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上听到的故事
北京开会我与老朋友相聚，自然亲热无比。早餐蒙华铁路公司总经理张梅陪同我们一起，边吃边聊。来自西安的白发祥说起一件事至今让我回味，这是发生在大书法家舒同在陕西任职时的故事。
白发祥一直在铁路系统工作，曾任西（安）延（安）公司总经理，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同年出生，比我大几个月，当然称他老兄了。发祥老兄爱好广泛，尤其对书法饶有兴趣，闲话中聊到了大书法家舒同的一段往事。1966年夏天狂风四起，“文革”来势凶猛，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些人的狂热淹没了良知，拿着“大帽子”乱打乱扣弄得鸡犬不宁。有的人被他们无中生有地扣上了“保守”“保皇”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无理可说，搞得人人自危。我和发祥兄那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学生，经历了那个不寻常的年月，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有一天下午快该做晚饭的时候，发祥兄受母亲之命到街上买东西，正好看到一个长者低着头在墙上贴大字报，旁边放着糨糊桶和写好的两张大字报。贴到墙上的大字报露出了标题“揭发霍士廉同志的几个问题”，发祥兄觉得挺有意思，他只知道霍士廉是省里的大领导，具体干什么也不清楚。其他大字报在人名字上都画有红叉，这张大字报不仅没有红叉还称霍士廉为“同志”，大字报的内容也似懂非懂。继续往下看，落款是“舒同”。长者贴完还是低着头，掂着糨糊桶慢慢地走了，看样子心情很沉重。发祥兄从头到尾看完了大字报，却自始至终没有看清这位长者舒同的相貌。讲到这儿的时候，发祥兄十分后悔地说，舒同走后没有把他写的大字报揭下来珍藏，那可是舒同的墨宝真迹啊。
翻开历史上的那一页。霍士廉1909年出生在山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早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文革”期间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比霍士廉年长4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文革”期间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是霍士廉的好搭档，他们既是同志、战友又是老朋友。回想那一段历史，在那黑白颠倒的年月“矛盾向上就是大方向”，霍士廉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舒同怕被扣上帽子不得不做出样子，违心地写了“揭发霍士廉同志的几个问题”那张大字报。尽管如此，舒同也没有摆脱挨整，照样惨遭迫害，那个年月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有谁能逃脱厄运呢？那阵“狂风”之后，霍士廉、舒同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1982年他们都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成为委员。舒同自幼聪颖好学，练得一手好字并自成一体，被人称为“才子”，20世纪80年代他和书画界的朋友创立了中国书法协会，还当选为主席，他出版的《舒同字帖》《舒同书法集》等作品在书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白发祥学校毕业参加工作进了铁路系统，工作兢兢业业，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在西安客运段任职段长那年，有一天接到通知，舒同要从西安坐车到北京去，由发祥段长安排去送车。在车站贵宾室，一席长谈引起了舒同的回忆。舒同说，这一生中做错了一件事造成终生后悔莫及。“文革”初期他在陕西省委工作，大家都贴大字报，为了表现自己站在革命前列不落后，像挤牙膏一样很勉强地拼凑了几件事，写了一张“揭发霍士廉同志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贴在墙上，虽说都是些鸡毛蒜皮之类不疼不痒的小事，但是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革命战友。当时心里很矛盾，不写怕那些人给扣上“保皇”“不革命”的帽子，写吧又实在找不到霍书记的毛病，思来想去还是拼凑出了那张大字报。贴到墙上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里，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弄得彻夜难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决定撕下那张大字报。结果跑去一看墙上干干净净，不知谁已揭掉拿走了，根本无法找回，让这块疼痛难忍的心病再也无法得到医治。20多年过去了，舒老还为这事纠结在心，说出这件事心里能得到一些缓解，也是给老战友道个歉吧。坐在旁边的白发祥目睹了这件事，舒同贴大字报时也无心观察旁边有没有人，他并不知道白发祥知道此事。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巧，知道这事的人就在眼前。可惜啊，当年年轻的白发祥可能还不知道舒同墨宝的珍贵，也可能他不敢去揭这张大字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发祥兄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没有把大师的真迹拿到手，叫谁都后悔。
揭走这张大字报的人肯定是一个书法爱好者，或是一个喜爱收藏的人，也说不定是了解霍士廉和舒同的人，看到这张大字报大胆地揭掉，免得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另做文章。至今，舒老这张“揭发霍士廉同志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还没有露面。我倒是希望它能被人收藏起来，若干年后终有一天再现世人面前，岂不成了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人们透过这张大字报，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
舒同的书法艺术作品人见人爱。他那张“揭发霍士廉同志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若是完好无损地被人收藏，我真诚地希望收藏者能写一篇文章，原原本本地把收藏这张大字报的原委说出来，以此来告慰舒同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2013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