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坎坷官路
公元1510年，也就是明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秋风萧瑟的北京城，一个死刑犯被押赴法场，执行凌迟之刑。
说到凌迟，老百姓有一个更通俗的称呼——“剐刑”，更形象的叫法是“千刀万剐”。罪孽越重，剐的刀数就越多，行刑的时间就越长。
这位死刑犯被判3357刀，行刑期为三天。
行刑之惨烈残酷，不忍言说。根据监刑大臣的记载，犯人第一天被剐357刀，行刑后还被带回监狱喝了两碗稀粥。鉴于第一天行刑时，犯人大喊大叫，把宫里宫外的、该说不该说的全部喊了出来。第二天行刑时，就在他口里塞上了核桃，直到割完3357刀，气绝身亡，挫骨扬灰。
什么叫挫骨扬灰呢？大家知道，当死刑犯的肉被剐完后，只剩下一具白森森的骨架。刽子手这时会割下死刑犯的头，叫作“枭首”；再用锉刀、锯子、榔头之类的工具把骨头砸碎，磨成灰，迎风撒掉。
我们说凌迟之残忍变态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心理承受底线，为什么还要挫骨扬灰？据说是为了让罪犯永世不得翻身，不仅不能投胎做人，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
行刑期间，还有一道奇特的景观：人犯的仇家和一些百姓团团围住行刑场，有仇的看个痛快，没仇的长点见识。他们中的很多人带上了银两和炊具，干吗呢？银子用来买肉，炊具用来烤肉。他们用钱买下一丝丝刚刚割下的人肉，刷上油，点火烤熟后吃掉。更有甚者，买下生肉后就直接生吞下去，搞得满嘴血污！
这个被千刀万剐的人到底是谁？他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孽，以至于要用如此残忍的方式杀掉？又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得他的仇家对他进行如此血淋淋的报复？
这个被千刀万剐的人，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他就是明朝大名鼎鼎的太监——刘瑾。十天前，他还权势熏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至于北京城里的老百姓都说，北京城住着两个皇帝，一个是金銮殿上坐着的朱皇帝，一个是立着的刘皇帝。十天后，他却被挂上剐刑架，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徘徊。
我们讲到一个细节：刘瑾在第一天被剐357刀后，被带回监狱，还喝下了两碗稀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按理说，剐刑的痛苦和恐惧非一般人所能忍受，最好的办法是早死早解脱，为什么还要喝粥延续这种非人可承受的痛苦和恐惧呢？
刘瑾喝粥的行为表明：第一，他有活下去的欲望——这点好理解，蝼蚁尚且贪生惜命，更何况位高权重的大太监刘瑾！第二，刘瑾有活下去的希望。
到了最后的死亡关头，在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恐惧中，刘瑾仍然希望有一个人能救救他，至少能让他一刀毙命，早点解脱。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
刘瑾为什么有信心认为朱厚照会来救他呢？第一，他一手带大了朱厚照，两人之间的感情非一般人可比；第二，朱厚照对他绝对信任，否则他不可能从一个草根登上帝国政坛的最高峰。
可惜，正德皇帝朱厚照不仅没有救他，反而超越司法程序，亲自下旨判处刘瑾剐刑！当刘瑾望眼欲穿的时候，皇帝正待在刘瑾为他修建的安乐窝里和美女喝酒淫乐！
为什么对刘瑾信任无比的正德皇帝在生死关头会痛下杀手？根据史料记载，刘瑾身上背负了十七种罪名，最严重的两项是：赃贪和谋反。也就是说，小皇帝杀他，一是因为他是天下第一贪，皇帝垂涎他的家产；二是痛恨他的背叛。
先说赃贪。刘瑾的财产到底有多少，以至于连富有天下的皇帝都产生贪念？按照当时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超过了3亿两白银！
这数据真实吗？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谜。但在当时，这个数字不仅刺激着皇帝敏锐的神经，还布满了隐秘凶险的政治疑云！
3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这数字太大，大家可能没有概念。我们用三个参照标准具体比较一下——
第一个标准，如果按照正德元年的国家财政收入——200万两白银为基准，这相当于大明王朝150年的财政总收入！
第二个标准，人民币标准。按1两白银折合人民币400元，这笔钱就是1200多亿人民币。
第三个标准，国际化标准。3亿两白银约合200多亿美元！无论如何也会被拽进各类富豪排行榜。
事有凑巧，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隆重推出全球千年财富榜，入选者只有50个人。主办机构以这笔财富为标准，选中了刘瑾，刘瑾有幸和成吉思汗、和珅、宋子文等人“谱写”了中国版的世界级财富神话。可惜，财富获取手段却是贪贿。
再说谋反。这更是一团政治迷雾。
根据史料记载，说刘瑾谋反是被他的好兄弟张永所揭发。张永的奏章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不得而知。但正德、嘉靖年间官员谢蕡根据历史档案写了一本书，叫《后鉴录》，里面讲到了刘瑾谋反的一些细节：比如，刘瑾养了一批术士，成天“占候天文，相面算命”。这些江湖人士看天看地，看东看西，看出了刘瑾的从孙刘二汉“后有大贵”——这是要命的。你大贵了，那皇帝怎么办？再比如，刘瑾位高权重，气势熏天，北京城的老百姓都叫他“立皇帝”，刘瑾听了高兴，起了异心，想图谋不轨，搞个名副其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刘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真的贪污了3亿两白银吗？他真的企图谋反吗？他突然惨烈地被千刀万剐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政治背景呢？
要解开这些历史迷局，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刘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从一个卑微的草根跻身青云，登上帝国权力的顶峰？
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到500年前，拨开迷雾，探明历史的真相。
明代宗景泰二年，也就是公元1451年，刘瑾出生于陕西西安的兴平县。那时候的明朝开国不到100年。虽然发生过“土木堡之变”，但国力并未大损，法制健全，偶尔出现些群体性事件，天下人心还算稳定。
刘瑾本来姓谈，虽然出生在相对和平的时代，但刘瑾家境也就是个乡村中等人家水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6岁的时候就被送给一个姓刘的宦官抚养，后来被阉割并改姓为刘，这就是所谓“冒姓”。我们知道，官宦人家和有钱人家绝对不愿意送孩子去挨那一刀，但一般人家的孩子要当宦官，却还得看是否有实力和机会。因为明代的宦官职业生涯很好，工作稳定，收入可观，弄不好还能捞上个一官半职。所以中等以下的人家如果仕途无望，都愿意出一大笔钱，托关系让孩子挨上一刀，然后进宫奔前程。
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当宦官是劳苦大众迫不得已的选择，为什么还需要一大笔钱？因为明代宦官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正规的净身，一种是自宫。如果是正规净身还得先四处送礼，找到有资历的老宦官引介，再净身入宫，否则那一刀就白挨了。这笔钱花下来对一般家庭来说基本上属于巨额投资。那舍不得花钱或没有钱能不能自宫？根据《大明律》，自宫是违法的，朱元璋时代对自宫者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到了明代中期，宦官供大于求，有一次宫里招1500人，但蜂拥而至了2万多人。那些自宫的人进不了宫，只能流落社会，叫作“无名白”，十分凄惨。这很不人道，还可能会危及社会治安。所以弘治皇帝曾经下令：凡自宫者一律处斩。但宦官的职位太诱人了，天启朝的魏忠贤，一无钱财，二无后台，为了升官发财，出人头地，果断违法，挥刀自宫。
但即便进了皇宫，不一定就能飞黄腾达。刘瑾在景泰年间幸运地进宫当差，但几十年来就是帮别人搓背洗脚倒马桶，默默无闻，自然也就不名一文。
成年后的刘瑾虽然地位卑微，却能放眼天下，畅想未来，算得上一位有志青年。
这样说是有依据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刘瑾和一般宦官不同，除了日常之外，他还选择了一个偶像。《明史》上说他“尝慕王振之为人”——他特别羡慕明英宗时期著名的大太监王振。
按照今天的标准，刘瑾选的偶像太离谱了——在今天的教科书中，王振专权误国、贪污贿赂，还引发了“土木堡之变”，是一个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太监。但在明朝，特别是明代宫廷的传说中，包括清人撰写的史料中，王振却并非一无是处。
比如他对皇帝严格管束。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要求皇帝成为一位圣主贤君，要勤于政事，不要寻欢作乐。有一次，趁着王振不在，英宗招了个小宦官吹箫解闷。小宦官吹得正欢的时候，王振过来了。英宗倒没什么，小宦官吓得撒腿就跑。被王振喝住，猛训一通，外加二十大板。
再比如，他严格管理内廷宦官。根据明代笔记所载，宣德年间开始，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王振掌管内廷后——
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陆容《菽园杂记》
也就是说，王振当权时全部禁绝到民间收购花木鸟兽，十四年来从未扰乱过军民的正常生活。
王振还敢对皇帝说“不”。这可是一般人难做到的。——大家知道，皇帝的话是圣旨，是金科玉律，哪怕要你死也叫“赐死”，是一种恩荣，还得叩头谢恩后才能选择跳长江还是“自挂东南枝”。
但王振很刚直，对皇帝的话，当听则听，否则果断拒绝。
许浩的《复斋日记》记载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小宦官梳头梳得很好，有一天，梳头梳得皇帝神清气爽，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小宦官马上跪下，请皇帝恩赏个一官半职。英宗一高兴就答应了，让他找王振办理。小宦官屁颠屁颠地跑去找王振，说皇上赐了奴才一个官，请你帮忙成全！王振什么反应？一口回绝！——王振认为，官位是国家名器，绝不能轻假于人。梳头，最多也就是个“贱技微劳”，要赏只能用金钱财帛，而不能用官位，否则天下官场的剃头匠、杀猪匠就太多了。
明英宗无可奈何，只得拿自己的零花钱赏赐了梳头的太监，而没有像慈禧太后那样将梳头状元李莲英擢举高位。
由此可知，进入官场之前的刘瑾还不是一个什么坏人、恶人、小人。他之所以选择王振当偶像，应该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执掌内廷最高权力，干出一番大事业，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在偶像的激励下，刘瑾沿着大明帝国高不可攀的官场台阶一步一步艰难前行。
成化年间，年近四十的刘瑾终于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机遇，当上了教坊司的大使——这是教坊司的主要领导。
虽然刘瑾很激动，但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官位不高，正九品，比七品芝麻官还差一大截；第二，这职位除了宦官，一般人不愿意干。因为教坊司除负责音乐、乐器外，还管理官妓，所以后来民间就直接把教坊司和“青楼妓院”画上了等号——这名声可不太好。有一年，正德皇帝看中了一个小伙子，人长得帅，家世又好，就让他到教坊司主持工作。吓得这小帅哥立马叩头，说我家可是世代清白，哪能到那地方任职当差？
虽然名声不好，官职卑微，但刘瑾却干得津津有味，有声有色。当他迈着稳健的步伐向理想的目标苦苦奋进的时候，他人生的第一次厄运突如其来。
弘治元年，新皇帝举行祭祀社稷大典，刘瑾为了讨好皇帝和百官，辛辛苦苦排练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唱会”。哪知道，在演出现场却出了意外——有一名男演员很出格，当戏霸，既不管编剧怎么编，也不管导演怎么导，更不管领导的政治前途，在演出过程中，自己发挥，台词中夹杂了一些“狎语”，也就是很流行但不怎么文明的段子。这下被都御史马文升抓住了，说他“渎乱圣聪”——污染了皇帝干干净净的耳朵。说起来，刘瑾本人大不了承担个领导责任。哪知道，三法司一会审，居然判处死刑。刘瑾哭哭啼啼，四处叩头求情——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九品官当不成了，被发配到明宪宗茂陵去当司香。
司香，听着雅致，实际上就是守墓、扫地、上香、值夜班，无情无趣，冷锅冷灶。刘瑾在这个职位上一待十年，如果不出意外，年近五十的刘瑾就只好混吃等死，大太监的理想必然成为泡影。
但人生际遇说变就变。弘治十一年（1498年），守陵十年、暮气沉沉的刘瑾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皇太子朱厚照出阁读书，宦官队伍扩充，刘瑾有幸入选。
从守陵到服侍未来的新皇帝，是不是老天开眼，眷顾年近半百的刘瑾？不是。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因为他行贿了。
刘瑾行贿的人叫李广，不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征战沙场的李广，而是孝宗时期有名的权监李广。
根据明史记载，李广最拿手的是烧符化水，装神弄鬼，经常搞得皇帝迷糊犯傻。李广恃宠骄横，贪赃不堪，夺取民田不说，还擅取盐利，侵吞国有资产。
作为贪腐界的“杰出”人士，李广有一项发明，文武百官送来的真金白银他都要记账，但又不能写实。他冥思苦想，发明了一种记账法：送来的是黄金，他就写收到某某黄米多少石；送来的是白银，他就写收到某某白米多少石。后来，李广事败被抄家，孝宗皇帝亲自到场，想搜一些长命百岁的秘籍，果然在最隐秘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册子，高兴地打开一看，写得都是些什么黄米、白米，搞得皇帝犯迷糊：
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明史》卷三○四
李广有多大的肚子，收这么多米干什么？官场上从来就不乏落井下石的，有人告诉孝宗说：
皇上，您上当了。这是官场的暗语，黄米代表的是黄金，白米代表的是白银——一向温和的明孝宗龙颜大怒，马上将李广交付司法机关。
不知刘瑾进奉的是黄米还是白米，但效果很明显。当刘瑾将大半生积蓄孝敬李广后，李广力排众议，将有污点的刘瑾戴罪提拔，派往东宫，侍候未来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
刘瑾成功了。
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带着无限的憧憬和满满的信心，沿着大明官场轻装前进。
那么年近五十的刘瑾在仕途上有着怎样的政治前景？他又是如何在波诡云谲的政局中步步攀升并博取权力的？
学界一般认为凌迟入法始于辽代。《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本作“陵迟”，取车马登坡渐行渐慢之义。沈家本谓：“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民间又谓之“寸磔”，明人王明德《读律佩觹》言之甚详：“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沈家本曾考察其行刑过程：“相传有八刀之说，先头面，次手足，次胸腹，次枭首。皆刽子手师徒口授，他人不知也，京师与保定亦微有不同，似此重法，而国家未明定制度，未详其故。”（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该类酷刑一般适用于特重犯罪。如《大明律·刑律》规定其适用“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揆诸后世刑法，凌迟一般适用于三项大罪、重罪：一为谋逆君主之罪：重大暴动、叛国、谋取皇位；二为伦常之罪：子女谋害父母、弟幼谋害兄长，妻子谋害丈夫、奴仆谋害主人；三为凶残与不人道之罪：生割肢体，杀害同一家族三人以上，组织帮派以制造恐怖。
谢蕡《后鉴录》：“瑾又不合招引四方术士余日明、余伦、余子仁等，各亦不合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称瑾未到侄刘二汉，后有大贵。又见财货充盈，威势张大，及闻市井军民，号称瑾为‘站的皇帝’等语，因而不合辄起异心，要得谋为不轨。密令心腹未到兵仗局太监孙和等，不合依听置造衣甲牌面，约有千万余副，私假宝一颗。又不合令两广太监蔡昭、潘牛，不合依听置造弓弩五百余张，匿藏私宅，瑾待时起手。又不合将小刀二把，暗藏扇内，出入禁闱，要得乘便使用。又不合收养无籍凶恶，假作伴当，隐蔽家中听用。”
所谓冒姓，即假托他人姓氏。如汉武帝时期的卫青，其父郑季，与平阳侯卫姓妾有私，故冒姓为卫，事详《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据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一：“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幼自宫，投中官刘姓者，得进，因冒其姓。”《明史纪事本末》亦云：“瑾，陕西兴平人。故姓谈，景泰中自宫，为刘太监名下，因其姓。”
刘若愚《酌中志·内臣职掌纪略》：“有选不中浄身男子，俗称无名白，即古之私白者。”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丐阉》：“余入都渡河，自河间、任邱以北，败垣中隐阉竖数十辈，但遇往来舆马，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间有旷野中二三骑单行，则曳之下鞍。或扼其喉，或握其阴，尽括腹腰间所有，轰然散去。其被劫之人方苏，尚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亦然。地方令长，视为故常，曾不禁戢，为商旅害最酷。因思高皇帝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以至为乞为劫，固其宜也。按宋制，凡愿自宫者，先于兵部报名，自择旺相吉日阉之，兵部纪其日上奏验明。待创愈，纳之内廷。其后宦者得官，即以阉之日为诞辰。一切星壬算命，竟用此日支干。今世用事大珰，却不闻有此说。然而报名就阉，自是令甲所载。无奈浸寻至今，略不遵行。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不止为行役之患已也。”
许浩《复斋日记》卷上：“一日，退食入侍，问萧声，吹箫者以振至走匿。振追之，叱曰：‘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杖之二十。”
许浩《复斋日记》卷上：“又一内侍给上梳栉久，乞恩。上欲授以奉御。以谕振，振曰：‘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赏以金帛可也。’卒不与。”
明代设教坊司，秩九品，隶属礼部。主管乐舞和戏曲，兼掌乐籍。品秩既低，又涉罪孥倡优，故人多贱之。
《明史·宦官传》：“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