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传媒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20世纪现代传媒的发展中，鲁迅的意义非常独特：一方面，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帜，鲁迅的编辑、出版活动和撰述实践始终与期刊、报纸、出版社、书店、书局等现代出版机构密切关联。编辑出版实践已经成为鲁迅文化实践的非常重要的方面。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就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一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为出版工作操劳。鲁迅先后创办过未名社、三闲书屋、诸夏怀霜社等七家出版机构，参加过十多种报刊的编辑工作，担任过《莽原》《语丝》《奔流》和《北新》等刊物的主编，担任过《新青年》和《文学》等刊物的编委，指导过《未名》《译文》和不少“左联”刊物的编辑工作，也曾热情支持过《越铎日报》《晨报副刊》等报刊的编辑出版，和为数众多的编辑工作者如赵家璧、邵飘萍、邹韬奋、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物有过接触与交往，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编辑家和出版家。鲁迅为很多出版物撰写过序言、发刊词、编后记、出版说明和广告词等，亲自设计过不少书刊的封面。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在以其鲜明独特的“鲁迅精神”对现代传媒的深刻参与中，鲁迅深深地介入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对20世纪中国现代传媒，特别是其起始阶段的发展，产生了功不可没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他的身影也从未离开现代媒体，其著作不断被发表、出版以及再版，根据其生平、作品改编或创作的舞台剧、影视剧、版画等也不断涌现，鲁迅精神远远超出了文学与文化本身而成为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的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的文化符号。这些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体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去世后的鲁迅（即“鲁迅”）与20世纪中国现代传媒的深刻联系来完成的。

深入探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传媒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新的学术趋向。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首先，在鲁迅的传媒实践和媒介思想方面就存在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回忆性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突出的如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和《编辑忆旧》等等，这些关于鲁迅编辑出版工作的点滴往事，有的注重其编辑思想，有的注重其编辑方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是从专业角度研究鲁迅报刊编辑实践，这方面的代表作有：①《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1976年），全面整理了鲁迅参与过的主要刊物，显示出鲁迅所参与编辑的杂志的基本特征；②《鲁迅出版系年（1906—1936）》（秦川编）系统辑录了鲁迅从1906年在日本弃医从文筹办《新生》杂志到1936年逝世前的编辑出版活动及其思想的史料长编，是探究鲁迅编辑出版实践的重要资料；③《鲁迅与编辑》（张永江著）将鲁迅从旅日到“五四”期间的编辑实践和思想，从培养新作家、编辑新文学刊物以及编辑思想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是一部论述鲁迅编辑工作的专著；④《鲁迅与中国报刊》（王吉鹏主编）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鲁迅与多种报刊的复杂关系，不仅揭示了鲁迅对媒体的介入对于中国报刊的意义，还揭示了现代报刊之于鲁迅的重要意义，提供了研究鲁迅的新的视野。另外，相关的单篇论文也有不少，如谢清风的《鲁迅与编辑道德》《鲁迅对现代书籍插图的贡献》、吴泽顺的《鲁迅的编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管益农的《鲁迅是怎样办期刊的》、崔晓旭的《严谨　精细　全面——谈鲁迅的编辑作风》、郭志东的《鲁迅在出版活动中的市场意识探析》、范军的《鲁迅先生的书刊广告艺术》、林荣松的《服务意识与鲁迅的编辑出版实践》和林立华的《试论鲁迅的编辑出版思想》等等，仅从题名上，我们就能看出这些论文大多都只有编辑出版学的意义，亟待走向进一步的深入。

在对鲁迅传媒实践和传媒思想的研究中，有三项成果值得注意：一是杨晶和戈双剑合著的《鲁迅：生存与表意的策略》（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已经开始突破上述局限，在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研究鲁迅的媒介思想与媒介实践，对于西方理论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的恰当应用，不仅非常有效地打开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也使他们的研究具有了很强的学术深度；二是杨里昂和彭国梁主编的《鲁迅出版文选》（岳麓书社2010年版），是鲁迅编辑出版方面相关研究的第一本专书，还附有较为详尽的《鲁迅编辑出版简谱》，为我们的有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工作；三是张红军的博士毕业论文《鲁迅文学经典与现代传媒的关系》，是研究鲁迅文学创作与现代传媒关系的第一篇博士论文。该论文分别探讨“现代传媒与鲁迅语言、文体选择”“现代传媒对鲁迅创作过程的影响”“现代传媒对鲁迅的文艺思想的影响”等问题，力图完整地揭示现代传媒对鲁迅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想的深层次影响，然而由于作者对鲁迅作品不熟悉，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常常限定在《阿Q正传》等少数几个实例上，论证有点吃力，分析也不够深入。另外该论著主要是探讨现代报刊媒介对鲁迅写作风格的影响，视角也较为单一，还未能揭示20世纪中国传媒与鲁迅之间的丰富关联。

20世纪的中国传媒对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鲁迅资源的发掘与利用的研究，主要受到西方形象学理论与文化研究方法的启发。近些年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对鲁迅的意识形态形象的归纳总结，如罗岗《鲁迅形象的当代塑造》（《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王锋《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江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杨海燕《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齐鲁学刊》2011年第2期）、林宁《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等等；第二，对鲁迅传记形象和文学史形象的整体把握，如陈艳烽《不同时代传记对鲁迅形象的架构与改写》（《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李丹《精神传记的视角与境界》（《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3期）、陈力君《知识谱系的架构与改造——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杨曾宪《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等等；第三，对网络形象整理和描述，其代表作有葛涛《网络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欣淼等《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第四，鲁迅作品的影视戏剧和美术作品的改编，如《被意识形态话语“改编”的鲁迅——追溯新中国鲁迅作品影视戏剧改编六十年》（《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余纪《论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电影艺术》2000年第6期）、饭冢容的《中国现当代话剧舞台上的鲁迅作品》（《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5期）等等。上述论文、著作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其中尤以葛涛的《鲁迅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和《网络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最为全面和最系统，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资料，也将鲁迅的形象史作为一种文化史作了系统的描述，可惜其学术性尚待深化。

由上可知，学术界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传媒关系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不过整体来看仍不够系统，大多是零星出现的论文，且很多是经验性地就事论事，或者停留在一般的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层面，或者只是提供一些研究资料，进行一些现象性的描述，其系统性和深度还有所欠缺，亟需进行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展与学术价值的进一步提升，这也意味着本著所研究的选题具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与学术前景。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鲁迅与20世纪中国传媒发展关系的研究：首先，从鲁迅“其人”“其文”“出版活动”三个维度来揭示鲁迅生前对中国现代传媒发展的影响与贡献，系统地整理出20世纪中国媒介发展中的鲁迅因素，丰富、加深我们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认识；其次，深入考察现代媒体在塑造鲁迅形象中的作用。这包括鲁迅生前媒体对其形象的建构，如30年代“圈子”批评中的鲁迅影像，也包括鲁迅去世以后，媒体对鲁迅形象建构与利用。鲁迅去世后的“鲁迅”形象塑造是官方意识、知识精英与民间商业运作之间复杂的合作与相互迁就的过程。梳理不同时代、不同传媒方式中的鲁迅形象；考察鲁迅与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重要联系；分析我们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症候，以及不同时代、不同传媒方式的不同特点与存在问题；分析传统传媒对鲁迅形象资源的利用，以及这种利用对传统媒体的自身发展的作用等等。最后，考察网络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对鲁迅形象资源的塑造与利用。对网络上“鲁迅的思想文学家形象”“鲁迅的世俗形象”“鲁迅的激进主义愤青形象”分别进行梳理总结。对比网络鲁迅形象与学界鲁迅形象的不同之处；整理、分析、探讨和批判这些新媒体形式对鲁迅符号与象征的亵渎与解构，对“网络鲁迅”背后的大众文化哲学意蕴进行探究。与学术界其他相关研究相比，本书的思考有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将鲁迅作为伟大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知识分子、职业作家）在现代传媒发展中影响；二是研究作为生命个体的鲁迅在去世以后，作为纯粹的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鲁迅”如何通过现代传媒有力地介入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民族生存。从而在上述问题的思考上，为充分“利用”和“开掘”作为一种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的“鲁迅资源”，提出一种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更加合理的方案。

毫无疑问，深入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现代传媒间的关系具有诸多意义。首先，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伟大先驱，鲁迅对现代传媒的介入有着高度的自觉性、深刻的思想理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知识分子如何介入公共领域、作为公共领域的现代传媒如何自觉和有效地借助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来建构自身有着双重性的启发意义。其次，鲁迅作为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是20世纪中国传媒中的一种取之不尽的媒介资源，从而形成了“媒介中的鲁迅”这一相当独特的媒介文化现象。在这样的文化现象中，既有鲁迅作品作为语文教科书的选编与再阐释，也有鲁迅作品的影视、戏剧和美术作品（如连环画等）的改编，还有包括图书、画册、影视、戏剧等各种形式在内的鲁迅传记，更有在网络时代才开始出现的网络中的鲁迅形象（即所谓的“网络鲁迅”），对此现象的系统性研究，对于更加充分、合理地发掘和利用鲁迅这一精神象征和符号资源，推动民族精神的重建和文化强国的建设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掘与研究鲁迅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度介入，不仅能够重新发掘并系统整理出鲁迅先生丰富的思想文化实践中的一个过去被相对忽略的重要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与理解，还能整理出20世纪中国媒介发展中的鲁迅因素，丰富和加深我们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认识，对于推进鲁迅研究也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