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鲁迅早期出版活动对现代中国传媒发展的贡献

鲁迅留日期间的出版活动主要是翻译出版。以1906年为界，其出版活动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鲁迅的翻译出版活动主要围绕着“科学”展开，先后翻译出版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小说[1]；翻译或创作了《中国矿产志》《物理新诠》等自然科学书籍，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中国矿产志》在1906至1912年间先后出版四次，清政府学部将其推选为“中学堂参考书”，农工商部也“通饬各省矿务议员、商务议员暨各商会酌量购阅”[2]。不过这一时期鲁迅的翻译出版活动尤其是科学小说的出版，仍“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并未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无论是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翻译时所采用的策略都追随晚清的“大流”。直到1906年以后，鲁迅第二阶段的出版活动才逐步远离晚清的大流，表现出“走异路”的趋势：其翻译出版所选的国别由先前的欧美强国转向了俄国及波兰、波斯尼亚、芬兰等弱小国家；所选的翻译作品类别由前期的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大众文学为主转向了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等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方法由晚清占主流的“意译”逐渐转变为忠实原文的“直译”；翻译语体由起初的俗语为主或者文白参半转变为纯正的古雅文言文。总之在经过他个人的独自摸索与思考之后，鲁迅逐渐远离了晚清出版界的“大流”，走出了一条独具风格的“异路”。

第一节　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鲁迅早期科学小说出版

科学小说是晚清影响力最大的四类小说之一。当时主流文学杂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等等都设有科学小说专栏。包天笑、周桂笙、梁启超、徐念慈、薛绍徽、卢籍东、林纾、陈冷血、吴趼人、李伯元等晚清知名作家和译者都有过翻译或创作科学小说的经历。据统计，晚清期间翻译外国科学小说的数目超过了80种。这中间最受欢迎的无疑是凡尔纳的科学小说，陈平原先生曾做过专门统计：1896年到1916年间中国畅销小说排行第一的是柯南道尔，共32种；排名第二的是哈葛德，25种；并列第三的是凡尔纳和大仲马，皆17种（陈平原先生的统计似乎还不够精确，据日本樽本照雄1988年版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1915年前中国出版凡尔纳的著作达20种）。可见，科学小说已列入晚清最受欢迎的小说行列，而这当中，凡尔纳又是最受欢迎的作家。

科学小说出版热潮的产生与晚清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人们在屈辱的失败体验中逐渐意识到科技发展在强国中的作用，催生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科学小说由于既能满足国人“科技强国”“科技抵辱”的愿望，又符合中国古代志怪文学追求趣味性的传统，因此一传入中国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很快成为全国性的创作潮流。

鲁迅受到这股出版热潮的影响涉足于科学小说的翻译出版。周作人事后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鲁迅初到日本时，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外国小说家是嚣俄（即雨果），其次有影响的作家是焦尔士威奴（即凡尔纳），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杂志中最叫座的作品，当时鲁迅决心翻译《月界旅行》也正是如此。”[3]事实上早在1900年，薛绍徽和陈寿彭就翻译出版了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1901年，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又翻译发表了凡尔纳的《十五少年》。同年，还刊发了卢籍东、江溪生翻译的《海底旅行》。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鲁迅翻译凡尔纳的作品是受到薛绍徽、梁启超的影响，但是时代的“风气”肯定对鲁迅产生了影响。事实上，当年鲁迅对凡尔纳的了解并不深入，甚至不知道《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同系凡尔纳所著，[4]因此很难说鲁迅出于对凡尔纳深入了解和偏爱而选择其小说。

鲁迅从事出版活动的目的除了获取点经济利益外，主要是想借助科学小说来宣扬科学。这一点与梁启超等人是一脉相承的。梁启超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鲁迅当时深信不疑，认为“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6]。科学小说能打破传统迷信，激发国人对科技的兴趣进而改良思想，辅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科普文章相比，科学小说更能吸引读者，更利于宣扬“科学”。正如《〈月界旅行〉辨言》所言：“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7]鲁迅所说的大抵是事实，在民众普遍缺乏基本科学素养的晚清，纯粹的科学著作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是非常有限的。这与中国科技发展的特殊过程有关。西方的科技走的是内部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它经过了几代人的积累，夯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中国的近代科技则主要是从外移植（引进），它是跳跃式的、断层式的发展，缺乏民众的渐进、积累过程。除了极少数专业人士外，大多数民众缺乏接受、理解外来科技的基础，因此正式的科学杂志常常不受普通读者欢迎，倒是那种亦幻亦真的科学小说满足了中国读者对科学渴望。包天笑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晚清“中国的杂志中最发达的是文学杂志，最不发达的是科学杂志”[8]。科学杂志常常以小说为药引才能将科学知识推广到广大读者当中，著名的科学、政治杂志如《格致汇编》《万国公报》《中西见闻录》经常依靠发表小说、寓言、散文等文艺作品来吸引读者。鲁迅以科学小说来传播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开发民智的思路虽然还没有越出晚清出版界的惯法，但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在翻译策略上，鲁迅的翻译出版与晚清盛行的翻译方式也保持高度一致。晚清科学小说翻译以“意译”为主，译者可以根据个人爱好与中国读者的习惯改变原作的文体、结构和人物，甚至还可以从译文中跳出来对所论问题大发感慨（即在原文添加评论或抒情段落）。这种大胆的译法与日本文坛当时的流行翻译风气有一定的联系。上世纪初，日本翻译者在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也不够尊重西方文学原著，例如森田思轩在翻译凡尔纳的《十五少年》时就采取“译意不译词”的做法。日本翻译家的做法成了后来中国译者为“意译”合法性辩护的依据。梁启超曾说：“英译自序云：用英人体裁，译意不译词，惟自信于原文无毫厘之误。日本森田代自序亦云：易以日本格调，然丝毫不失原意。今吾看此译，有纯以中国说部体段代之，然自信不负森田。”[9]森田将凡尔纳的《十五少年》由三十节压缩、删节为十五回，梁启超又根据森田的本子增加了三节，并对内容做了一定调整，如删节了译本中关于法国少年与英国少年间的性格描写、心理描写的内容，并模仿《史记》的按语添加了译者个人的感想与评论。

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晚清的科学小说翻译还常常套用传统章回小说的框架，不仅每节增设了对仗的回目，每回开头还添加了“上回”“话说”等承启词，末尾附有“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晓”等连接语。在翻译专用名词上，“原书人名地名，皆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述。凡人名，俾读者可省脑力，而免于记忆之苦”[10]。在翻译语言上，晚清译者大多采用以俗语为主或者文言参半的较为浅近的现代书面语。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时甚至打算全用白话体，只是对习惯于用古文写作的老式知识分子来说，全用白话文远比全用文言文困难，因此《十五小豪杰》前几回“纯用俗语”，后面的章回文言文逐渐多起来，最终变为文白参半的“驳杂之体”。

上述特点在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中亦有体现。首先，鲁迅和梁启超等人一样，对所参照的日本译本做了大胆的删改、增添。井上勤译作《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有二十八章，鲁迅“截长补短，得十四回”。井上勤译本还保留的“月世界之说”和“美国人月世界的不学及信用”的章节被鲁迅完全删除，因为它们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不适于我国人者”[11]。鲁迅翻译的另一部科学小说《地底旅行》改动之处同样极多。凡尔纳的原作《地底旅行》有四十五章，日译本将之改为十七章，鲁迅的翻译本进一步改为十二回，调整了许多内容，例如将洛因历经艰难的旅程后与男主人公最终结为夫妻的内容完全删去，第九回加入了自己观点“胜天说”，并将自己所理解的进化论思想“镶嵌”了进去。另外，为了便于中国读者接受，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全部套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原作独立的章节被整理为“成对”的回目，每回拟定了工整的七言对句标题，每个标题下面还配有一首破题的古体诗，文末还加上了评论性的诗句。这些大胆的删改虽然强化了情节的紧凑感，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凡尔纳科学小说中的科普作用及其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西方现代思想元素流失较为严重。后来鲁迅对此非常后悔，在1934年5月15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12]。

在翻译语言上，鲁迅起初也跟梁启超一样，尝试用俗语来翻译科学小说。这种尝试同样没有成功。以《月界旅行》为例，小说前几章俗语分量比较重，体现了鲁迅以口语翻译小说的努力，然而他很快发现“纯用俗语，复嫌冗繁”[13]，因此后面的几章文言文成分逐渐加大，最终索性放弃了之前的白话文的追求。到1906年翻译科学小说《造人术》时，鲁迅则已全用文言文翻译了。

总而言之，鲁迅在1906年前从事的科学小说翻译出版活动仍“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无论是其“以科学小说传播科学思想”的出版理念还是“以中化西”的翻译策略都与晚清的主流做法保持了较大的一致性。鲁迅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还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没能给晚清的出版业带来独创性的贡献，但是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丰富、充实了晚清的出版业绩。

第二节　融合创新中的鲁迅早期科技出版活动

鲁迅早期的科技图书出版主要发生在1902年到1907年之间。这一时期他虽然在物理、天文、地理、医学等各个专业领域都有涉足，但业绩最为突出的还是地质出版。这显然与他早年的专业学习经历有关。众所周知，鲁迅于1898年进入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学习，系统地接受了现代矿业学教育。当时他们使用的教材是由传教士玛高温口述，中国公民华蘅芳笔录的《金石识别》与《地学浅释》。前者系美国地质学家代那所著，后者则为著名地质学家雷侠儿（Lyell）所著，两书于1871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鲁迅在矿务学堂学习非常认真，不仅手抄了《地学浅释》一书，还在《金石识别》的空白处记下大量的读书心得和听课笔记。如此认真的学习让鲁迅对自己的地质知识非常自信，他在黄埔军校讲座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14]留学日本以后，鲁迅阅读大量的有关地理、地质方面的书，翻译或创作了《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中国矿产志例言》《中国矿产全图》等论著（图）。尽管他这一时期的出版活动带有晚清洋务运动的痕迹，表现出较强的科技强国的意图，但与其他同时代的相比，鲁迅的地质类出版还是显示出了颇多超越之处。下面，笔者将鲁迅在日本的地质学出版置于晚清的出版状况中考察，分析它们在晚清自然科学出版中的贡献与地位。

一、鲁迅科技出版物在晚清科技出版业中地位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上下深感挫败，逐渐形成了学习西方、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并引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自然科学图书的出版作为“师夷长技”的重要形式在这期间得到了长足发展。据《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记载，截至1907年，中国出版的现代科学图书超过了600种，而这中间地理——地质类图书有近80种，内容涵盖了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地貌学、测绘学等各个学科分支。笔者现将相关图书罗列如下：

晚清出版地学著作表（1840—1907）[15]

鲁迅虽然不是专门的科技出版工作者，然而在清末民初那个特定的时期，他的地质类出版实际上已经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对当时的中国地质出版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具有表现在：

第一，鲁迅的《中国矿产志》是中国地质图书出版史上第一部由国人撰写而非纯粹的翻译、编译的地质类图书。1907前我国出版的79种现代地学——地质学图书中，其中78种都是西方著作的翻译之作。这些图书包括普通教科书（约占54%）、基本原理著作（约占33.5%）、采矿技术书籍（约占12.5%）三类，其内容通俗、浅显，大多处于基础知识的普及阶段。只有鲁迅的《中国矿产志》是在融会贯通西方地学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早年良好的近代地质教育使得他在别人亦步亦趋地学习、消化西方地质理论的时候，就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独创性的写作。尽管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矿产志》并不全是原创，可能融合了他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与晚清地质出版界清一色的翻译出版相比，它显示出了中国科技人试图独立撰写地质学著作的努力，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另外，与之前的地质书籍停留在对“基本原理”“基础知识”的介绍不同，鲁迅的《中国矿产志》是第一部针对中国地质情况的专门研究，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

第二，鲁迅的科技出版活动代表了晚清以来一支新的科技出版力量的诞生与崛起。1906年以前的中国科技出版者主要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少数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前者如［英］傅兰雅、［美］玛高温、［英］艾约瑟、［美］金楷理等等，后者如杜亚泉、罗振玉、华蘅芳、李善兰、王德均、徐寿等等（这些人大多通过自学了解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中国早期的科技出版常常就是借助于西方传教士口译、中国知识分子笔录合作完成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中国的地质学图书出版缺乏地质科学作支撑，中国还没有产生现代地质学，故只能全部依赖外国输入；二是晚清精通西语的人才非常少，而懂西语又懂地质科学的人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懂科学的外国传教士与会汉语的中国知识分子结合共同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便成了唯一的选择。由于科技人才的匮乏，这些翻译人员常常肩负多个专业领域的翻译的，例如华蘅芳的专业是数学，他除了协助传教士傅兰雅翻译《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数学著作外，也涉足地质学、矿物学、航海学、气象学、天文学领域的图书的翻译出版。李善兰、王德均、徐寿等人也是如此，这种身兼多个专业的翻译出版势必影响到他们对专业领域的深入钻研。另外，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的翻译、出版队伍本身也存在一些“先天”弊病。他们在中国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科技，而是为了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以便“驯化”“奴役”中国百姓。广学会创始人威廉臣（传教士）曾说：“凡欲影响整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16]中国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要想从心理上征服或者“开化”这批“顽固”“愚昧”“自大”的中国民众，单凭坚船利炮是做不到的，甚至依靠宗教亦不能奏效（中国传统文化对异族宗教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与排斥），只有发达的科技文明，由于其直观性和超意识形态性，让中国人能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去感受和接受。借助于近代科技文明的炫展，西方国家很容易树立文化上优越性，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将科技的先进性延伸到宗教、政治领域，逐步使中国人认可其宗教、政治的先进性。因此，早期从事科技翻译与传播的西方传教士或多或少带有传播其他意识形态的目的。另外，有的西方人士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利益，甚至还会采取某些别有用心的行动。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列举的那些借考察之名在中国探矿从事间谍活动的探险队就是属于这一类。

1903年以后，留学知识分子才逐步地参与到科技书籍的出版活动当中。鲁迅的《中国矿产志》无疑是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翻译出版力量的崛起。虽然在1907年之前，中国派往欧美、日本的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万人，但从事科技出版的则很少，留学归来的新知识分子成为科技出版的主力军已是民国以后的事情。鲁迅、顾琅、虞和寅等人是留学生队伍中从事科技图书出版的先驱者，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却表现出了不同于前辈的翻译、出版特质：他们接受过专门的现代科学教育，专业知识远远超过洋务派的旧式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更为深入；其次他们的外语能力比较好，能够独自阅读外文文献，独立从事翻译活动，并能追踪科技发展的前沿问题；再者，留学经历也让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具有现代性。与晚清翻译人才常常跨越几个专业领域不同，留学知识分子的科技翻译常常限制在自己学习的专业上，相比较而言对其所翻译的书籍的理解也更为准确、深入。留学生知识分子代表着中国科技出版的发展未来。

第三，鲁迅的《中国矿产志》还为中国近代的科技出版物增添新的风格。尽管鲁迅早期的科技出版仍带有晚清的时代特征，企图通过科技图书的出版来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鲁迅的《中国矿产志》也表现出不少新的特质。将其《中国矿产志》与当时的出版物相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巨大差异。从出版风格来看，晚清的科技图书严守科技文体的原则，文字平实、叙述客观，少有大胆发挥、挥洒个性之处。而鲁迅早期的科技出版物则带有浓重的主观个性，其文字带有较强的文学色彩，语气铿锵、气息磅礴，言语间饱含浓烈的爱国感情与初步的启蒙意识，具有较强的煽动性。

二、鲁迅科技出版活动在中国近代科技出版业发展中的贡献

1. 科技图书出版与“启蒙”“救亡”的融合

鲁迅早年非常崇拜严复，严复每出一部书，鲁迅必想方设法弄来阅读，其中部分篇目几乎到了可以背诵的程度，并经常与朋友讨论其中的奥义。严复的出版理念与翻译风格对鲁迅的人生理想与出版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鲁迅早年以科学为业，然其兴趣并不在纯粹的自然界，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言，自己说“想去学生物学”不过是“慰安”藤野先生的“谎言”罢了。他意识深处更想成为严复那样的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整体影响的思想家，而非局限于某个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天演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运用到社会领域，作为“社会观”来考察、分析社会诸问题的做法给了鲁迅极大的启发，在早期出版实践中，鲁迅的自然科学研究与改造社会的理想总是融合在一起。

鲁迅的科技出版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限定在对纯粹的自然规律的揭示上，而包含了不少社会功利目的。1903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自己写这篇文章是痛感国人之“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凡得几许”[17]，且忧开矿破坏“风水宅相”，阻碍矿业发展，从而任外国列强派遣间谍、探险队“造图列说，奔走相议”，大肆窃取中国地理、矿产资源。1906年的《中国矿产志》，写作目的亦是如此：

世目中国矿业为儿戏，夫岂溢恶之言哉？……呜呼！中国之所谓矿业如是而已，与世所谓矿业大义盖大异。故世人曰：“支那多矿产，支那无矿业。”[18]

鲁迅并不希望读者从他的著作中只获得一点点地质知识，而“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19]。在书中直言“亡国灭种”之忧患在晚清的地质学出版界并不多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不符合科技读物的规范，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他图书大多是翻译之作，不便掺杂作家的忧患意识。如此看来，《中国矿产志》实际上于晚清地质图书体例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范式。它将梁启超、严复等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开辟的社科政论传统与晚清洋务派主导的科技出版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并且还仿照严复的翻译文体，在正文的基础上，添加了导言、结论或序言部分。他对科学精神的宣扬，对中国前途的焦虑以及社会问题的探讨往往就集中在这些附件之中。

2. 科技图书出版与“子部”传统的融合

如果说，鲁迅早期的科学小说出版活动深受梁启超的影响，那么其科技图书的翻译出版则受到严复的影响更多。“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是严复翻译的突出特征。它实际上蕴藏了严复独特的出版理念——要制作诸子百家那样的“道”之经典，而非洋务派那种“技”的应用之书。其师吴汝纶对严复的这个野心非常清楚，曾评价道：“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20]而要出版“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那么“文必夏殷周”。语言不雅致，文章不合“古文家的义法”怎么可能流传久远呢？怎么能成为经典呢？鲁迅早年也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观念。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追求突破专业限制的普遍价值。像《天演论》一样影响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鲁迅的《中国矿产志》《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都试图立足于西方近代思想，以一种恢宏的气势对客观世界和人类历史予以整体地阐释。在《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一个不同于传统中国“盘古开天地”的宇宙生成观：

地球为宇宙间大气体中析出之一份，回旋空间，不知历几亿万劫，凝为流质；尔后日就冷缩，外皮遂坚，是曰地壳。[21]

鲁迅的这种观念“从物质本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说明天体的形成，把宇宙看做是在时间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从而推翻了自然界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辩证自然观的形成”[22]。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就不只是在地质领域，对中国传统世界观亦有根本上的撼动。而在另一本书《中国矿产志》中，鲁迅仍延续了这一思路。该著作第三章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解释中国“地质上之发育”。例如在描述原始时代中国地质构造时，鲁迅写道：“古者喷涌出地，凝为一大陆。厥后经风雨所剥蚀，波涛所激冲，零星尽矣。逮第一变动起，熔岩上涌，地盘亦谐以俱升，而东部亚细亚之大陆骤现。惟地层运动，不一其致。故秦岭以北，断层分走于诸方，是成台地；以南则地层恒作波形，屈曲为山脉焉。此第一周期终。而中国南北两部地质上之历史遂异。”[23]这种对中国地质形成的宏观把握，既显示出了鲁迅扎实的地质学知识，也表现了他对于一种迥异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新的世界观的开辟。另外，与洋务运动过于强调科学带来的物质成果不同，鲁迅在肯定科技的物质效用的同时也强调科学精神的价值。鲁迅将西方近代科技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视为“近世实益增进之母”[24]。“科学者，……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者，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25]“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26]这样的阐发其实已经从自然科学领域进入人类的精神领域。

第二，追求“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的古雅风格。科技文献本应追求质朴、客观、平实语言风格（晚清的地质类出版物大多是这种语言风格），鲁迅却不甘如此，他采用的是一种更为久远、更能传诸后世的文采飞扬的古文。例如：

今也，吾将于垂隳之家产，稍有所钩稽克核矣。顾昔之宗祖，既无所诏垂；今之同人，复无所告语。目注吾广大富丽之中国，徒茫然尔。无已，则询之客，以转语我同人。夫吾所自有之家产，乃必询之客而始能转语我同人也，悲夫！[27]

上述文字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矿产志》用词古奥、风格激越、气势磅礴的特点。它大量地使用感叹词，语句呈现出强烈的抒情（甚至煽情）色彩和博大的气势；短句和对偶句的交替使用，造成了急促的语气，形成了鲁迅所说的“慷慨激昂，顿挫抑扬”的风格。这种语言风格显然逾越了科技应用文体的规范，倒与严复等人的政论文风较为接近，体现了鲁迅“用心至深，积虑至切”。

这种风格的文字在晚清科技出版物中极为少见。正如吴汝纶所评“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大多采用的是浅白的文言文或者白话文。鲁迅的这种“祈于尔雅”[28]的文风违背了晚清的时代风尚，并一直延续到他回国之后。例如其生理教科书和讲义《人生象敩》中的“敩”字便是来自上古之文，另外将“细胞”翻译为古字“幺”（意为小的单位），“阴茎”译为“全”（“童子未知牡牝之合而作”《老子》），女阴翻译为古体字“也”，等等，亦是“好古”之举。他曾明言：“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29]事实上除了好用古字外，其“译文的去庄而谐，翻译手法的意译倾向，对读者自觉的政治性误读，译本选择的政治目的性以及译文语言的文言特质等”亦带有严复的影子。[30]1932年，鲁迅与赵景深论争时，曾对严复做过较为深刻的评价：

严又陵为要译书，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31]

留心平仄、“音调铿锵”、用字古奥，这些用来评价严复出版物的语词，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鲁迅自己早年的科技出版物。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严复“易洋典为汉典”重造“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的理想对早年鲁迅的启发与影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这个时期，鲁迅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却在努力尝试用白话文或浅白的文言文，为什么《中国矿产志》《说鈤》等科技文献偏偏追求雅洁的古文之风呢？这实际上反映出了鲁迅早年翻译出版科幻小说与科学著作所背靠的不同“传统”。鲁迅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承传的主要是“说部”传统，追随的是梁启超“新小说”的路子；《中国矿产志》《说鈤》等科技出版承传的则主要是“子部”传统，跟随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的脚步。后者的态度更为严肃，承载了更多的“经国”重任。

3. 科技传播与“进化论”的阐明

进化论是鲁迅接受西学的重要基础也是他早期看待、理解世界的眼睛，而这个思想同样与严复存在一定联系。在《天演论》中，鲁迅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都在生存竞争中前进、发展，新生的一代胜过他的前辈，未来则胜过现在，历史不再是在圆圈中循环而是在向前方、向更完美的方向发展”[32]。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被鲁迅融入其早期的科技出版活动中。他的《中国矿产志》是中国第一部将进化论、种系发生说贯彻于地质学研究的著作。[33]鲁迅在《中国矿产志》中明确指出：“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无非经历劫变化以来，造成此相。”刘为民认为鲁迅这种有机的、发展的唯物地质史观在晚清时期是弥足珍贵的，“当时西方地质学和地理学科研究领域中，充斥着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关系论和人类地理学等唯心主义的观点，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根据”[34]。鲁迅的这种地质史观对于抵制这些谬误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体现出他较为系统的知识背景和对外国现代科技的批判、思考意识。

《中国矿产志》中的进化论主要表现在将地质层的形成与生物进化情形对应了起来：

可见进化论已经成为鲁迅地质观的接受框架。这般完整的种系发生学脉络在晚清的地质出版物属于首次出现。虽然今天来看，他的表述有些机械，还欠准确，但放到晚清的地质学发展的具体语境来看，鲁迅的研究观点和思路无疑是中国科技史，尤其是地质史、生物史的一项大胆突破，为地质史和生物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文献基础。这种个性化极强的出版姿态也让鲁迅的地质图书在晚清科技出版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用进化论观念去解释、描述自然和社会现象在鲁迅的其他出版物中也有体现。例如其《月界旅行》是为了“写此希望之进化”并由此“冥冥黄族，可以兴矣”。《地底旅行》第九回中，鲁迅还脱离原著强行插入“胜天说”。事实上原著的作者凡尔纳并不是“进化论”的宣扬者。鲁迅在其科学出版物中频频掺入“进化论”的做法，体现了他在融汇、消化西学基础上的独自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晚清科技出版物创造性的不足。

总而言之，受严复等人的影响与感召，鲁迅早年的科技翻译的语言策略以及出版理想与晚清其他科技出版人相比，显示出了极大的差异。鲁迅成功将严复开辟的社会政治领域的翻译传统引入了科技翻译出版中，增强了中国近代科技出版的社会价值，也提高了科技翻译文体的文学艺术价值。

第三节　远离晚清文学出版主流的“走异路”之旅

大约从1906年开始，鲁迅的出版活动便开始远离晚清的出版主流，开启了“走异路”之旅，并于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合作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域外小说集》。关于这部翻译小说集在晚清出版业上的独特贡献，学术界已多有研究，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本节的重点在于考察鲁迅从《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到《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的变化过程。或者说将《域外小说集》作为鲁迅留日期间出版探索之旅的目的地，分析自1903年《地底旅行》的翻译出版以来，鲁迅的出版观念、目的与策略的逐步转变的轨迹，从细处把握鲁迅留日期间的出版活动及其心路历程。

笔者在考察鲁迅1906年以后的出版实践时将周作人的相关出版活动也纳入研究的范围。这是因为周氏兄弟留日期间的出版活动常常是兄弟俩合作完成的，很难厘清他们各自在这之中起到的作用，即便是周作人个人的出版活动，也常常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或指导，因而将周氏兄弟留日期间的出版活动作为整体进行考察更能全面揭示鲁迅这一时期的出版实绩及其发展变化。周氏兄弟1903年到1909年的翻译出版活动如下：

1903年：《斯巴达之魂》（小说）、《哀尘》（随笔）、《月界旅行》（科学小说）、《地底旅行》（科学小说，1903年开始翻译）、《说鈤》、《中国地质略论》

1904年：《世界史》（佚失）、《北极探险记》（科学小说，佚失）、《物理新诠》（科学读物，佚失）、《侠女奴》（民间故事，选自《天方夜谭》）

1905年：《玉虫缘》（美，爱伦·坡）、《荒矶》（英，柯南·道尔）、《造人术》（科学小说）

1906年：《天鹅儿》（法，雨果）、《一文钱》（俄，斯谛勃克）、《中国矿产志》

1907年：《红星佚史》（英，哈葛德·安特路朗）、《劲草》（俄，阿·托尔斯泰）

1908年：《匈奴奇士录》小说出版物（匈牙利，育珂摩耳）、《西伯利亚纪行》（俄，克鲁泡特金）、《庄中》（俄，契诃夫）、《寂寞》（美，爱伦·坡）、《裴彖飞诗论》（匈牙利，赖息）[35]

由上可知，大约在1905年、1906年，周氏兄弟的翻译、出版活动开始发生变化。从选材来看，之前周氏兄弟的翻译、出版多为科幻小说、民间故事等大众通俗小说，这类作品常常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大胆新奇的想象，比较契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和娱乐需求。1906年以后，周氏兄弟出版活动逐步转向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的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文学。

从国别来看，1906年前周氏兄弟关注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这与晚清出版界的主潮是完全一致的。晚清对外国文艺的关注与“强国富民”的目的缠绕在一起，他们希望借助翻译出版来学习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与政治达到拯救、复兴中华的目标，因此晚清文人在其翻译出版活动中常常选择英、法、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为对象。对小语种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力常常不发达）关注较少。据笔者统计，1902年到1909年间我国出版的571本/部外国文学著作（含再版）当中，除去未标明国别的129种外，英国文学占203种，日本文学作品占73种，法国文学作品占71种，美国占53种，四国总计400种，占标明来源国的译本的90.4%。相较而言，希腊、波兰、印度、匈牙利、奥地利、瑞士等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非常少，像印度、匈牙利、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在1909年之前仅出版1部，至于其他国家的作品甚至一部都没有。

晚清的文学翻译不仅存在国别间的失衡，也存在小说类型上的严重失衡。从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翻译过来的小说当中，科学小说（实应译为：科幻小说）是最受欢迎的种类之一。引进科幻小说，本意是为了激发国人对科学的兴趣，然而国人对“幻”的成分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科学”的兴趣。科幻小说所蕴藏的未来虚拟叙事模式成为晚清文人争相模仿的叙事模式，梁启超、李伯元等人都有尝试。而关于“未来中国”的想象又是晚清小说最为常见的内容。作家们通过描述、幻想强大中国，“畅述自己未竟之抱负，藉此医疗惨痛的民族心理创伤，挽回、激荡起失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36]。有些小说如《新纪元》《月球殖民地》等甚至还迷失于“自己建构的‘未来’世界”，“将现实中软弱的老大帝国”幻想成“世界首席强国”，把西方列强打得溃不成军，已经“掉入民族主义陷阱而不能自拔”。[37]科学小说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国人的科学热情，但是由于极度缺乏科学常识，这种热情很快被中国固有的文化所替代，因此中国读者从中“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38]。晚清文坛所展现出的“自欺欺人”与盲目乐观的状况让一向痛恨“瞒”和“骗”的鲁迅十分反感，于是其翻译出版活动逐步远离晚清的出版主潮。

1906年，周氏兄弟翻译了俄国文学《一文钱》（俄，斯谛勃克），1907年又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劲草》，1908年翻译出版了匈牙利的《匈奴奇士录》[39]，同年还有匈牙利的《裴彖飞诗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纪行》和《庄中》等作品发表。这些作品当中，《一文钱》和《庄中》后来又被收录进了《域外小说集》。这些小说的翻译与发表表明《域外小说集》的出版理念早在1906年前后就已萌芽。而恰恰在这一年，鲁迅离开仙台医专，决心专注于用文艺“移性情”，也正是这一年，周作人来日留学，成为鲁迅文学翻译的得力助手。[40]当鲁迅将人生的理想与目标完全转移到了文学领域时，他对于文艺的思想更为深入。而晚清的文学出版业表现出自欺欺人与盲目乐观自然难以承载鲁迅“移性情”、改造社会的重任。习惯于“走异路”的周树人逐渐远离了晚清出版业的热点，专注于译介弱小国家的文学，尤其是表现反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出版。国别的改变实际上也包含了出版内容的改变——由先前的科幻小说逐渐转向为雨果、托尔斯泰、斯谛勃克、育珂摩耳、契诃夫、裴多菲等艺术价值较高的严肃作家的作品。

到了1909年，国别选择的非主流化更为明显。《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共收录译文16篇，这当中俄国7篇，波兰3篇，波斯尼亚2篇。第三册拟收录译文27篇，其中俄国11篇，波兰4篇，芬兰3篇，波斯尼亚2篇，挪威2篇，英国2篇，丹麦1篇，美国和法国各1篇。[41]这种逆晚清主流而行的做法包含了鲁迅对于“文学救国”的独特理解，即由先前对发达国家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艳慕与追随转变为对“压迫民族”的苦难的同情和抗争精神的肯定，这实际上是由先前对于“理想”的空泛热情转为具体的反抗行动，显示出鲁迅思想的成熟，此后鲁迅的创作中再难看到《摩罗诗力说》那样虽气势磅礴又稍显浮夸、空泛的“长篇阔论”了。《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出版业注入了“现实”的力量，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在出版物的翻译策略上，鲁迅1906年以后逐渐抛弃了晚清盛行的“化洋典为汉典”的做法，转向了“移译亦弗失文情”的直译之路。前面已经提到鲁迅初涉出版业时，翻译意识较为混乱，一方面不够尊重原著，常常按照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对原作进行删改；另一方面翻译语言也较为杂糅，既有白话文也有文言文，或者文白参半。直到1906年以后鲁迅对晚清盛行的意译“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42]。首先他认为过于顺从固有的习惯会大大削弱外来文学形式对国人思维与习惯的改造力度。翻译文学除了介绍原作的故事情节外，更应向中国输入新的现代文化与文学要素，“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任情删易，即为不诚”。[43]其次，在翻译语言的使用上鲁迅逐渐改变了早期文白杂糅的状况，转而使用较为纯粹、古雅的文言文。语言的变化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了严复“以经子之文来译说部”的做法，不管两者是否有直接关联，但是鲁迅文学翻译语言的转变暗含了他对文艺的社会功能的严肃认识。如果说早年以白话文翻译《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等通俗小说时，鲁迅主要还是将自己的翻译出版定位在传统的“说部”的地位（传统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大多采用的是白话文），其出版活动除了有益于社会人心外，也夹杂着取悦读者、赚钱赢利的目的；那么1906年改用古雅的文言文则表明鲁迅或多或少地以经部、子部的传统来对待自己的翻译出版小说了。小说的娱乐性大大弱化，而作为经国大业的一面则日益强化，风格日趋严肃。

值得一提的是，周氏兄弟的“直译”也是在1906年前后萌芽的，最迟到了1907年，鲁迅的直译风格已较为明显了，此时的翻译出版的《红星佚史》《劲草》《匈奴奇士录》不仅在编次、章节标题、词句内容等方面很少“任意改动”，而且文中的专用名词也遵照原著一律采用“音翻”。到了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直译”已经成为该集子的整体特质。许寿裳曾将周氏兄弟的译作与德文原作对照，认为《域外小说集》“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44]。

另外在这一时期，鲁迅的出版活动逐渐从长篇小说转变为短篇小说。这种转变预示着鲁迅的小说观已经突破了早期的“故事情节”中心论，并开始将出版活动的主战场由书籍出版扩展到期刊。鲁迅的这种发展趋势与此后“五四”新文学的走向是一致的。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留日期间出版活动的终结而非圆满的句号。它的失败严重打击了鲁迅的出版热情，其打击力度甚至超过胎死腹中的《新生》杂志。《新生》的失败原因，鲁迅主要归结于撰稿人的散去、资金的撤走等外因。《域外小说集》则完全是按照鲁迅的设想进行的，资金全由朋友代付，鲁迅完全从经济顾虑中挣脱出来完全按照自己的文艺救国的理想来设计整个作品。这可以算是鲁迅心中理想的出版形式，然而失败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反响）。这个失败已不只是一部翻译作品的失败，而是鲁迅企图依靠文艺改造社会的梦想的破灭，它让鲁迅认识到自己弃医从文道路艰难与缥缈。果然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鲁迅对文艺出版再也没有表现先前的热情。不过，这一次挫折也让鲁迅认识到出版活动不能只考虑出版人的出版热情和社会理想，也应注重读者的接受，只有寻找出版人与读者间的契合点，出版活动的社会作用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域外小说集》的失败促使鲁迅再次反省自己的出版行为，从而为他在“五四”时期以一种新姿态重登现代传媒场做好了准备。

总之，自从1906年以后，鲁迅对于晚清文学翻译出版过于顺从中国读者习惯的做法有所反拨，开始自觉反抗中国语言文学的固有传统。这不仅体现在其翻译出版的选材与翻译策略上，也体现在他所传达的思想文化上。鲁迅留日期间出版活动的终结之作《域外小说集》以其迥异于晚清出版物的新风预示一个新的出版时代的到来——“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45]，“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46]。

[1]还有一部科学小说《北极探险记》由于译稿佚失而未出版。

[2]鲁迅：《鲁迅全集》第20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3]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4]鲁迅出版《月界旅行》时将之记为“美国·培伦”，出版《地底旅行》时又记为“英国·威伦”。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0页。

[6]鲁迅：《译文序跋集·〈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7]鲁迅：《译文序跋集·〈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8]包天笑：《我与杂志界》第15卷，《杂志》1945年。

[9]凡尔纳著，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序言，世界书局1925年版。

[10]吴趼人译：《电术奇谈》附记，世界书局1921年版。

[11]鲁迅：《译文序跋集·〈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2]鲁迅：《书信·340515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13]鲁迅：《译文序跋集·〈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4]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15]此表的数据参考了以下文献资料：①雷梦水：《北京同文馆及其刊书目录》，《北京出版史志》第3期，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②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③黄汲青：《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1期；④上海地质矿产志编撰委员会：《上海地质矿产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⑤艾素珍：《清末自然地理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3期；⑥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⑦冯志杰：《中国近代科技出版史研究》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16]《同文书会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广学会年报》1887年。

[17]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8]鲁迅：《鲁迅全集》第20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

[19]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20]苏克武：《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

[2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2]刘为民：《地矿论·文明史·国民性——鲁迅早期思想与科技史研究之二》，《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3期。

[23]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1页。

[2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2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6]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27]鲁迅：《鲁迅全集》第20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页。

[28]鲁迅：《鲁迅全集》第20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29]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0]宋以丰：《〈论翻译〉中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考辩——兼与王秉钦先生商榷》，《江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1]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32]哈九增：《鲁迅对严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33]这一点表明《中国矿产志》并不是完全的翻译之作，带有了鲁迅独特的理解、思考与创造。

[34]刘为民：《地矿论·文明史·国民性——鲁迅早期思想与科技史研究之二》，《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3期。

[35]参阅高传峰的《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等文献。

[36]黄勇：《晚清启蒙之“艰”——以科学小说的“科学”表述为例》，《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37]黄勇：《晚清启蒙之“艰”——以科学小说的“科学”表述为例》，《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38]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39]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有关匈牙利文学的翻译著作。

[40]不管周作人赴日以及鲁迅弃医从文对周氏兄弟出版活动是否真有深刻的影响，鲁迅于1906年确实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生模式。

[41]第三册虽然未出版，但已经在文末公布了拟出版目录。

[42]引自1932年1月16日鲁迅致增田涉的书信。

[43]鲁迅：《城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4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45]鲁迅：《城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46]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