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食京华
（746—755）
天宝五载（746），杜甫从东都赴长安，参加李林甫主持的在全国公开招贤的考试，结果与同来赶考的元结以及所有的举人一起落第，无一得中。李林甫还以“野无遗贤”为由上表祝贺玄宗。如果说李林甫的忌贤使杜甫初次遭到的重大打击，还只是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衰败的命运相连结的开始；那么第二年李邕、裴敦复等名贤被李林甫陷害致死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已经是昭示天宝政治腐朽黑暗的一个重要标志。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正是对这时斗鸡者邀宠、黩武者受赏、贤俊埋没、奸臣当道、英才功臣被害、黑白是非颠倒的社会现象的一个总结。此后杨国忠擅权、安禄山得志、杨贵妃专宠，朝廷政治一败涂地，终于爆发安史之乱。杜甫在京华旅食的十年里，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日子，为生计而奔走权门，为前程而干谒显贵，然而一事无成，只有直接上书皇帝。天宝十载，玄宗将行三大礼祭，杜甫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杜甫传》）。制礼作乐曾经是开元政治清明的象征，然而在排斥礼乐文章的李林甫的主持下，杜甫再次被黜落。他的悲剧反映了接受开元礼乐文明教育的一代士人在天宝政治环境中必然走投无路的共同命运。
十年奔走于豪门的生涯，使杜甫熟知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沦落下层饱经忧患，又使他对社会弊端和民间疾苦体察尤深。天宝时期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最为有力的是李白和杜甫。只是李白更多地着眼于谗佞蒙蔽君王、内宠外戚乱政、宦竖小人得势等上层政治的问题，而杜甫则更多地着眼于普通百姓在乱政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天宝时期最严重的穷兵黩武而言，盛唐文人也有对朝廷开边提出过批评的，但一般限于将士的赏罚不均和用兵的劳民伤财：“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王维《送陆员外》）而杜甫的《兵车行》则指出了穷兵黩武所引起的田园荒芜、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前出塞九首》以征夫的口吻批评君王的开边政策，揭露军中将士的苦乐不均，同情士卒的悲惨境遇，忧虑中原即将大乱，诗人对战争性质和民族关系的正确见解使这组诗的思想深度超过了盛唐所有的边塞诗。如果说李白多用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统治者的昏淫腐朽，那么杜甫的《丽人行》则是直截了当地讽刺杨氏兄妹骄纵荒淫的丑态。在慈恩寺塔上，当高适、岑参等诗人还在“盛时惭阮步”时，杜甫已经“登兹翻百忧”，产生了山河破碎的预感。
天宝十四载，杜甫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在赴奉先探家的路上，经过骊山，与华清宫里寻欢作乐的玄宗贵妃仅一墙之隔。十年来困守长安的忧愤被眼前情景触发，到家后便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里热切地表白了救世济民的执着意愿，触目惊心地展现了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预示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倾泻出诗人无比深广的忧愤。这首诗标志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的全面总结。
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自己沉郁顿挫的特色。首先是在天宝后期流行七言长句的风气影响下，他转为大量写作七言歌行，并用于新题乐府，夭矫跌宕，雄放沉厚。与李白一样，七言歌行成为最能显露其横逸浩瀚之才的体裁。其次是干谒使他在五言古诗和五言排律这两种体裁上多所磨砺。这类干谒诗只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陈怀抱，词气磊落，感愤悲壮，其余都不免应酬虚美，典雅凝重。但这类诗立意章法因人而异，辞藻丰富，顿挫转折，曲尽其意，奠定了杜诗以才力见长的功底。此外，他在交游干谒、登临游览的日常赠答诗里又表现出好用口语俗语、平易率意的特色以及讲究构思和炼意的用心，这些都是他日后在诗歌艺术方面多种创变的开端。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1)，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2)，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3)。左相日兴费万钱(4)，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5)。宗之潇洒美少年(6)，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7)，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8)，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9)，高谈雄辩惊四筵。
(1)知章：贺知章，浙江永兴人，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醉后落笔，文不加点。天宝三载上疏请度为道士还乡。
(2)汝阳：汝阳王李琎，是玄宗大哥李宪的长子，封汝阳郡王，与贺知章等是诗酒之交。
(3)酒泉：即今甘肃酒泉市。因传说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地名酒泉。
(4)左相：李适之。天宝元年（742）任左丞相，天宝五载罢相。七月贬宜春太守，被逼服毒自尽。
(5)“衔杯”句：李适之罢相后赋诗一首：“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6)宗之：崔宗之，袭封齐国公，官侍御史。后贬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
(7)苏晋：历任中书舍人、吏部、户部侍郎。
(8)张旭：吴郡人，盛唐著名书法家，擅长狂草，被时人称为“草圣”。
(9)焦遂：事迹不详，据袁郊《甘泽谣》，为一介布衣。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难推测。从诗里引用李适之罢相后所赋诗句来看，应作于天宝五载四月适之罢相后，七月贬宜春前。虽然诗里的人物并非都是同游之人，苏晋就早在开元二十二年去世，此诗所写是回忆。但李适之被迫害致死，十分悲惨，如写于他死后，诗里决不会有如此豪兴。
“饮中八仙”之称，当时就流传于世，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可见以李白为中心的这些人物曾一度成为风行的赋咏题材。杜甫此诗的八仙中仅四人与范氏序文所说相合。是否如王琦《李太白年谱》所猜想的：因为“如今时文酒之会，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则以一人补之，以至姓名流传，参差不一”呢？也很难说，因为其间仅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李白四人确乎交往密切。其余四人在长安活动的时间或相距甚远，或不可考，没有结成文酒之会的根据。较大的可能是杜甫以当时流传的八仙中最重要的四人为主，又择开元以来著名的几位风格相近的酒徒集而成诗。八仙的身份地位差异很大，有王公宗室，有宰相侍郎，也有布衣山人。共同的特点是都醉得有仙气，都表现了酒醉之后不受任何世俗观念和清规戒律束缚的精神状态。
八仙虽然都是醉酒，但醉态各不相同，杜甫善于抓住他们各自最突出的特点，三言两语就将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贺知章是吴越人，习惯乘船，所以把他醉后骑马摇摇晃晃的样子比作乘船，眼花落井都能在水底照睡不误，可见醉中自得，可以达到水陆不分、醒醉两忘的程度。
汝阳王喝了三斗酒才去上朝，路上见了酿酒的车还馋得流口水，恨不能将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这几句只是极言其上朝之前贪酒的馋相，但也足见汝阳王为酒竟然可以不顾朝廷礼仪和规矩。汝阳之父因是玄宗长兄，终身谨小慎微，死后谥“让皇帝”。玄宗对于他这个本来应该当皇帝的大哥顾忌很深。究竟是其子真的敢于如此狂诞呢？还是杜甫的夸张呢？
【明】尤求绘饮中八仙图
而左相的特点则是他爱好招待宾朋，所以不惜日费万钱。“衔杯”句化用李适之罢相后作的小诗。“避贤”即让位下台。古人称清酒为中圣人，所以把喝酒说成“乐圣”。李适之的诗本意是刺世态炎凉。杜甫把他的豪饮与这首小诗联系起来，其用意显然是称赞他在醉中可以无视宦海浮沉、人情冷暖。
崔宗之以潇洒年少为特征，这里着重刻画的是他把酒望天的傲岸神情，以及如玉树临风的摇曳姿态。史载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可见杜甫取此特点，不仅为了描写宗之的形神，更藉其风姿表现了醉仙的高洁脱俗。
苏晋本是吃长斋的虔诚的佛教徒，可是醉中往往逃禅，可见酒能使他摆脱佛门清规戒律的约束。
李白斗酒诗百篇，传为人间佳话，而杜甫偏偏写他喝醉以后熟眠酒家，不应天子之诏。《新唐书》载，玄宗坐沉香亭，欲得李白乐章，时李白正与酒徒醉于市。召入，左右以水喷面，酒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数次宴见。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玄宗泛舟白莲池，召李白作序，时李白醉酒翰林院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杜甫将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天子呼来不上船，本来是天子召之因醉而上不了船，但字面意思却是天子呼之而不肯上船，这就把李白写成了不受君命的酒中仙。
《旧唐书·张旭传》说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甫对他的描写似乎只是写实，但从“脱帽露顶王公前”一句就可看出，杜甫着意要强调的是他在王公贵族面前不拘礼仪的放达。
焦遂是一介布衣，却能在醉后高谈雄辩，语惊四座。关于他的记载，仅见于袁郊《甘泽谣》，说他与陶岘等共游山水，那么此人一定也是一个放浪形骸之辈。
总而观之，杜甫写饮中八仙，强调的是他们将醉醒行迹、王公至尊、仕途富贵、世俗人情、乃至佛门戒律等统统置之度外的高迈绝尘之气。这种狂放、旷达和自由正是杜甫心目中理想的开元时代的精神。但联系他写作的背景来看，这种精神状态到天宝中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时代条件。杜甫对此即使还没有深刻的体会，也不会毫无感受，那么他写这首诗就不仅仅是一时兴起，或许还蕴含着他对行将消逝的开元精神的深深怀恋。
歌行写人物，盛唐时较少见，仅李颀擅长，但也没有这种集合八个人物，一人一节的写法，所以王嗣奭《杜臆》说：“此系创格，前古无所因，后人不能学。”从章法来看，八个人中除李白用四句歌咏以外，汝阳王、左相、宗之、张旭四人分别用三句，贺知章、苏晋、焦遂三人分别用两句，而各置于篇头、篇中、篇尾。所以八人并非八章的拼合，而是错落有致，条理井然。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深蕴在这些人物狂态中的共同的精神内涵。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1)
巢父掉头不肯住(2)，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3)，钓竿欲拂珊瑚树(4)。深山大泽龙蛇远(5)，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6)，指点虚无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蔡侯静者意有余(7)，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8)，道甫问讯今何如。
(1)孔巢父：《旧唐书·孔巢父传》：“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来山，时号竹溪六逸。”
(2)掉头：《庄子·在宥》：“鸿蒙拊脾雀跃掉头曰：‘吾弗知！吾弗知！’”
(3)“诗卷”句：孔巢父有《徂徕集》行于世。
(4)“钓竿”句：古代传说珊瑚树生于海底石上。
(5)“深山”句：《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
(6)蓬莱：古代传说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织女：星名。古代中华九州诸国的划分和天上星座的方位是对应的，叫做分野。织女星的分野是吴越，即孔巢父去的江东一带。
(7)蔡侯：对蔡姓者的尊称。指下句诗里的“置酒”者。其人事迹不详。
(8)禹穴：在浙江绍兴的委宛山。传说大禹在这里得天书。
这首诗是杜甫在天宝中所作。时蔡侯为孔巢父饯行，杜甫在席间赋此诗送别。又因当时李白正在浙江会稽，巢父本与李白同在徂徕隐居过。李白与杜甫在山东分别不久就到吴越求仙访道去了，巢父既随他同在江东归隐，所以杜甫托他向李白问候。
孔巢父之名与传说中帝尧时的隐士巢父之名恰好相同，所以开篇直呼巢父之名，便点出孔巢父将要和巢父一样离世隐居之意，语带双关。“掉头”一词虽见于《庄子》，亦有取其出世之意，但理解为“掉头而去”的一般口语，与“不肯住”的大白话连用，更能见出巢父鄙夷世俗的决绝神气。以下述巢父将去之地均用海上神仙之事，一是照应江东地近东海，二是说明巢父求仙延年的目的。字里行间，亦不无惆怅：今后唯有诗卷长留在天地之间，传其名迹，而人却消失在海雾之中，在珊瑚树间钓鱼了。前四句，一三句写离绝人间之意，二四句写东入大海之志，分两层起落递进，是开头的第一次跌宕。
后面八句又分两层，四句一层，进一步拓开首四句的两层意思。一层写巢父此去一路风景：“深山大泽龙蛇远”虽是用《左传》现成语句，但感受和境界大不相同。《左传》只不过说深山大泽中龙蛇潜伏之意，而杜甫却以一“远”字将巢父一路行迹推向广大深远的境界：深山—大泽—龙蛇远，是远而又远。同样，春寒—野阴—风景暮，是阴而又阴。这样节节推进的构句，使两句连成一片，展示了更加开阔辽远的山野风景。阴寒再加暮色，虽然不是明朗的意象，却因境界的阔大而无限开朗，这正是盛唐特有的气象。乘着云车的织女为巢父指点虚无缥缈的去路，则是从辽阔的陆地引向更加广漠的虚空。这几句空间跨度很大，但始终扣住吴越的地理特点：大泽、春野均为南方之景，蓬莱是东海仙山，织女又是吴越分野。这一层是从“征路”的角度重复“东将入海”的意思。
下一层写世人对巢父的惋惜：世人只因爱惜其才而苦死挽留，哪里知道巢父把富贵视为草头露。草头露转瞬即干，而巢父求的是人生的永恒，自然不能为俗人所理解。这四句一、四句写巢父鄙弃世俗，二、三句写世人不知巢父，与上一层的句句递进又不同。而这两层诗意的对比，又正是首四句两层句意的发挥，因而形成第二次更大的跌宕。杜甫歌行的开合变化正得力于此。
结尾回到眼前的人间景象：主人恬静而意气有余，清夜置酒于庭前阶除，琴声已停，月照离席。惆怅的诗人只有盼望友人去后从神仙界中寄来书信。最后两句以散文句式作结，犹如一个告别的长揖，又宕开远意：嘱咐巢父到禹穴后向李白问好，这是点题目中“兼呈李白”四字，但也决不是问候的套语。联想到李白在山东曾与杜甫“相期拾瑶草”，以及前面对孔巢父入海途中风景的想象，不也正是对李白近况的拟想吗？
或许是因为杜甫入长安未久，豪放的心情尚未消失，或许是因为赠给孔巢父和李白这样狂放的诗人，这首诗也写得狂放飘逸，神气之极，颇似李白的风格。但声情的酣畅沉厚终究是杜甫自己的特色。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1)
高标跨苍穹(2)，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3)，足可追冥搜(4)。仰穿龙蛇窟，始出支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5)，少昊行清秋(6)。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7)。惜哉瑶池饮(8)，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1)慈恩寺：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在今西安市内。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在寺中建塔。又名大雁塔。
(2)高标：竖木作为标记，木之上端称为标。这里指高塔。
(3)象教：即佛教。因佛教以佛像教化世人，故名。
(4)冥搜：暗中寻求搜索。指思想。
(5)羲和：古代神话中为太阳驾车的神，驾御六龙拉的日车。
(6)少昊：黄帝之子，主秋之神。《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昊。”
(7)虞舜：传说中的上古贤君，此处喻唐太宗。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湖南宁远县东南，相传舜南巡，葬在苍梧之野。
(8)瑶池：西王母的住处。传说周穆王升昆仑之丘，与西王母饮于瑶池之上。
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752）。诗前有原注：“时高适、薛据先有作。”这年秋天，杜甫和诗人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同时登上长安东南的慈恩寺塔。除薛据以外，诸公所赋之诗均存，而深度和新意均不如杜甫此诗。
此诗全在大雁塔的“高”处立意：开篇一二句说塔如高标，跨越苍穹，高空烈风，无时休止，是全篇形容塔景的总领。接着感叹佛教之力足可搜索幽冥，既是夸张佛塔建筑犹如鬼斧神工，又自然引出从幽暗的塔底登上塔顶的过程：要经过曲折的磴道，攀上龙蛇窟一般的洞穴，才能钻出梁椽栏杆交互支撑的塔内建构。登攀之不易，更显此塔之高。而登上塔顶之后，简直像置身于天际：从塔的北窗不但可见北斗七星，甚至能听见银河带着水声向西流动。可看见羲和驾着日车鞭打着太阳行走，少昊帝迎来了清秋的季节。这就写足了“高标跨苍穹”的意思。
开篇的第三、四句说自己缺乏旷达之士的怀抱，登上此塔心头涌起百种忧愁，是全诗所抒怀抱的总领。但所忧的是什么，并未明言，而是全从“望”的意思落笔：秦山忽然像是破碎了，泾水和渭水也找不见了。俯瞰只有混沌一片，哪里还能分辨得出皇州的所在！这就通过夸大居高临下、不辨山川的视觉印象寄托了山河破碎的预感。
俯视秦川之后，又极目远眺：既然登塔犹如登天，那么自然可以望见虞舜所在的苍梧，也可以望见西王母所在的瑶池。回头呼叫虞舜，只见舜所葬身的苍梧一片愁云。又见周穆王在瑶池饮酒，直到日落昆仑山。这两个故事与羲和鞭日和少昊迎秋一样都取自上古神话，且与大地混茫一片的背景相协调。然而并不能像李白的诗那样将人带进神话世界，关键在诗人“自非旷士”，因此所用典故自然让人联想到葬在昭陵里的太宗：诗人呼叫虞舜，不正是呼叫那个已经消逝的清明时代吗？那个迷恋于西王母酒宴的周穆王，不也令人联想到沉迷于酒色的唐玄宗吗？
诗人的“百忧”最后归结到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士人们的人生道路选择：黄鹄飞个不停，哀叫着投奔何处？黄鹄历来被喻为一飞千里的贤士。《韩诗外传》：“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啄君稻粱，君犹贵之，以其从来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鹄举矣。”无处可投的黄鹄正是失去归宿的志士的象征。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追随太阳的雁儿，却各自怀着谋取稻粱的打算，显然是比喻趋炎附势的小人只知为自己的衣食经营。结尾以天上飞翔的两种鸟儿的不同去向寄托了在时势将乱之时有识之士的清醒思考，既寓议论于比兴之中，又始终不离高处远望的景观。所以钱谦益评此末幅“另开眼界，独辟思议，力量百倍于人”，全诗“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
此诗在表现艺术上的新创，颇可注意：一是按生活经验想象银河流动时真有水声，启李贺“银浦流云学水声”之妙思。二是在景物描写中隐含朦胧的寓意，杜甫后期作品中常用，最终成为杜诗艺术的一大特色。
前出塞九首（选一）
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这组诗用乐府旧题，共九首，各章意思前后相承，以一个征夫的口吻，自述其出征后十余年的战斗生活。评论家一般认为是写哥舒翰征吐蕃一事。但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几乎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全部内容。所选系第六首，纯为议论，表达了杜甫对于战争目的和民族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正确见解，见识远高于当时所有的边塞诗。
杜甫较少写乐府旧题，但是从这首诗的开头四句可以看出，他是深知乐府民歌的创作神理的：拉弓要拉强弓，用剑要用长剑。射人先射他骑的马，捉贼先捉他们的王。四句都是谣谚式的比兴。挽弓、用剑、射马都是用战争中的最典型动作强调：要取胜应该用最有效的方法，然后引出“擒贼先擒王”这一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警句。擒王则贼众自然投降，这是解决战争最彻底的办法。仅此四句，也可当一首北朝乐府风味十足的民歌来看。
但杜甫的高明更在于从“擒贼先擒王”再加引申：擒王则可避免滥杀无辜。那么这就是正义战争的主要目的：尽可能减少杀人，尊重各国疆界。只要能制止侵略，哪里在于大量杀伤？人类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但只有掌握这一根本的原则，才是仁者无敌之师。因此杜甫这首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反对当时的穷兵黩武，也适用于古往今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一切战争。能够立此警策，方称传世名作。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1)，尘埃不见咸阳桥(2)。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3)。或从十五北防河(4)，便至四十西营田(5)。去时里正与裹头(6)，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7)。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8)，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9)。况复秦兵耐苦战(10)，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11)。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12)。君不见青海头(13)，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1)耶娘：同爷娘。
(2)咸阳桥：即渭桥。在长安通往咸阳的大路上。
(3)点行：根据丁籍征发差役。
(4)防河：当时吐蕃常侵扰黄河以西之地，即今甘肃、宁夏一带。开元十五年诏令陇右道、河西及诸军团、关中兵集于临洮，朔方兵集于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军情撤兵。
(5)营田：驻戍的军队一边捍卫边境要害之地，一边开垦田地。
(6)里正：乡里小吏。唐制，每一百户设一里，置里正一人。与裹头：为之扎裹头巾。
(7)武皇：汉武帝以穷兵黩武著称于史。唐代乐府诗常借汉代故事说当朝之事。这里实指唐玄宗。
(8)山东：指华山以东。
(9)东西：指田垄，东西方向叫做陌。
(10)秦兵：指关中的士兵。
(11)关西卒：函谷关以西的士兵，即秦兵。
(12)“信知”四句：秦时民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
(13)青海头：唐军与吐蕃的交战之地。开元天宝年间曾多次大破吐蕃。
杜甫创作反映时事的新题乐府，始于这首《兵车行》。历代注家多认为此诗因哥舒翰用兵吐蕃而作。宋代黄鹤和清代钱谦益则认为是因杨国忠征南诏事而作，因为《资治通鉴》里关于这次征兵的记载与《兵车行》开头的描写很相似。其实，此诗写作的起因虽然可能与征南诏有关，但诗中所写的内容却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集中反映了天宝年间唐王朝多次发动边境战争所引起的一连串严重社会问题。如果对诗里所指之事的解释过实，反而低估了诗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诗一开卷，那悲壮的声情和巨大的场面便令人震撼。诗人选择咸阳西边的渭桥，以这一西行必经的送别之地为背景，先从兵车的滚动声和战马的嘶鸣声落笔，再给行人腰间的弓箭一个特写，然后对家属们奔走拦道、牵衣顿足而哭的情景稍作几笔速写，以大笔晕染出漫天黄尘，读之便觉车声、马嘶、人喊，在耳边汇成一片纷乱杂沓的巨响。这就通过提炼少量最典型的细节概括了统治者多少次征丁所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场景。汉乐府叙事诗往往以片断情节和单个场景表现某一类社会问题。杜甫自觉地运用这种表现艺术，构成典型化的具有巨大历史容量的场面，正是其新题乐府学习古乐府又加以再创造的结果。
在展开宏观的出征场面之后，诗人又借用汉乐府常用的对话形式，吸取了建安诗人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用对话展开故事，将数万民夫的命运集中体现在一个太原卒身上的手法，将武皇开边以来人民饱受的征战之苦集中在一个老兵身上，设为“道旁过者”与他的问答之词，借他自述生平的谈论，概括了从关中到山东、从边庭到内地、从士卒到农夫，广大人民深受兵赋徭役之害的历史和现实。“信知生男恶”四句还活用陈琳诗将秦代民谣完整地嵌入诗里的表现手法，将生男生女的害处和好处加以比较，发挥了秦代民谣中所包含的言外之意。令人想到自秦到汉无休止的战争和徭役夺走大量男子的生命，竟使封建社会向来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变成了重女轻男。而在号称盛世的天宝年间，人们竟然又将求生的希望寄托于性别的选择。这就更加发人深思。
从大段的对话里还可以看出杜甫涵咏汉乐府古诗的用心，如“行人”十五去防河、四十又戍边的经历，令人想到汉古诗“十五从军征”里那个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兵。又如“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同《战城南》里的“禾黍不获君何食？”一样，问得绝望而又极其有力：即使替统治者吃饭收租着想，也不能不考虑让劳力都去送死的后果啊！这都是用最起码的道理，鞭辟入里地抨击了统治者的昏庸和各级官长的残忍。
这首诗虽以叙事为体，但自始至终充溢着沉痛忧愤的激情。诗人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路人，而是和“行人”的感情完全打成了一片。历来解释此诗，往往在“行人”答词究竟到哪里为止这一点上有争议。就是因为“行人”的回答几乎变成了诗人自己感慨万端的议论。特别是结尾以青海边幽凄的鬼哭与开头的人哭相呼应，以“古来无人收”的白骨为证，将眼前的生离死别与千百年来无数征人有去无回的事实相联系，使这首诗从更为高瞻远瞩的角度，暗示了秦汉唐几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历史延续性。这种极其强烈的抒情色彩和高度的历史概括力，又与客观叙事的汉乐府迥然不同。
此诗采用杂言歌行的形式，句式韵律随感情的起伏奔泻而抑扬顿挫，读来词调宏畅，气势充沛，节奏分明。除了三五七言的交替以外，还融合了民歌的各种修辞手法，如“或从十五北防河”四句，一层意思分两层递进，便产生了类似北朝乐府民歌用叠句往复咏叹的节奏感。又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以顶针格蝉联上下句造成语如贯珠的效果。“耶娘妻子走相送”，“被驱不异犬与鸡”采用通俗口语入诗等等。凡此种种，均可见其对民歌表现手法兼收并蓄而又变化无迹的功力。全诗浑成朴质，平易晓畅，深得汉乐府及北朝乐府之遗意，而恳切淋漓，沉厚雄浑，则是杜甫长篇歌行的本色，因而充分体现了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独创性。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1)。头上何所有？翠为
叶垂鬓唇(2)。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3)。就中云幕椒房亲(4)，赐名大国虢与秦(5)。紫驼之峰出翠釜(6)，水精之盘行素鳞(7)。犀箸厌饫久未下(8)，鸾刀屡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9)，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10)，青鸟飞去衔红巾(11)。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12)！
(1)蹙（cù）金：用金线绣成花纹皱缩。蹙，嵌绣的手法。
(2)
（è）叶：发髻上的花饰。
(3)衱（jié）：衣服后襟。
(4)椒房亲：后妃亲戚。
(5)大国虢（ɡuó）与秦：据《旧唐书·后妃传》载，玄宗封杨贵妃大姐为韩国夫人，三姐为虢国夫人，八姐为秦国夫人。
(6)驼峰：唐代贵族用的精美食品。名菜有“驼峰炙”。
(7)水精：水晶。素鳞：白色的鱼。
(8)犀箸：犀牛角做的筷子。
(9)黄门：宦官。：马笼头。
(10)“杨花”句：《广雅》：杨花入水化为萍，萍之大者为苹。
(11)青鸟：西王母的使者。传说西王母和汉武帝交往，先有青鸟飞集汉武帝的殿前。西王母身边常有二青鸟。后来青鸟被喻为男女间的信使。
(12)丞相：指杨国忠，天宝十一载（752）为右丞相。
《丽人行》在杜甫新题乐府中是个特例。这个题目在汉代刘向的《别录》里有记载，应是旧题，但是元稹视之为新题。天宝十一载杨国忠为右丞相，这首诗可能作于第二年春天。三月三日上巳节古来就是女子在水边祓除不祥的日子，曲江踏青是长安风俗，因此这一天水边的丽人特别多，普通百姓也就有可能见到出游的宫廷贵妇们。
诗先一般描绘水边众多美人的姿容服饰之美：她们资质美丽，意态娴雅，肌肤细腻，身材匀称。绣罗衣裳与暮春景色相互辉映，绣满了金色的孔雀和银色的麒麟。头上有什么呢？翡翠做的花饰垂在鬓边。背后见到什么呢？衣上的珠宝压在腰际，更显得贴身合体。这一段对美人的描写出自旁观者的赞叹，此法早见于汉乐府《陌上桑》、古诗《羽林郎》、《孔雀东南飞》、以及曹植的《美女篇》；而词采之华美，刻划之细致，则又是梁陈歌行咏美人的特色。写宫廷美人虽然需要色泽富丽，但大段铺叙金银珠饰，最易板滞，这里吸取《木兰诗》自问自答的句式，以两层问句将头上和背后所见分开，便显得活泼，化解了过于堆砌而造成的浓艳之病。写背后所见，尤有意趣。苏东坡《续丽人行》说他从这首诗得到的是画理的启发：“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可见杜甫没有蹈袭前人从头到脚全面铺写衣饰的套式，而是别出手眼，刻画背后的装束，既符合观者隔花临水、不能近看的视觉印象，又给人留下比正面描写更多的想象余地。因而能在融会汉魏乐府和梁陈歌行的创作原理的基础上，自创新调，丰富了女性描写的传统手法。
在众多丽人中间，突出的重点是虢国、秦国和韩国夫人这三位外戚。下面进一步形容其肴馔品物之美：翡翠锅里煮着紫色的驼峰炙，水精盘里盛着白色的鲜鱼羹。这一节描绘食品和器皿的诗句，紫白、翠绿的色彩搭配十分雅致，更显出其食不厌精的讲究和奢侈。但因为吃腻了这些珍肴，她们还是久久不能下筷。厨师的鸾刀也白白地切了这些细丝。而御厨还在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珍贵的食品，诗人甚至注意到宦官飞马跑来却没有扬起尘土的细节，这又从进食的特写转移到送餐的大场面，既展示出皇家野筵的排场和气派，又可见出三夫人所受到的特殊宠遇。这一转折自然引出本诗最后出现的一位主人公：在动人的音乐和杂沓的仆从中，他的鞍马到得最晚，却大模大样地直入铺着锦绣地毯的小轩。
这位迟来的人物是谁？诗人不忙点破，先插入两句看似写景的闲笔：杨花如雪花般飘落，化为覆盖水面的白苹，这或者是春天应有之景。但西王母的青鸟衔着红巾飞去，就不是一般的信使了。古人认为杨花、萍、苹虽为三物，实为一体。这里暗指杨国忠和虢国夫人等本是兄妹。而杨花又有一典：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白花私通，白花惧祸，降梁，改名杨华。胡太后思念他，作《杨白华歌》：“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下面再用西王母和汉武帝交往，以青鸟为使者的典故。青鸟既为男女之间的信使，二典并用，可知意不在写景。结尾说游人被呵禁近前，免遭势焰正盛的丞相嗔骂。直到这时才直接点明后来者正是杨国忠，却刚到高潮便戛然而止。联系乐史《杨太真外传》载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淫乱、略无检点的史实，不难体会结尾深长的意味。
浦起龙《读杜心解》说此诗“无一讥刺语，描摹处，语语讥刺。无一慨叹处，点逗处，声声慨叹。”信然。诗意旨在讽刺外戚权贵们骄纵荒淫的丑态，却只是用工笔画一样浓重的色调渲染杨国忠兄妹曲江游宴的豪华奢侈，使深刻的讽意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陈贻焮《杜甫评传》），是这首诗最主要的特色。但乐府诗刺时一般只是借古喻今，这一首却明白点出“虢与秦”和“丞相”之名，直刺时事，这也许是元稹视之为新题乐府的主要原因吧！
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1)，广文先生官独冷(2)。甲第纷纷厌粱肉(3)，广文先生官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4)，先生有才过屈宋(5)。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6)，被褐短窄鬓如丝(7)。日籴太仓五升米(8)，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却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9)，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10)，子云识字终投阁(11)。先生早赋归去来(12)，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13)！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1)衮（ɡǔn）衮：连续不断的样子。台省：台指御史台，掌纠正百官之过错；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台省是政府重要机构。
(2)广文先生：指郑虔，杜甫在长安时的好友。天宝九载，国子监增设广文馆，总管文藻之士。郑虔久被贬谪，这时回京师参选，任广文馆博士。
(3)厌：即餍足，满足。
(4)羲皇：伏羲氏，上古传说中的皇帝。道家认为羲皇时代人们清心寡欲。
(5)屈宋：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
(6)杜陵野客：杜甫自指。杜陵为汉宣帝墓，在长安县。杜甫的远祖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又曾住在杜陵附近的少陵，即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墓。所以他自称杜陵野客。
(7)被褐：穿着粗布衣。《老子》：“被褐怀玉。”
(8)“日籴”句：天宝十二载（753）秋，长安秋雨连降两个月不停，米价腾贵。朝廷下令出太仓存米十万石，减价粜给穷人。
(9)尔汝：都是“你”的不客气的称呼。
(10)相如：司马相如（前179？—117），汉武帝时著名辞赋家。曾与妻子卓文君在四川临邛开酒店，令文君当垆卖酒，自己洗涤酒器。
(11)子云：扬雄（前53—18），字子云，汉代著名辞赋家，博学多才，能识奇字。曾在天禄阁校书。弟子刘棻被王莽治罪，治狱使者来捕扬雄，雄从阁上跳下，几乎摔死。京师流传“惟寂寞，自投阁”的说法。
(12)“先生”句：东晋诗人陶渊明（365—427）辞去彭泽令归隐，赋《归去来兮辞》。
(13)盗跖（zhì）：春秋时代的大盗。
此诗有原注：“赠广文馆博士郑虔。”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杜甫这时已移家长安南城的下杜城。长期困守京师，多方干求而一无所获，难免牢骚满腹、愤世嫉俗。作于同一时期的《白丝行》、《贫交行》或悲哀自己如素丝被污又遭弃捐的命运，或发为感叹世态炎凉的愤激之辞，与这首《醉时歌》的情绪一致，可以参看。
《醉时歌》从头到尾都是牢骚。开头先为郑虔打抱不平，一连八句，将郑虔的遭遇一口气倾泻出来。先是以高官显贵们与郑虔作两层对比：诸公衮衮都登上了台省，只有广文先生做着一个无权无势的冷官；高门大户里的人纷纷吃腻了酒肉，广文先生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巨大的反差难道是因为广文先生无才无德吗？恰恰相反，诗人又用两个叠句连连声明广文先生甘于淡泊的道德出自羲皇时代，能诗善画的才华超过屈原宋玉。这就又和他的落寞清贫再成一层对照。为什么如此？道德高尚的人往往困顿坎坷，这已成为规律。所以诗人感叹：即使名垂万古又有什么用？中国知识分子从汉魏以来就确立了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尊一代是人生不朽的最高境界，但往往要付出一生枯槁的代价，陶渊明的痛苦和矛盾也正在这里。但他还是坚持了“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的信念。杜甫在这里又一次指出了“德尊一代”和“名垂万古”的矛盾，“知何用”固然是愤极之言，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德高者就一定该穷呢？苏东坡也曾感叹：“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书渊明乞食诗后》）可见这是一个历代有志有识者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一大段开头“诸公衮衮”一句用词富有创造性，以致“衮衮诸公”后来变成了一个略含讽意的成语。
广文先生虽然官冷饭不足，好歹还做着一个闲官。而寸禄不沾的杜甫当然更被人嗤笑：他穿着又短又窄的粗布衣，鬓角已经出现丝丝白发，每天和穷人们一样到太仓去买官家的减价救灾粮。这几句活画出一幅穷愁潦倒的野老像。“时赴郑老同襟期”一句，写杜甫有时拿一部分太仓米去沽酒与郑虔同饮，将前面分写的两人合二为一，归结到两人相同的襟怀。然后转为急促的四句五言，形容两人得钱就聚在一起痛饮，忘形到使用“尔汝”相称的程度，足见彼此相知之深。
以下进一步从诗题上发挥：喝到夜色沉沉仍然沉湎于春酌，看着灯前细雨霏霏，檐前春花飘落，这是春夜醉酒的醇美之境；高歌凌云，惊动鬼神，不以饿死沟壑为意，这是醉后放浪的通神之境；相如尚且卖酒涤器，扬雄亦不免因识字投阁，又何况你我？这是借古人自慰也是自泄。
醉中虽然能与鬼神古人相通，醒后终须回到现实。所以最后感叹郑虔将效陶潜归去，守着石田茅屋、荒草苍苔，过着隔绝人迹的生活。郑虔爱好琴酒诗咏，善画山水，擅长书法，曾被玄宗赞为“郑虔三绝”，尚且落到如此地步，真让人怀疑世间还有没有是非，儒术还有没有用处，所以一向尊崇儒术的诗人竟然大呼：“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但否定了自己奉儒的信念，而且视圣人大盗同归泯灭。这种老庄的放诞之论，如果出自李白之口，并不奇怪；出自杜甫之口，则说明他真是伤心愤激到极点了。但“孔丘盗跖俱尘埃”其实是对前面“名垂万古知何用”的再次回应。孔丘名垂万古的意义在于垂范后世，如果后世的盗跖都比圣人得势，那么不等于圣德、恶行都像尘埃一样没有意义了吗？杜甫并不像后世崇拜杜甫的人那样冬烘，毕竟他生长在儒道佛各家思想兼容并包的时代，对于现世的不平使他激发了对古训的怀疑和思考，正是杜甫的深刻之处。所以说“《醉时歌》纯是天纵，不知其然而然，允矣高歌有鬼神也”（《杜诗详注》引卢世潅语），用来说明此歌的艺术特色是很中肯的，用来批评“其词未可以为训也”（同上），一概视为酒后狂言，才是真正不足为训。
后出塞五首（选一）
朝进东门营(1)，暮上河阳桥(2)。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3)。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4)。
(1)东门营：指洛阳城东的上东门外的新兵营。
(2)河阳桥：河阳县，在今河南孟县。古称孟津。桥指渡黄河的浮桥。
(3)“马鸣”句：《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4)霍嫖姚：汉武帝时著名将领霍去病，在平定西北和漠北匈奴的大战中建立了奇功。二十四岁去世。曾任嫖姚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出塞。
《后出塞五首》是一组叙事连贯的古题乐府诗。第五首写到“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说明写于安禄山之乱发生以后，注家认为是天宝十四载冬天所作。
安禄山反叛之前，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为了达到以边功邀宠的目的，常在东北边境挑起事端，与奚族和契丹作战。同时不断招纳蕃将，阴谋作乱。因此安禄山之乱与玄宗的好大喜功直接有关。这组诗是对安史之乱起因的最早反思。诗人采用古题乐府以第三人称口吻叙事的传统手法，写一个在天宝末年被征入伍的战士满怀立功封侯的希望来到安禄山军中，最后在叛乱发生时脱身逃归。借他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安禄山从“重高勋”到“位高气骄”到“长驱河洛”的发展过程。所选为第二首，写战士初入军营的感受，是五首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首。
新兵入伍，先进洛阳上东门外的军营，接着就上了河阳的大桥。河阳是通往河北的要津，募兵往范阳，必须经过河阳桥。首二句用汉魏古诗和北朝乐府民歌常用的“朝”“暮”相对的句法，写新兵走上征途，迅速把重点移到黄昏和夜间。落日照耀着大将用的红旗，萧萧风声中传来阵阵马嘶，俨然一幅军营落日图。“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历来传为名句，一则在于以落日、风声为背景，选择军旗和战马这两种军营中的典型事物，分别从色彩的映衬和声音的配合两方面，勾勒出形象鲜明的画面；二则在于文字粗犷有力，气魄极大，因而境界雄浑苍凉而声情悲壮豪迈。
以下写军队驻营后的气氛：平沙上成万帐幕列成阵势，各部各队的士兵被召集起来，住入营帐，可见队伍井然有序、军容整肃。夜中惟见一轮明月悬在当空，整个军营寂寥无声，更见军令之森严。偶尔响起几声悲凉的胡笳，壮士不觉心头惨然，再也没有了入伍时的骄矜之气。进入如此整肃森严的队伍，战士不由得要揣度这统军的大将是谁，恐怕是和嫖姚校尉霍去病一样的人物吧！霍去病是汉代最有名的将军，曾在公元前121年先后越焉支山和祁连山出击匈奴，斩获四万多人，西部匈奴从此绝迹。公元前119年，又出代郡塞外二千余里，打败匈奴东部兵，斩获七万余人。这首诗写战士初到军营的新奇感，以霍去病喻主将，从战士的心理来看，是赞美之意。但联系第三首写开边来看，霍去病又是一个典型的能在开拓疆土中建立奇功的将军，因而诗人又借这个“大将”初步暗示了这组诗批判边功的主题思想。
后出塞（选自日本《唐诗选画本》）
杜甫几乎没有高适、岑参、王昌龄那类豪迈乐观的边塞诗。《后出塞》中写战士盼望立功的豪情壮志，也与盛唐边塞诗人借以抒写英雄主义精神的主旨正好相反，只是为说明边功致乱的主题作铺垫。但是本诗作为一首单独的边塞诗来看，其雄浑壮阔的意境却可以和盛唐最优秀的边塞诗媲美。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1)。居然成濩落(2)，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3)。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4)，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5)。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6)，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岗裂。天衢阴峥嵘(7)，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8)。蚩尤塞寒空(9)，蹴踏崖谷滑(10)。瑶池气郁律(11)，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12)。赐浴皆长缨(13)，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14)，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15)，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16)。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17)，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18)，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19)。
(1)稷：舜的农官。契：舜的司徒。二人都是贤臣。
(2)濩（huò）落：大而无当。
(3)觊豁（jì huò）：希望施展。
(4)葵：胡葵，又名戎葵、卫足葵、吴葵、一丈红，是锦葵科的宿根草本，叶子向阳。藿：豆叶。《花镜》：“葵，阳草也。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
(5)偃（yǎn）溟渤：在大海里游息。
(6)巢与由：古代的两个隐士巢父和许由。
(7)天衢：天空。一说天街。峥嵘：形容云层迭起状。
(8)嵽嵲（dié niè）：形容山高，这里指骊山。
(9)蚩尤：古代神话传说蚩尤和黄帝交战，作大雾，这里代指雾。
(10)蹴（cù）：踩。
(11)气郁律：形容热气蒸腾。
(12)胶葛：广大深远貌。
(13)长缨：指高官显贵。
(14)夫家：人口，役夫，家口。徐幹《中论》：“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
(15)筐篚（fěi）恩：皇帝宴会时用筐篚盛钱币、绢帛赏赐群臣。《诗经·小雅·鹿鸣》序：“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
(16)卫霍室：汉代卫青、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的外戚，这里借指杨氏家族。
(17)崆峒（kōnɡ tónɡ）：山名，在今甘肃岷县。
(18)舍一哀：抛舍一哀之礼。据陈贻焮先生考，古代士大夫的丧礼规定，主家守灵时，每有人来祭奠，必须先哭一场。然后行礼，叫做一哀。唐代有遵礼经不哭丧婴的习俗，所以说舍一哀，不必见人就哭。
(19)澒（hònɡ）洞：浩大无边。
在杜甫的诗歌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说是最集中地披露诗人一生心事的长篇。这首诗作于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十一月离京赴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家。安禄山恰在此时反叛，但长安尚未证实反讯，唐玄宗和杨贵妃还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而杜甫从长安到奉先，正经过骊山，久已积压在心头的政治危机感和大乱将临的预感，被眼前与皇帝咫尺天涯的情景所触动，发为忧国忧民的浩叹，便更觉恳切沉痛。
全诗以还家探亲的过程作为主线，虽然从结构上可以分为明志述怀、途经骊山和到家经过三部分，而以咏怀为一篇正意。所以发端开门见山，直陈平生抱负。诗人以稷与契自比，虽然极其自负自信，却以自嘲越老越拙的口气出之，是包含着十年潦倒的穷愁辛酸的。但明知许身太愚，仍然矢志不移，又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执着信念。第一大段正是围绕着这一主旨反复转折，从各种角度层层推覆，表白自己坚持既定人生道路的决心：先说虽然一事无成，但希望实现志向的心愿要盖棺则已；其次又强调尽管被同学取笑，仍不能改变救世济民的热肠。古今之人都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杜甫却唱出了“穷年忧黎元”的浩歌，这是他的伟大精神所在，也是他不为众人理解的原因。因此又引出下一层转折：自己并非没有潇洒山林的独善之想，只是生逢尧舜之君，不甘退隐而已；这就又转出一层反问：既逢治世明君，廊庙里有的是栋梁之才，哪里还缺自己这块料？随即自答：即使如此，其恋阙之心也依然不变，只是因为如葵藿向日，天性难移而已；如此汲汲于进取，岂非太热衷名利？于是又接着说明自己的本心并非像蝼蚁那样自营洞穴，而是要像巨鲸般志在万里；正因如此执着于大道，又羞于干谒，才一直埋没风尘；但即使耽误了生计，也始终不肯归隐，只能愧对巢父、许由，饮酒放歌以破闷了。
第一大段一气七八层转折，跌宕起伏，连绵不断，像剥茧抽丝一样，后一层意思从前一层意思中引出，先反后正，自嘲自解，在回顾往事的万般感慨中倾吐出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兼济与独善的冲突也在痛苦的反省中得到解决。最后又轻巧地将撒开的思绪兜转来，回到眼前廓落无成的处境。这就以议论推驳的层次形成抒情的回环往复，体现了杜甫以议论入诗又能保持诗歌情韵的艺术独创性。
第二大段夹叙夹议，记述途经骊山的见闻和感想。先用十句的篇幅铺叙一路风高霜严、雾重路滑的情景，不仅令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行旅风霜之苦，而且反衬出骊山华清宫内的暖意，使宫内宫外的苦乐之别形成更为鲜明的反差。来到骊宫墙外，连羽林军兵器相碰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但一墙之隔，何啻天壤。处在这种特殊的境地，诗人自不免感慨万端。在悬想宫内赐浴欢宴的情景时，他单挑出分帛一事来议论。从章法立意来看，仍是扣住寒暖对照，通贯上下；从所选事例的典型性来看，又揭示了唐代统治者最基本的剥削方法——租庸调的实质。杜甫强调这些进贡的绢帛是官府以鞭挞的手段强行从民间寒女家搜刮得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层统治者的享乐生活正建筑在掠夺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接着，笔锋又转向最骄奢淫逸的后妃外戚，对“中堂”酒宴的豪华奢侈极尽铺陈之能事，这在当时有明显的针对性。《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珍馐美味视若平常，酒肉凡品自然只能任其臭腐了。至此，诗人不觉大声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联千古名句，便成为诗情发展的必然。这是杜甫从“穷年忧黎元”的一片热肠中自然迸发的浩叹，高度概括的语言使贫富对立的社会现象通过眼前寒暖的对照更加触目惊心。同时又在达到高潮时暗中结上启下，不露痕迹地转回路上的情景。
最后一段写诗人继续北上辛苦跋涉的情状及到家后的境况。如果说从长安到骊山，着重写山路的艰险，那么从骊山到奉先则主要写水路的难行。这在章法上正好取得一山一水的对应。“群冰”四句写封冻之前河水夹带着大量冰凌西下，竟至令人产生恐触天柱折的惊悸之感。句句是实景，又流露出时势将乱的隐忧。景物描写中这类似有若无的暗示，没有象征和比兴那样明确的用意，最适宜表现朦胧的预感。这也是杜甫对传统比兴手法的创变。
历尽艰辛到家，一进门就听到幼子饿死的噩耗。这里将途中渴望与家人相见的急迫心情与入门先闻号啕之声的情景衔接得如此紧密，诗人到家先遭迎头一击的形景便在这戏剧化的场面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可贵的是杜甫能够由自己的不幸看到此事的典型意义：一个下层官吏，家里还有蠲免租税的特权，尚且不免在秋禾登场时饿死亲子，更何况贫困失业之徒和远征边戍之兵？这不仅可见诗人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在“平人”的骚屑中显露了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这就难怪诗人的忧愤高如终南，如大海般混茫无际了。如大潮般汹涌而来的诗情在此陡然煞住，使全诗产生了“篇终接混茫”的艺术力量。
魏晋以来，咏怀类诗大多用托物比兴的手法，采取五言古诗的体裁，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想。这首长篇则吸取王粲《七哀诗》和《悲愤诗》根据自身经历抒发所见所感的写法，按照还家的时间顺序，通过真切描写沿途见闻和到家后的情景，集中表现了他“致君尧舜上”的抱负、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从而为咏怀诗开出全篇议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的新形式。篇制虽巨，而章法完整，构思精密，可谓无一字落空，无一处闲笔，堪称最见杜甫平生大本领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