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食京华
（746—755）
天宝五载（746），杜甫从东都赴长安，参加李林甫主持的在全国公开招贤的考试，结果与同来赶考的元结以及所有的举人一起落第，无一得中。李林甫还以“野无遗贤”为由上表祝贺玄宗。如果说李林甫的忌贤使杜甫初次遭到的重大打击，还只是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衰败的命运相连结的开始；那么第二年李邕、裴敦复等名贤被李林甫陷害致死的重大政治事件，就已经是昭示天宝政治腐朽黑暗的一个重要标志。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正是对这时斗鸡者邀宠、黩武者受赏、贤俊埋没、奸臣当道、英才功臣被害、黑白是非颠倒的社会现象的一个总结。此后杨国忠擅权、安禄山得志、杨贵妃专宠，朝廷政治一败涂地，终于爆发安史之乱。杜甫在京华旅食的十年里，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日子，为生计而奔走权门，为前程而干谒显贵，然而一事无成，只有直接上书皇帝。天宝十载，玄宗将行三大礼祭，杜甫献《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杜甫传》）。制礼作乐曾经是开元政治清明的象征，然而在排斥礼乐文章的李林甫的主持下，杜甫再次被黜落。他的悲剧反映了接受开元礼乐文明教育的一代士人在天宝政治环境中必然走投无路的共同命运。
十年奔走于豪门的生涯，使杜甫熟知上层社会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沦落下层饱经忧患，又使他对社会弊端和民间疾苦体察尤深。天宝时期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最为有力的是李白和杜甫。只是李白更多地着眼于谗佞蒙蔽君王、内宠外戚乱政、宦竖小人得势等上层政治的问题，而杜甫则更多地着眼于普通百姓在乱政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天宝时期最严重的穷兵黩武而言，盛唐文人也有对朝廷开边提出过批评的，但一般限于将士的赏罚不均和用兵的劳民伤财：“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王维《送陆员外》）而杜甫的《兵车行》则指出了穷兵黩武所引起的田园荒芜、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前出塞九首》以征夫的口吻批评君王的开边政策，揭露军中将士的苦乐不均，同情士卒的悲惨境遇，忧虑中原即将大乱，诗人对战争性质和民族关系的正确见解使这组诗的思想深度超过了盛唐所有的边塞诗。如果说李白多用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统治者的昏淫腐朽，那么杜甫的《丽人行》则是直截了当地讽刺杨氏兄妹骄纵荒淫的丑态。在慈恩寺塔上，当高适、岑参等诗人还在“盛时惭阮步”时，杜甫已经“登兹翻百忧”，产生了山河破碎的预感。
天宝十四载，杜甫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在赴奉先探家的路上，经过骊山，与华清宫里寻欢作乐的玄宗贵妃仅一墙之隔。十年来困守长安的忧愤被眼前情景触发，到家后便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里热切地表白了救世济民的执着意愿，触目惊心地展现了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预示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倾泻出诗人无比深广的忧愤。这首诗标志着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的全面总结。
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自己沉郁顿挫的特色。首先是在天宝后期流行七言长句的风气影响下，他转为大量写作七言歌行，并用于新题乐府，夭矫跌宕，雄放沉厚。与李白一样，七言歌行成为最能显露其横逸浩瀚之才的体裁。其次是干谒使他在五言古诗和五言排律这两种体裁上多所磨砺。这类干谒诗只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陈怀抱，词气磊落，感愤悲壮，其余都不免应酬虚美，典雅凝重。但这类诗立意章法因人而异，辞藻丰富，顿挫转折，曲尽其意，奠定了杜诗以才力见长的功底。此外，他在交游干谒、登临游览的日常赠答诗里又表现出好用口语俗语、平易率意的特色以及讲究构思和炼意的用心，这些都是他日后在诗歌艺术方面多种创变的开端。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1)，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2)，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3)。左相日兴费万钱(4)，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5)。宗之潇洒美少年(6)，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7)，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8)，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9)，高谈雄辩惊四筵。
(1)知章：贺知章，浙江永兴人，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醉后落笔，文不加点。天宝三载上疏请度为道士还乡。
(2)汝阳：汝阳王李琎，是玄宗大哥李宪的长子，封汝阳郡王，与贺知章等是诗酒之交。
(3)酒泉：即今甘肃酒泉市。因传说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地名酒泉。
(4)左相：李适之。天宝元年（742）任左丞相，天宝五载罢相。七月贬宜春太守，被逼服毒自尽。
(5)“衔杯”句：李适之罢相后赋诗一首：“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6)宗之：崔宗之，袭封齐国公，官侍御史。后贬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
(7)苏晋：历任中书舍人、吏部、户部侍郎。
(8)张旭：吴郡人，盛唐著名书法家，擅长狂草，被时人称为“草圣”。
(9)焦遂：事迹不详，据袁郊《甘泽谣》，为一介布衣。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不难推测。从诗里引用李适之罢相后所赋诗句来看，应作于天宝五载四月适之罢相后，七月贬宜春前。虽然诗里的人物并非都是同游之人，苏晋就早在开元二十二年去世，此诗所写是回忆。但李适之被迫害致死，十分悲惨，如写于他死后，诗里决不会有如此豪兴。
“饮中八仙”之称，当时就流传于世，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可见以李白为中心的这些人物曾一度成为风行的赋咏题材。杜甫此诗的八仙中仅四人与范氏序文所说相合。是否如王琦《李太白年谱》所猜想的：因为“如今时文酒之会，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则以一人补之，以至姓名流传，参差不一”呢？也很难说，因为其间仅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李白四人确乎交往密切。其余四人在长安活动的时间或相距甚远，或不可考，没有结成文酒之会的根据。较大的可能是杜甫以当时流传的八仙中最重要的四人为主，又择开元以来著名的几位风格相近的酒徒集而成诗。八仙的身份地位差异很大，有王公宗室，有宰相侍郎，也有布衣山人。共同的特点是都醉得有仙气，都表现了酒醉之后不受任何世俗观念和清规戒律束缚的精神状态。
八仙虽然都是醉酒，但醉态各不相同，杜甫善于抓住他们各自最突出的特点，三言两语就将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贺知章是吴越人，习惯乘船，所以把他醉后骑马摇摇晃晃的样子比作乘船，眼花落井都能在水底照睡不误，可见醉中自得，可以达到水陆不分、醒醉两忘的程度。
汝阳王喝了三斗酒才去上朝，路上见了酿酒的车还馋得流口水，恨不能将自己的封地移到酒泉。这几句只是极言其上朝之前贪酒的馋相，但也足见汝阳王为酒竟然可以不顾朝廷礼仪和规矩。汝阳之父因是玄宗长兄，终身谨小慎微，死后谥“让皇帝”。玄宗对于他这个本来应该当皇帝的大哥顾忌很深。究竟是其子真的敢于如此狂诞呢？还是杜甫的夸张呢？
【明】尤求绘饮中八仙图
而左相的特点则是他爱好招待宾朋，所以不惜日费万钱。“衔杯”句化用李适之罢相后作的小诗。“避贤”即让位下台。古人称清酒为中圣人，所以把喝酒说成“乐圣”。李适之的诗本意是刺世态炎凉。杜甫把他的豪饮与这首小诗联系起来，其用意显然是称赞他在醉中可以无视宦海浮沉、人情冷暖。
崔宗之以潇洒年少为特征，这里着重刻画的是他把酒望天的傲岸神情，以及如玉树临风的摇曳姿态。史载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可见杜甫取此特点，不仅为了描写宗之的形神，更藉其风姿表现了醉仙的高洁脱俗。
苏晋本是吃长斋的虔诚的佛教徒，可是醉中往往逃禅，可见酒能使他摆脱佛门清规戒律的约束。
李白斗酒诗百篇，传为人间佳话，而杜甫偏偏写他喝醉以后熟眠酒家，不应天子之诏。《新唐书》载，玄宗坐沉香亭，欲得李白乐章，时李白正与酒徒醉于市。召入，左右以水喷面，酒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数次宴见。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玄宗泛舟白莲池，召李白作序，时李白醉酒翰林院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杜甫将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天子呼来不上船，本来是天子召之因醉而上不了船，但字面意思却是天子呼之而不肯上船，这就把李白写成了不受君命的酒中仙。
《旧唐书·张旭传》说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甫对他的描写似乎只是写实，但从“脱帽露顶王公前”一句就可看出，杜甫着意要强调的是他在王公贵族面前不拘礼仪的放达。
焦遂是一介布衣，却能在醉后高谈雄辩，语惊四座。关于他的记载，仅见于袁郊《甘泽谣》，说他与陶岘等共游山水，那么此人一定也是一个放浪形骸之辈。
总而观之，杜甫写饮中八仙，强调的是他们将醉醒行迹、王公至尊、仕途富贵、世俗人情、乃至佛门戒律等统统置之度外的高迈绝尘之气。这种狂放、旷达和自由正是杜甫心目中理想的开元时代的精神。但联系他写作的背景来看，这种精神状态到天宝中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时代条件。杜甫对此即使还没有深刻的体会，也不会毫无感受，那么他写这首诗就不仅仅是一时兴起，或许还蕴含着他对行将消逝的开元精神的深深怀恋。
歌行写人物，盛唐时较少见，仅李颀擅长，但也没有这种集合八个人物，一人一节的写法，所以王嗣奭《杜臆》说：“此系创格，前古无所因，后人不能学。”从章法来看，八个人中除李白用四句歌咏以外，汝阳王、左相、宗之、张旭四人分别用三句，贺知章、苏晋、焦遂三人分别用两句，而各置于篇头、篇中、篇尾。所以八人并非八章的拼合，而是错落有致，条理井然。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深蕴在这些人物狂态中的共同的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