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自己喜欢的书总是以一本、一本作为单位,但在扉页之间,某些字句会极有感染力地代表了这一本书留在心中;好像一想起这本书便不能不想起那些话;一想起那些话,便不能不感到自己与这本书相遇的幸运。
这一辑所提到的书,对我就有这样的意义。我不只是喜欢整本书,其中更有几句永留在我心中的话语;这些字句存在着我所能体会的人生。这些道理并未强化我批判他人的标准,而是引发了我的深刻自省或给予我软弱时强大的支持,对我来说,是这个不断稀释情感与意义的世界中的吉光片羽。
“手段”里的细心与精工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
这句格言引我在工作上有极深的反省。
要把繁密拨开是能力与耐心的完美配合,
有耐心而缺乏能力,虽不畏烦也一筹莫展,
解决不了问题;有能力而捺不下心,
繁密只会纠结得更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大学同窗挚友惠苹化疗过后长出了密密的短发,她问我可知先前的学生头并非真发,我说知道,之后再见时,惠苹不再戴假发了,但有时头上搭了一顶轻便的帽子。三月有一天,我们相约去郊外走走,在乍暖还寒的微风中,惠苹摘下渔夫帽后,摸摸那再生的短发笑问我:“像不像电影中的叶问?”我没有看过演叶问故事的电影,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只在心中记下惠苹临别人世前,那摘帽梳发的自在模样。
惠苹走后,我常记起她说的话,还有无法与她继续对话的遗憾。有一天,终于看到她用来问我的那部电影。看着看着,想起惠苹与我交往三十几年,我们谈起的电影竟只两部,一是《波特小姐》,再就是她说演叶问的《一代宗师》了。
我们虽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在一起时并不常谈生活杂事,却总在交托自己面对工作挑战的软弱或信念动摇时的疑惑。我从不知道惠苹与我是否有同样的感受,但与她交谈过后,我总会再感觉到,人可以做到非常单纯可靠,可以自立自得。
在这部电影中,叶问说了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大家都说是从李叔同的《晚晴集》中所出,但其实不是。不过这句话真是很好,把人的坚定心志说得明白易晓。
从李叔同的《晚晴集》想起大学时待我们如子女的施仁豪老师。老师潜心向佛,也是书法家,他介绍善书《晚晴集》给我们,让我们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外还能对弘一大师有更深的了解。那段时间,大师的弟子丰子恺的书画也成为我的阅读内容。
回忆《晚晴集》这本极小的善书,更深的印象是一百〇一条佛语警句中的两首禅诗。一是芝蓭禅师的:
千峰顶上一茅屋,老僧半间云半间;
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
另一是石屋禅师的:
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
年轻时对警句道理是不可能有太深的体会,但对诗歌韵律却留存好感,添加生活经验之后,这些诗不只停留在轻飘的美感当中,还有了思量与体会的厚度。
小善书中还有弘一大师分门的格言录。其中有一则是我经常想起的“自我镇定剂”:“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
生活用语说到“手段”总是偏取工于心计的负面之义,但是,这句格言中所用的“手段”却引我在工作上有极深的反省。要把繁密拨开是能力与耐心的完美配合,试想缺一,可不可?有耐心而缺乏能力,虽不畏烦也一筹莫展,解决不了问题;有能力而捺不下心,繁密只会纠结得更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的生活中经常都是交织着工作的繁与时间的密,因而我对“拨得开”中的“得”字想要了解得更深。“拨”是行动,并没有附带采取行动时所需的耐力,粗糙的工法也是拨。“拨开”是目标,但没有涉及质量;一扫而空的拙劣结果也算是一种拨开。如要把繁花密柳不伤其美地拨开,就得静定下心来掌握方法。所以“拨得开”是工作水平,“手段”是展现这种水平的细心与精工。
生活在越来越快速要求结果、人际关系更复杂的世界,害怕自己总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生活处事的质量。但“慢”也不是故作从容学优雅,我想的是:定下心来练习拨繁理密的真手段。
最完美的成年誓词
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成年誓词”,
是站在“个人”“家庭人”与“社会人”的角度,
对世代的权利、权力、责任与义务探寻与了解的开始。
“成年”的定义是什么?
是年龄的界限?
是某种经验的抵达?
是享受与决定权的获得?
还是担起应负之责的实意?
不知道别人的想法如何,我对于“成年”的看法倒几乎全根基于自己的成长经验,而这份经验有一半源于家庭的期望与教导,另一半来自大环境与社会的共识。
无意中看到媒体报道古都的“成年礼”以“观光活动”的形式重新流行,心中升起了一些复杂的感受。据说很多父母希望能透过成年礼让孩子体会到“成年”是生命成熟的里程碑,行完典礼之后,他们会更懂事。在报道中看到随着典礼而来的还有“周边商品”的推出,不禁好奇父母们把期待寄托在一件一件文创对象的同时,是否也把自己身上的“负担”部分挪移而出,适时地放到孩子的肩膀之上,让他们变成真正的成年伙伴。
“负责”“信任”“担当”原本是在立体人际中交织出的生活滋味,但时代富裕后,多层次的自然滋味被人工改造了,我们离析出“共享的快乐”而刻意隐瞒“需要分担的忧苦”,包装出一个自以为比较好的生活形象送给下一代—我们到底怕的是孩子去受不必要的苦,还是怕承受他们吃不下苦时的难堪?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有权这样做吗?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决定每一件事情的苦与甜、每一种过程的价值与意义,孩子是否也因为苦的滋味尝得少了,所以对真正甜美的感受失去了感动;他们只负责被爱,却忘了自己还有很多爱人的能力。
想起“成年”,我最喜欢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她二十一岁生日时所发表的演讲。那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成年誓词”,是站在“个人”“家庭人”与“社会人”的角度,对世代的权利、权力、责任与义务探寻与了解的开始。
很早以前读《丘吉尔传》时,书中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的故事,年轻的她在丘吉尔的教导下,启程自己生命角色的学习,学的不只是治国,更是对自己人生应负“责任”的忠诚。
一直到自己走进中年,看到世代责任的价值改变之后,我更了解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能说出这样的成年感言是多么的特别。也许有人认为,演讲词不都是别人捉刀代写的吗?但我并不认为这篇讲词中的感受是他人代为拟定的,因为,从几十年后看来,英国女皇已把自己当时所说的话语一一实践。
她的生日感言中有一段如下:
各位英国家庭的年轻子民,请容我在自己的生日当天代表你们发表感言。在我们即将迈入成年之际,能为年长者分担他们肩上的责任,为此我们应该由衷地感到欣慰,他们曾奋战、劳苦以守护我们的童年。
(Will you,the youth of the British family of nations,let me speak on my birthday as your representative.Now that we are coming to manhood and womanhood it is surely a great joy to us all to think that we shall be able to take some of the burden off the shoulders of our elders who have fought and worked and suffered to protect our childhood.)
这篇演讲稿当然还有很多感人的内容,但我特别喜欢这段文字中所传达的情感。一代与一代之间,上对下的爱护都是自然的,但下对上的敬重与感恩则必须透过培养,它是文化的一部分。
古都十六岁的“成年礼”过去是为贫苦人家的孩子争取一份应得的成人工资而设立的,这些年轻人的确也为社会做出了劳力的贡献。而伊丽莎白女皇的二十一岁,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视为法定的成熟之年,她带头率领战争中的新生代向辛苦的年长者致敬,没有甜言蜜语,只想务实地分担劳苦,接续责任。
无论是十六岁或二十一岁,“成年”最重要的意义是“了解”“体恤”与“贡献”能在世代之间展开真正的循环;如果我们连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力气都不敢让孩子尽一点做得到的力量,又怎能透过一个典礼就让他们打开那道通往成年的责任之门?
不想走完不启程
我所要学的,
也只不过是提步前的诚信与最后十步的咬牙苦撑,
以及在行路其间保持稳健的步伐与愉快的心情。
好友月仁从台南来台北开会,我们已好几年未得相聚,我于是怂恿她翘了早会之后的午宴与我共餐。为节省时间,我提议在同一个饭店的咖啡座等她,这样我们可以在简餐中重叙分别。那天,月仁带来一份礼物,是2013年成大医学院校友会所印、一本收集了成医创院院长黄昆岩先生的墨宝与他所收集的书签录,这本纪念集也是月仁在忙碌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挤压自己有限的时间所成的怀师之作。
这本书编得很稳重、印得很精美,书名直书是拟墨黑字的“君子”两个大字,横写则是烫金的小字,把君子意译为“Renaissance Man”。我想,如果黄昆岩先生天上有知,以他对美的要求来说,应该会对月仁微笑点头说:“很好!”
我也认识黄昆岩先生,但跟这本书中所有加入写作的人不一样,黄院长与我的交集不在医学或教学,而在他非常重视的“生活教育”中。1995年底,在我先生往来于比利时与曼谷工作期间,我曾经营过黄院长很想加强影响力的一块医学生活地—成医简易餐厅。我花了很多心力整理那个因为外行人设计而产能低弱,但由重视生活的人所坚持而空间舒畅的庞然大物,试图把我心中认为学医的人应有的生活素养借每日用餐而实践出来。
那一阵子,黄院长常在下午从两头相通的餐厅长廊中的某一端翩然走来。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黄院长很帅,无论容貌或风度,“翩然”两个字才能符合我对他的记忆。他坐下来后,总先点一杯咖啡,说他有点不舒服,需要喝杯咖啡。我们的咖啡虽然卖得一点都不贵,却有现在咖啡厅没有的讲究;齐列桌上的有:一个小保温壶,一组下盘上杯与小搅匙,一个挂着小夹子的方糖罐,跟一个装牛奶的单耳小盅。黄院长一边关心地问我一些运作上的问题,一边在倒了半杯的咖啡之中夹入方糖,一块、两块、三块……直到整个杯子的糖比咖啡高了,他终于满意地拿起小匙搅一搅,而后端起那杯半固体半液体的咖啡一仰而尽,他意犹未尽地继续问话,而我目瞪口呆地寻思回答。
《君子》这本书收的是家人、友人与同事对黄院长的缅怀纪念文以及他多年来所收藏的书签。我问过月仁,这本书会不会再版,她说,这书只是校友会的纪念,并不对外发行销售,不会再版了。听后觉得很可惜,因为,我手中也有另一本几年前得到的好书,是母亲中学同学的子女,为收存他们家庭的纪念而做成的一本书。一本书如果只为纪念而出版,当内容与眼光都够好,又“不惜成本”时,一本书的形式就能突破商业出版的局限,可惜的是,一般读者因此无缘分享这类的书本。
关于书签的部分,书中李建明医生的序写得真好,他说:
静静翻阅欣赏这本书,好像看到一位gentleman(绅士)驻足在世界某个地方、某家书店,正在仔细品味一本书和一张书签。移动的书签就是一段段阅读的里程碑。院长的书签好像是他的地图日记,记载了他的足迹和回忆,也丰富了他和大家的人生。
而这本书中最引动我的是黄昆岩先生一幅题字中的语意与生活哲学:“不想走完不启程。”一见此文就让我想起《战国策》中的“行百里路半九十”,后者以末路之难勉励坚持的价值;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力量,事件就永远没有完整的可能;这常是我在任何工作中自觉无力坚持时能够再加一鞭的力量。
“不想走完不启程”与“行百里路半九十”对于站在终点上的人来说,虽然意义接近,但,这两句话对我来说“作用”是不一样的。老子《道德经》中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采取行动的勉励,“不想走完不启程”是不要虎头蛇尾,要慎重思考的自戒与忠心于自我选择的确认。从人生中反看许多事,“好好走完”自己“想要启程”的事,似乎也可说是一个人对坚持的审美观了。
虽然是很接近的几种领悟,但我在答应一件事的时候总是想起“不想走完不启程”,在自觉已经尽力但事情犹未能完整时,就提醒自己说:“行百里路半九十。”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生活例子供我们作为行事的自勉。是拖着辛苦步伐的人才能登于珠穆朗玛峰上看云海日出;是挥动精疲力竭肢体的人才能渡过自己的英伦海峡。我想,我所要学的,也只不过是提步前的诚信与最后十步的咬牙苦撑,以及在行路其间保持稳健的步伐与愉快的心情。
素直就是:下雨了,把伞打开
素直其实就是以应对进退、生活行事培养“坦然”,
有了坦然相迎问题的态度,真正的自信才能建立。
“素直”也是松下幸之助先生的人生哲学,
我最喜欢他对于“素直”的解释:
“素直就是:下雨了,把伞打开。”
父母亲在我们性格未定的幼、少年期管教我们很严格,尤其是对情绪表达的方法更是注意。他们的标准与耐心跟如今许多允许孩子们当众发飙胡闹、顿足使气的父母有很大的不同。等我年纪渐长,常不禁思考父母当时对我们的“不允许”与今天年轻父母们的“允许”之间,到底改变了哪些价值?
一定不是“爱”的深度有所不同,因为我深信代代父母的爱都一样自然,只是经验或思考的深度会改变每一代父母的做法。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推测,当一个人不喜欢成长时的自己,就不会同意父母年幼时所给予的教育,所以,这样的成人对孩子的教育会反其道而行。
教育孩子如何表达喜怒哀乐?这想法让许多现代的父母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操控,心中不以为然,开明的父母认为自己绝不会走到这威权的一步。但是,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就在自己认为尊重孩子的意志而放任他们发展的同时,环境中的媒体、同侪或言行不当的大人们,正在进行对孩子情绪表达的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或年轻人是以夸张的假笑、噘嘴、鬼脸、不理不睬、胡言乱语或出口成脏来表达自己,这不也是一种“教育”的结果吗?
记得小时候,母亲并非是在我们已经表现失当于公众之前才给予管教的,她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看到我们的骄蛮、失礼,就一定立刻给予指导,并极其郑重地训诫其中的不当。比如说,我小时候脸色有如寒暑表,一遇事不顺利或不能如愿,就垮下小脸。当然,在那样的年纪,我的任意并不是因为想到“这是我的自由”,而是完全不了解一个人的愉快与不愉快竟能影响到周遭其他人的感受。感谢母亲,我因受了严格的教养,一点一点被修正了,所以长大之后懂得自由与自由自在的不同。我似乎因而更了解人际关系的立体面与尊重他人权利的重要。我开始同意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中的一段话:“一切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本是一种节制课程。”我知道,只要在他人与我同等的愉快与受尊重之间行走,情绪的收放才能真自然。
母亲不是以不合理的忍耐教导我“控制”情绪,她用日语的“素直”为我解说“顺服”的状况。我知道自己要顺服的并不是威权的无理要求,而是“顺服”于我所处的状况,并判断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该如何待人处事。许久之后,才知道“素直”可说是松下幸之助先生的人生哲学,如今书架上还有好多妈妈给我的《PHP》小杂志,当然也读了几本关于松下幸之助先生的书籍,但我最喜欢他对于“素直”的解释:“素直就是:下雨了,把伞打开。”
现在常看到孩子动不动就不开心,为小事而怒不可遏。有一次,我的班上有两个小男生同坐一起,因为小误会而争吵,终至扭打成一团,当我听到孩子怒吼着:“我要把你杀掉,把你们用原子弹、核子弹……全部都炸死,包括我自己……”我的感觉并非担心他的人格失常,而是忧虑这种表达方式的积累。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呢?看医生?拿一纸证明?经医师检验是类“……症”?还是,父母亲能素直地接受自己未尽教导的事实,重拾细节做起的责任。
素直其实就是以应对进退、生活行事培养“坦然”,有了坦然相迎问题的态度,真正的自信才能建立。回想母亲培养我们“素直”的方法虽然是从小事开始,但正因幼年不能懂得大道理,小事就成为道理实践的机会。
我小学时每遇责问总爱为自己辩解,就在还“如何、如何……”地想要说分明时,母亲会建议我“素直”地认错、简单地说:“对不起!”她很威权吗?并非如此。我很委屈吗?也非如此。母亲为表达她不是威权,只是要教导我,也曾让我尽情地抒发自以为是的理由与委屈。奇怪的是,我却并未感觉更舒服畅快,事后还隐约有某种说不出的遗憾留在心头;我担心大家是否真的相信我了?他们的了解真如我所希望的吗?比较之下,好像更简单的那句“对不起”反而让人感到轻松,而且说完后,新的相处才更自在。
“天下雨了,把伞打开。”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都笑了,说:“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怕只怕,手上刚好没有伞。”是这样吗?再想想,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有多少时候即使身边有备用伞,但看到下雨时,浮上心头的却是:“为什么?早上气象报告不是说不会下雨吗?真讨厌!……”
要在自己的预想与希望中素直地看待生活的变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如果曾经读过松下幸之助为“素直”所做的简明阐释,那下雨开伞的顺应,应该可以成为杂事纠结的一帖疗药。
只要关心,就不会忘记
我从未看过一个对目标真正关心的人落东忘西,
因为,目标是全景观,
要达到目标的人会不停地自我检视如何准备细节、
如何掌握时间、如何安排顺序;
因此“不忘”是自然,是环环相扣过程中的逐步完成。
我有时与缘只一面的读者再相逢会说出上次见面的印象,或与亲友谈话中重述很久以前他们曾说过的话,当天穿戴的衣着,话一出口,大家总是讶异地说:“啊!你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被称赞为好记忆的我却总比给予称赞的人更讶异,因为心知肚明自己绝不是别人眼中那种过目不忘的人。我学过的事忘得快,读过的书也记不牢,以求取知识的能力来说,绝算不上是一个记忆力好的人,但在生活中,我又的确很谨于记忆,特别是事关职责所属,或欠借之类的事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或说,是什么样的心情激发出我必须有这种记忆?虽早有疑惑,却一直找不出谁的说法能代我说明,直到看了《农妇》这本书。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母亲说我梦到隔日该做的事,母亲告诉我,我做的是“挂心梦”,她没有叫我别紧张,却说我是很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容易“挂心”。我从此觉得,为责任而挂心与紧张都是必然之事,对自己的表现反而没有故作轻松的苛求。几十年来,我慢慢从资浅的工作者进而成为资深者,有时会遇到合作愉快的伙伴,有时则难免在工作中生气。对我来说,一个好的工作伙伴最重要的是价值观,而不是能力。价值观正确的人,脚踏实地就可以累积出越来越好的专业技术,反之却不一定成立。我不说“态度”,而说“价值观”的理由是,“态度”是以“单次”来计算好坏的,可以时好时坏,这样的人或因心情、或因对象、或因环境状态而有不同的表现。但“价值观”会促使一个人“持续地”以“同样的态度”来面对工作。这样的稳定带给人莫大的安心,问题再复杂也终能完成。这种人不会虎头蛇尾,也不会因人而异。
我曾遇到一些工作伙伴,初期工作态度是很积极,为表示不忘的决心,一提到工作总不停地在写备忘,但他们以为写完就做完,结果总有一大半的工作遗漏,最后落得我不停地在帮忙收拾后果。如果追问起遗漏或错误时,他们也不会真诚地说“对不起”,而是取巧地说“啊!我的记忆力很差!”或“我就是那么笨!”非常灵巧地回避了应负的责任或惩罚,所以,跟这样的同伴工作,质量难得改善与提升。忘与不忘,或许跟记忆力有一点关系,但如果都写了工作单还忘,就绝对是不够关心的证明了。除了惭愧与真心改善之外,不宜再有更多的说辞。如果再为自己的误事反过来抱怨他人的责备,那就是自欺欺人,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举止,是不可纵容的情感自溺。
在《农妇》这本书中,年轻的吴晟与他的妻子好奇母亲为什么家中、田事两忙却从没忘过任何一件小事。她不识字,不可能写备忘录的,却永远精确地扣紧时间,顾虑周详,当他与妻子去跟母亲讨教时,母亲只简单地回答说:“事事项项,只要关心,不会忘记!”在这本书中,最触动我的,是这句话中发人深省的“关心”两个字。还有,虽然是一个不识字、从未上过学的母亲所说的读书之道,但以自己的学习经验检视,还是很有道理的:“你们读书人,就要认真读书,只要关心,应该无读不会的道理。”
“关心”是关怀之心的缩语,关怀一件事的人一定重视结果,要结出好果就一定会盯紧过程,所以真的有关怀之心的人,对于达到目标前的所有行进工作都会付出自己所能尽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就如书中母亲所言,会关心“该做什么与该怎么做”,挂心未完成前的准备工作,透过关心了解时间、人事、细节、情感,这就是吴晟母亲口中的“事事项项”。
我从未看过一个对目标真正关心的人落东忘西,因为,目标是全景观,要达到目标的人会不停地自我检视如何准备细节、如何掌握时间、如何安排顺序;因此“不忘”是自然,是环环相扣过程中的逐步完成。这种“关心”可不是应酬式的“了解”,而是步步落实的“在乎”,是真正具体成就事情的“情绪能力”。
多年来一直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希望自己无论在家、在工作、在社会中都能努力做到:既说出“关心”就做到“不忘”的真诚。
一直想,一直想
生活中每遇困难
我常常记起“一直想、一直想”这三个字的力道。
我很幸运,
因为读了这本书而了解了“想”是个“希望之思”,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用了八十几年的生活哲学,
它使得所有的障碍与困难,
都有可能因此而成为更美好的锻炼。
我读简静惠女士的《宽勉人生—国际牌阿嬷给我的十堂课》时有很多收获。但后来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与简女士对谈时,我把读书心得的细节都删掉了,怕时间短、重点多让交流散漫了,所以,我只精简地说出读这本书至少一定能学到的三件事。这三件事是持家有道的方法,也是一位女性从自己生活的琐项去了解家际与人际相处的最好方向。
会打算
知轻重
讲头知尾
这本书中的阿嬷的一生正是戏曲词中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典型,但并不是需要早早当家的穷人孩子都真能扛起家计与责任,这说明了环境固然对于造就人格有极大的影响,却不是单一的条件。这个阿嬷是一位靠自己不断创造出生命条件的人,读她在书中的许多想法,让我觉得既有道理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是,以她的年龄、以她所处的环境,为何思想能如此不随俗又不立异;觉得有道理的是,她的思考永远都在逻辑的周延与情感的周到当中。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地对照自己与书中主人翁同龄时的思想作为:十三岁时我在做什么?在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感触与事件中,我有能力说出自己具体的想法吗?十三岁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回想点,是因为书中的阿嬷在十三岁时为自己想出一个扭转命运的方法并付诸实践,她所改变的是一个人人认为命定的婚约,用的又不是抵死不从的抗拒法,而是“协商”。
想想看,这得要多有胆识与聪明,“才敢”并“才能”突破难关。不只如此,她的计划其实是一种“预支方案”—她向养父提出要去学做洋裁、努力赚钱,帮养兄娶一房媳妇以换取自由之身。这又说明了,在提出这个天才计划之前,在作为童养媳的阶段,她一定有非常良好的表现,因此才能博得养家的信任,可以平起平坐地和大人讨论如何解决自己一厢以为不合适的婚姻问题。作为读者,我不能不把她的成熟与自己十三岁时的思想放在自省的天平上称上一称。
在书中,简女士说:“我婆婆这段挣脱童养媳命运的故事,颇为人津津乐道。”我读时,却突然把“运”与“命”的不同想清楚了。能不能这样说,我们人生“所遇”都只是“运”,但有些人却很有眼光,把所遇的好事与好人都珍惜持守着,绝不辜负这种际遇,也不以为好运就此会源源不绝。这种惜物爱人的特性,将环境中所有的真情美意都转化为自己的生命实景,而不只是一段擦身而过的良辰美事。这种人自己造就“好命”。
另有一些人性格坚韧,每当遇到不善之人或不顺之事绝不屈服,他们懂得努力奋斗,扭转景况,又不自怨自艾,这样的人也不会顺厄运之道而走。
而书中的游勉女士是极为少数,眼光与聪明齐备的女性,是前者与后者的组合,所以凡生命所遇的好,她都多加珍惜扩大;生活所遇的困难,全不畏惧地迎战。她是一个把“自求多福”的观念真正实践于生活中的智者,用具体的计划将实际生活与现实环境做出最完美的协调,调子不高,只是身体力行。
我好喜欢这本书中简女士问阿嬷,为什么在十三岁这么小的时候就懂得要改变命运,阿嬷说,她只是“一直想、一直想”。这句话如果用闽南语念,“一直”的读音会近似“一迪”,好像在声音中都让人感觉到对于不懂之事、未卜之途想尽办法要破茧而出的心情;有一种不屈服的勇敢与坚决,但不屈服中,又绝不想带给任何人麻烦或为难。我可以想象,那再聪明也还算年幼的绞尽脑汁中,没有一点怨叹,却充满希望的光是多么的可爱与可佩。
这本书有许多实用之处,生活中每遇困难我常常记起“一直想、一直想”这三个字的力道。这句话在我们家已经成为互勉的话语;有时候是充满童趣的打气声,有时候是更为深刻的细思考。
我很幸运,因为读了这本书而了解了“想”是个“希望之思”,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用了八十几年的生活哲学,它使得所有的障碍与困难,都有可能因此而成为更美好的锻炼。
我很希望有一天这本书会再重新排版与设计,让它的精神不要因为画面而停留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应该有更多当代或未来的女性都来读一下这本书,读懂一位女性闪烁在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壮阔自己生命格局的精神与方法。
大智若愚,大拙至美
聪明应该不是某种过人的天赋,
而是因为时时专注,耳聪目明所累积的慧性。
谁都不喜欢被说是“笨”,因为很少人会谨慎地用这个字,说别人“笨”的人,心中难免带着贬抑毁损的力道。但我常想起“笨”在竹节中的样貌,又想起如果不带羞辱,“笨”字倒很可以用来当作自我反省的标准。
在日常语言中,与“笨”对立的是“聪明”。眼睛看仔细、耳朵听清楚的人,做起事来就条理分明,取熟问生,自然是聪明。所以,聪明应该不是某种过人的天赋,而是因为时时专注,耳聪目明所累积的慧性。但无论怎么解释,一般人总喜欢把“聪明”与“反应快”“机灵”或“异禀”连为一谈。
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其实都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们慢慢在评价中成长,变得刻意要追求成人眼中“反应快”“很机灵”与“超越他人”的刻板印象,所以,自然的聪明往往分心他途而不见了,在问题中不得不显出“笨”结果:这是我观察之后的感想。我经常把问题交给不同年龄的孩子去处理,想出解决方法的往往是受教育最少的那个孩子。比如说,有一次给大家一个糯米团与一个红豆馅,要他们把糯米团用拇指压出一个凹槽,然后放入先揉成球状的红豆馅再包成一个红圆。在一群孩子中,唯一没有高声叫难的竟是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当别人都被红豆球太大、包不进去的现况困住时,她并不是因为手特别巧而不感到困难,而只是眼睛雪亮地盯紧问题。她不自设条件,因此懂得把红豆拿掉一些,把球的体积变小,轻松地一圈套入一圈,再搓揉成毫无破绽的球中球,这个解决的方法让人不能不称赞为“聪明”。
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被分为“聪明”或“不聪明”,但评断一个人够不够“聪明”就得听听梁思成的一句话:“聪明的人只是不再重犯自己的错误。”这是他在组织东北大学建筑系时经常对学生说的话,我在《大拙至美》这本书中读到时,觉得过去模糊的一个想法突然清楚了。他很客观地对学生说:“世界上绝对聪明的人是没有的,绝对正确的人也是没有的,重要的是你能够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自己在生活中或教学时常咀嚼这句话。我认为“同样的错误”一定不只是指“一模一样”的事件,而是包括“逻辑相同”或“类型相似”的状况。我们学习事物是触类自会有一定程度的旁通,不可能学一样只会一样,所有已知的经验都可以联结应用,借此解决许多未知的问题,但如果有人为了任何一种理由坚持自己的错误或不肯自省,那就真的与“聪明”无缘了。
我想到许多父母或老师总喜欢这样说孩子,说他们:“不是不聪明,只是很粗心。”我们忘了教孩子,如果把心粗着用,老是重复犯错而不以为意,其实才是不聪明。我想学梁思成的诚恳,把孩子带到更聪明的境界去。
《大拙至美》这本书收的是梁思成有关建筑方面的文章,虽是谈建筑与对建筑系学生语重心长的教育,但他的文字总能把一种概念表达得非常清楚,所以书中有许多类似于“聪明”这种澄清迷思的说法。例如他提出对建筑要“整旧如旧”,我觉得其中所用的语词就非常巧妙易懂。在讨论赵州桥这一篇中说:“即使旧券石上有少数要更换,也可以用桥身他处拆下的旧石代替,或者就在旧券石之间打几个补丁,使整座桥恢复‘健康’‘坚固’,但不在面貌上‘还童’‘年轻’。”他所强调的虽是建筑形与神的相称,却让我想起林语堂说过,以“年轻”赞美人是一种语言上的不幸,因为:“老年壮健是人生莫大的幸运,但改称为年轻,便将削减意义,使原来很完美的东西变为不完美了。”他们一个说的是建筑的样貌不该返老还童,另一个说的是人的样貌也不该希望返老还童,只能老当益壮,尊崇岁月的光华。
这两段话让我突然感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很奇妙的时代,我们有很多未经过生活风雨的仿古建筑或家具,也有可以磨掉生命年轮的逆龄美容医学,生命的风华到底能不能如愿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们又到底能不能聪明地为自己决定一种真正有质地的美好生活?
“门当户对”的最好释义
他们的父亲不是问这个未来女婿有多少财产存款,
每个月薪水有多少,而是反复地问及他的家庭教育与道德标准,
最不简单的是,孩子完全能够理解体会他的这份心,
他们认为父亲这种表现才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门当户对”。
看书有时候会得喜出望外的收获,我没有想过在《怀念孙运璇》这本书中会读到“门当户对”最好的解释。但在分享这个观念之前,我还是要先记下自己对这本书的感想。
我想不出有谁曾批评过孙运璇先生,说到他,就让人想起那个风雨飘摇、资源缺乏的时代孙院长对这个社会的意义。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哲人日已远,典范在夙昔”正符合孙院长。
我在好久前就曾看过孙运璇先生的传记。七年前,有一次去人文空间拜访时,天下文化的总经理林天来先生坚持要送我几本书,他请我在书架上选自己喜欢的书,那天我所挑的书籍里,其中一本就是开本及印刷都非常精美的《怀念孙运璇》。照片占了这本书很大的篇幅比例,但因为编得很朴实又都有数据上相辅说明的意义,所以,让人不只对孙运璇先生,也对那一个时期的台湾重起了具体的印象与珍惜之心。
我很喜欢书里的几张照片,一张是1978年孙院长与蒋经国先生一同参加运动会所留,很少开口大笑的孙院长眺望远方,想必是为了某一种场上的胜利而替人欢喜,或为某一场奋力的表演露出由衷欣赏的开怀;另一张是严肃工作中的孙院长在1979年巡视石岗水坝,听取简报所留的模样。永远衣着整齐的孙院长表情专注,从年轻到晚年,他的所有工作留照都是如此的神情。
另一张放在297页下方是孙家旅行所照,孙运璇先生站在米开朗基罗雕像前,一脸崇敬,是我们不熟悉,但他的子女深深了解的表情。少年情怀与赤子之心的可爱则在133页有着漂亮的画面,照片中孙院长手挽着风华绝代的格蕾丝王妃一起同步向前,他的脚步轻快如踏青云之上,脸上的表情编者已做下最好的旁写:“大粉丝孙运璇先生,一脸惬意。”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孙运璇先生与夫人在匈牙利旅行时的一张留照,孙院长靠向太太紧依着她的头,同时看顾夫人的眼睛是下望的,以他们面向同一个方位的姿势来说,四眼本就无法相对,一般的人一定往前望,但那个表情充满了响应与感谢,虽然不是很清楚的一张照片,却是最自然也最美丽的老夫老妻。
读《怀念孙运璇》时除了又一次缅怀自己有幸成长的时代,与重温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之外,我在书末还读到孙家孩子为父亲所写的纪念文。在他的长子回忆孙院长与前来求婚的女婿深谈时,我读到了孙家对“门当户对”的解释。孙院长的长子说,他们的父亲不是问这个未来女婿有多少财产存款,每个月薪水有多少,而是反复地问及他的家庭教育与道德标准,最不简单的是,孩子完全能够理解体会他的这份心,他们认为父亲这种表现才是我们中国人真正的“门当户对”。
我从来没有听过阐述得比这段话更好的“门当户对”之说。一向以来,只要提到“门当户对”总让人想到势利,我们很难对这句话产生好感。如几年前,我有一个亲戚家中的成年儿子交往了一个父母不喜欢的对象,在反对这交往的过程中父子起了争执。因为男方家境很富裕,往来也都是经济优渥的家庭,没想到父母中意的女孩,儿子却不喜欢。因自己的女友得不到家庭的认同,这个孩子终于问他的父亲说:“她的家境不好又不是她的错。你们到底为什么反对?”这位父亲答得非常糟,他说:“我并没有反对她的家境,我只是不懂你的眼光为什么这么差。如果这个女孩子聪明到是台大的榜首或美如天仙,我才能懂得你为什么这么糊涂!”
我觉得这是说自己并不势利中最势利的护词,如果我是孩子,一定会因为听到这样的话语而失去对长辈的尊敬,因为,这种话不只说出自己偏差的价值,还自认有伤人的权力,完全显现了富者的傲慢。
“门当户对”不是不对的想法,事实上,任何要联姻的两个家庭,双方都需要对此有慎重的考虑。我很想跟更多人分享这本书中提到的“道德与家教的门当户对”,就是觉得我们无法回避这份传统的观念,更不应该曲解这四个字的意涵。
我因为读到了孙家这个充满慈心善意的解释,而更懂得把自己对孩子选择伴侣的希望说出来。如果你也是一个希望与成年孩子好好讨论未来伴侣的父母,请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总有一天,他会帮助你,也会帮助你的孩子。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先了解孙院长的为人,而后你就会了解他的价值为什么能传承给孩子,带给他们真正的快乐与尊严。
麻中之蓬,也要尽心守护
一心守护着年轻人的赵铁头知道,
要保护年轻易受威胁与利诱的心,
不能不给好的环境,
所以,唯有倚靠施权与行利者的慈心善意,
在麻中生长的蓬,才能不扶而直。
父亲有时会轻言责怪我不看“新闻”、不关心“时事”。被责备的我并没有觉得委屈过,因为我确实几乎不看报纸,也不开电视看新闻了,只因为看了觉得“很烦”,不知道怎么安置心中的感受。我无法忍受即使想从网络上直接看一点简要的报道,也要先通过一大堆杂乱的画面与词条,就是不能简单地看到干干净净、真诚平稳的文字。我更无法忍受一个电视画面分割为好几个窗口,有个在播灾难,有个是碗粿正在上桌,但跑马灯上的字与这两者的报道都无关。更离奇的是,主播的念稿又与其中三者也无关,我每开一次电视,就有精神分裂的感觉。爸爸说,那听广播也可以,至少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打开广播,不懂为什么每件新闻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要讲三次:先是“新闻提要”概述一次,进入报道再重复一次,报道中再交给分区记者又讲一次,本以为是时间太多,把一件事冲淡了才好填满时间,没想到正想知道一件真正重要的事实前,进广告了,而每次听到“以上新闻由……”那快速而含糊的结尾词时,总觉得播报的记者是落荒而逃的,所以,其实是没有时间可以虚耗才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简单扼要、紧紧实实地讲一次就好?就这样,我渐渐离各种报道新闻的媒体越来越远了。
但离新闻媒体远并不代表不关心这个社会。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很关心身处的世界,只是,我也经常生气于大家讨论各种问题的态度并没有展现一致的价值。我们很少只谈问题的意义,而总是把人牵扯进来,因此就一定要回到立场,无法保持理性客观的讨论。往往有这样的心情时,我就得看一些书来平衡自己。赵耀东先生的故事,那本由刘玉珍女士所写的《铁头风云》,我每次遇到台湾有贪污事件时,就会拿出来看一下,以证实那个曾经有过廉洁价值的社会只是失去,而不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时日。
在54页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赵老大一帮人为了保护部属可说不遗余力,他在董事长任内,曾经由总经理傅次韩具名,发出两千多封信给和中钢有往来的厂商,希望他们不要给予从业人员财务及其他任何便利,以确保中钢公司从业人员的纯真与清白,让他们在事业上能健康地发展。
由于中钢从业人员都非常年轻,其中也有人因社会风气的不良、厂商的诱惑,或家长人情的压力而误入歧途,身陷法网,他认为这些人都是“被害者”,所以他拜托外界不要给中钢员工诱惑和压力。
信函发出后,不少员工眷属写信来谢谢他,厂商也知道中钢的原则,因此日后凡到用餐时间,出外办事的员工都被厂商笑问:“便当带了没?”
说不出每次读到这一页的时候有多感动,虽然自己并非是他直接守护的一代,但那种幸福完全可想而知。书中以“母鸡带小鸡”来形容他的周到保护与管教严厉,我觉得这个比喻真贴切。在台东长大的童年,“老鹰抓小鸡”不只是游戏,也是真实生活中会发生的状况。当老鹰在空中盘旋时,母鸡的全面戒备与护子心切的行动是诚挚感人的。
这本书的好看是因为书中有很多“合情合理的人”破除已存在“不合情理的事”,他们对于社会的热情全都化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中而形成贡献,没有高调,事事切实。
另一个我喜欢的故事是关于马纪壮为炼焦工厂的员工调薪的故事。人事单位不肯答应调薪是因为中钢与美国钢铁工程顾问公司合作,所有制度均仿照美钢公司。在美钢公司,这个部门的薪资是最低的,中钢并不特别,所以不能更改。因为炼焦炉温度高达摄氏一千三百五十度,工厂周围酷热异常,空气也不好,在美国白人不愿担职,所以都是黑人在做,薪资自然就是全厂各单位的最低。
马纪壮听了人事会计部门的解说后不置可否。有一天,他邀了两单位的数字主管,说想到厂内看看,找他们作陪。到了炼焦厂,他提议大家到炉顶去瞧瞧,大家不疑有他,以为只是陪老板视察,很快就会下来,便都跟上去。
没想到一段时间过去,马纪壮仍气定神闲地东指西画,似乎没要下来的打算,而且还吩咐在下面的员工泡茶上去。炼焦炉顶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多度,一干主管被烤得真是心急如焚,只得央告:“我们是不是可以下去了?上面实在热得受不了。”
他慢条斯理地回道:“真的热呀?!那他们的薪资要不要调呀?”
会计和人事早忙不迭地点头说:“调!调!”
在这么可爱的故事中,我们没有看到官腔或高调的教训,书中说:马纪壮会如此神色自若的原因,是他脚上穿了双厚底胶鞋,早就打算要来和这些主管耗的!
那个要守护炼焦厂员工基本平等的马纪壮知道,只有人处其境才能同此心共此理。而那个一心守护着年轻人的赵铁头也知道,要保护年轻易受威胁与利诱的心,不能不给好的环境,所以,唯有倚靠施权与行利者的慈心善意,在麻中生长的蓬,才能不扶而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