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壮漫游
（731—745）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后徙居襄阳，因曾祖官终巩县令，遂世居巩县（今属河南）。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杜甫出生于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因此他可以说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同龄人。
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的名将，曾在平定吴国的统一战争中立过大功，后在当阳（今湖北荆门县）封侯，为开发江湘一带作过贡献。他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学家，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除了武功、政事和学术以外，他还懂得天文算学和工程。这位祖先成为杜甫心目中一位具体的立功立德的典范。杜甫每每自称“杜陵布衣”，后来一度居家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都应有缅怀祖德之意。
如果说“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族传统激发了杜甫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那么祖父杜审言的诗名给杜甫带来的是“吾家诗”的自豪感。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这三人都是善写骈俪文章的大手笔。杜审言在武后、中宗时期被起用，官职一般，而诗才甚高，尤其擅长五律和排律。杜甫以律诗为看家本事，显然受到了乃祖的影响。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杜甫最早的创作便是吟咏象征天下太平的凤凰。这似乎是一种宿谶，诗人注定了要为凤凰付出他一生的心血。从此以后凤凰便成为他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境界的化身，以至他自己的图腾。诗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正是在这凤凰身上合为一体的。
从杜甫出生到他二十四岁的这段时期，凤凰确实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了：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多少代人幻想的尧舜之世仿佛变成了现实：“人人自以遭唐虞”，“家家自以为稷卨”（杜甫《有事于南郊赋》）。生活在开元盛世的杜甫是幸运的。他从一代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同时代人的远大抱负和活跃思想中获得了进取的信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在那个神童辈出的时代，十四五岁的杜甫结交老一辈的名流，初露头角便目空一切，不正是在盛唐文人中常见的狂态吗？
从十九岁起，杜甫开始了他少壮时代的漫游生活。盛唐漫游之风的兴盛首先取决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水陆交通的便利以及公私仓廪的丰实；其次在于当时科举仕进都离不开交游干谒，而一旦失意，云游山水又是排遣苦闷、求得精神解脱的最佳方式。杜甫早年的吴越之游主要是开阔眼界，增长阅历。在游览了江宁、姑苏、越中等地的名胜古迹之后，于二十四岁时回到洛阳，考进士下第。但年少气盛的诗人并不在意，第二年又到齐赵漫游去了，《望岳》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第一首名作。
三十岁时杜甫回到东都。天宝三载（744），正负盛名的大诗人李白来到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他们和盛唐的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一起，在梁（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丘）一带登临怀古，把酒论文，过了一段裘马清狂的快意的日子。这时李白已被玄宗赐金放还归山，如大鹏折翅、天马坠地，正处于极其痛苦的精神震荡之中；而杜甫却还满怀希望等待着进入长安的机会。阅历和见识的巨大差距使当时的杜甫还不能深刻地理解李白。他不知道开元年间的清明政治已经结束，今后走向朝廷的道路将远比李白艰难曲折，他只想以自己的方式争取一飞冲天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所作的《房兵曹胡马》、《画鹰》都充满了横行万里的凌厉气势，显示了诗人对前途的充分自信。而一些山庄游宴和寻访隐士的诗篇，所抒写的也还是盛唐人普遍具有的遗世高蹈之志。这种山林之思，与其说是杜甫的真实愿望，还不如说是盛唐的一种时尚。杜甫早年留下的诗作不多，都是五古和五律，却已初步显露出他气骨峥嵘的独特面目，预示了他日后在艺术上变革盛唐诗歌的趋向。
望岳
岱宗夫如何(1)？齐鲁青未了(2)。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3)。
(1)岱宗：《尚书》称泰山为岱宗。“岱”是代谢之意，古人认为泰山处于东方，是万物生长、春天开始的地方。“宗”意为“长”，泰山为五岳之首，故称岱宗。
(2)齐鲁：《史记·货殖传》：“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3)“一览”句：《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这首诗大约写于公元736—740年间，杜甫漫游齐赵之时。虽然此前考进士落榜，诗里却依然豪情万丈，表现了希望登上事业顶峰的雄心壮志以及对前程万里的乐观和自信。
泰山是传说自尧舜以来就受到历代帝王祭祀的名山。杜甫之前咏泰山的名作寥寥无几。晋宋诗人谢灵运的《泰山吟》本是乐府题，但全诗用大量双声叠韵词着力形容泰山的高峻奇险，强调封禅的肃穆神圣，风格典重生奥，完全失去了乐府的原味。或许正是因为泰山的宗庙色彩过于浓厚，诗人题咏便不得不考虑它的神圣意义，所以连善写山水诗的大谢一旦涉笔，也只能写成板滞的颂体。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以游仙诗的形式抒写了他在泰山顶上与仙人同游、精神飞扬于天地之间的自由与快乐，倒也符合泰山在汉代被视为“神仙道”的形象。杜甫这首诗则选择了一个“望”的角度，将泰山壮美的自然景观和象征崇高的人文意义融为一个整体印象。开头以散文句式自问自答。发端直称“岱宗”，本身已包含了帝王封禅之地的意蕴，接着说从齐到鲁都望不尽它的青青山色，又以景色描写烘托出它的高大。同样，下面两句说大自然把神奇和灵秀都集中于泰山，山南山北的明暗由高高的山峰分割，既是赞美泰山景色的壮丽和雄奇，也隐含着“岱宗”一词的本义：万物代谢、昏晓变化正是阴阳造化之功，既然集中于泰山，那么此山当然不愧为五岳之首了。这就超越视野的局限，化用泰山传统的人文含义概括了泰山的主要特征：一个象征造化伟力和代谢变化的自然奇观。
后半首写诗人遥望山中云层起伏，心胸豁然开朗；目送飞鸟归山，眼眶几乎为之睁裂。以“荡胸”二字置于“生层云”之前，似乎层层云气是从诗人的胸中升腾，充分表现出诗人仰望泰山时精神的激荡，以及将大自然的浩气都纳入胸怀的豪情。有此力度，下句说目送归鸟以至要“决眦”的夸张，才更显出“望”的专注急切和目光的清澈深远。那归鸟所向之处，就是诗人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登上的极顶。于是结句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就极其现成，极其巧妙。既自述怀抱，又回到了泰山丰富的人文内涵中。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绝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全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为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宋】李公麟绘《五马图》（之三）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1)，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2)，风入四蹄轻(3)。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4)。
(1)“胡马”句：汉代西域有大宛国，大约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其国以出产千里马著称。
(2)“竹批”句：据李黼平《读杜韩笔记》卷上：郑玄注《周官》“廋人职”中“散马耳”云：“以竹括押其耳。头动摇则括中物，后遂串习，不复惊。”诗盖用此注，批，犹括也。言经竹括押，驯习不惊也。
(3)“风入”句：《拾遗记》：“曹洪乘白马，耳中生风，足不践地。”
(4)“万里”句：古代传说，周穆王驾八马之乘，一日行万里。
这是一首咏物诗，大约作于开元二十八、九年间（740—741），杜甫近三十岁时。兵曹是军事部门的下层官吏。诗人赞美房兵曹的胡马，实际上寄托了自己希望横行万里的雄心和豪气。
前半首写大宛马，重在烘托千里马骨相清峻的特征：它瘦骨棱棱，好像刀锋；耳根尖尖，犹如刀削。本来以竹括马耳是训练骏马的方法之一，但诗人把这一特征强化到更加显眼的位置，与瘦骨如刀棱的特点综合起来，就突出了马的精锐之感。如此骏骨，自然四蹄轻快，犹如被风托起，随时可以腾飞。
后半首以赞叹的口吻写千里马的品质和气势：它奔向空阔广漠的地方，一往无前，不畏险阻，主人可以托付生命。如此快捷矫健，自可日行万里，横绝天下！短短一首五律，将胡马写得形神兼备，跃然纸上。
咏物诗以有寄托为上，否则纵然肖形写貌酷似物象，终欠骨力。而咏物之妙却在寄托自然现成，无须附会。此诗便只是咏马，但从马的骁腾矫捷、堪托死生，无不可以看出诗人自己气骨峥嵘的独特面目；而胡马可以横行万里的气势，也正反映出诗人当时目空一切的锐气。全诗凌厉的气势和胡马锋棱般的骏骨相得益彰，可见出杜甫早年咏物诗的功力。
夜宴左氏庄
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1)。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2)。
(1)“春星”句：梁简文帝《神山寺碑》：“照影春星。”
(2)“扁舟”句：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乘扁舟，游五湖，功成身退。
写庄园静夜景色，是盛唐诗中较多见的题材。早期杜诗中虽仅此一篇，其风韵绝不减于王（维）、孟（浩然）。
微风起于林间，纤纤初月已落。露水渐浓，才能沾湿人衣；夜静无声，始觉琴音清亮。水流花径，水声依稀可闻，妙在“暗”字；星光遥映，草堂犹如剪影，妙在“带”字。前半首写月落夜深的幽静，均通过纤微的景物动态和暗淡的视觉效果来表现，而雅静的琴声，夜空的星光，虽然成为静夜中的亮点，反过来又更衬托出春夜的静谧和温馨。前人谓“春星带草堂”古今传为佳句，只一“带”字，便点出空中景象。诚为卓见。“带”字之妙在虚而不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解为“拖带”“映带”固然不错，但总觉得难以传达人们读到这一诗句时，眼前立刻浮现的画面印象，以及直觉中的草堂和春星之间的照应关系。那么这一“带”字的好处就在它无法用散文直译了。而只有散文所无法直译的诗歌语言才是纯诗，可见杜甫早年炼字之工绝。
后半首写夜宴之事。检书和看剑两事对仗，本是写宴席间检书以考证、看剑而吟哦的情景，但也令人想见诗人书剑飘零的意气。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是盛唐理想的人才模式，也是当时士人主要的两条进身之路。“烧烛短”，谓蜡烛渐短，是惜光阴流逝太快；“引杯长”，写举杯痛饮，是形容胆气之壮。这两句实际上道出了人生苦短当及时建功的心事。结尾说座客中有人以吴音咏诗，勾起作者对吴越之游的回忆，并不仅仅是写他不忘驾扁舟游吴越的往事，更是求取功名而终不忘归隐江湖之意。功成身退，原是盛唐人普遍的立身原则：“当须报恩已，终而谢尘缁”（张九龄《使还都湘东作》），“济人然后拂衣去”（王维《不遇咏》），“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杜甫早年也曾流露过“不愿论簪笏”的“悠悠沧海情”（《同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因此后半首虽承前半首而来，写宴会上鼓琴看剑、检书赋诗之乐，其实又巧妙地概括了杜甫此时对一生出处进退的思考。以不忘扁舟作结，又和前半首草堂、花径、林月的田园意象正相协调。短短一首五律，铺叙许多景物和人事，而意境浑成，不觉堆叠。恐怕主要得力于取象一致，都能笼罩在夜宴宁静幽雅的氛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