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文,有两个心愿。其中之一,想把史可法从英雄光环笼罩底下往外拽一拽,而还他以血肉。材料读得越多,越觉得那光环对他有极大遮蔽。他受的苦,他的黾勉支撑,他的心力交瘁,以及愁闷、寂寞、黯淡……这些我真切看到的东西,在光环下统统不见了,只剩下义薄云天和高山仰止。四百十一年,崇隆每增添一点,我们与他内心的距离也拉大一点。当只能摆着凛然、威严的姿态,变成史公祠的一座塑像时,他就完全扁平化了,成为一个符号。

读《史忠正公集》卷三所收十四通家书和五份遗书,对此感受格外强烈。那是人所不知的史可法;至少,在我如此。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左支右绌、半筹不纳。既忧老父沉疴,复虑妻母不和,还要操心弟弟的婚事和前途。每信,从无片语豪言,更不见半点风花雪月、闲情逸致,有的只是焦劳与苦恼。我对两个方面印象最深,一是拮据,二是庸常。

关于前者:

日费艰难,又添忧恼,乞父亲凡事宽解……京中诸物腾贵,日费艰难,前吴逢顺、刘应奎寄去些须,恐不足用,不妨暂贷于诸友,容男陆续补还。

此时都中米珠薪桂(米如珠,柴如桂;极言其贵),欲寄盘费恐途次差池,只得待之敌退后。诸亲友处,可以借贷权宜行之。有今日之苦,方知前日劝留之为是也。

养家尽指望于他,而崇祯以来由于内乱边衅,物价飞腾,仅米价即至万历间十倍以上,史家捉襟见肘,不得不告贷维持。借钱的事,几乎每信都有提到。除了负担父母妻弟生活,偌大家族,叔伯姑舅人等,亦不时给予照顾、支出。例如,五婶母不知出了何事需帮衬,史可法无奈竟让妻子变卖首饰:

五婶母事该当相助,但此时手中空乏,不能顾人。今寄去银十五两备用,夫人可将首饰变卖用度,将寄去银,以数两与之,亦阴德事也。

凡此种种,有时书信竟至如同账单:

前寄书仪有未用者,以二金奉四太爷过节,一两奉五婶母,一两奉舅太太过节,以二两奉三弟买书,余不能概及也。

先前某信,史可法曾流露对寄钱回家被抢的担心,没想到,居然成为现实:

乘此春月,当为可模急完亲事。男欲寄些盘费,因途间难行,前令承差丁应扬寄银三十两,为家中杂费,竟被北兵抢去,空自逃回,是以不敢轻寄。都中亲友有可借处,父亲设法借之,事平路通,男自一一措还。惟望父亲母亲宽怀珍重要紧,勿以男为念。

而拮据之愁,不限于家用,公职中复如是。下信谈及办公费用的极度不足:

兄巡抚年余,仅有四百三十金公费,七百金纸赎,而岁用几至二千两,其不足者,皆于别项代支,尚无偿补之法。近因敌犯内地,又将一年公费,捐以充饷。道途奔走,纸赎全无,窘索太甚。

“庸常”,是我对史家气氛的感受。这个家庭,普通到有些俗气。那些磕磕碰碰、怄气使性,北京的胡同人家至今犹然。家书中,为各种琐事而周旋、劝释、赔小心、唉声叹气的史可法,满脸烟火色,浮现着地道平民的忧沮愁烦。

那是个大家庭,亲眷众多,虬结缠绕。除了“太爷”、“太太”(即父亲、母亲),夫人和弟弟史可模(史可法有时称他“八哥”,大概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八),信中还提到三太爷、四太爷、舅太太、三弟(即堂弟史可程)、大舅、五婶母、大兄,以及杨太爷和杨太太等。

关于杨太爷、杨太太,我认为就是史可法岳父岳母——也据而可知,史夫人姓杨。太爷、太太,是当时对父母的称谓;父为“太爷”,母称“太太”。史可法的十四封家书中,两次提到杨太爷、杨太太,而两次都是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其为夫人之父母,甚明。一次说:“杨太爷太太及阖家想俱平安,见时为我致意。”另一次说:“不知太爷病体比前如何?又不知太太及杨太爷、杨太太近日俱安否?”前信问安岳父母阖家,后信以双方父母并叙,意皆甚明。另外,乙酉四月二十一日扬州城破前所留遗书,也以“太太、杨太太、夫人”并提,云:“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此三人乃史可法之至亲者,亦当无疑(其时史父已于崇祯十二年病故;未提杨太爷,谅亦如此)。所以,史夫人姓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专门讲一下这个问题,是因以往朱文长有这样一种说法:“史可法最初娶李氏为妻,次娶杨氏。因为后者较前妻身份更高,因此他视她为第一夫人,并尊称‘太太’。”不单称史可法有正侧两室,且具体指出她们的姓氏。倘使果如朱文长所说,史可法家信和遗书中不会没有踪影,但我们将它们逐字读下来,并无一丁点迹象。相反的,所有家信和遗书表明,史可法只有一位妻室。大家知道,史可法膝下无子,他在写给夫人的《家书八》中谈到此事:“如今我年已长,又无子嗣……目下分离,日后自然聚会,万一上天见怜,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尽,何必忧愁。”明显地,话语只预设了一个对象,亦即收信者。换言之,对史可法来说,子嗣之谈,除夫人外再无其他对象及可能;假如有侧室,像“万一上天见怜,生得一子,受用正自不尽,何必忧愁”这种话,明显是不可以用来宽慰正室的。另外,《明史》明确记载史可法曾回绝夫人“置妾”建议,更可证他绝无侧室:

年四十余,无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

既如此,为什么朱文长仍然发明了侧室之说?一番旁搜远绍,我发现大概出于《家书八》这样一句话:“杨太太肠窄,凡事须要宽解。夫人虽苦,然上有父母、下有丈夫……”朱文长必定妄度了“杨太太肠窄”几个字,觉得很像在调解大小老婆之争,于是附会出一个“侧室杨氏”。前面,我们已经辨明,“杨太太”乃史夫人之母。而朱文长为何张冠李戴?很简单,他将“太太”的意思搞错了,以为明朝也和现代一样,以“太太”称夫人,不知道那时“太太”不是配偶而是“母亲级”(妈妈或岳母)的称谓,所以才有“他视她为第一夫人,并尊称‘太太’”这样的无稽之谈。不过,朱文长何以不但杜撰了正侧二室,且指那位“正室”姓氏为李,我们就毫不知情了。我知道的是,史家确有位李氏儿媳,但她却是史可模之妻,史可法曾在信中多次提到他们的婚事。

十四封家书,写于崇祯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年二月之间。这时,史可法人在安徽,担任安庆、庐州(今合肥)、太平、池州四府巡抚。北方家中,父亲身患重病,几经反复之后死去。除了惦念父亲的病情,史可法另外操心不已的,是家中几个女人:母亲尹氏、夫人杨氏和岳母杨太太。看起来,她们均非知书达礼之人,细大不捐,易生龃龉,而难于谅人,常置史可法于一地鸡毛。过去,我们习惯于英伟人物身后,站着胸怀宽广、品性高拔的女性。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岳母刺字的故事;与史可法同时的左懋第,身后也有一位刚烈而识大体的母亲。但这故事模式,到史可法这儿却烟消云散。关于岳母杨太太,前面有“肠窄”一语。又曾在给弟弟史可模信中说:“嫂子心窄性执,凡事当谏劝之。”至于老夫人尹氏,他不能口议母非,我们只见他给弟弟信中以“素多忧虑”、“心窄,凡事须宽解之”微言其性情,更多的,要借他与杨氏的通信了解。这些信,再三出现“万万不可灰心”,“不可惹气”,“不可时时愁苦”,“夫人是极好心人”,“只愿夫人作个大贤大孝之人”等叮咛、央求、打气之语,这些话语背后,一般指向婆媳麻烦。

府中三位女眷,心胸都与“窄”字沾边。她们的日常交集,将生出多少闲气,一目了然。这当中,最值得同情也许是杨氏。结婚多年而终无一子,在那时是天大的烦恼。夫妻长期分离,迹近守寡不算,侍奉公婆及持家的担子全在一肩之上。这样的日子,即心胸豁达之人也难免愁眉不展。再者,连“夫贵妻荣”这一点,也没沾上光。她为此责怪过丈夫,史可法当时答道:“我在任已经年半,再过年半,就该考满、请诰封。所言覃恩,久已奉旨不准,非我不请也。”覃恩,一般指皇帝给予臣民的封赏、赦免等,这里具体所指不明,大概是杨氏可以指望的某种恩典。至于“请诰封”,后来大概没有落实。因为未及“再过年半”,史可法丁忧去职。总之,杨氏不但身体辛苦,精神上亦无安慰,她的“心窄性执”只能日甚一日。而史可法所可指望的,仍然是她,每信不断予以鼓励以至恳求,崇祯十一年腊月一封长信最典型,一口气谈了奉公婆、和妯娌(弟媳妇即将过门)、保信心等五件“最要紧之事”,读来苦口婆心、烦言碎语:“太太娶了八哥媳妇,夫人更要小心,凡事务须含妨,不可存一点成心,只要求公姑欢喜,让得人,受得苦,才是享福之人。”“何必忧愁,就是凡事不如意都有个命在,看到他人家破身亡,我们便是有福之人,务要多方劝解。”

中国有“畏大人”传统,位高权重则“异于常人”。史可法位非不高,权非不重,但我们看他的家庭生活以及所纠结之事,与常人有何不同?即有不同,似也是愁烦更多不少。我们并非廉价谈论什么“从神到人”、“从英雄到普通人”。我从中想到的是,像这种易被宏大叙事架空的历史人物,恰恰要回到日常状态,从生活情态切入,才能重新感知他,恢复对他的新鲜感,找到为之设身处地的情境。比如,我注意到他文字中有个常见的字眼:“苦”。通信《与杨某》,以下语自况:

弟事事苛细,徒自苦耳。

临难前,遗书母亲:

儿在宦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

给弟弟史可模的遗言,同样喟叹:

扬城日夕不守。劳苦数月,落此结果,一死以报朝廷。

这个“苦”字,在以往对他的议论中,似乎无人觉得可以注意一下。赞美他的人,好像不便提到“苦”,好像他如有这种心情和感受,则有损于形象。批评他的人,又无视他的“苦”,拿不成功求全责备,质问他的能力,或究竟办成了哪一件事。但双方其实没有分别,都从“大人物”角度看他,想象他三头六臂,或用三头六臂要求他。其实他和常人一样,也两条胳膊两条腿;而所处局面,无论家事国事,却到处一地鸡毛。里里外外看下来,史可法既当不起英雄的光环,却也绝不该担负某些袖手清谈之辈的率意苛求。末日时刻,他有这样的感慨:“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又说:“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他自知不成功,是失败者,而并不需要别人似乎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地指出。他带着余恨死去,有志未伸,心留惭愧。可实际看一看,他的志怎么个伸法?我不厌其烦,描述他的日常景状及种种琐事,一是还他以普通和平凡,另一面,也作为弘光政局的一番隐喻。后者的一地鸡毛,毫不逊于史可法有点焦头烂额的家中情形:七姑八嫂、人多口杂;左右掣肘而众难群疑,上下不睦而恩牛怨李,补苴罅漏而计尽力穷,跋前踬后而动辄得咎。就像韩愈描绘过的那种情形:“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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