴顿又踢球又跑步……我生气了，出来问他们，散斯尔说：‘我那是练习转弯道哪。’你们巴顿说：‘我报了400米和800米，不好好跑，浪费我们班两个名额，那不行。’你看你们巴顿老是斩钉斩(截)铁，弄得散斯尔跟他学，不听话了。”我笑了，其实老师没让巴顿参加长跑，每年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他都惦记报一个400米、一个800米，总是成竹在胸，但老师确定径赛人选时每回都把他报的项目一一拿下，给他换成铅球、跳远或者别的什么。所以每次校运会，巴顿都拿不到名次。可下一回他又会如此这般地准备。巴顿的执着不减。
察哈丽玛替孩子们做了决定，说：“那就定在周末吧。”她觉得差点儿就要成功了，孩子们被她说的历史故事所打动，有点儿同意了。可最后，他们还是说，周末恐怕也不行，巴顿报的美术班有课，散斯尔周末要骑车出游……他的计划是一个礼拜去一个地方，他已经去过圆明园、元大都旧址、西客站、昌平县城。而且散斯尔的不少出游计划，巴顿也参与其中。
察哈丽玛从孩子四岁那年就设想了这个计划，至今没能落实，似乎也看不到落实的希望。
我想，我该安慰察哈丽玛，就说：“哪儿找这么想教孩子的老师呢？他们不懂。不懂，收兵算了。等他们后悔的时候，我们教不动了。过去在老家，我天天听人们说蒙语，不往耳朵里收啊，现在想学晚了。他们不懂。”
没想到，察哈丽玛听了，竟高兴得拍我一巴掌：“嘿，彭——现在学也不晚，我一天教你三句。”
“燕子在无云的天空飞过”，我哥哥曾经每天教我一句他胡编的蒙语诗，到现在我只记住这一句。在我心里，蒙语就像大雪天里踊跃的脚步，听得到声音，却看不见、摸不着它们的脚印。我摇头。
“没事的，我教你读蒙文诗，我那儿有那么多蒙文诗集呢，你不知道那些诗有多好。”她情绪高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现在就说好，你来我家，还是我去你家？”
天哪。我叫。
太好啦。察哈丽玛满心欢喜。
就这样，孩子们跑掉了，察哈丽玛收我做了学生。
怎么说呢，我是学一天断两天，学得快，忘得也快。察哈丽玛每次见到我，都微笑着问我：“我说什么来的？”我拼命回想，头一天还记得，今天就忘了。我说：“你说什么来的？”
请喝茶，想喝茶，喝不喝茶，什么时间喝茶，细微区别在……我感到惭愧。我没时间弄清楚，或者弄清楚又忘记了。那些情形，安静地流淌，在遥远的故乡，在人们的眼睛里、心坎上，一碗奶茶，接下它，幸福地托在手心里。一个世界，一片湖泊，一碗奶茶，融化了每一个想念它的人。有什么话？说吧。我用心听着呢。这是谁说的？我怎么想起了这句话。
唉，对不起，怎么说，请喝茶，我的朋友？我辜负了察哈丽玛一片苦心。
自此，每次见到察哈丽玛我都有压力，生怕她对我失望，也怕这件她很看重的事，因为我跟不上脚步而伤害到她。
察哈丽玛确实有点儿伤心，在我家地毯上坐着不说话，脸红扑扑的，对着屋里那扇高悬的窗户，一个人在那里整理遭受了打击的心情。缓了好一会儿，她说：“不能坚持就算啦。”
她真想把这件无可奈何的事放下？
“你没生气，是吗？”
“不要问我。我生气呢。现在不生气了。”察哈叹了一口气。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们又可以轻松愉快地聊天了。
我告诉察哈丽玛，那年夏天，我去内蒙古西部的白云鄂博参加一位作家的小说研讨会，会议期间组织大家去了一趟察哈尔草原的新宝力格苏木(公社)。三十多年前，为保护集体的羊群，和暴风雪英勇搏斗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就出生在这里。
离苏木不远，有一片红石山丘，奇峰异岭，使草原看起来更加悲怆、雄阔，苍莽无垠。当年哈巴图·哈萨尔统率的几十万大军，就驻扎在这座红色圣山上。苏木专门在山地边缘辟出两间房子，做这位英雄祖先的纪念馆，墙壁四周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着先尊的功绩。那天，我们在苏木食堂吃午饭，我喝了三大碗敬酒后，感觉有点儿头晕，就悄悄走出那排房子，坐到远处的草坡上，眺望这片紧邻着我家乡的草场。从这儿往西、往北，草越来越稀，稀得都快盖不住沙土了。开垦的土地日益沙化，即使往东、往东南，到我家乡那里，沙尘已经填死了一个个碧绿的海子，狂风苦沙四季迷漫。青草惜惜相连，一堆堆干牛粪向四处延绵，风吹日晒沙袭，牛粪盘被穿凿出洞孔，犹如茫茫的戈壁草原的耳朵和眼睛，不，是北方土地的呼吸道。牛车得走上二十几天才可能到达我家。
我开始唱歌。那是我第一次像当地的妇女那样，坐在开阔的草地里，看见什么唱什么。那时，眼里的东西全都进入到心里。于是，蓝天、飞过天际的鸟、远近跑动的马和小孩子们，草地、沙石、牛羊粪土，这片古战场和营区废墟上破败坍塌的勒勒车，还有卧到我身边的那只小山羊……都在我的声息里漂泊。
很久以后，这支歌停下来。远远近近地，坐着我的同伴，听我唱完。残阳已经西落，我们该乘车返回白云鄂博了。
时空流转，我即兴唱过的那支长调歌曲，就在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巴图·哈萨尔的领地上空永远消逝了，即使我想重温一下那一年的那一时节，古老的土地带进我心灵深处的苍茫律动，再次感受地狱的火焰升上天空，顽劣的人性在广袤的墓场接受来自宇宙的锻造和沐浴。但是无能为力，那个声音永远消逝了，这件事再也办不到了。
察哈丽玛在那种环境中长大，她的灵性映照在她的脸上。
我们能够说很远的话，也能从眼前的话里找到共鸣。
比如说，我每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只知道人一直在不停地旋转。察哈丽玛说，她也是。
艰难是我们的孪生兄弟，它创造的诗意永不磨灭……我们那里有一首歌这样唱。我说，我慢慢明白艰难跟我们一生是什么样的关系了。
不知苦之苦，就是甜啊，就是福啊！察哈丽玛说她母亲常讲这句话。
“你注意没有？”我说。北京有很多外省人，一上年纪就把操练很多年的普通话忘记了，说不清楚了，一开口，全是走了调的家乡话，还掺杂一些别处的音调、词语。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有一位姓吴的四川籍女士，五十多岁以后突然说不好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了，那一阵我因拍摄采访抗战题材纪录片经常和她见面，听她说话越来越吃力，而我是熟悉四川话的，公公是四川人，婆婆是重庆人，我的很多朋友不是四川人就是重庆人。前年吴老师去世了，据说临终前完全不会说普通话了。你说怪不怪？
“察哈，等我们老了，再做这件事，我们俩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说蒙古话。我先死的话你为我唱一支长调歌，我就没有悔没有怨没有任何痛苦，能勇敢地去见上苍了。”我郑重请求她。察哈丽玛答应了。
我和察哈丽玛再不提学什么语言的事，也再不勉强孩子们。
察哈丽玛的长相介于欧洲人和蒙古人之间，眼窝深，眼眶、颧骨很高，皮肤白净，棕栗色的眼睛柔和清澈。察哈丽玛自己特别喜爱那一束棕黄色的长发，不是扎成辫子，就是盘在脑后，整个人看上去挺拔、健硕，生机勃勃。她刚来北京上学时，很为自己的长相自卑。当年蒙古人南北东西连年征战，走到哪里，哪里就浸泡在刀霜剑血中。察哈丽玛觉得，她的脸上带着马蹄踏过以后留下来的烫灼，就像她金发碧眼的三哥，因自己的相貌，至今感觉不自在，感觉伤痛，抬不起头。
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到处都能见到这样的蒙古人。内地人来到内蒙古东部或者西部草地，常常为那里的一家人同时呈现古典、欧亚混合及蒙汉混合等好几种相貌类型惊奇不已，而那里的人却从不探究。这是历史留给他们的印记，他们无言以对，他们个人的历史深刻在他们的阅历中。他们想不出，他们心里到底拖拽着多少岁月里的东西。
实际上，长年累月埋进东西各部草原人心里的骄傲，仍像气流一样，吹拂得一代又一代蒙古人豪放不羁。我无法描述他们怎样用烈酒燃烧自己，又怎样用烈酒浇灭自己。我只能说他们喝酒残忍无度，喝完酒又柔肠寸断。祖辈驰骋不懈的努力，其精神元质尚残存在他们的内心，可是看着他们极尽挥霍自己的优越和痛苦，真不知道历史太久远了、太辉煌了，曾经无比虔诚地恪守宗教信仰，而后又不知不觉地在岁月的磨砺下散失了它，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内心的自豪、尊敬和深深埋藏的忧郁，像几个连接脑髓的孪生兄弟，无法分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个人都发现，它们变得日益强劲，他们的痛苦也随之增加，这是他们需要承担起来的，属于他们的那部分东西。那些东西显然是沉重的，将陪伴他们终生。他们顽强、勤勉生活，随时代勇敢前行的努力，也将陪伴他们终生。
因此，男女老少，独自一人时，常在浓烈的幸福感中默然饮泣。
察哈丽玛和图门永远离开了家乡，他们在北京家里的墙上钉了一张奔马挂毯，每天早晚喝几碗奶茶，吃几块奶豆腐。察哈丽玛不像图门，图门一见朋友来就拿出酒说：“喝酒吧！”察哈丽玛平常不喝酒，偶尔陪老家来的人，或者过年过节来看望和问候的同胞朋友喝几杯。
她妈妈来了以后，我问给老人送什么礼物好，察哈丽玛说，给她买两瓶二锅头吧！
我看老人抽烟，问察哈她抽什么烟，我去给她买。她说要买就买高乐吧。那时候高乐一块钱一包，我好几个作家女友都抽这个牌子，都说还行，因为抽不起别的。我咬咬牙，给老人买了两条比高乐贵一倍的都宝。没想到老人一直舍不得抽，弯着腰，抽自己卷的长烟炮，烟叶是她自己种的，她来时带了一大捆。到最后，要回老家了，察哈丽玛只好把两条风干的都宝给她带上，而女婿图门孝敬她的一条希尔顿她死活不带，说太贵重了，抽了浪费。
察哈丽玛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母亲独自抚养七个孩子，苦得没法说，就喝一杯酒，抽一支烟。老人返回老家以后，察哈丽玛想起这件事就难受。
察哈丽玛难受就来找我，向我描述了她和母亲上五台山的事，就是我为老人买都宝烟那次。察哈丽玛的母亲在北京住了大半年，天热以前，想返回科尔沁老家。临走，老人有什么话要对察哈讲，但欲言又止，饭量明显减少。察哈急得直冒汗，母亲才嗫嚅相告：想上一趟五台山。她的最后夙愿，就是去朝拜一回五台山，可女儿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她不忍心再给女儿添麻烦，为此她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察哈丽玛听了，第二天就领着母亲从西直门坐火车，直奔五台山。
母女二人住进空旷的广仁寺，开始朝拜大小寺庙。离开的前一天，她们决定上五台山的最高峰北台。她妈妈认为，这是圣地里的圣地，去过了才能表示心诚。
时值五月底，山区阴冷异常，察哈丽玛和母亲冻得直打哆嗦。拾级而上，母亲说：“爬一级台阶，减少一点罪孽。人就是为了这个活的。减少一个恶意，少做一件坏事，才能增加福分。”母亲竟然上得比她快，边上边把右手举到脸中间，诵念六字真言，还不断回转身为女儿遮挡风寒，或是拉女儿一把。
终于爬到山顶，西北风呼啸，阴云雷电在头顶翻滚。不敢久留，母女俩赶紧下山。但下神山讲究不走上山的路，须从另一边下去。另一边是山路，没有台阶。刚下到三分之一，下起雨来。她们的衣服很快被淋透，眼睛也睁不开了。山路泥泞，踩一脚，滑出一截。察哈丽玛扶着母亲小心翼翼往下挪。
但是意外发生了，母亲的小腿肚突然抽筋，整个腿肚子转到前面了。上山时她出了很多汗，靠着信念硬撑着上了山，到底年迈体衰，加之受了风寒，此时，她站立不住，倒在泥水里。
听着山涧的霹雷，看着山下寄宿的寺庙那么小，察哈丽玛感到无助，在心里哭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里去呀？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察哈丽玛抱住母亲的腿使劲揉搓，然而手太冷揉搓不见效果。她把母亲背起来，可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察哈的泪水跟着雨水一起往下流。雨越下越大，雷越打越猛，母亲的嘴唇变成黑紫色。察哈突然想起母亲有心脏病、高血压，万一犯病呢？她从不信仰佛教，这时她虔诚地相信了，心里默默念诵：“佛祖保佑我妈妈，别让我妈妈出事。”她们坐在泥水里，又搓又打，但母亲转了筋的小腿肚还是恢复不到原位。母亲安慰她说：“我这只腿经常这样，不会出什么事，别担心。”母亲想试着自己往下走，可是她的鞋子滑得站不住。察哈脱下自己的旅游鞋和母亲换，没想到母亲的脚竟比她的大，根本穿不下。察哈只好把母亲的大半只脚套在她的鞋里，她自己赤着脚走，泥地里，石头、草根扎得察哈丽玛一步也走不出去。最后，两人索性坐在泥地里，顺着山势一块儿往山下滑溜。
终于下到山底。雨还在下，雷还在轰隆隆地响。
回到寄宿的寺庙，察哈丽玛赶紧去商店给母亲买毛衣毛裤穿上，所幸，母亲没有感冒。第二天，母亲脸色苍白，浑身疼痛，但母亲感到特别满意，去五台山的目的达到了，该捐的钱捐了，为子女，为子女的孩子们求了福，也为乡亲们求了福，她的心愿已经满足。
回家的路上，母亲皱了一辈子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她告诉察哈丽玛：“姑娘，这回我死而无憾啦！”
在北京，察哈丽玛有一次乘公共汽车，上来一群农村人，其中多是小孩，售票员喊：“快买票，不买别想下车！”不知是听不懂，还是没钱买票，十多个农民互相看看，都没有动。察哈帮他们买了票。她对售票员说：“你别喊他们，你那么凶为什么呀。”那些农村人什么表情也没有，察哈也没说话。她说她这么做，是因为去过了五台山。
送走母亲，察哈丽玛哭了好多天。“彭——”她缓过来一些对母亲的思念，就来找我，她和往常一样，把冯说成彭，“我老是止不住想哭，怎么办呢？”
我深有同感，当年我的母亲跑到北京看望我，看望刚出生的巴顿。三十多天里，她高兴地、自觉自愿地做着巴顿爷爷奶奶家和我们一家一共七口人的饭，谁说她包的饺子好吃，她就又去包一次，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人还是眯眯地那样子笑。而在那之前，她腰腿病痛已经多年，走路十分困难。我们兄妹离家之前，谁都没舍得让她干什么活儿。听到我生孩子了，她突然爬起来，对我哥哥说，把她送到集宁，她要坐火车，去看我和孩子。她在拥挤的火车过道站了一夜，突然来到我居住的公婆家。她返回内蒙古老家那天下午，巴顿的父亲送她去火车站，他们一出家门，我就呜呜地哭起来，完全收不住自己。婆婆走进我的房间，十分不解，说：“哭什么？看都看了，还哭什么呢？”这位理性的知识分子母亲，确实从不掉泪。而当时，我心痛得恨不能把一辈子的泪水哭完。
就如眼下伤恸的察哈丽玛。
我和察哈一起哼唱老家的歌，唱了一个下午，度过了那段说不出任何语言的时光。悠远的旋律，埋藏着我们的忧伤，我们迈动脚步，送去思念，双手合拢，送去祈福。与母亲，与老家的连接，使我们无时不在祈祷：上苍，请降福祉于可怜的人们吧！
我和察哈丽玛能像亲戚一样相处，皆因为有老乡这层关系。她家在内蒙古东部，我家在西部，东西跨度四千三百多公里，比北京到广州要远。她们那里的蒙古人除了放牧，还学会了种地，这一点跟我们那边的蒙古人仍旧单纯从事牧业不同。察哈的母亲多年来一直跟着她大哥生活，前两年，察哈的三哥盖起新房子后，母亲搬到了三哥家，因为离三哥家不远处有一个淖尔湖，察哈的母亲想放养鸭子。察哈说她母亲每天早早跟鸭子出去，一起到草地上溜达，快到中午，湖水被太阳晒暖了，她母亲把鸭子赶下淖尔湖。
察哈丽玛家的亲戚不断从东部出来，到北京，再到西部呼和浩特或别的什么地方，然后再返回老家。第二年复又上路。走一趟，心里踏实了，便在家干活儿，可是在故乡顶多度过一个季节，干完那个季节的活儿，就又出发了。神灵召唤他的灵魂，神灵让他存念谁，他就想去看看，了结心愿。来到谁家，吃饭，喝酒，唱几支歌子，就要走。
察哈丽玛把她写的一张纸拿来给我看，我看不懂蒙文，她就试着翻译出来：
蒙古人心灵自由，不愿意被具体事情缠住，他们活着就像是一只沉重的船，可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沉重，他们唱着歌，四处飘游……蒙古人的家在每一个他想去的地方，一旦去到那里，又想回家。他们永远从老家瞭望远方，在远方思念家乡。
蒙古人为什么总是在想念谁呢？
“我们不住在北京，他们也会来，随便睡在哪儿，不挑地方，来的时候穿上最好的衣裳，去天安门照个相，没钱的话不照相，去看看也能心满意足。”
察哈丽玛和她丈夫图门的亲戚，常把他们家的两间筒子房住得满满的，她从自由市场买回羊肉给大家做手把肉，还做家乡人吃不到的新鲜蔬菜，好酒招待，走的时候带足盘缠和北京的干粮。然后她和图门利用短暂的空隙，省吃俭用攒钱，等待家乡人到来，或者他们一家人带着大包小包回老家去。
每一年，他们为来来去去的人、来来去去的事做着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