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归恶论与皇权政治叙事

一

刘瑾是一个标签化、脸谱化的人物。

这是皇权政治的必然。

皇权政治叙事手法一般有两种：要么神圣化，要么妖魔化。

神圣化的光芒晕圈遮蔽了人性的多样性和阴暗面，而妖魔化的单一色调也必然剔除魔性中偶尔一见的人性光辉。

在脸谱化、标签化的政治叙事中，刘瑾贪赃枉法，骄横肆虐，变易成法，违背祖制，几乎是无恶不作。

这种贴标签既是一种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惯用的政治技巧。

就文化心态层面而论，刘瑾现象表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归恶”意识，即将所有的人性污点通过篡改、编造、添加、放大、附会，由一个具体的人来承受，使之成为大奸大恶，以此获得道德谴责的正当性，获取道德正义的胜利。当然，更大的作用是让他“背锅顶缸”，承受一个时代人性之恶的一切消极后果。

两千多年前，子贡就读懂了这种叙事风格，一番话说得通透之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历史上的商纣王，从来就没有史书上说得那么不堪。之所以成为暴虐无道的昏君，是因为有人要将他描述、刻画、形塑成昏君。

刘瑾没能避开这种道德攻击，所以从他覆没之日起，“刘公公”变成了“逆瑾”。

从政治技巧上讲，归恶的文化心态和道德攻击绝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而是为政治攻击张本开目，是政治对手最常用的一种政治策略，藉此断绝政敌的一切后路。

据实而论，刘瑾的改革并没有什么高远的政治目标和道德愿景，而是情非得已，不得不为——既要维持国家财政平衡，还得为顽主皇帝找私房钱，又得为自己和手下捞点养老的资本。

刘瑾的改革雷厉风行，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还革除了官场诸多积弊。

但改革成效越显著，改革者的危险就越大——因为刘瑾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性格局，从而得罪了当时各大阶层的利益代表，引发了朝野、军方的不满并被安化王趁机利用，最终身败名裂，承担起皇权统治下制度弊端的一切恶名。

当然，他也必须背负一个时代所有的罪恶与荒诞。

二

但是，即便在现行的标签化史料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瑾并非就一无是处。

第一，勤于政事。举凡国家大政的决策，宫廷事务的处理，各项改革的推动，没有勤谨为公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保持底线。刘瑾虽然性格骄横，主张严法峻刑，摧折衣冠，但他保持了底线，没有像魏忠贤那样妄启杀端，惨烈恶毒，动辄暗杀、灭门、扒皮。（王岳之死、许天赐之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史料有冲突。）他恨得牙痒痒的两位政治死敌：谢迁以82岁高龄得其善终；刘健在家乡更是优哉游哉地活到无疾而终，享年94岁。

第三，从善如流。按刘瑾的脾性，本来要大行杀戮，但南京户部尚书王佐一句话“本朝未尝戮大臣”就让刘瑾偃旗息鼓。焦芳一直想让自己的儿子中个状元，光耀门庭，哪知道李东阳不买账。焦芳向刘瑾诉苦，刘瑾毫不客气顶了回去：“你儿子昨天在我家写了一首诗，拙劣不堪，这能怪李东阳吗？”

第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勤谨干事的老实人。看重提拔李东阳、康海、王鏊、杨廷和一干人算是典型。特别是王鏊，诛杀“八虎”的联名信有他的名字；当刘健、谢迁辞官归乡，刘瑾想引焦芳入阁，但朝廷公推王鏊，刘瑾也只得依允；当刘瑾杖责、枷号郎中张玮等三人垂垂欲死之际，王鏊独自当面找刘瑾理论：“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明史·王鏊传》）刘瑾自认理亏，乖乖放人。

第五，对于真正的清官，刘瑾还是深感佩服，不敢胡作非为，妄加迫害。右都御史、总督两广的熊绣执掌南京都察院，得罪刘瑾集团不浅。刘瑾派人明察暗访，发现熊大人算得上清正廉洁，只好放他退休还家。

三

刘瑾死了，被千刀万剐，挫骨扬灰。但刘瑾现象留给我们的启示却值得反思。

刘瑾的成功源自皇帝的宠幸和大臣的懦弱、攀附。

刘瑾的失败源自皇帝的震怒和痛下杀手，大臣们只是“打蛇随棍上”，附带发泄一下不满。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为了表明和皇帝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

皇帝的宠幸固然势不可挡，但内阁是平衡内廷和外廷权力的最重要力量。想当初，皇帝虽然要求刘瑾掌管天下奏章，但仅限于司礼监的本职工作。刘瑾后来控制内阁，则完全由内阁的攀附与懦弱造成的。

王鏊身历其境，写下实录：刘瑾掌权之初，中外一切的奏章处理，全部都要送到内阁。但内阁秉笔的人偏偏又要讨好刘瑾，要先问清楚刘老公公的处理意见才敢动笔。至于军国大事、官员升迁，还得派人到刘府上问个明白才敢拟旨，最终导致内阁陷落。

王鏊的感慨是：“使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王鏊《震泽长语》卷上）

王鏊的矛头直指李东阳。因为那时候他本人和焦芳刚刚入阁，一切都还得听李东阳的。

但这位李大人、帝国首辅偏偏要听刘瑾的。

皇权的轮轴正向驱动，刘瑾一路高歌，李大学士搭上了顺风车；当皇权的轮轴开始辗轧刘瑾时，李大学士毅然跳车，反戈一击，瞬间变脸，成为正派君子。

同样是这位李大学士，在刘瑾覆亡后还专门上书皇帝，奏请焚烧百官与刘瑾的私人书信。理由很实在，也很荒唐：“当刘瑾专权乱政之时，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杀予夺，惟其所欲，中外臣工，谁不屈意待之！”而这些都是“细故小过，亦须曲赐包容”。如果皇帝一味较真，凡是给刘瑾写过信，送过礼的人都要严肃处理，那整个官场就会“传闻惊骇，各不自安”。最后曲终奏雅——

“臣愿圣明广大涵容，将一应文书涉叛逆事情者，悉焚之以灭其迹。”

这道奏折上得很及时，皇帝批得更及时。

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毕竟，皇帝还要官员们来做事。

所以，刘瑾谋反的惊天大案除了处理刘瑾及其家属、心腹外，其他朝臣又安安心心地回家洗了睡觉，明早起来还是好官自己做，恶人他人当。

当恶人一再申明是被迫为恶，谁又是真正的恶人？

四

凌厉的刀锋剐尽了刘瑾的躯体，但并没有刮掉制度的痼疾。

刘瑾创立的“狮子攻略”在皇权体制下愈演愈烈，形成了“饱狮–饿虎–荒狼–鬣狗”的官场恶性生态链，最低端的吏胥也成为狗盗鼠窃之辈。

而受损者只有两个——天下百姓和大明帝国。

刘瑾是狮子，正德皇帝才是狮子王。

刘瑾的死，最大的受益者是狮子王。牺牲刘瑾，朱厚照获得了刘瑾所有的财富，搬进豹房，设立新库；归罪刘瑾，他成功转移了社会矛盾和政治风险；剐掉刘瑾，他获得了无上权威。

受益者还有张永等人。李东阳上书皇帝说，平定安化王之乱、揭发刘瑾谋反都是张公公等人的功劳，宜加恩典，所以张永的哥哥弟弟、马永成的弟弟、谷大用的弟弟一夜之间全都受封伯爵，世袭罔替。

在这些吃饱的狮子后面，跟着一群饿虎、荒狼和鬣狗，甚至一般吏胥都能变成老鼠和蚂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获取体制内最大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刘瑾死了，天下士气衰残，人心向利，道德成为遮羞布和狼牙棒，或用于掩饰自己，或用于攻击政敌。党争之祸，势所难绾。

体制上，政权仍归内廷，宦官对于国家军政大事、官员任免、司法刑名都有权干预并积极介入，宦官干政一发不可收拾，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社稷根本。

帝国的轮轴沿着这一轨道继续前行，魏忠贤最终横空出世，成为大明王朝的终结者。

五

我们都是欲望图景中的芸芸众生。

讲刘瑾，就是想表达一个观点：皇权叙事的逻辑就是强权和威势。在政治、道德的二维空间，从来没有永恒的荣誉和罪恶，只有永恒的利益；一切不是取决于个体的才智和机遇，而是取决于贴标签者的即时需求和当下心境。

当善恶被定制为简单的两极标签，善恶是非的标准及其区分意义就只能委诸于话语权人的个人喜恶和功利取舍。功勋与罪恶，也就成了政治需求的二维彩屏，起承转合，全赖所谓政治精英的精巧动员和冷漠大众的表面顺从。

刘云生
2018年02月08日

天高鸿苑 排云轩